董迎雯[1]2002年在《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认为众所周知,农药在生产过程中极易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危害,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因此,在农药生产项目投产之前,对拟建项目开展生态风险评价,是新形势下对环境管理的要求。本文探讨了适用于农药生产企业的生念风险评价程序与方法,确定农药生态风险评价由四个部分构成,即受体评价、危害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研究表明,评价以生态资料、环境资料、化学资料、毒理学资料为基础,通过工程分析、源强分析确定目标污染物,鉴别其危害性,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程度、范围等,选择评价终点,利用评价模型预测目标污染物的暴露浓度,分析风险源对受体的危害程度,进行风险表征。 本文选择大丰市农药厂的噻磺隆项目作为案例,采用所提出的程序和方法对拟建项目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噻磺隆项目建成后对周围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加强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风险可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评价结论为制定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了依据。说明该程序与方法适用于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
张锐[2]2015年在《耕地生态风险评价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耕地资源作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具有食物生产、空间承载、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人类不断增加对耕地资源的需求,导致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同时人类不断加大耕地资源利用力度,加之以高能耗和高物耗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导致耕地生态环境日趋严重,产生了一系列生态风险,但目前关于耕地生态风险的研究鲜见报道。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等的支撑下,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范式,系统探讨了耕地生态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来讲,论文开展了以下内容的研究:(1)耕地生态风险形成。从耕地生态系统运行过程入手,分析耕地生态系统的特征、结构、功能、演化,探讨耕地生态风险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2)耕地生态风险评价。在分析耕地生态风险受体、风险源基础上,对比耕地生态风险识别方法,构建基于特征映射理论的耕地生态风险识别模型,开展风险管理目标导向的耕地生态风险识别,构建耕地生态风险评价体系。根据耕地生态风险形成过程、评价体系,建立耕地生态风险评价指标,构建耕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选择耕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3)耕地生态风险调控。建立耕地生态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耕地生态风险调控体系,制定耕地生态风险调控策略。(4)在以上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宜兴市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耕地生态风险管理的路径选择。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耕地生态系统具有组分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营养结构,拥有能量转换功能、物质循环功能、信息转换功能和价值转化功能,其演化过程具有一定的特征。耕地生态风险形成原因包括耕地非农化、农户生产行为方式的变化、环境的污染以及自然灾害等致险因子的危害性,生态环境系统较为复杂、耕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调控体系缺失。在人类干扰下,耕地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灾害导致耕地生态风险形成。(2)耕地生态风险受体是耕地生态系统,生态终点包括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土壤污染、土壤养分含量下降、土壤盐渍化等。耕地生态风险的风险源包括自然风险源和人为风险源,前者是指自然灾害,后者主要分为耕地非农化、边际土地开发、耕地过度利用、环境污染加剧、农户生产行为方式变化等。(3)构建基于特征映射理论的耕地生态风险识别模型,以生态风险管理目标为导向,实现生态风险管理目标特征域向生态风险管理目标危害特征域转化、生态风险管理目标危害特征域向生态风险因子特征域转化,进而有效识别耕地生态风险关键因子,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减少风险、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风险、土壤肥力下降风险、土壤侵蚀风险、景观生态安全下降风险、农业生产综合能力下降风险、净化环境能力下降风险、水土保持功能降低风险、气候调节功能降低风险等。(4)根据耕地生态风险形成过程、耕地生态风险识别结果,通过特征映射模型开展从生态风险因子特征域向生态风险评价指标集合的映射,构建耕地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建立耕地生态风险评价指标,选择熵权可拓物元模型作为耕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5)耕地生态风险调控包括叁个方面,分别为耕地生态风险监测预警、耕地生态风险调控体系、耕地生态风险调控策略,耕地生态风险调控体系包括过程控制体系、环境监测体系、调控组织体系、调控技术体系、调控机制体系在内的多维体系。(6)对宜兴市耕地生态风险而言,生态风险源包括土地资源利用,农户生产行为方式变化,环境污染加剧等;宜兴市生态终点包括耕作层厚度降低、耕地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侵蚀、土壤盐渍化等。耕地生态风险识别结果表明:边际土地开发,建设占用耕地,耕地过度利用,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环境污染导致耕地生态系统产生各种风险。(7)对于宜兴市耕地生态风险而言,和桥镇、芳桥镇、宜城街道、屺亭街道处于"较高风险"等级,周铁镇、新街街道处于"一般风险"等级,新建镇处于"较低风险"等级,其余11个镇处于"可忽略风险"等级。导致宜兴市耕地生态风险的主要因素包括植被覆盖程度、耕作层厚度、单位面积化肥流失量、单位面积农药流失量、农田碳排放强度、边界破碎度、破碎度等。(8)根据宜兴市耕地生态风险形成、评价,建立耕地生态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耕地生态风险调控体系;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区,开展差别化调控,选择合适的调控策略。最后,论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及用地布局,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强生态农业建设,打造新型农业生产主体、提高环保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谭冰[3]2013年在《农药企业场地重金属污染特征及风险管理》文中提出重金属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具有一定的毒性,在环境介质中不会降解和消除,还具有一定的生物积累性,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场地作为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源头,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会对场地内各介质产生一定的污染,还会影响到周边的生态环境及居民健康。为了深入调查场地重金属污染的特征及可能来源,本文选取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属县境内3家代表性农药化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集了场地内废渣、土壤、硬质地面灰尘、地下水,及场地外大范围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地下水样品,调查了企业场地内外多介质中8种重金属(Cu、Ni、Cd、Zn、Cr、Pb、Hg、As)的分布特征,旨在研究场地的存在对周边环境造成的重金属污染。结果表明,3家场地内,仅场地B内灰尘、土壤和地下水部分重金属的含量超过了国家相应标准。总体上讲场地A内各介质存在着相对较高含量的Cu,场地B内各介质中存在着严重的As污染,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场地外区域各介质中重金属的含量较低,除表层土壤中个别点位的Cd含量略高于国家土壤二级标准外,其余点位中各重金属含量均低于相关标准,整体上场地外区域重金属污染程度较轻。利用USEPA的健康风险评价体系对场地内职工的职业暴露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场地B内存在着较严重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部分点位在不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此外场地A的地下水中也有着较严重的致癌风险。在场地外区域中,运用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场地内外土壤中重金属的生态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区域Ⅰ(场地A周边)的平均潜在生态累积风险在轻微级别,最高风险值达到中等级别,区域Ⅱ(场地B和C周边)的平均潜在生态累积风险在中等级别,但部分点位已经达到了极强的级别。最后基于场地内外多介质中重金属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的结果,提出了场地内污染修复和职工职业防护等风险管理的措施。
高鹏[4]2016年在《太原市不同功能区土壤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城市土壤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本文通过对太原市矿业、农业和化工业叁大类企业布局的调查,将太原市分为四个功能区即矿区、灌区、化工园区和生态区。在不同功能区内采集表层土壤样品后分析测定了土样中重金属、多环芳烃、多氯联苯和有机氯农药的含量。本文对不同功能区内污染物的含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和污染评价,并采用土壤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四种土壤污染物在不同功能区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有:1、从重金属污染来看不同功能区中,矿区中的Hg污染较为严重,灌区中的Hg、Cd和Zn叁种元素污染较为严重,化工园区中的Cr和Zn污染水平比其余叁个功能区的要大,生态区中除了 Hg元素以外其余各元素均与背景值相差不大,整体来看Cd和Hg的生态风险水平较为严重,从四个功能区来看,矿区、灌区和化工区均属于中度生态风险,生态区属于轻度生态风险。2、采用情景预测模型对研究区20年后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在乐观情况下20年后研究区8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As、Cu、Ni的含量接近山西省的土壤背景值,说明在乐观情况下假定停止一切污染源后,经过20年的恢复,研究区的土壤质量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无突变的情况下研究区的土壤质量在经过20年后会得到进一步的恶化,Hg和Pb两种重金属的污染尤为严重。3、从有机物污染的角度来看,太原市不同功能区PAHs的污染水平大小为化工园区>灌区>矿区>城市生态区;PCBs的污染水平大小为矿区>化工园区>灌区>城市生态区;OCPs的污染水平大小为化工园区>矿区>灌区>生态区。4、从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来看,四个功能区的总非致癌健康风险总值的大小比为化工园区>矿区>灌区>生态区。各个功能区中重金属的非致癌健康风险值均最占总值比例最大。四个功能区中化工园区土壤中的污染物对人群造成的总致癌风险值最大,矿区次之,生态区的风险最小。其中矿区和化工园区土壤中的多环芳烃和六六六对人体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矿区中的Cu和化工园区中Cr对人体有一定的非致癌风险,化工园区中PAHs的非致癌风险较为严重。本文旨在对太原市土壤质量评价和环境污染防治提供科学指导,并对太原市人群的健康风险防治提供依据。
姚云, 董迎雯, 王刚[5]2005年在《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的内容和方法》文中指出提出了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由4个部分构成:受体评价、危害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评价以生态资料、环境资料、化学资料、毒理学资料为基础,通过工程分析、源强分析,确定目标污染物,鉴别其危害性,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程度、范围等,选择评价终点,利用评价模型预测目标污染物的暴露浓度,分析风险源对受体的危害程度,进行风险表征。
卓东[6]2017年在《高集约化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刚性增长、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背景下,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作物产量,但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投入、种养殖有机废弃物随意处理排放等也导致土壤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农业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呈现加剧趋势。特别是在以高土地利用强度、大量农业化学物质投入为特征的高集约化农区,农业土地利用面临着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双重挑战,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减少或控制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是协调农业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从土地利用系统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系统科学、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农户行为选择理论、可持续农户生计理论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对高集约化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应用进行系统研究,选择案例区从农业土地利用环境风险的诊断与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制图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建立农业土地利用的风险管理体系,以期实现对农业土地利用环境风险的管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价在全面分析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的基础上,识别主要的环境风险来源,分别对化肥、农药、农膜施用以及秸秆处理等农业活动带来的非点源污染来评估中国当前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土地(主要指耕地)的氮磷侵蚀流失量分别为144万t和6万t,单位耕地面积的N、P流失强度分别为13.3 kg/hm2和0.89 kg/hm2,中国东部地区的单位耕地氮磷排放强度较高;全年7种常见农药有效成分流失量达到30t,除草剂乙草胺对总农药流失量的贡献达到77.65%,东北地区的农药流失强度最高,但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农药施用环境风险较高;全国农膜残留率为17.97%,残留量大,大量的农膜残留还会造成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PAEs)含量超标,污染土壤;农作物秸秆焚烧量占到全国秸秆产生量的13.07%,秸秆焚烧在北方主要集中在4-7月,而在南方地区则集中在10-11月。总体上,这些非点源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2.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的环境风险识别、评价及制图以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洞庭湖区为研究区,选取湖南省桃江县为案例区,在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识别主要的环境风险来源,对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探讨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环境风险的制图方法。结果表明:土壤重金属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是桃江县农业土地利用的主要环境风险,另外农药和农膜施用以及秸秆焚烧等在风险评价中也应该重点关注;桃江县的土壤N/P侵蚀流失、农药流失及施用风险、作物秸秆焚、土壤重金属污染等风险程度较高,土壤农膜残留风险较小,各类环境风险空间分布不均;从综合风险的角度来看,风险因子和风险受体脆弱性分布具有较强且趋同的地域特征,加大了人、水体等风险受体的暴露风险,应该加强重点区域管控。3.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管控在大量农户调研、实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农业土地安全利用分区及田间管控等叁个方面探讨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的管控体系。结果表明:桃江县的农户生计正在发生变化,理解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引导农户在生计变化过程中优化土地投入可以降低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环境风险;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研究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户减少农药、化肥等物质投入,在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明显减少区域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风险,决策者应该采取行动合理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由于土壤重金属难于治理,依据土壤-作物重金属协同风险对区域农业土地利用进行综合管理,可以实现对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管控。
朱朝云, 王铁宇, 徐笠, 庞博, 谭冰[7]2013年在《农药企业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及风险评价》文中研究指明为了解典型农药化工厂区及周边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本研究选择京津渤地区某农药企业,对其厂区和周边表层土壤中Cu、Ni、Cd、Zn、Cr、Pb、Hg和As等重金属进行了监测,并采用内梅罗综合指数法、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美国环保署(USEPA)的人体暴露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存在明显的As污染,尤其是生产区土壤中As的浓度达到土壤叁级标准的2.59倍,企业周边土壤也存在普遍的Cd、Pb和Hg累积现象,历史生产过程含砷辅料的使用是造成厂区As污染的关键原因。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来看,企业内部生活区及周边土壤重金属平均总潜在生态风险水平为低度;生产区土壤的重金属总潜在生态风险水平为重度。所有重金属各种途径的非致癌风险迭加均未超过1,非致癌风险在安全范围内,其中主要的非致癌风险贡献元素为Cr、As和Pb。四种致癌重金属Ni、Cd、Cr和As的致癌风险指数从大到小排序为As>Cr>Ni>Cd,Cr、Cd和Ni在企业厂内以及周边土壤中的健康风险值均小于10-6,致癌风险较低,不会对人体造成致癌危害;As在厂内生活区以及厂外周边土壤的致癌风险水平在10-6-10-4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致癌危害;然而,厂内生产区土壤中As的致癌风险值为1.2×10-4,有显着致癌风险。
韦绪好[8]2016年在《焦岗湖流域农田土壤有机氯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焦岗湖流域为研究区,以农田土壤中的重金属、有机氯农药(Organochlorine pesticide, OCPs)和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为研究对象,采用盐酸-硝酸-高氯酸-氢氟酸消解、ICP-AES检测和快速溶剂萃取、GC-MSD检测的方法,研究了土壤中重金属、OCPs和PAHs的含量和空间分布特点,并分析了土壤中重金属、OCPs和PAHs的的污染特征、来源和生态风险。焦岗湖流域农田土壤中6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差异较大,重金属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Cr>Zn>As>Cu>Pb>Cd。相关分析表明:6种重金属之间呈显着相关,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总体处于无污染~中等污染程度,主要的污染重金属元素为As和Cd。空间分布分析表明,地表径流没有影响研究区内重金属的空间分布,流域内不同区域工农业生产活动所排放的重金属数量与强度可能是导致土壤重金属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土壤中20种OCPs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20种OCPs的含量范围为73.07-742.11ng·g-1,平均值为341.20 ng·g-1。异构体比值法评价表明,研究区土壤中存在近期林丹输入的可能,DDTs和硫丹类农药主要来源于早期使用。空间分布分析表明,研究区土壤HCHs含量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农业活动频繁的区域,说明OCPs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土地利用方式、农药的使用习惯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中的HCHs对人体不构成健康威胁。农田土壤中普遍存在PAHs,16种PAHs的含量Σ PAHs范围在28.60-269.54 ng·g-1之间,平均含量为101.78 ng·g-1。7种致癌性PAHs的平均含量之和占16种PAHs含量的14.50%,PAHs空间变异明显,这种变异可能受到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研究区土壤中PAHs总体上是条带状分布,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高值区出现在研究区北部和西南部。异构体比值法分析显示,研究区土壤中PAHs来源广泛,化石燃料或生物质炭的燃烧和油类污染都可能导致土壤中PAHs的污染。毒性当量评价结果表明土壤中PAHs的致癌性较低。综合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焦岗湖流域农田土壤污染指数均在0.6以下,在采集的41个土壤样品中,“清洁”等级的样品有2个,占4.88%,“轻度污染”等级的有20个,占48.78%,“中度污染”等级的样品有19个,占46.34%,研究区土壤总体上表现为轻度~中度污染。
文军[9]2004年在《千岛湖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千岛湖是解放初期国家在浙江西部淳安县境内建设新安江大坝之后蓄水形成的大型深水人工湖泊,其兼具有发电、防洪、灌溉等多项功能。改革开放后,千岛湖的旅游功能不断提升,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评国家AAAA级旅游区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随着区域经济特别是旅游开发活动的升温,千岛湖流域正面临着开发过程中不断增强的人为活动的影响。客观科学地评价由此所带来的生态风险问题,是指导千岛湖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研究以生态风险评价基本理论为指导,在环境现状评价的基础上,对近10年来的常规监测数据、酸雨、底泥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水域生态风险胁迫因子总氮和总磷的预测模型,最后从风险管理对策和风险管理技术两方面提出千岛湖区域生态风险管理体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利用2002年的环境常规监测数据,对千岛湖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价,全湖水质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但是,千岛湖区域酸雨污染问题非常突出,千岛湖局部区域水质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影响千岛湖平均水质的最主要污染因子是TN,其次为TP,再次是高锰酸盐指数、粪大肠菌群及BOD_5。全湖水质分析的结果表明,TN的污染负荷比高达50%,TP的污染负荷比为17%,高锰酸盐指数、粪大肠菌群及BOD_5的污染负荷比分别为12%、9%及8%,其余项目污染负荷比只占4%。从富营养化评价结果显示,总体评分为35.8分,全湖水质已为中营养状态。此外建筑扬尘、油烟污染、噪声等环境污染也比较突出。 通过对千岛湖区域的生态风险源与胁迫因子的系统分析,确定了本区域生态风险源主要有农业污染、城镇化、采矿业、点源排污、交通运输、大气沉降、旅游业、畜牧水产养殖业、林业、外来生物入侵、洪水灾害等。区域风险胁迫因子主要是有毒化学物质、病原体、营养物质等方面。确定了以千岛湖水质变化为生态风险评价终点,并提出了以保持或提高本区域水质;遏制区域内酸雨恶化或劣变趋势;本区域的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的恢复与增长;保证水力发电、防洪与灌溉的需要;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保障娱乐与旅游业的需要等为区域生态风险管理目标。 千岛湖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分析,近十年来千岛湖多数监测项目和各断面污染指数都出现显着下降的趋势,全湖综合水质出现趋好的走势,表明千岛湖总体水质的变化正处于相对低的风险状态之中。各断面水污染综合指数的对比分析显示,代表千岛湖叁个主要来水水质的街口、航头岛和百亩畈叁个断面分列前叁,通过河流污染物的输入是千岛湖水质下降的主要风险来源,其中街口指标显着高于其它断面,它是正常年份中污染输入强度最大的来源。各监测项目污染指数的对比分析表明,总氮、溶解氧和高锰酸钾指数排列前面,仅有总氮项目的综合污染指数高出国家标准限值,各断面的总平均值达到1.6,而其它各项均低于0.5,说明总氮的输入是在近期千岛湖水质下降风险中首要问题。根据各断面水质污染综合指数负荷比的比较分析,街口、航头岛和百亩畈叁个断面排在前列,街口该指标远高于其它断面,多年平均负荷比高达17%。趋势分析中,除街口和西园码头外其它各断面负荷比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表明它们对整体水质上升的贡献不高,分别表现出入湖水质和人为活动在延缓水质上升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在考核各监测项目综合污染指数分担率的分析中,总氮、溶解氧和高锰酸钾指数排在前列,叁项分担率之和达全湖71%,其中总氮接近49%,显着地高于其它项目。趋势分析中总氮的分担率出现了显着性的下降趋势,同时其它项目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大肠杆菌的变化趋势尚不明确。以有序聚类法分析全湖水质变化趋势的一致性结果显示,1998至1999年是千岛湖水质状态变化规律的最优分割点,并且在1998年后全湖总体水质上升的一致性明显高于此前各年份变化过程。 洪水对千岛湖的水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19%年洪灾中千岛湖总体水质在多年走势图中出现“污染峰r,现象,表明外来面源污染是主要污染来源。根据洪灾前后水质变化对比分析,千岛湖水体受洪灾的影响仅局限于当年,通过水体的缓冲和自净能力的恢复,各项污染指数在灾后都能迅速恢复至止常状态。在洪灾年中,水质污染指数排序及负荷比均是百亩贩、航头岛、街口和叁潭岛,四断面总负荷达到全湖72%。与正常年份不同,百亩贩是洪灾中水质最差的断面,根据洪灾年与灾前年的污染指数比值显示,水质变化对洪灾的敏感性次序是百亩贩、航头岛、二潭岛和街口,受洪灾影响变化最大且对全湖水质影响最大断面均是百亩贩和航头岛,二者上升幅度达到叁倍之多。对洪灾年的各项监测项目的分析显示,洪灾年中综合污染指数对全湖分担率最高的是大肠杆菌和总氮,其它各项目分担率很低,对洪灾年中的总体水质几无影响,大肠杆菌分担率高达46.6%,取代了总氮的位置成为洪灾年中水质的最大污染因素。洪灾年与灾前年的污染指数比值显示,对洪灾影响敏感而污染指数发生迅速上升的监测项目依次是大肠杆菌、总锅、氨氮、总错和总氮,其它项目无明显变化。,又肠杆菌在洪灾年中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刘勇[10]2008年在《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土地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文中提出由于城市的扩张、工业的发展,城市周边土地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土地类型、结构不断转化,农用地大幅度减少;同时,工矿企业生产排放的化学品和农药化肥的施用造成土壤污染,土地质量下降;人口密度增大,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造成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的风险,已引起了研究者、管理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如何在实践中辨识土地生态风险的压力因子?如何进行有效的生态风险评价并用之于土地管理?还没有成熟的方法,目前我国对于土壤风险评价大多数是针对土壤中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来表征或评价包含物理压力、化学压力和生物压力在内的土地生态风险。本文在研究土地生态风险理论的基础上,将土地生态风险压力因子分为物理因子、化学因子、生物因子,选择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省太原市为研究区域,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建模技术,结合土壤采样分析,研究了太原市土地生态风险的物理压力和化学压力以及压力因子的时空变化和分布特征,并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对土地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借鉴的经验。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1、以土地生态风险分析为出发点,对重工业城市周边土地生态风险的压力因子、暴露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多压力因子的区域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并主要对物理压力和化学压力的影响进行评价。2、以太原市1990和2004年Landsat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分析太原市土地利用格局的时空动态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选取土地利用指数和景观指数分析了土地生态系统的风险。结果表明:1)在城市化的作用下,原城镇周边的土地类型如耕地、草地、林地等被大量占用,城镇用地不断增加并集中。2)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复杂的相互转换,尤以城市周边的林草交错带和农草交错带变动剧烈。3)区域景观的多样性增加,优势度减小,土地利用趋于破碎化,土地生态系统的风险程度增大。3、对太原市周边土壤进行布点采样,分析测定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和土壤理化性质,将GIS技术与地统计学方法相结合,探讨了该地区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重金属元素的空间相关性较弱,N、P、K的空间相关性中等;不同的重金属元素和养分元素的分布格局不同,这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如地形、母质等)和随机因素(如工农业生产、交通等)的作用引起的。城市工农业的区划与土壤元素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影响。4、应用土壤污染单因子指数法、综合指数法、Hankanson生态风险指数法等多种方法对研究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八种重金属元素中,Hg、Cd的风险程度较大,其他重金属元素的风险较低;Hankanson综合风险指数评价表明土壤重金属的风险基本在“中”到“较高”,个别点的风险程度高;研究地区的北部和中部风险程度较高,这两个地方是太原市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交通污染共同导致了土壤重金属的高风险。5、选择能表征土地质量的性状、功能和立地条件的综合指标,包括土壤区位条件、立地植被类型、土壤pH、理化性质(N、P、K)和重金属元素(Pb、Cu、Ni、As、Cd、Cr、Hg、Zn),运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集成,形成综合表征土地质量的模型,对研究区土地质量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SVM评价法是基于多个土地生态系统指标的综合评价,可以弥补其他评价方法的不足,用于土地质量综合评价有着广阔的前景。6、在土地生态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构造多元数组结构模型进行太原市土地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城市周边土地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土壤污染以及土地承载力造成的生态风险分析出发,构建了土地生态风险评价的概念框架,从多尺度、多压力的角度评价土地生态风险。将空间信息技术、地统计分析技术、景观生态学理论综合运用于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中,对太原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结构风险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进行了研究,丰富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土壤污染评价的研究成果。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理论,构建一种新的土地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克服了传统的单因子评价、综合指数评价和生态风险指数评价的不足,为土地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如何对多尺度、多压力的生态风险进行综合是一个难题,本文首次构建了多元数组结构模型,为多压力因子的土地生态风险综合评价在方法上提供了新思路,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研究[D]. 董迎雯. 南京理工大学. 2002
[2]. 耕地生态风险评价与调控研究[D]. 张锐.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3]. 农药企业场地重金属污染特征及风险管理[D]. 谭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3
[4]. 太原市不同功能区土壤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D]. 高鹏. 山西大学. 2016
[5]. 农药企业生态风险评价的内容和方法[J]. 姚云, 董迎雯, 王刚. 污染防治技术.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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