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玙墓志与唐进士科试杂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杂文论文,唐进论文,士科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6-0033-06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六三《大唐故亳州谯县令梁府君之墓志》云：“公讳玙，字希杭，京兆长安人也。……公生而岐嶷，见异州闾，羁髾之年，日新□藻，明《穀梁传》，入太学。逮乎冠稔，博通经史，诸所著述，众挹清奇。制试杂文《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及第，编在史馆；对策不入甲科，还居学。间岁，举进士至省，莺迁于乔，鸿渐于陆；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逡奔执豆。其年放选，郑部雄藩，原武大县，公牵丝作尉。”[1]1407对以上这段话，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解读。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在“仪凤四年己卯(679)”下云：“梁玙……以开元二十年卒，年七十三推之，本年为二十岁。其应制及第当在本年或明年。所载试诗赋题，为存世唐人试诗赋的最早记载，弥足珍视。‘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云云，当指武后亲享明堂、改制称帝一事，因知玙复于永昌元年(689)进士及第。”[2]211-212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在仪凤四年“应制及第”下补“梁玙”，云：“按梁氏卒于开元二十年(732)，享年七十三，则其二十岁在仪凤四年。亦见陈补。”又于永隆二年(681)“进士”下补“梁玙”，云：“按梁氏……二十岁在仪凤四年(679)。又其举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 (681)。”[3]82-86按，上述两种对《墓志》的解读，都存在问题。“间岁”者，隔一年也。《汉书·韦玄成传》：“上陈太祖，间岁而袷。”师古注：“间岁，隔一岁也。”陈尚君《正补》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举进士及第在永昌元年，这明显与《墓志》中的“间岁”之语不合；孟二冬《补正》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虽同“间岁”之语相合，却与《墓志》中的“属（适值）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之语抵牾。那么，什么才是对《墓志》的正确解读呢？
要对《墓志》有正确的解读，其首要的前提是，对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准确的了解。《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所谓“应制及第”，指的是应科名不可考的制举登第。徐松《登科记考·凡例》：“今以制举及第姓氏文章之可考者，各标其科；若有姓氏而科之名不可考者，则依《登科记》初唐之例，标曰应制及第。”事实上，梁玙首次所应的科举考试，既非制举，亦未曾登第。根据何在？首先，唐代制举通常只有一个试项：即试策，《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注云：“制举试诗赋自此始。”可知此前的制举，并不试诗赋，而且据现有的材料，此后也基本上没有再试过诗赋①”；而《墓志》所记梁玙首次应的科考，却有两个试项，即先试杂文（诗赋），而后试策。其次，《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后又去应进士试，这同唐代的制度是不相合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指出：“大约制举的名望高出于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试的，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试的，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并无制举登第再去应进士、明经试的。”（第114页）按，唐人应举的目的，无非为了做官，而依唐制，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做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授官，当时往往有进士及第后候选多年尚未得到官职的情况，所以便有尚未得到官职的进士及第者再应制举试以求速仕的；而制举及第者，一般都能立即授官，既然已解决了做官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应进士试了。②第三，梁玙若果应制举及第，理当立即授官，不会像《墓志》所说的那样，在及第后“还居学”。所以，梁玙首次所应科考，并非制举。
那么梁玙所应，究为何科？我认为应是进士科。进士科唐初只试策，至高宗永淳元年(682)，才改为两个试项。《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条流明经进士诏》：“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即为恒式。”末署“永隆二年八月”。此诏发布于永隆二年(681)八月，由于其时当年贡举期已过，所以只有到第二年（永淳元年）才能正式实行进士科的两场考试：第一场试杂文，第二场试策。《墓志》“制试杂文”云云，说的正是高宗下诏实行进士科两场试后，梁玙参加试杂文和试策的情况，因此梁氏所应应是进士科，其时当在永淳元年之后不久。唐代进士科的两场试（后改为三场试），每场定去留，第一场试杂文通过，才得以参加第二场试策，试策也通过，才算真正及第。《墓志》称梁玙试诗赋“及第”，是指第一场试通过，唐代科举考试皆据成绩之高低设定若干等第，如《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考试成绩达到设定的等第为“及第”，也就是应这场试中式、被录取之意；称“对策不入甲科”，则指第二场试未通过，总结果仍为落第。所谓“不入甲科”，只是试策未及第的一种委婉说法。《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按令文……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丙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进士实际无甲科，唐人的传记、墓志中常说的“登甲科”一类话，不过是誉词③，因此不能将“不入甲科”理解成“登乙科”。由下文“还居学”（返回太学读书）之语，亦可证梁玙首次应进士试未登第。
梁玙首次应进士试在哪一年？要弄清这个问题，须先弄清他第二次应进士试及第的时间。《墓志》谓梁氏进士及第时，“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关于拜洛，《通鉴》则天后垂拱四年 (688)载：“四月……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载同。关于拜明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曰：“永昌元年(689)春正月，神皇（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考则天于垂拱四年五月下诏拜洛，所以梁玙之被选为拜洛典礼的斋郎，应在此年五月以后；而其进士及第，则当在五月以前，即垂拱四年春。至于梁氏授郑州原武尉的时间，应在其以斋郎身份参加享明堂典礼之后，即永昌元年季春（唐时吏部铨选，始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毕）。既知梁玙进士及第的时间为垂拱四年，也就知道他首次应进士试落第的时间为垂拱二年（说见前）。垂拱二年梁玙已二十七岁，这同《墓志》中“逮乎冠稔”等语是否矛盾？按，《墓志》先叙梁氏幼年入太学事，又接叙其到了二十岁，学问大进，有多种著述，为众人所汲取，而后再叙其应试事；“逮乎冠稔”四句与“制试杂文”四句所述为二事，“众挹清奇”句下应加句号，我们只能说梁氏应试事发生在“冠稔”之后，而不能说它即发生在“冠稔”。
据《墓志》，垂拱二年(686)进士科的杂文试题为《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朝野多欢娱诗》今皆不存，《君臣同德赋》则仍有一篇保存在《文苑英华》中。《英华》卷四三首篇即此赋，未署作者姓名（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本署“失名”），它当是梁玙或同时应试者所作，而《全唐文》卷六九二却将它误作中唐白行简之文收录，此赋之前一篇为白行简《文王葬枯骨赋》（《英华》卷四二末篇），《全唐文》编者遂误以为此赋的作者也是白行简，《御定历代赋汇》卷四一收此赋署“唐阙名”，即不误。④《君臣同德赋》曰：“巨唐累圣重光，盛烈贯于千古，英声超于百王。……君臣同德而均美，圣母临人而永昌，岂徒超五臣而逾十乱，固将六五帝而四三皇！”圣母，对帝母、皇太后的尊称。如《旧唐书·文宗纪》：“文宗……乙巳，即位于宣政殿。……戊申，尊圣母为皇太后。”此指武则天。据两《唐书·则天皇后纪》、《通鉴》等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崩，皇太子李显（中宗）即皇帝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而是时武后“既将篡夺”，“自临朝称制”；次年二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睿宗）为皇帝，“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到了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后遂自即帝位，“改国号为周”。赋所谓“圣母临人（民）而永昌”，即指武后临朝称制而言，所以此赋当作于光宅元年(684)以后；《正补》、《补正》断梁玙首次应试在仪凤四年(679)，这同赋中的“圣母”等语不合，因为那时高宗还在世，武则天只是皇后，而非帝母、太后，不得谓之“圣母”。又，赋中有“巨唐”之语，所以它当作于武后改国号为周以前。上述这一切正好证明，笔者上文定梁玙首次应进士试的时间为垂拱二年(686)，完全可以成立。
据徐松《登科记考》，唐进士科试杂文用一诗一赋，始于开元二十二年(734)，现在本文所考，已将试杂文始用一诗一赋的时间，往前推移了48年。早在武后垂拱二年，就有试杂文用一诗一赋的例子，这个事实对于唐诗发展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关于进士科试杂文两首，《登科记考》卷二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对徐松此说，当代学者大都表示赞同。如《唐代科举与文学》说：“（徐松）这段话说得扼要明白，对于唐代进士试杂文的演变讲得十分清楚……徐松的话是有事实根据的。”（第169页）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说：“高宗永隆二年(681)诏进士试杂文，由于加试杂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应进士举者的文字水平，故所试杂文即为士子所熟习的箴、表、铭、赋之类。……直到开元末年，杂文仍未专用诗赋。正如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卷二引录永隆二年八月诏时所说……。”[4]148-149按，由于永淳元年(682)进士科开始实行试杂文以后的历年杂文试题，实际上大都难以考知，所以徐松的上述说法，是否有确凿的事实根据，也就很可怀疑了。
下面，先将永淳元年以后可考知的进士科杂文试题一一列出：
垂拱元年(685) 《九河铭》 《高松赋》
垂拱二年(686) 《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
开元元年(713) 《长安早春诗》 《出师赋》⑤
开元二年(714) 《旗赋》
开元四年(716) 《丹甑赋》
开元五年(717) 《古木卧平沙》诗⑥ 《止水赋》
开元七年(719) 《北斗城赋》
开元十一年(723)《黄龙颂》
开元十三年(725)《终南山望馀雪》诗 《花萼楼赋》⑦
开元十四年(726)《考功箴》
开元十五年(727)《积翠宫甘露颂》《灞桥赋》⑧
开元十八年(730)《柳陌听早莺》诗⑨ 《冰壶赋》
开元二一年(733)《积雪为小山》诗⑩
开元二二年(734)《武库诗》 《梓材赋》
开元二六年(738)《明堂火珠诗》 《拟孔融荐祢衡表》
开元二七年(739)《美玉诗》 《
荚赋》(11)
天宝六载(747) 《罔两赋》
天宝十载(751) 《湘灵鼓瑟诗》 《豹舄赋》
天宝十五载(756)《东郊迎春诗》
以上进士科杂文试题，凡未加注说明根据者，皆据徐松《登科记考》。下面，试将以上资料同徐松的说法作一番对比与分析。自开始试杂文的 682年至先天元年(712)，凡31年，除去一年（延载元年，694）不贡举，实为30年，按规定每年杂文试题两个，应有试题60个，然而其中可考知的，却只有1/15，即4个。在这四个试题中，有赋二、诗一、铭一，根据这样的资料，难道能够得出712年以前进士试的“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的结论吗？显然不能。再看一下“开元间”的情况：开元时期共29年，应有杂文试题58个，其中可考知的有22个，包括赋十、诗八、颂二、箴一、表一。在这22个试题中，诗赋达18个，占82%，“箴铭论表之类”只有4个，占18%。又，天宝时的情况是：共十五年，应有杂文试题30个，其中可考知的只有四个 （诗二、赋二）。徐松所描画的唐代进士试杂文的演变情况是，自682至712年，杂文两首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到了开元(713-741)间，才“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并出现了杂文全用诗赋（即用一诗一赋）的情况，直到“天宝之季（末）”，杂文专用诗赋的固定格局才最终形成。然而，我们由上述不完全的资料所看到的演变情况却是，自682至712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已占多数，而“箴铭论表之类”，只占少数，而且早在武后时代，已出现了杂文全用诗赋的情况；到了开元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的比重又进一步增大，已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而且杂文全用诗赋的年份也大增（开元间每年两个杂文试题都可考知的年份共有八个，其中用一诗一赋的年份即占了六个）；至于杂文专用诗赋的固定格局最终形成的时间，徐松说在天宝之末，从开元时期杂文试题的演变趋向看，当过晚。
自682至712年的杂文试题，徐松自己仅只考出了两个（一铭一赋），那么，他根据什么说这个时期的杂文，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呢？我认为，他根据的是，自己对杂文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关于杂文，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先以十分之九以上的篇幅，论述其包含有对问（始创于宋玉的《对楚王问》）、七（首制于枚乘的《七发》）、连珠（始于扬雄《连珠》二首）三种类别之文；又在此文的结尾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凡此十六名，虽总称杂文，然典可入《封禅篇》，诰可入《诏策篇》，誓可入《祝盟篇》，问可入《议对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章可入《章表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览略篇，或可入《诸子篇》。）”[5]269刘勰的所谓杂文，明显有广狭二义之分，前者（包含对问等者）为狭义，后者则为广义。广义之杂文，兼含了用韵之文与无韵之笔。那么唐初进士科加试的杂文，指的是什么文章？上文提到的永隆二年(681)发布的诏令说：“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文律，谓文章之音律，见《文选》陆机《文赋》“普辞条与文律”五臣注。试杂文既以“识文律”为及第标准，则杂文当为用韵之文或主要为用韵之文。再从已考出的杂文试题来看，垂拱年间有赋二、诗一、铭一，显庆四年(659)有表一、箴一（见《登科记考》），开元十一年有颂一，由这些事实大抵可以推知，712年以前的杂文，指的是赋、诗、铭、箴、颂、表之类，其中赋、诗、铭、箴、颂为用韵之文，表为无韵之笔。(12)”徐松的说法同上述结论的不同在于，首先，徐松遗漏了最为重要的赋、诗；其次，徐松未及颂而提到论，论为无韵之笔，现在我们尚未见到初、盛唐进士科试杂文有用论的例子。唐人对于杂文还有别的理解与用法。在杂文专用诗赋之后，唐人或径以杂文指诗赋，如权德舆有《上巳日贡院考杂文不遂赴九华观祓楔之会以二绝句申赠》诗，“杂文”即指诗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说：“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又，唐人有时也以杂文指诗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白居易《与陈给事书》：“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此“杂文”包括赋而不包括诗。柳宗元《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宗元启……谨献杂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贬，终身之幸，无以加焉。”题称“献所著文”，则此“杂文”亦应不包括诗。到了宋代，常以杂文指诗、赋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分成赋、诗、歌行、杂文等38类，诗、赋皆在杂文的范围之外。又如欧阳修《与张菜秀才第一书》：“前日辱以诗、赋、杂文、启事为贽，披读三四，不能辄休。”所称“杂文”亦不包括诗、赋。延及清代，仍常以杂文指诗、赋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四库全书·曹子建集》“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又《盈川集》“提要”云：“《盈川集》十卷……凡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所称“杂文”都不包括诗、赋。徐松显然承继了这种对杂文的理解，所以在仅只考出两个杂文试题的情况下，即断定自682至712年的所谓杂文，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然而如前所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现在已考知的这个时期的杂文试题的实际。
《唐代科举与文学》赞同徐松的上述说法，并由它引出如下的结论：“可见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余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世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第170页）由于徐松的说法，系从自己对杂文概念的理解出发，而非自事实出发，所以由此引出的上述结论，也就不免有可商之处，或者说，须作进一步研究。应该承认，唐代诗歌的发展繁荣，对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是颇有影响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即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对于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及其后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自 682至712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已占多数，到了开元时，诗赋在杂文试题中的比重又进一步增大，已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这显然会把士人的注意力引向诗歌，造成他们普遍重诗、学诗、作诗的风气，正如广德元年(763)杨绾《条奏贡举疏》所说：“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这种诗歌的大普及，对于士人写诗技巧的培养、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诗歌高潮的到来，无疑都具有促进的作用。可以说，唐诗的发展繁荣与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这样说，也许比较全面和客观。
收稿日期：2006-09-26
注释：
①关于这个问题，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六章，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七章第四节皆有详述，可参阅。
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七章第四节，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参见《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一章第三节。
④《文苑英华》卷43第二篇《垂衣治天下赋》，亦未署作者姓名，《全唐文》同样将其误作白行简文收录。
⑤本年此二试题据《正补》之说，见陈尚君《自选集》第221页。
⑥《文苑英华》卷187省试八有王冷然《古木卧平沙》诗，考冷然于开元五年登进士第，则“古木卧平沙”当为本年进士科试题。按，唐时每年应进士试者“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1），他们所写的省试诗，绝大多数已为历史所淘汰，只有极少数的省试诗，得以在当时流传并保存了下来；这些诗的作者，大多为当年的及第者，或虽未及第却有诗名的人，所以此处姑将“古木”诗当作及第者的省试诗看待。下文注同。
⑦本年此二试题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之说，见该书第273、274页。
⑧此题据《正补》之说，见《自选集》第225页。
⑨《文苑英华》卷185省试六有陶翰《柳陌听早莺》诗，考翰于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则“柳陌听早莺”应为本年进士科试题。
⑩《文苑英华》卷187省试八有刘慎（眘）虚《积雪为小山》诗，考慎虚于开元二一年登进士第（参见《登科记考补正》），则“积雪为小山”应为本年进士科试题。
(11)本年此二题据《正补》，见《自选集》第228页。
(12)参见《文心雕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