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身份：《茫茫藻海》中的食物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舌尖论文,食物论文,身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茫茫藻海》问世于1966年，出版后很快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为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多米尼加裔英国女作家简·里斯赢得多项创作奖项，其中包括英国皇家文学奖。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存在较大争议，有批评家认为里斯“将尊严还给了此前黯然失色的人物”(Winterhalter 216)，也有学者认为《茫茫藻海》中的安托瓦内特和《简·爱》中的贝莎最后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是不能发声的人物，既远离牙买加，又人格分裂”(Kamel 15)。笔者无意直接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而是聚焦于小说中常被评论者忽视的、有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生活细节的描述，采用当下西方文学理论界新兴的食物研究视角，对作品中的食物意象和饮食场景进行阐释，从而揭示食物与身份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掘食物背后的政治符码和人类情感。 从里斯对故事焦点和叙述视角的安排来看，小说的女主角毫无疑问是安托瓦内特。但库彼兹切克(Missy Kubitschek)坚持认为文本中真正的女主人公是克里斯托芬，理由是“安托瓦内特参与了她的自我毁灭：她的选择很重要，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虽然小说对安托瓦内特流露出同情，但它并没有塑造另一个父权和帝国主义体系下无助的受害者。相反，在《茫茫藻海》中，克里斯托芬成功捍卫她的边缘地位与安托瓦内特通过自我毁灭来使自己被同化形成强烈的对比”(24)。笔者的观点是，厨娘克里斯托芬不是女一号，但她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安托瓦内特回顾童年生活时说道，“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里度过。厨房是一座独立的建筑，距离主屋有点距离。克里斯托芬睡在厨房旁边的小屋里”(里斯6)。在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厨房是一个充盈着家庭温暖的地方，是“整个屋子内最温馨舒适的房间”(David 23)，是一个“交谈、玩耍、抚养孩子、缝纫、吃饭、阅读、休息和思考的空间”(Grigson 13)。这种感受对安托瓦内特这位前奴隶主的女儿而言尤为强烈。她之所以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厨房度过，是因为年幼时家中出现诸多变故，例如，生父去世、母亲改嫁。这种孤儿状态在她的一句回忆往昔的话中得到充分体现：“由于时间晚了，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单独吃”(里斯23)。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种植园主的孩子如没有大人陪同，只能独自吃饭，不允许和侍者一起用餐。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八岁的孩子每天单独吃饭是何等孤寂。 克里斯托芬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安妮特的黑人女仆，一直兢兢业业地服侍着主子一家。作为生母的安妮特对女儿缺乏关爱，致使克里斯托芬替代了她的母亲角色，保姆与孩子之间建立起互信和互爱的关系(Narain 131)。克里斯托芬是安托瓦内特的照料者、知心人和代言人，在小女孩的身心成长和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青春期的女儿经常通过浪漫化另一个女人而不是她们的母亲，来实现与她们同性的认同”(Reventós 288)，在亲生母亲不称职或缺场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安托瓦内特幸福地享受着克里斯托芬母亲般的呵护，在本能上她更倾向于接受厨娘代表的加勒比文化而不是安妮特代表的英国文化。克里斯托芬懂得奥比巫术，平时对人比较严格，海湾边的女人对她有几分惧怕，但“她们仍然买来水果蔬菜作为礼物，天黑以后，我经常听到厨房里传来低语声”(里斯8)。当地妇女相互馈赠食物，在厨房里一边制作美食一边闲聊。在纷争混乱的加勒比社会，这个为人类生生不息提供养料的私密小空间透着安宁和谐的气氛。 厨房和厨娘对安托瓦内特来说象征着关爱和温暖。罗切斯特对厨房的看法与他妻子正好相反，他从不去厨房，“见到他们[罗切斯特夫妇的仆人]的时候不多。厨房和乱哄哄的厨房活动与我们有段距离。她给钱的时候大手大脚，数也不数，不知道给了多少出去，还有些陌生面孔，姐妹啊、亲戚啊什么的，经常出现又消失，没有一次不是大吃大喝一顿。她自己都不管，我怎么好问呢？”(里斯79)。男主人公认为厨房杂乱吵闹，与女主人公将厨房视作温馨场所的看法截然不同。另外，他将妻子的亲戚朋友都看成是放纵食欲的人，跟他们没有言语和情感交流，对妻子和他们的交往方式也表示不满和反感。 罗切斯特夫妇在对待周围人的态度上的最大分歧，毫无疑问在于如何评价厨娘克里斯托芬。对安托瓦内特来说，克里斯托芬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对罗切斯特来说，她是灾祸的源头。厨娘视小主人为己出，不但给她烹饪美味可口的食物，还给她吟唱当地的歌谣，讲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在草木繁盛、空寂无人的山野荒园中，在父母的关爱缺场的情况下，只有克里斯托芬的厨房让安托瓦内特感到安全温暖。在安托瓦内特家道中落、孤立无助的时候，全靠不离不弃的黑人厨娘一手张罗，一家人才得以远离饥饿。 在安托瓦内特遭遇婚姻危机时，克里斯托芬再一次成为她的坚强后盾。里斯在文本中展示了一幕已婚女人情感受挫后回娘家的情景：“后来我叫醒她，让她坐在太阳里，在清凉的河水里洗澡。尽管她困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我给她炖了好吃的浓汤。有牛奶就给她喝，从自家果树上采下果子给她吃。她没胃口的时候，我就说：‘给我个面子，吃一点吧，doudou。’就这样她才肯吃，吃完又睡觉了”(里斯151)。厨娘不仅提供滋补身体的食物，还给精神崩溃的安托瓦内特注入生活的信念。 然而，在罗切斯特看来，克里斯托芬恰恰是一个破坏他和妻子婚姻关系的负面人物。他诬陷克里斯托芬，把他妻子精神不振的责任全部推到她头上：“我看你是用劣质朗姆酒把她灌了个烂醉，搞得她精神崩溃。我几乎都认不出她来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干——我想是恨我吧”(里斯152)；“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怪你，所以你不要再来了”(156)。在加勒比地区，上层富人和底层穷人都爱喝朗姆酒，当然他们饮用的酒在品质和价格上相差悬殊。小说中有一处描写了克里斯托芬的儿子乔乔劳作之后回到家将半杯白朗姆酒一饮而尽(110)，但并没有关于安托瓦内特在厨娘家喝酒的叙述，倒是罗切斯特夫妇在自己家中喝酒或酗酒的场景反复出现。克里斯托芬成为罗切斯特这个殖民主义和父权主义代表的替罪羊。 令读者感到鼓舞的是，厨娘不甘于做沉默的羔羊，虽然她一生忠诚地为老奴隶主一家效劳，但她绝不臣服于这个闯入殖民地的英国男人。克里斯托芬就像西印度群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变化。她坚守着土著身份，对本地的饮食和风俗怀有强烈的自豪感： 在她[安托瓦内特]周围打转的黑女人[克里斯托芬]说：“姑爷，尝尝我泡的牛血。”她递给我的咖啡很好喝，她手指细长，我觉得挺漂亮。 “不是英国太太们喝的那种马尿，”她说，“我了解她们。喝就喝黄马尿，说就说瞎胡扯。”她向门口走去，裙子拖地，沙沙作响。她在门口转过身来：“我叫个女孩来清理你们弄得到处都是的鸡蛋花，这会招来蟑螂。小心点，别踩在花上滑一跤，姑爷。”她轻快地走出门去。 “她的咖啡味道很好，但说的话太难听，而且她应该提起裙子走路。一大截裙摆拖在地上，肯定会脏得厉害。” “她们不提起裙子是表示尊敬，”安托瓦内特说，“或者是在节日期间，或者是在望弥撒的时候才不提起裙子。”(里斯74) 这段文字对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克里斯托芬的个性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种族之间的误解从这段话中可见一斑。男主人认为克里斯托芬应该提起裙子走路，但他不知道当地女仆不提起裙子走路意味着对主人的尊敬。当然，厨娘是为了尊敬安托瓦内特才不提起裙子走路，而不是为了尊敬她的丈夫。其次，克里斯托芬对本土食物大加赞赏，对殖民者的食物却不以为然，她满怀优越感地给英国男人提供本土食物，成功地把食物当作反抗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与克里斯托芬矢志不渝的身份固守不同，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摇摆不定，这为她的精神分裂埋下了祸根。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沧桑，家族变迁的印记在饮食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安托瓦内特生父的去世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她由一个享用八珍玉食的小公主沦落为险些食不果腹的“小乞丐”。小说中第一次提到吃的场景便是致命的，她家的马被人毒死了。多亏克里斯托芬这个巧妇的艰难应对，这个落败的家庭才免于挨饿。 梅森先生的到来，给跌入低谷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安托瓦内特的日常生活也渐有起色，这首先体现在膳食上：“新佣人麦拉站在餐柜旁，等着换盘子。我们现在吃英国菜，牛肉、羊肉、派、布丁。我很高兴过得像个英国女孩，但我仍然思念克里斯托芬的手艺”(里斯23)。如果人们是通过“谁是他者”来定义自己，那么他者“在食物中的体现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明显”(Sceats 162)。一个人选择某种饮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这种饮食背后的族群身份的认同。安托瓦内特描叙的有关“吃什么的信息揭示出她对自己社会身份的模棱两可态度，她最初的(白)克里奥人身份被她母亲新嫁的英国丈夫带来的变化所重塑”(Skubal 62)。食物是文化的中心层面之一，她既想接受英国饮食，又无法放弃克里奥饮食，饮食选择两难正是她内心矛盾的外在表现。她的精神和她的胃口一样，处于一种无法弥合的张力状态。继父给安托瓦内特带来的影响，使前文谈到的她在生母和“养母”之间的抉择进一步复杂化。她的皮肤和味蕾产生了冲突，“她被‘两个母亲’夹在中间，无法和任何一方完全融合”(Adjarian 203)。作为一个克里奥人，安托瓦内特的身份状况非常尴尬，她既不属于英国白人阶层，又不属于加勒比的黑人群体，从而成为一个不上不下、两头不靠的“夹心”团体。 在黑人暴动时，安托瓦内特儿时唯一的玩伴、黑人女孩提亚毅然抛弃了她。安托瓦内特天真地跑向提亚，“因为她是我过去的生活所唯一留下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吃过相同的东西”(里斯33)。但提亚竟然朝她扔石头，把她砸得头破血流。提亚并不是安托瓦内特的镜像，而是“无法通过她来实现自我认同的他者”(Spivak 250)。尽管她们一起吃过相同的东西，但她们都并没有摆脱种族偏见，安托瓦内特在内心仍旧把提亚看成下等人，后者也并没有超越黑人对白人的怨恨。当种族冲突爆发时，昔日看似友谊浓厚的两种肤色的人立刻形同陌路。同样，她的继父梅森先生也错误估计了黑人的仇恨意识。他在黑人闹事时预测说：“比我想象的人要多，态度也很恶劣。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会后悔的。我估计到明天就会有人送糖浆、罗望子果和姜糖来谢罪”(里斯26)。梅森先生等待的象征着谢罪的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相反，当晚的暴动从此将他的家庭推人瘫痪状态。 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体现在诸多方面，或许最显而易见的方面是它的膳食餐饮。“人们所吃的东西既向自己也向别人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内涵”(西敏司24)。安托瓦内特的生父死后，她家的生活状况从天堂跌入地狱，黑人们则不断造谣生事，捏造她家一日三餐的寒碜状况。提亚曾向她转述过当地人盛传的谣言：“她听说我们全都穷得像乞丐。我们吃咸鱼——没钱买鲜鱼”(11)。穷的标志首先是吃差的食物。对于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鱼是主要食材，鲜鱼的价格低廉，如果哪家连鲜鱼都买不起而吃咸鱼，足以说明这户人家已经是家徒四壁。关于此类谣言，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也对梅森先生诉说过：“你没当过穷人。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在特立尼达的庄园吗？还有安提瓜岛的产业。他们谈到我们就说个不停。他们编造关于你的故事，胡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挖空心思打听我们每天吃什么”(20)。越是落后的地区，吃对当地人来说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连他们制造的谣言也主要以吃为话题。 里斯在描述安托瓦内特的修道院生活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修道院的饮食状况。刚到那里，修女路易斯就告诉她，“我们常把圣贾斯汀院长叫做橙汁院长，她不是很聪明，可怜的女人。你很快就会看到”(41)。橙汁院长(Mother Juice of a Lime)是修女们根据圣贾斯汀院长(Mother St.Justine)的谐音而创造的称谓。用食物作为人的昵称，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女们的伙食情况在文本中也有详细描写：“当我们跑上食堂的木头台阶时，大片阳光泼洒下来。热咖啡，面包卷，融化的奶油。但在吃完饭后就要念‘现在和我们的临终时刻’；中午和晚上6点钟也要念‘现在和我们的临终时刻’”(45)。在修道院，日常饮食与精神信仰结合在一起。在修道院静养期间，安托瓦内特依然无法忘记丧母之痛。有一晚她从噩梦中醒来，修女给她端来一杯热巧克力，喝巧克力时，“我思索着，想起母亲的葬礼那天，非常早，几乎和今天一样早，葬礼后我们回家喝巧克力，吃蛋糕。她去年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死的，我也没问”(49)。霍尔兹曼(Jon D.Holtzman)曾撰文详细探讨了食物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食物建构下的身体化记忆；食物作为族裔或国籍等历史性建构而成为身份的载体；食物在各种‘怀旧’形式中的角色；作为时代变迁之社会标记的饮食变迁；性别与记忆主体；通过食物来记住或忘却的场景”(364)。食物具有压惊疗伤的功效，但心灵深处的创伤往往伴随着某种食物浮上心头。 安托瓦内特经历的人生起伏使她变得坚强。她曾对罗切斯特说，“早上我从来不会感到忧伤……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新开始。我记得牛奶面包的味道和落地大钟缓慢的滴答声，还记得我第一次用细绳扎头发的情景，因为家里没有丝带，也没钱买了。世上所有的花都开在我们的花园里，有时我口渴了，会从雨后的茉莉花叶子上舔雨水”(126)。这段话听上去很像《飘》的女主角斯佳丽激励自己的那句话：“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有牛奶面包作为早餐，有滋养万物的自然，女主人公便有了前行的力量。 安托瓦内特坚强面对生活的力量源于食物和自然，她对压制性力量的反抗则源于自己的身体本能。小说中两次描写了安托瓦内特咬人的行为，两次都是针对英国男人。第一次事件发生在她丈夫承认不爱她并试图阻止她喝更多朗姆酒来麻痹现实之时。他叙述说： 她哑着嗓子唱起来。接着又拿起酒瓶喝。 我说，“别喝了。”我的声音不太平静了。 我尽力用一只手揪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抓住酒瓶，结果她居然用牙咬我胳膊，我痛得丢下酒瓶。酒味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房间。我的怒气涌了上来，她也看出来了。她把一瓶酒砸碎在墙上，手里攥着碎玻璃，眼睛里杀气腾腾。 “你再碰我一下试试？我马上就让你好看，我可不是你那种懦夫。”(里斯144) 安托瓦内特的牙齿和她砸碎的酒瓶变成捍卫自我的武器。安托瓦内特第二次咬人的对象是她的异父母兄弟。负责看管她的侍女告诉她：“他见你时我也在房间里，可他说的话我都没听清楚，除了一句‘根据法律我不能干涉你和你丈夫的事’。就在他说到‘根据法律’的时候，你就朝他扑了过去，等到他从你手上把刀扭下来，你又咬了他”(里斯182)。面对压制性的男权体制，“她对兄弟—父亲—丈夫法则做出的原始的、前象征性的(pre-Symbolic)反应，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向着婴儿期的精神病式的退步，而应该解读为对某种原始的、不可化约的事物的坚守”(Skubal 63)。虽然她已经失去所有控制力和文化认同，但她试图通过自己的牙齿来表达自我。 在很大程度上，罗切斯特和安托瓦内特一样，也是扭曲的社会制度下的一个受害者。他是家中的次子，按照英国当时的继承法，他没有资格继承家族的爵位和家产，沦落到依靠去往殖民地娶妻来获得一笔财产。虽然他是一个来自宗主国的公民，但同时“又是一个在新殖民主义制度下移了位的外乡人，西印度群岛上的异国风情和敢于对他不屑一顾的土著黑人使他感到陌生甚至恐惧”(曹莉56)。当他在蜜月庄园的书房里注视着书架上的几本旧书时，他臆想自己会被吃掉：“我看了看，有拜伦的诗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Opium Eater)，几本破烂泛黄的大部头，最后一层架子上有本《……的生平与书信》，标题前面几个字朽坏掉了(was eaten away)”(63)。里斯在这里使用了两个与“吃”相关的英语单词，暗示“身份在这个地方丧失了或是不可复原地改变了，或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被吃掉了”(Skubal 63)。 在新婚蜜月期，罗切斯特品尝了爱情的甜蜜，希望在这片让他感到恐惧的土地上找到归属感。婚姻带给他物质上的充裕，使他跻身有产阶级，过上闲暇的生活：“我整夜半醒着躺在床上，然后一直听到公鸡打鸣，然后起床。天还非常早，我看到头裹着白布顶着托盘去厨房的女人。卖新鲜出炉小面包的女人，买蛋糕的女人，买糖果的女人。街上有另一个女人在喊着Bon sirop，Bon sirop，我感到一片安宁”(里斯57)。当地热闹的早市以及妇女们为早餐忙碌的场景给这个外乡人带来心灵的平静。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使用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但食物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媒介，能够触及心灵的最深处。 尽管如此，罗切斯特仍然在内心深处与这片陌生的土地之间存在隔阂。他和新婚妻子骑马外出游玩时，“她一翻身就下了马，捡起一片三叶草形状的大叶子，裹成杯子接水喝。然后她捡起另一片叶子，给我盛来一杯水。‘尝尝，这是山里的水。’她抬头微笑，她现在的样子倒像是随便一个漂亮的英国女孩，为了让她高兴，我喝了水。冰凉、纯净、甜丝丝，在深绿色的叶子里呈现出漂亮的颜色”(里斯59)。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安托瓦内特十分热爱这片她熟悉的土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女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口渴时喝山水，而且喝水的盛具也是就地取材，用植物的叶子卷成一个杯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切斯特把他妻子极具本土特征的饮水行为看成是一个英国女孩的姿态。另外，他品尝山水只是为了让妻子高兴，但就食道体验而言，他也认为山水甘冽爽口。清凉甘甜的山水正是他纯洁善良的妻子的真实映照。 如果抛开种族和地域偏见，单从味蕾的真实感受而言，罗切斯特对当地食物持认可态度：“食物尽管加了非常多的调料，但比起我在牙买加吃的东西还要清淡些。也更加开胃”(69)。尽管厨娘克里斯托芬戏称当地的咖啡为“牛血”，讽刺英国人喝的咖啡是“马尿”，罗切斯特并没有给予反击，而是在喝完一杯之后，“我又喝了一杯牛血。(我想是公牛的血。公牛。)”(75)。他自己也称加勒比的咖啡为公牛血，这是他尝试适应新环境的具体行动之一。出生于牙买加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把自己比作“英国茶里面的糖”(48)，在谈到大英帝国给殖民地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他也指出附属地子民的饮食生活对殖民者文化属性的影响。罗切斯特和妻子尽情品尝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畅饮各类高档酒水：“我打开柜子，看着里面成排的酒瓶。这里有再放一百年也能把你放倒的朗姆酒，有白兰地，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我估计是从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西印度群岛的巴黎——走私进来的”(139)。在所有名酒中，朗姆酒最受男女主人公的青睐，在小说中也占据较大的叙述篇幅，对读者理解饮酒者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蜜月期的欢愉时刻，罗切斯特夫妇共同“为幸福干杯”(61)，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新婚带来的快乐未能持续，代表着欢聚的朗姆酒变成消愁的途径。在罗切斯特心里，安宁平静的夜晚时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无止的夜籁，他只能“给自己倒一杯朗姆酒，一饮而尽。夜籁声立刻就消失了，变得遥远，可以忍受，甚至悦耳”(121)。面对破裂的婚姻，罗切斯特只能在朗姆酒中获得安慰：“我决定喝朗姆酒。哦，它喝到嘴里倒是蛮清淡，我等了一会儿，等那股辣劲在胸口里爆炸开来，那股力量和暖意流遍全身”(139)。尽管罗切斯特在婚姻不幸时通过自言自语或写信的方式来发泄对父亲和兄长的不满，但他并没有将矛头指向父权背后不合理的政治机器。他剖析自己身处困境是由于他年轻、自负、愚蠢、轻信，“但我现在不年轻了，我想着，停下脚步，喝酒。实际上，这种朗姆酒温和得就像母亲的乳汁或父亲的祝福一样”(159)。对他而言，朗姆酒不仅可以消愁，还能给予他前行的力量，象征着家人的关爱，具有疗伤的效用。 罗切斯特并未选择在酒精麻醉的状态下恍惚度日，而是残忍地将自己的愤懑发泄到妻子身上，通过打压她这位庄园地产的旧主人来树立自己作为新主人的权威。安托瓦内特从克里斯托芬那里讨来春药放入酒中，希望喝下春药后一夜激情的罗切斯特会永远爱她，但结果事与愿违。罗切斯特借着春药的后劲，故意在妻子知晓的情况下与黑人女仆阿梅丽疯狂做爱，致使安托瓦内特彻底精神崩溃。这个用心险恶的勾当是一番食与色的交融： 桌上有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和几块褐色的炸鱼饼。我几乎把水喝得精光，因为我非常渴，但我没有吃东西。我坐在床上等，因为我知道她会来，我知道她会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她光着脚悄无声息地来了。“我带东西给你吃。”她说。她带来冷鸡、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没说话，先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了一杯。她把食物切开，坐在我旁边，像喂小孩一样喂我吃。她的胳膊贴在我脑后，暖和和，但我碰到的胳膊外侧却是冷的，近乎冰凉。我盯着她天真茫然的可爱面孔，坐起来，把盘子推开。这时她说“我为你感到难过。”(134) 出于对安托瓦内特这个克里奥女人的憎恨，黑人女仆对她的女主人实施了致命的打击。阿梅丽不仅满足男主人的口腔之欲，还满足他的阴茎之欲。能吃喝、能繁殖，这是雄性体征的重要表现，在同时满足食欲和性欲的过程中，罗切斯特彻底击垮了他妻子这位旧地产拥有者，构筑了他自己在殖民地的强悍帝国使者形象。 罗切斯特与黑人女仆之间食与色的交媾玷污了安托瓦内特心目中伊甸园式的家园，她从此彻底无家可归。她对罗切斯特吼叫道：“你对我干的坏事是：我爱这个地方，而你把它变成我恨的地方。我过去总认为，就算其他一切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至少还有这个地方，现在你把它也给毁了。它现在也成了让我痛苦的地方，和别的任何地方一样，其他任何事情同这里发生的事情相比都不算什么。现在我恨它，就像我恨你，我死之前会让你看到我有多恨你”(143)。失去家园的安托瓦内特最终也一把火将罗切斯特在英国的家园化为灰烬。两个不公正体制的受害者未能互爱互助，而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施加恶行，深仇大恨最终导致两个人的悲剧。 阿莎·申(Asha Sen)在她2013年出版的著作《后殖民渴望》中多次使用“错置”(displacement)一词来形容克里斯托芬、安托瓦内特和罗切斯特这三位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指出罗切斯特和安托瓦内特的悲剧源于他们无法超越自身有限的视角(44-46)。克里斯托芬是来自马丁尼克岛的奥比人，她既不属于牙买加，也不属于多米尼加，在小说中是一个边缘人物；安托瓦内特是既无法和英国白人认同，也无法与加勒比黑人认同的克里奥人；罗切斯特是大英帝国白人男子中的弱势成员。他们“错置”或边缘的生存状态以及孜孜以求的身份认同外显于他们的饮食偏好和食物选择，“食物是社会阶级、族裔、宗教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社会体制化群体的标记”(Anderson 125)。从克里斯托芬褒扬本土食物、贬损英国食物，到安托瓦内特徘徊于殖民地食物与宗主国食物之间，再到罗切斯特起初尝试接受殖民地食物，而后通过食与色的污秽之举来征服附属地的他者，所有这些人物的身份求索和恩怨情仇都与作为身体本能和文化载体的吃喝行为紧密交织在一起。透过琼·里斯的食物书写，读者可以充分领略小说中餐桌及厨房背后的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