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消费结构演变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结构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近年来家庭消费结构大为改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逐步提高，但从总体来看，恩格尔系数还是偏高。1999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2.1％和52.25％，可见生存资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家庭消费结构层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家庭消费结构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思维锁定有关。本文试图用制度变迁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寻找促进劳动者消费结构制度变迁的新途径。
一、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演化特征
1.由供给制、半供给制消费向商品化、市场化消费转变。我国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当长时期对居民消费采取“包”和“统”的办法，甚至凭票供应，定量分配。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比重相当大，城市中各种补贴、福利很多，大大限制了消费的选择性，影响了居民家庭消费需要的满足。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供给制、半供给制消费格局得到极大改变，农民自给性消费的比重大大降低，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福利逐步纳入工资之中，各种凭票供应、免费和低价供应以及分配实物等形式被逐步取消，家庭消费越来越依靠市场，消费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2.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传统体制下，居民家庭消费一般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主，甚至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消费内容比较贫乏单一。这主要是因当时生产力水平低，政府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严格禁止市场的自由贸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后，单一的消费模式迅速被打破，消费品日益丰富，不仅使消费内容多样化，消费形式也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国商品和劳务相互交流，人们不仅可以满足物质需要，而且可以满足精神文化需要；不仅可以享受本国优秀的消费文化的丰硕成果，而且可以享受世界各国优秀的消费文化的丰硕成果。这样，既丰富了家庭消费的内容，又提高了消费质量和层次。比如近几年，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大大增加，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981年为0.59台，1992年达74.87台；农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1980年为空白，1998年为8.08台。
3.由抑制型消费向自主型消费转变。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由于凭票供应，定量分配，加上消费品短缺，使消费者缺乏自主权和消费自主性。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由供给导向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型经济转型，商品不断丰富，大大提高了消费的可选择性，加之卖方市场逐步变为买方市场，人们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爱进行选择，从而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自主权和消费的自主性。
二、从制度变迁理论看居民家庭对原有消费结构的路径依赖与锁定
1.不确定性预期比较。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只有在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作为初级行动主体的主体才会直接参与或积极推进制度变迁。在我国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中，由于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差异，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对某一新的制度安排成本与收益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难以避免非政府主体对制度需求与政府主体对制度供给的差异，即存在制度供求上的矛盾，难以形成共同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和稳定的预期。
第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不适应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居民家庭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已由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由一般产品转向追求名牌，追求新产品。这就要求政府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速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步伐。可是一些地区政府仍实行所谓的“诸侯经济”、“部门经济”，造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原有制度依赖，再加上长期以来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趋同倾向极为严重。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还难以一下解决。很多产品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低，不适应居民家庭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这样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消费需求不确定，使得原有家庭消费结构也锁定在传统框架中而难以退出。
第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在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的收入中可用于消费的比例。近几年我国物价水平的下降不但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长，拉大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差距，而且使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是因为，在为市场所积压和排斥的失业和下岗群体中，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这部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他们缺乏必要的购买力。而高收入者具有相当高的购买力，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且相当稳定。所以，把各部分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边际消费倾向是降低的。例如，1998年中国国有经济职工比上年减少约2000万人，除离退休者外，都加入到了下岗者的行列。其中有一部分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又重新上岗。即使如此，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必然下降，其边际消费倾向更是降低。
另外，我国经济制度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迁中，国有企业人员下岗、分流的增加，子女就业难，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强化了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导致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的调查，城镇居民储蓄目的排名前几位的是子女教育（17.80％）、防急需（13％）、防病（11.36％）、养老金（10.5％）等。可见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和为了预防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已成为制约家庭即期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2.福利性消费的制度依赖。恩格尔系数大小，是衡量消费水平甚至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过大，必然影响其他消费支出，影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增加，以及消费结构和质量的提高。由于各种福利、补贴多，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少，因而居民仍有可能以较多的支出用于食物消费。这种消费结构模式是与当时以铁饭碗、终身制、高福利为特点的就业制度安排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了生、老、病、死的一系列无风险保障。从其他实际作用看，一方面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体现了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劳动者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了职工对这种无风险保障制度的依赖。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从原来企业统包发展为企业、个人、国家共同承担，但是由于社会统筹的保障制度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各项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劳动者个人、家庭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自身、家庭现有收入与储蓄存量应付随时而来的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之原来稳定而有保障的就业制度所承受的压力与负担要大得多。这种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反差，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对原有就业制度、消费结构模式眷恋不已。
3.消费文化、消费观念积淀下的惯性思维。诺斯不只一次提到历史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会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文化在这种选择中又起着关键作用。家庭消费结构要由原来供给制、半供给制消费向商品化、市场化制度转变，其间要求有一个剥除原有概念、习俗、准则和思维，而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认同过程。然而几十年旧体制下生成的观念以及几千年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主义制度氛围的影响，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以及传统制度安排中福利性消费的优越性。使消费观念中既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又有社会制度的痕迹，体现出观念意识的历史沉淀性和相对稳定性，指导和制约着行为主体的一系列经济行为，反过来又影响着劳动者对现行制度及制度变迁的道德评判与认同，使制度变迁要有一个路径探寻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受“量入为出”、“节俭第一”、“无债一身轻”等消费观念影响，有钱不敢消费，没有钱更不敢消费，认为“寅吃卯粮”、“负债消费”很不光彩。在一次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调查中，55％的人表示不愿意贷款买东西，只有15％的人在银行贷过款。有人对北京市调查，对消费信贷不了解的占44％，了解但未参与的占50％，只有50％的居民参与过。这些都说明，在消费方面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在惯性思维中，继续期望原有体制的重现或复归，而抵制新的制度安排。再加上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各项限制消费、限制信贷消费的政策还存在，如电话初装费、空调增容费等。在消费信贷方面，由于贷款利息高，还款期限短，使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估计这种消费观念会逐渐变化，但也要有一个时滞过程。
三、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家庭消费结构优化的制度安排
1.提高居民收入，改革国有企业传统的福利性消费，减少劳动者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期望值。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的关键要素。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对城镇职工应逐步提高工资，重新设计工资方案，调整工资结构，使工资含量中包括住房支出、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基本因素，把福利性消费转化为商品化、货币化消费。至于农村居民，除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设法提高农产品价值外，还要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行贸、工、农和产、供、销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经营，从而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收入增加了，将来消费支出中可选择的空间才会增加，也才有利于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
2.改革措施要配套，尽快建立相关制度变迁的正式规则，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不要相互抵消，要与居民的承受力和实际支付能力相适应，要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相适应。我们当前一些改革措施正逐步出台，需要加强配套和协调发展。如改革住房消费的福利分房，就要和如何货币化，如何适当纳入工资之中的具体措施相适应；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也要与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相衔接，相互配套。如果过多地超过居民的支付能力，不仅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反而使劳动者看不到制度变迁带来的潜在利益而固守原来的消费模式。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对未来改革的预期。
3.消除陈旧消费观念，提倡新的消费文化，发挥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激励作用。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是强调人们不要增加消费和提高消费水平。人们在富裕之后，应该考虑提高生活质量、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不能把勒紧裤带过日子绝对化，在富裕之后仍然不去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在消费观念上要消除旧消费观念，大力提倡智能化、艺术化、健美化、世界化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文化。
为了逐渐在我国城乡居民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消费观，使人们逐渐做到“敢于消费，善于消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在增加居民收入基础上，拓宽消费领域，发展劳务消费，特别是信息消费、旅游消费、文化教育消费。第二，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第三，通过理论讨论和宣传，使人们正确认识消费观念更新和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排除由于认识误区给人们观念更新所带来的束缚，退出“锁定”，使得劳动者积极改变消费方式，优化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