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15)04-0022-06 DOI:10.3969/j.issn.1005-3980.2015.04.004 葛兰西的思想在我国最近三十五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葛兰西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他的思想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内部传统演变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是由于葛兰西思想提供的理论图式，对于我们分析当代中国诸多问题仍然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葛兰西思想的当代性效应中，领导权理论最引人关注。这个理论描述的是统治集团如何获得从属集团的同意并自愿融入到统治权力结构中来的非强制性控制方式，它包含着实现领导权的两个关键维度：“同意”与“集体意志”。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点和理论逻辑两个层面，探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超越“葛兰西元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逻辑，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相关思考。 一、创制领导权的民众同意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点 在国内关于葛兰西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葛兰西领导权概念与文化的对应关系，而忽略了这一概念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下面我们首先揭示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开辟的新政治观念路向，这对于我们精准把握衔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理论与实践之关键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般认为，葛兰西援引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概念，把国家区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组成部分，前者实施国家的组织、管理和监控的权力，后者实施国家的文化领导权，这是主张领导权概念与文化相对应的主要依据。但是葛兰西强调指出，对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是一种“方法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区分，是为了建构一种“政治认识论”的分析方法，以便确定一种政治纲领。[1](p49-50)在葛兰西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的自由竞争向福特主义转型，国家与市民社会也从过去的分离走向了融合，即产生了哈贝马斯所言的“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的新趋势，在这个转型中，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发生了变化。基于这样的考虑，葛兰西结合苏联的经验重构列宁的领导权概念，领导权不再是以强制性灌输的政治意识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而是以市民社会的积极同意为支撑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从两个层面拓展了列宁的领导权概念：其一，为了建立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领导权形式，必须把政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其二，虽然领导权概念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但其本质却是政治实践，即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达成非强制性的政治效应。可见，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主题是以“同意”为核心的文化的政治性问题。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体系中，“同意”范畴具有三个维度的理论规定性。第一，从内涵来看，“同意”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单独个体对统治权力的自觉认同，是区别于强制性的法律制度、警察、军队和监狱的一种统治方式。第二，从类型来看，“同意”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2](p232)即“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这是由“统治集团的威信(因而也就是给与统治集团的信任)‘历史地’产生的同意”；[2](p425)一种是在政治社会中形成的“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2](p232)来源于投票表决的法律程序，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方式，这实质上是一种合法的强制性“同意”。第三，从特征来看，“同意”是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教育所掌握的“知识和道德”领导权，具有自主性和自发性。因此，葛兰西认为，“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也是教育的关系”。[2](p33)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独创性在于对阶级统治的同意以及文化和价值观教育的政治性的系统考察，这也是他的领导权思想具有当代性效应的根本原因所在。 葛兰西关于“同意”的系统考察，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式微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包含政府组织、执政党权力等因素在内的国家基本制度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是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现实式微的重要表现。而认同危机形成的原因，虽然可以追溯至全球资本逻辑的持续扩张，但至关重要的是受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鉴于社会政治的这种转向，执政党要迎接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提供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领导权，把民众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重新纳入到国家的政治观念框架之中，使之认同国家和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创制领导权的民众同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关键点。 强调葛兰西“同意”概念的重要性，有助于澄清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出现的两个错误的“文化认同”倾向。其一，“新国粹主义”过度认同儒家文化，以“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为名，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本质。这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体现，容易陷入文化沙文主义或对次级群体“狭隘忠诚”的民族分裂主义。其二，“普世价值论”盲目认同西方文化，借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机再度活跃，混淆中西核心价值观的界限，煽动宪政民主思潮。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的“2014中外十大思潮调查评选”结果显示，“普世价值论”跃居第5位，[3]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这两种表面上完全对立的观念，在深层次上却是同一个东西：即故意掩饰文化的政治意蕴，以“去政治化”的文化认同手段抹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真实意图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颠覆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然而，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看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主题所探讨的文化认同，其本质上都是为了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执政党权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我们应精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这种政治特性，它是价值观培育实践的重要支点。 二、形塑“集体意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逻辑 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开辟的新政治观念路向，不仅表现在对“同意”做出政治性的估价，而且在于重新定义了政治本身，认为政治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他的领导权思想着重强调了集体意志的理论建构，即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基于“同意”赋予多样主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它能综合多种意志最终形成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集体意志。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思路，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逻辑具有启示意义。 葛兰西关于集体意志的讨论，是从欧洲宗教改革的讨论中生长出来的。葛兰西认为，把个体的自由意志塑造为集体意志，实质上就是发动一场类似于宗教改革的“精神和道德改革”。他特别关注宗教改革精神在群众性传播中所带来的人民群众内心世界的变化，并赞同这样一种看法：中世纪天主教徒的基督精神构成了欧洲文化的第一种有机统一形式，而以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工业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的西方思想则构成了第二种统一形式；但是如果缺乏宗教改革，就不可能创造出第二种有机统一形式的欧洲精神。可见，葛兰西使用“精神和道德改革”这样的表述，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与宗教改革具有同样规模和效应的塑造集体意志的总体性策略。 在关于总体性策略的讨论中，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出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这三种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关系，并强调指出这种总体性关系的有机形式就是集体意志。葛兰西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关键之处有两点：其一，政党在塑造集体意志的过程中起着首要的作用。葛兰西认为，领导权的实质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这种具有聚合力的思想就是集体意志，也就是“国家精神”。[1](p224)由于丧失“国家精神”而导致领导职能退化的模式是“卡多纳主义”，所谓“卡多纳主义”是指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卡多纳领导的队伍被奥匈军击溃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即意味着在没有共同价值观念的情况下，服从命令的人会解除归属和认同感，领导集团就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在葛兰西看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蜕变为卡多纳主义是国家危机的体现，而政党致力于塑造集体意志，也就是重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有机关系。其二，知识分子是集体意志的“媒介”因素。这种媒介作用主要体现为融通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形成集体意志；由于领导阶级的思辨性高级文化很难在底层大众之间获得认同和传播，而大众文化又使得底层大众难以超越现有的生存方式，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一方面对高级文化进行常识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又要提炼大众文化将其提升到较高层次的思想水平，通过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文化改革，领导阶级与底层大众之间的文化发展实现融合，形成集体意志。这样，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的任务概括为“确定和组织道德生活和精神的改革”。[4](p453)另外，葛兰西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围，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甚至指所有人。因此，我们不能把葛兰西探讨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归结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关于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联盟问题，而是要把知识分子看做作是领导阶级与底层大众之间进行良性循环的媒介。由此可见，葛兰西的集体意志思想的潜在意义在于：一旦传统的政治形式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陷入危机，重建领导权要涉及的重点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民主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把包括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在内的各种集团纳入到领导权的建构中来形成集体意志。 葛兰西关于形塑“集体意志”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和政治统一的机制，也对建构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逻辑具有启示意义。这套“理论逻辑”从政治主体的角度切入，界定了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三大社会集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职责及其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 首先，政党的职责是为不同社会主体提供“有机”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一“有机”的形式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葛兰西的分析，领导权的形式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流动性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领导权只有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建立人民的统一形式，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从当前全球政治生态的特点来看，民族国家的形式不断遭受全球资本逻辑的冲击，政治统治日趋非地域化，美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试图通过推广其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建立全球统治形式。另外，从国内的政治生态状况来看，我们经历了从革命型政治生态向建设型政治生态、再从建设型政治生态向改革型政治生态的转型，在个人和个性问题非常突出的改革阶段，国家精神也面临从抽象的集体意志向具体的集体意志的转型。也就是说，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状况，政党的职责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消除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差别，而是通过价值认同的方式把国家和政党的集体意志转化为个体的意志来发挥作用，形成新的凝聚力和社会发展方向。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质就是政党组织的一场“精神和道德改革”，为一种新的构筑合法性和国家主权的程序开辟道路。 其次，知识分子承担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活媒介”职责。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二元阶级对抗向多种社会集团冲突的转型时期，意识形态体系的统一依赖于领导权提供的有机接合原则，也就是把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接合为统一的意志，这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活媒介”接合功能。它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领导集团与底层大众两个极端中建立一个辩证的桥梁。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只充当文化的“吸墨纸”，而是要发挥创造性，把领导集团主导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底层大众中并成为底层大众共同的价值理想，使社会接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二，跳出专家见识，将底层大众的共同意志接合起来，使之投向更高的社会目标。知识分子只有跳出知识和技术的分工视野，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才能获得底层大众的认同，从而真正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中来。其三，超越自身所在群体的局限性，体现普遍的意志。知识分子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他们不仅要凝聚本集团的意志，而且要接合不同集团之间的意志。因此，知识分子的“活媒介”功能就是在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把异质的、分散的意志接合为集体意志。 最后，底层大众的政治潜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内外共生”的动力机制。从根本理论指向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关涉的是如何获得底层大众的同意从而形成统一的集体意志与政治、文化自觉的问题。这实质上表明，建立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发展底层大众的政治潜力，也就是要把底层大众多元、松散的个体自由意志，重新整合和塑造为具有建构性的、积极主动的政治意志。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底层大众的政治潜力由于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体现为偶发的、非系统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常识”，并不具有历史自主性。如果要把这些“常识”转变为具有整体性和创造性的历史动力机制，“不管他们在空间上是否具有联系，当他们遇见相同的问题时，会做出相同的判断，并以相同的方式表达自己”，[5](p29)那么就需要知识分子通过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政治实践活动，将大众常识提升到自觉层面，形成坚定和统一的集体意志。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启示，知识分子只有在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才能发挥这种创造性的作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有机的精神纽带，而它的培育最终依靠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的总体性的自主建构。 三、超越“葛兰西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逻辑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最具独创性的地方在于其开启的双重视野：一是以同意为基础的大众创造精神的内在性视野；二是以集体意志为普遍态度的母体、建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有机关系的总体性视野；这双重视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之中。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称谓，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独特理解。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强调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以及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同质性，试图超越二元论，凸显实践一元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在展开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的批判性对话中，建构了实践哲学的现实性、历史性与民族性三重逻辑。这是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深层逻辑，也是葛兰西思想中最重要的三个理论“元素”。按照葛兰西思想的本身逻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政治实践探索，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也不能停留于理论逻辑的建构，而应在汲取葛兰西思想力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超越“葛兰西元素”，建构符合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与中国现实的实践逻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历史性逻辑 所谓历史性逻辑，指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要符合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要适应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逻辑的需要。社会主义百年沧桑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有其自身特有的核心价值观，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根本的是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既不能简单复制中国传统现成的价值规范，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传播的价值观体系，而是要把人民的核心利益提炼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取向和原则并付诸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发掘资源，尤其是要总结改革开放之后的价值观变迁规律，将其提升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国外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活动，尤其是要总结和研究苏联由于多元化思潮引发价值观多元化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盘崩溃的历史教训。其二，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是以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为前提，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形态，而且要反映人类的发展方向，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从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的，而且要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也要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先进性。这样，它所塑造的“集体意志”才能既符合历史的合理性，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从而占领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民族性逻辑 所谓民族性逻辑，指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要符合中华民族精神自身的发展逻辑。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共同的生活和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是体现民族的生存发展规律和反映民族根本心理特征、价值取向、生活规范的主导精神。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我国56个民族的全体成员。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践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规律，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才能获得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中华民族精神是由56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融合、凝聚和升华而形成的，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精神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而来，遵循着包容性和差异性的逻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也要遵循包容性和差异性的根本原则，容许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前提下的思想多样性和价值观多元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凝聚力作用，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相连、相通和相融的精神纽带。可见，民族性逻辑的实质，就是通过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达到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性逻辑 所谓现实性逻辑，指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要遵循社会现实本身的发展逻辑。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意识，这种培育实践必然要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p32)回到社会现实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也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实践要遵循的根本原则。总体看来，现实性逻辑具有双重的向度：其一，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和社会思潮起伏多变的基本事实面前，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被“边缘化”，才能为转型社会提供行为准则、发展规则和理想目标。承认思想意识的多样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现实性逻辑的首要维度。其二，回到全球性的社会现实。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是当今全球性的基本社会现实，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中西核心价值观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事实面前，只有充分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霸权策略，才能为迎接全球化挑战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和观念分析工具。总之，社会现实、核心价值观和政治认同是紧密联系的，何种社会现实诉求最引人关注，社会主导的核心价值观就应为解决这种现实诉求提供观念助力。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具有开创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在阶级分析的视角下重新界定了“同意”和“集体意志”的概念，并通过一种逻辑的整合，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中讨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问题，也就是如何建构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之间的有机关系问题，这对于共产主义政党如何创造具有大众认同基础的富有潜力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中国复杂的思想境遇表明，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推行具有独白性质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需要按照葛兰西的启示，通过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方式实现领导集团与底层大众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和意志联盟。而用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来指导中国对内的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对外的话语权扩展，是一个事关改革方向的重大课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收稿日期：2015-08-03标签：葛兰西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