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与青年的反叛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裕论文,意识论文,青年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许多以青年为主体的、内在逻辑相同但色彩缤纷、表现各异的事情，包括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这些运动彼此影响，互相推动、延展，构成了一道特别醒目的历史风景线。需要强调的是，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运动不是基于经济的压力，而是产生于二战后的“富裕社会”，其历史的意蕴耐人寻味。
一、美国“富裕社会”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发展气势汹涌，四五十年代，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为资本主义的战后重建提供了一个新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使得战后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西方各国在重建的过程中，扩大并加强了在战前就已开始的社会调整与改革。尽管从本质上说，这些调整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已经显露危机的资本主义，但它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引进了一定的社会公正，在让资本有利可图的同时，也让底层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消灭赤贫，以保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和一系列调整的基础上获得了“再生”，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发展阶段。
就美国的情况看，二战之后，美国开始实现从工业社会到发达工业社会（即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阶段”）的转变，而60年代则是它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大幅增长，且没有广泛的社会冲突，这导致了有着良好教育的“富裕社会”的出现。1950到1970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3.9％[1]。美国中产阶级的年均家庭收入在1960年达到了约5000到10000美元，比1939年翻了一番。战争在欧洲和亚洲造成的毁坏使美国产品少了很多竞争。到40年代末，美国公司生产着超过50％的世界工业品，近60％的钢铁，超过60％的石油和80％的汽车。人们的福利待遇也有了很大提高。1946年，仅有8.5％的蓝领工人和17.5％的白领雇员可以享受带薪休假，但到1951年，他们都增加到了超过40％。1953年的《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杂志在一篇名为《有闲群体》（the Leisured Masses）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工作条件、薪金、医疗金和年金，以及带薪休假的极大改善[2]。5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远远超过了战前水平，到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从1945年的2136亿美元增加到5024亿美元[3]。而整个60年代的人均收入则增长了41％[4]。有人认为，这时的美国正处于建立“人民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它的特点是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贫困的消除和股票持有向美国普通民众的扩展[5]。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温饱已经不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富裕社会”使人们相信，不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了的教育会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使人们有可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富裕之外的事情。美国人开始将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尤其是那些受种族主义压迫的人的贫困和无力，看作是整个社会应尽快解决的问题，而不再是“不可避免”的遗憾。
二、“富裕社会”的矛盾与青年反叛意识的兴起
60年代的美国“富裕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却远未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愉悦，反而是矛盾重重。这主要表现在：
1.“富裕社会”并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民主
“富裕社会”没能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普通美国人对股票的持有也没有达到实现“人民资本主义”的程度。1972年的《商业周刊》杂志特别指出，财富的集中程度在60年代相当稳定；而且自1962年后，财富集中程度没有降低，“如果有的话，也是稍微增长了一点”[6]。到50年代时，美国还有2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社会的现实引起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敏锐地觉察到深藏于富裕社会中的危机。他们认识到，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当人们基本的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去追求愉快的生活时，阶级的限制会使人们起来造反，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7]。美国的大多数穷人是白人，不过黑人所受的贫困和痛苦最为剧烈，最为集中。因此，黑人的反抗尤其强烈，60年代的贫困问题也就主要成了“黑人问题”。
2.大众消费社会兴起
在“富裕社会”里，一种不同以往的经济体系和消费观念出现了，由这个体系和观念所共同支撑的大众消费社会兴起。对于这种社会，鲍德里亚这样描述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8]。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命本能的需要，如足够的食物、可以安身的住所，以及必要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使生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欲望，满足超出生存本能所需要的欲望。但是，一旦当需求超出了人的本能需要，那么需求的增长就可能是无限的，人们就可能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作为生活的主要目标。这时，生活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独立意志。消费社会中潜藏着毁灭人类理想的因素和人的精神压抑的根源。
3.“公司化的国家”使人文主义传统陷入了危机
随着战后美国垄断组织的不断完善，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权力结构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是大商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力集中可以胜过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它们占有全国工业品销售的62％和利润的73％。它们总共雇佣了约1300万人，其中大部分组织在与管理者携手合作的工会里。这些大公司从理论上讲是民主机构，对股东负责。实际上，它们只对自己负责[9]。这些机构墨守成规、强大有力，并且越来越超出人的控制，忽视人的价值。它们要开发可利用的一切自然和人的资源，使其成为它们的产品，而不去考虑这样做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扼杀。人在庞大的机器世界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惶惑恐惧，发达工业社会的强制力量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卷入到一场个人无法控制的疯狂漩涡中。在粗放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丧失殆尽，人们普遍感到失落和压抑。而随着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大多数美国人为了确保生活的稳定，他们把大公司、企业、银行的利益放在高于个人或家庭利益之上，不仅效忠于自己的公司，而且时刻按公司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人”，没有质疑公司决策的权利，只能像被输入电脑程序的软件一样听从摆布，任人指挥。久而久之，他们变得唯唯诺诺，安分守己，其身上的个人首创精神和个人责任感渐渐弱化，甚至泯灭。他们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尽管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因为奴隶制之确立，既不靠压服，也不靠劳动的冷酷，而是靠作为纯粹工具的地位和把人降低为物的状态”[10]。一贯强调人的“尊严”、“价值”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这里陷入了危机。
总之，60年代的美国产生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物质上的丰裕，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人们更加注重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和对社会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文明本身又包含着实现这些期望的抑制因素。这个矛盾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致使他们对“生产至上、效率第一”等传统的经济思想表示怀疑，甚至对整个科学技术本身和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丧失了信心。在压抑和不满中，人们起而反抗这个非人性的社会。左派青年马里奥·萨维奥大声疾呼道：“是时候了，当这部机器的运转变得如此糟糕，使人的心灵受到如此的伤害，以至于使你不能再加入，甚至不能保持沉默地加入其中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你的身体放在它的齿轮上，放在它的轮子上，放在它的杠杆上，放在它的全部装置上，使它停止运转”[11]。
此时，较少传统束缚、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特别敏感的青年站在被贬抑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抨击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不公正，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广泛的反传统和反现代文明的社会思潮。正是这股思潮奠定了60年代大规模青年反叛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启示
美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意识和反叛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启示我们：
1.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期并不必然就是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时期
在很多情况下，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会产生大量的非经济问题，形成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使社会的运行不畅。历史地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爆发革命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解释法国革命时，托克维尔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这场革命之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但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却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反而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12]。这表明，在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的同时，社会的怨愤却在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滋长着。
应该注意的是，在经济安全的环境中成长的各代人，更有可能追求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尽管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并不必然是“非物质主义”或“反物质主义”的，但他们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心智和美的满足。当社会现实与人们的愿望产生强烈反差时，反叛的意识就会逐渐产生和郁积。
2.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更要树立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念
这种观念要求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更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关心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正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所在。这可以说是对西方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文明模式和生活理念的积极扬弃，符合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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