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银萍[1]2000年在《祁连山青海云杉种群结构组建稳定性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根据所收集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固定样地资料和典型样地实测数据，运用种群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生态系统稳定性理论，通过种群大小级结构、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种内种间竞争强度及空间关联性等参数测定及其动态分析，对祁连山林区顶极稳定群落建群种－青海云杉（Piceacrassifolia）种群自调节和自发展等结构组建稳定性维持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 （1）青海云杉种群大小级结构可划归于增长型、稳定型、成熟型及衰退型。种群大小级结构动态与演替序列基本上成线性关系，体现了青海云杉种群自组织、自发展的趋稳性；成、过熟林大小级结构的非线性波动则体现了种群以自修复、自调节使群落整体达到相对稳定状态。 （2）青海云杉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伴随演替过程的动态变化为杨桦青海云杉林（随机）→青海云杉杨桦林（集群）→青海云杉纯林（集群）；无论种群的大小级结构如何，其幼苗、幼树级个体呈集群分布，大树级个体呈随机分布，中树级为过渡状态；聚块性指标说明，在幼苗向幼树转化阶段，环境筛的作用并未造成空间分布格局的明显转化。 （3）格局分析表明，青海云杉种群聚块面积在100m~2左右波动；＜60a阶段，出现格局规模的分异（4和12），是种群以扩大分布范围，缓解种内竞争和环境压力的一种对策；种群在任何发育阶段均在小于一个区组规模（25m~2）处出现最大聚集，说明此时密度悬殊较大的成年与幼龄斑块通过空间协调达到共存，实现种群的自维持。 （4）种群在发育早期首先以高密度幼龄个体的聚集占居生境，接着又以大 量个体的死亡为代价（自疏或它疏），达到某一稳定的密度；发展到成、过熟 期以后则以密度波动性变化维持种群整体的相对稳定和优势地位。 （5）种内及种间竞争指数表明，种内竞争较之与伴生树种间的竞争剧烈， 相同或相邻径级间的竞争最为强烈，竟争木对于对象木的竞争强度（CI）和对 象木胸径m）严格遵从幂函数关系：CI＝AD””，对象木胸径生长速度（V） 与其受到的竞争强度也遵从幂函数关系：V—ACI’”。具有最大竟争能力是青 海云杉形成单优顶极稳定群落的重要前提。 仰针阔混交林中80％的种对之间表现为显著不联结，呈独立分布；种内 相邻径级间呈显著正联结，大径级与中小径级个体间多为负联结，表明优势种 之间生境的高度分化以及建群种生态位的再分配是青海云杉林趋稳性和自校稳 态的重要机制之一。 祁连山青海云杉林在种群丰富的幼龄个体数量、空间协调性、生境适应性、 种间生态位分离和种内生态位再分配上体现了种群自组织、自发展的趋稳性和 种群以自恢复、自调节达到整体的相对稳定。关于自然种群稳定性机制的进一 步研究对于优化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制定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的技术措施具有 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
赵刚[2]2004年在《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发生危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论述了国内外针叶树种实害虫的主要研究现状和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发生与危害现状。青海云杉由于种实害虫的猖獗发生和严重危害,致使种子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着林业生态建设。因此,进行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发生危害研究对种实害虫防治为提供依据。 调查发现,危害青海云杉雌雄球花、球果和种子的害虫种实害虫14种,主要有云杉球果小卷蛾、云杉超小卷蛾、云杉梢斑螟和球果长尾小蜂,4种害虫常混合发生;将祁连山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分为4个区域。 种实害虫从种类、发生面积和为害程度看,祁连山东部林区大于西部林区,林缘疏林及管理粗放的老母树林大于一般郁闭林分,纯林大于混交林,平缓地带林分受害严重;随着海拔和坡位的升高逐渐下降;随林区降水量减少而上升;新建母树林、高海拔林分混交林分受害较轻;不同坡向林分间无明显差异;远离天然林的人工种子园未发现危害。 4种主要种实害虫在同一生态位上,种群数量自优势种量呈几何级数向下递减。云杉球果小卷蛾和球果长尾小蜂在青海云杉球果生态位空间占优势种群地位,对青海云杉种实危害最大,4种主要种实害虫达到了长期共存。 危害损失量研究表明:虫果率与单果平均虫口密度成对数相关;种子虫蛀损失系数与虫口密度成正直线相关,且损失系数的增加快于种子虫蛀率;在虫口密度较小时,单位虫口蛀食量稍大,虫口密度增大时,单位虫口蛀食量略有下降,随后趋于稳定;随着虫口密度增加,种子受害率升高,种子优良度降低,说明种实害虫危害不仅造成种子直接损失,还使种子品质下降。 球果生命表的研究表明,在球果生长发育过程中主要受冻害、病害和虫害的影响,球果损失达15.7%～21.3%。冻害和病害偶发性较大。虫害引起的种子损失率为11.4%～53%。 以上研究内容对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发生危害进行研究,提示其发生危害的规律,寻找出生活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为防治决策青海云杉种实害虫提供依据。
张肃斌[3]2007年在《河西走廊生态系统退化特征与恢复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肃河西走廊光、热、土地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钢铁、石油化工、商品粮、制种、蔬菜基地和航天国防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河西走廊地处内陆荒漠地带,水资源缺乏,生态系统脆弱。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不当,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灾害加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河西走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通过查阅以往有关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治理的大量文献、研究成果和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形成以下主要结论:1.分析总结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症状特征:(1)森林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主要表现,一是祁连山区森林面积减少,森林资源总生产力下降,森林的结构不尽合理,树种单一,森林生物多样性下降,森林灾害大面积发生,森林涵养水源功能降低,森林生态系统有逆向演替的趋势;草原呈荒漠型退化、毒杂草型退化、鼠害型退化和黑土滩型退化,水土流失严重。二是绿洲边缘沙生植物大面积枯死,下游绿洲面积缩减。石羊河流域下游北部沿沙漠地区防风固沙林、草和农田防护林减少了近20×10~4 hm~2;黑河流域下游植被覆盖度降低,戈壁、沙漠面积扩大;疏勒河流域中游草原退化面积达8.7×10~4 hm~2,下游大面积天然植被枯死。(2)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配置不尽合理,水环境恶化。一是河西走廊水资源缺乏,缺口严重,预测2010年缺口达6.7574×10~8 m~3;二是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102%,其中石羊河流域高达154%,黑河流域达95.5%,疏勒河流域也已达76%,超过合理开发利用率;二是灌溉用水比例高达86.44%,水资源利用效益较低,生态用水严重不足;三是中游地区用水总量增加过快,挤占了下游水资源,下游水环境恶化;(3)绿洲荒漠化加剧,沙尘暴危害严重;荒漠化监测表明,1994年河西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1403.2×10~4 hm~2,1999年达到1611.9×10~4 hm~2,2004达到1671.14×10~4 hm~2。沙尘暴1950s发生5次,1960s发生8次,1970s发生13次,1980s14次,1990s23次。进入21世纪,沙尘暴次数、频度有逐年加快之势,已成为全国沙尘暴策源地之一。(4)土地盐渍化严重;有盐渍化土地89.37×104 hm2,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24%,土地生产力下降;(5)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居环境不断恶化。2.总结分析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退化的成因:(1)全球气候变暖加速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的退化。晚全新世以来,河西走廊区域气候持续干旱,致使三大内陆河流域的湿地大面积萎缩,草地退化和土壤沙漠化加剧。近500年来,祁连山区气温升高,冰川面积减少,年降水量减少;1950’s后期到1990’s期间,山区气温总的趋势都是上升,造成雪线上升,冰川后退,高寒山地的湿地,湖泊的面积缩小或消失,草原退化,森林面积缩小。对祁连山七一冰川最新观测结果表明,2001/ 2002年度和2002/ 2003年度冰川物质平衡分别为-810 mm和-316 mm水当量,冰面出现显著的减薄状态,强烈反映了祁连山冰川对气候变暖过程的响应。(2)严酷的自然条件是生态系统退化的内在因素。其一,河西走廊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呈现出热量充足、昼夜和季节性温差大,气候干燥,降水量小,蒸发强烈,风沙频繁的温带暖湿带干旱荒漠化气候特征;其二,沙源深广和土壤贫瘠是河西走廊生态系统脆弱,土壤容易荒漠化的物质基础。其三,风大风多是河西走廊土壤荒漠化的直接动力。第四,气候长期干旱是诱导加剧河西走廊植被退化、土壤荒漠化的主要因素。第五,水资源先天不足是荒漠化加剧、生态系统退化的客观因素。(3)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剧了生态系统退化;一是农业人口增长过快,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地矛盾突出;二是对林草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直接加快了生态系统退化的速度;三是水资源消耗过度,加剧了生态失衡。3.全面总结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工程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的思路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按照河西走廊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特征,把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范围划分为南部祁连山森林草原水源涵养区、中部绿洲高效产业区、北部防风固沙荒漠治理区三大类型,并提出了各区域的生态恢复与重建相应对策。按流域划分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域,提出了以流域为单位生态恢复的重点与措施。4.研究提出风蚀荒漠化区、水蚀荒漠化区、盐渍荒漠化区生态恢复治理的模式和措施。(1)风蚀荒漠化区,位于河西走廊北部荒漠区和中部绿洲外围水分条件不足的广大区域,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措施主要有建立荒漠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封沙育林育草、营造防风固沙林、设置固沙机械沙障、营造农田防护林带、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发展高效节水生态农业,保证足够的生态用水等;恢复模式:一是带、片、网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二是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恢复模式;三是生态经济型恢复模式。(2)水蚀荒漠化区,位于祁连山海拔2 000-2 500 m以下的浅山区,恢复模式以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为主,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通过采取调整土地利用方向、合理安排水土保持的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业耕作措施、法律措施,对小流域内的水土资源进行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3)盐渍荒漠化区,位于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由于长期大水漫灌、渗灌,或长期用矿化度高的地下水灌溉,造成土壤盐分聚集,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区域,一般采用以水利措施为主,结合耕作措施及合理的农业技术措施和化学改良措施的综合治理方法。5.研究提出河西走廊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科技支撑体系:(1)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规划和周密的作业设计,大力推广和应用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的先进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2)积极做好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工作;(3)加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的科技攻关研究;(4)加强科技支撑组织保障体系建设;(5)建立健全生态系统监测和工程效益评价体系;(6)加强国际合作,为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争取国际援助。6.提出了河西走廊生态系统恢复的主要工程措施:应抓住机遇,争取国家和省财政投入,开展高效节水生态农业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工程、祁连山区天然林保护及植被恢复工程、河西走廊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四期工程、荒漠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农田保护性耕作生态工程、农村能源建设工程、沙产业开发示范工程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项目。7.提出河西走廊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主要政策措施:(1)实行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2)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减缓水土资源承载压力;(3)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调整人口分布格局;(4)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5)实施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激发生态环境建设活力;(6)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依法保护环境资源;(7)加大环境建设投入,强化工程项目管理;(8)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提高减灾防灾能力;(9)加强组织领导,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不仅事关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到西北、华北地区的环境质量,是关系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防稳固的大事。应尽快编制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河西走廊沙化和盐碱化治理规划、祁连山冰川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敦煌生态环境治理和莫高窟文物保护规划,将河西地区重点生态恢复与建设工程纳入四项规划,上报国务院批准,纳入国家和甘肃省国民经济“十一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国家投资,争取社会援助,加快生态恢复与建设进度,促进河西走廊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李萍[4]2005年在《青海云杉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海云杉(Picea crassfolia Kom)属于松科云杉属,是我国的特有树种,在西北地区分布广阔,材质优良,寿命较长,树干高大通直,树姿雄伟美观,耐寒、耐旱、耐贫瘠;是西北各省用材林,水源涵养林,护牧林和城乡绿化观赏的优良树种,常组成高山地区大片的纯林;形成西北高原区暗针叶群落,也是当地主要造林树种之一。因此了解青海云杉的遗传多样性对其种质资源的保护以及今后的遗传育种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利用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板电泳(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PAGE)技术,研究了甘肃祁连山,青海大通,甘肃甘南州青海云杉的17 个天然群体遗传多样性。测定了8 种同工酶系统(乙醇脱氢酶、谷氨酸脱氢酶、脂酶、过氧化物酶、苹果酸脱氢酶、甲酸脱氢酶、超氧物歧化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表达12 个基因位点。利用Popgen32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运算,从结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青海云杉的遗传变异模式,得出以下结论: 1)等位基因平均数为1.7605,多态位点百分数是45.83%,平均期望杂和度为0.2101,平均实际杂合度为0.2180, 实际杂合度与期望杂合度比较接近,由此可以认为青海云杉群体的近交现象较严重。固定指数F 为0.0029>0,说明群体杂合体缺乏,纯合体过量,从F 及其分化程度分析可知:12 个基因位点基本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群体随机交配的比率不大。 2)Gst 的平均值为0.0643,接近于0.1,说明总的基因多样性几乎全部存在于群体内部,各群体间基因分化的相对量小,也就是说只有6.43%的变异存在于群体间, 大部分基因多样性(93.57%)存在于群体内,可以判断出青海云杉群体的分化水平较低。3)根据各群体的遗传一致度,采用非加权算术平均聚类方法(UPGMA)对17 个群体的遗传距离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同一群体的各个群体,它们的遗传距离较近,基本上聚为一类;总的趋势是地理上较近的群体,在遗传上也聚在一起,这与地理分布的空间格局相吻合。但是,对青海云杉各个产地群体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进一步做Mantel 检验表明,群体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4)青海云杉的遗传多样性指标:等位基因平均数,多态位点百分数,平均期望杂合度与海拔和纬度的相关性不明显。
王欣[5]2014年在《青海海东新城城市化发展中绿色空间体系的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城镇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城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渴求日益强烈。了解绿色空间体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充分发挥城镇绿色空间体系在整个城市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实现我国城镇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青海海东新城即青海省海东市，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处于西部大开发区域的中心位置，是典型的西北城镇，因此研究其城市化发展中绿色空间体系的影响与构建，对于我国西北城镇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可以展示并示范适应西北地区气候条件的中小城镇绿色空间体系构建的途径。本文通过对绿色空间的内涵及分类，绿色空间体系的概念等理论研究，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理论、景观都市主义理论及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等相关理论背景，以西北地区城市化建设与生态过程为城市背景，以湟水流域自然生态背景为流域背景，根据青海省海东市的自然环境特点、城市概况、城市化发展现状、绿色空间现状类型及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分析，对青海省海东市的绿色空间体系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出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并通过对宏观尺度的市域、中观尺度的中心城区和微观尺度的典型绿地生境单元的三个绿色空间的规划设计，从不同尺度、不同角度和不同途径共同构建完善的青海海东新城绿色空间体系。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大中城市绿地—生境营造模式及适应性设计方法研究》（51278410/E080202）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宜居环境风景园林小气候适应性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S1338007）的资助。
李豪[6]2013年在《山西历山保护区青檀天然群落数量生态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历山青檀为研究对象，在野外调查与室内测量的基础上，应用数量生态学的方法，从群落生态学与种群生态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历山青檀天然群落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群落数量分类与排序、群落物种多样性、种群叶实性状表型、种群乔木层种间关系、种群数量动态以及种群不同龄级立木点格局等。结果表明：（1）TWINSPAN将该区的青檀天然群落划分为10个群丛；样方的DCA排序及样方和优势种的CCA排序较好地揭示了该区青檀天然群落的分布格局与环境梯度的关系；样方的CCA排序第一轴主要与土壤含水量呈负相关，其次与坡度负相关，与海拔正相关，第二轴与湿度、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与坡度、枯枝落叶厚度呈负相关；物种的CCA排序第一轴与坡度、枯枝落叶层厚度呈负相关，与湿度正相关，第二轴与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与海拔高度、坡向呈负相关。其中，土壤含水量是环境因子中对青檀天然群落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2）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均反映出历山自然保护区青檀天然群落的多样性呈现出一致趋势；研究区植物生长型与青檀天然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关系表现为：乔木层与灌木层物种丰富度指数相近且明显低于草本层；青檀天然群落各生长型优势度趋势同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为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均匀度指数相近，群落间变异幅度较小，乔木层变异幅度较大。（3）叶实性状存在显著与极显著差异；表型分化系数即群体间变异为40.082%，小于群体内的变异（59.918%）；叶面积、叶长、叶均宽、叶柄长、叶干重、翅果面积、翅果长、翅果均宽、果柄长、翅果干重、种子长、种子宽的表型分化系数分别为：5.47%、7.78%、8.60%、12.13%、29.85%、33.33%、41.36%、46.75%、69.60%、72.15%、76.00%、77.98%；部分叶实性状间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叶均宽、叶柄长、翅果均宽、种子长为历山青檀易测定和重要的叶实性状；通过表型性状的聚类分析可将历山青檀8个种群划为3类。（4）历山青檀天然群落以A级频度占绝对优势，青檀在群落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在演替层和更新层中的优势不及其他优势树种；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Person相关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历山青檀群落乔木层物种间正协变种对数少于负协变的种对数，青檀和君迁子种对间负协变程度最高，且在所有包含青檀的显著或极显著协变种对中，青檀与另一个物种间总是显著或极显著的负相关；坡度、土壤含水量及枯枝落叶层厚度与3个排序轴相关性强，18个乔木优势种沿第二排序轴的分类与物种的性状特征较为相符，土壤含水量是影响历山青檀分布的主导因素；聚类分析把历山青檀乔木层优势种分为三大类。（5）历山三种生境中青檀种群径级结构有差异，A种群径级结构呈纺锤型，属稳定型种群，B、C种群径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属增长型种群。从总体来看，种群数量在发育过程中存在一定波动，但种群数量动态变化指数Vpi和V/pi均大于零，种群结构属增长型；不同生境中青檀种群的存活曲线存在一定差异，A种群存活曲线趋于Deevey Ⅲ型，B、C种群的存活曲线趋于Deevey Ⅱ型；不同生境种群死亡率峰值出现的龄级有差异。A、C种群前期死亡率较高，B、C种群在中龄级出现死亡率峰值；生存分析表明，历山青檀种群具有前期稳定、中期锐减、后期衰退的特点。（6）历山青檀天然种群不同龄级间的个体密度不同，幼中龄级个体密度大，老龄个体密度小，年龄结构为增长型；幼中龄集群分布特征比较明显，且随着尺度的增大，集群特征有更明显的趋势，老龄个体分布格局则趋于随机分布和均匀分布。
章志都[7]2007年在《侧柏刺槐林群落生态学特征及林内景观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风景游憩林混交林经营过程中，群落的组成不仅影响着风景游憩林群落的稳定性，对风景游憩林的景观美景度和游憩价值也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北京市郊区风景游憩林侧柏刺槐林的群落生态学特征及部分生态因子与林内景观美景度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风景游憩林经营指导措施。侧柏刺槐林群落生态学特征的研究包括重要值、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种间联结和生态位等。结果表明，侧柏—刺槐人工群落经过多年的发育，有植物31科60属66种，群落内乔、灌、草各层次的优势种群明显；相对于乔木层和草本层，灌木层的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均匀度较大，而生态优势度则较小，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指数受混交比例和林分郁闭度影响；群落中各层次主要种群均偏离Piosson分布极显著，为聚集分布；林下各主要种群间的联结性相对独立，种群间资源的竞争不剧烈，林下植被处于不稳定阶段；林下主要植被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种群为求米草[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荆条[Vitex negundo]、孩儿拳头[Grewia biloba]、细叶苔草[Carex duriuscula]、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构树[Broussonetiapapyrifera]、三裂绣线菊[Spiraea trilobata]、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隐子草[Cleistogenes hancei]、黄栌[Cotinus coggygria]和蒙桑[Morus mongolica]等，上层林分主要树种侧柏和刺槐的林下更新苗的生态位宽度均比其它上层更新苗的生态位宽度要小，随着群落的演替，栾树、构树、蒙桑等树种在上层林木的比例将有所增大，侧柏—刺槐林群落的林下主要植物种群的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和重叠值均相对较低，也反映了各种群间资源的竞争不剧烈，要使得其林内景观有所好转，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对部分群落生态因子(包括郁闭度、混交比例和伴生树种组成3方面)与林内景观美景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各郁闭度类型之间的林内景观美景度差异性不显著，但不同郁闭度类型的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指数与林内景观美景度呈显著负相关；而不同混交比例类型间美景度差异性显著，其差异性不仅受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的影响，还与乔木层树种的组成有关；伴生树种组成也显著地影响着林内景观美景度，具体表现为，无伴生树种＞两种以上伴生树种＞单种伴生树种，在单个伴生树种的情况中，伴生树种为黄栌时的美景度最高，然后是栾树、蒙桑等阔叶乔木，伴生树种为油松时的美景度最低。根据上述研究的结论，在保证较高的物种多样性和林内景观美景度的前提下，提出了风景游憩林侧柏刺槐林培育的指导措施。侧柏刺槐林经营时，可以通过林分抚育和林下灌木管理对群落结构进行调整，增大林下植被的多样性，提高林下灌木的整齐度。在对侧柏刺槐林进行抚育时，可优先考虑伐去油松，并采取一定措施，促进栾树、构树、黄栌和蒙桑等林下苗木生长，也可林下补植黄栌，以营建多层次的林分结构；林分郁闭度以0.6～0.7为宜；侧柏、刺槐的最佳混交比例为1∶9(即混交类型E)，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适当地选择9∶1(即混交类型A)、8∶2(即混交类型B)进行混交，适度增加常绿树种的比重，这也是符合景观类型多样性的要求；伴生树种选择时，可以优先选择黄栌，其次考虑栾树、蒙桑等观赏阔叶树种。
王心同[8]2007年在《中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森林资源是林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生态效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增加,森林资源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直接导致了“温室效应”、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物种灭绝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成为21世纪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工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为加快林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启动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其中充分肯定了林业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中的重要地位,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由于林业既可以是一种天然资源,也可以进行人工培育,既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也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林业资源的培育,既不可能仅仅靠市场来完成,也不必完全由政府来承担。但在林业经济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林业进行支持和调控。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本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政策学、林业系统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以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借鉴,同时借鉴森林经营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对我国的林业经济政策展开研究。本研究基于林业发展,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主要林业经济政策的产生背景和影响,并进行相应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我国林业经济政策的总体框架,提出了实施上述林业经济政策的具体对策建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基于我国林业发展状况,对林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业发展的影响,林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林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对我国的林业产权改革政策、森林资源采伐限额政策、林业流通和市场化政策、林业税费政策、林产品贸易政策、林业重点工程政策、封山育林政策、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政策等主要的林业经济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并对这些政策在林业发展中所发挥的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设计我国林业经济政策的总体框架,并提出促进林业发展的相应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系统梳理了我国的林业产权改革政策、森林资源采伐限额政策、林业流通和市场化政策、林业税费政策、林产品贸易政策、林业重点工程政策、封山育林政策、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政策主要的林业经济政策,并对这些林业经济政策在我国林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和评价;(2)设计了包括林业产业政策、林业财政政策、林业税费扶持政策、林业产权和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政策、林业贸易政策和林业国际化政策等促进我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总体框架。(3)提出了在现阶段具有现实操作性、推动我国林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林业财政投入、产权改革、国际化、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等具体政策措施。
李光耀[9]2007年在《天童常绿阔叶林次生演替过程中土壤的有机碳库及其归还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了常绿阔叶林不同演替阶段土壤有机碳库的特征,凋落物和细根的生物量、有机碳含量和有机碳归还特征,以及枯枝落叶层有机碳库特征,最后探讨了随着演替过程群落中凋落物和细根的生物量、有机碳含量和归还,以及枯枝落叶层有机碳库与土壤有机碳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从铁芒萁-山鸡椒稀疏群落、檵木-石栎群落、马尾松群落、马尾松-木荷群落、木荷群落至栲树群落的常绿阔叶林次生演替过程中,土壤有机碳含量(P<0.01)和有机碳库量(P<0.05)呈显著上升趋势,只有马尾松+木荷群落除外。土壤容重则呈下降趋势(P<0.05),在演替中期高,在演替后期低。(2)随着常绿阔叶林的演替,凋落物的生物量和有机碳归还量显著增加(P<0.05),叶和枝是森林凋落物的主体。(3)随着常绿阔叶林的演替,枯枝落叶层生物量和有机碳储量表现出显著差异(P<0.05),呈现下降趋势。枯枝落叶层的有机碳含量在各群落的未分解层(L层)、半分解层(F层)和已分解层(Y层)中,均表现出了未分解层>半分解层>已分解层的趋势,有机碳含量在马尾松群落最高,有机碳储量在半分解层(F层)最高,已分解层(Y层)最低。(4)细根生物量和有机碳归还量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演替呈现“波浪型”变化。从铁芒萁-山鸡椒稀疏群落到檵木-石栎群落,细根有机碳归还量处于上升的趋势,但从檵木-石栎群落到马尾松群落阶段,细根有机碳归还量急剧下降,随后细根有机碳归还量随着演替进行呈现上升的趋势,马尾松群落在整个演替过程中最低,不同演替阶段细根有机碳归还量差异显著(P<0.05)。(5)通过凋落物的生物量、有机碳归还量与土壤容重、有机碳库量之间相关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演替过程,凋落物的有机碳归还量与土壤容重、土壤有机碳含量以及有机碳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演替过程中凋落物的生物量与土壤有机碳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6)枯枝落叶层的有机碳库量与土壤有机碳库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进一步分析可知,随着演替进行,在未分解层(L层)的有机碳储量与土壤的有机碳库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半分解层(F层)和已分解层(Y层)的有机碳储量与土壤的有机碳库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已分解层(Y层)的有机碳储量与土壤容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7)细根的有机碳归还量与土壤有机碳库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细根有机碳含量与之相关关系不显著。(8)森林凋落物和细根是土壤中有机碳归还的主体,森林凋落物和细根的质量和数量是常绿阔叶林不同演替阶段土壤有机碳储量与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演替的初始阶段细根可能是植物归还有机碳的主要形式,凋落物归还的少,在演替的中期和后期阶段,凋落物可能是植物归还有机碳的主要形式,但通过细根归还的有机碳也不可小视。
参考文献：
[1]. 祁连山青海云杉种群结构组建稳定性机制研究[D]. 陈银萍. 甘肃农业大学. 2000
[2]. 青海云杉种实害虫发生危害研究[D]. 赵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3]. 河西走廊生态系统退化特征与恢复策略研究[D]. 张肃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4]. 青海云杉遗传多样性研究[D]. 李萍. 甘肃农业大学. 2005
[5]. 青海海东新城城市化发展中绿色空间体系的构建研究[D]. 王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6]. 山西历山保护区青檀天然群落数量生态学研究[D]. 李豪. 山西师范大学. 2013
[7]. 侧柏刺槐林群落生态学特征及林内景观影响研究[D]. 章志都. 福建农林大学. 2007
[8]. 中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D]. 王心同. 北京林业大学. 2007
[9]. 天童常绿阔叶林次生演替过程中土壤的有机碳库及其归还特征[D]. 李光耀.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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