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心理学的科学观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本土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2)02-0021-04
心理学的研究有两种传统，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已经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科学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认识方式，也越来越重视人文主义的心理学。但是，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仍然强烈地受到来自科学主义的束缚。科学观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没有正确的科学观，学科的发展就没有可能。因此，科学观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本土心理学的确应该反思一下科学观了。
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20余年，它打破了“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赋予了心理学研究的文化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心理学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西方心理学的不同流派在中国成为心理学家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心理学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学习与模仿水平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心理学则更多地受到前苏联心理学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被确定为科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巴甫洛夫主义主宰了中国心理学。无论是西方心理学，还是前苏联心理学，都是建立在各自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尤其西方心理学，忽略了心理学的文化基础，以美国心理学为代表，表现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心理学研究活动贡献的有意忽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科学心理学被当作了一种最好的和最终的权威。西方科学心理学是以自然科学观为出发点，模仿自然科学，遵循自然科学的原则，并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只有科学心理学才是最高权威。实际上，科学心理学观只是许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取向中的一种。许多学者批评了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严格地依附于自然科学传统，阻碍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发展”。[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开始反省各自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本土化的运动由此开展起来。在中国，港台地区较早开展了本土心理学研究，以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于1980年宣读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为标志，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陆学者也陆陆续续在进行具有本土色彩的研究，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日益突出，那就是本土心理学的科学观定位问题。这个问题被许多学者所忽略，但又必须面对。科学观的变革是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不明确科学观，本土心理学研究将陷入困惑中。本土心理学一直在自然科学观与人文科学观之间摇摆不定，这给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混乱，造成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作者认为，本土心理学应当明确地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遵循人文科学的研究原则。
一、自然科学观的本土心理学
本土心理学是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的，可以说，文化的影响投射到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而促进了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心理学的内涵就是文化意义，它从文化多元论的视角来审视心理学研究，要求打破价值中立的原则，反对科学心理学忽视心理的文化背景，反对科学心理学把研究对象抽象化，这是本土心理学发展的原动力。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不少本土心理学研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推动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仍然受到自然科学研究原则的影响。
科学心理学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原则，致力于使心理学科学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本土心理学的前期研究。自然科学遵循三大原则，即，自然一致性原则；实体原则；因果性原则。自然一致性原则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对象，即不管怎样，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共同遵守的规律。实体原则认为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实质上就是事物的一种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学观的视角看，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实体概念，例如，就社会学的研究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实体，就心理学的研究而言，实体就是“心理”。在这里，实体就是建立在个别基础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则表达了一种现象之间的连续关系，一旦确定两个或两类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那么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即同因必然产生同果。这三大原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
中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80年，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科学研究研讨会”上指出了中国化研究的四个层次和方向：(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中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2]这四点成为了本土心理学前期研究的指南，基本确立了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与原则。杨国枢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概念：“内发性本土化”与“外衍性本土化”[3]。所谓“内发性本土化”是指以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作为思想源头，而“外衍性本土化”是指西方的科学心理学传输到第三世界国家之后，经过加工改造而形成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不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源头，而是建立在他国文化的源头基础上。许多港台学者认为以前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但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他们认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抑制了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中国大陆的心理学也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
事实上，大部分本土心理学研究者依然遵循着自然科学的原则，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由于受到自然科学一致性原则的影响，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试图为心理生活寻求一种普遍的定律，用以解释心理生活，追求普遍的定律。他们假设在个体心理生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共性的心理生活，正是这种“共性”在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活。个体心理生活的差异性是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本土心理学在研究诸如“面子”、“孝道”、“民族性”、“助人行为”等课题时，目的是寻求这些命题的普遍性，这样造成研究的不具体或不具备现实性。他们试图解释“国家”、“民族”、“人”是怎样的，而不想理解“这个群体”、“这个社会阶层”的助人行为等等。在谈到这些命题时，一言而概之，称之为“民族性”或“国民性”，这样显然把现实的具体内容割舍了，面对的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即使研究具体的对象，目的也是试图用个别的实例去证明和补充普遍法则。建立普遍法则的最终目的是预测和控制心理生活，这是典型的自然科学主义情结。
个体心理生活在因果性原则中变成了一种必然性的联结，由于因果性原则认为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同一因必然导致同一果，因此心理生活成了可以预测与控制的了。坚持因果性的原则导致将心理生活的主观理解性与体验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为一种客观经验的存在，成为可以共证的对象。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原则来阐释心理生活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遵循自然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本土心理学研究必然陷入“实体原则”。在这一点上，杨国枢先生的“内发性本土化”与“外衍性本土化”的概念体现了这一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分法，把文化假设为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要么是中国式的，要么就不是中国式的，这样就将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完全局限在一种抽象的中国传统中，把心理生活人为地分割开了。杨先生将“内发性本土化”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而把“外衍性本土化”看作不彻底，这实际上已经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杨先生将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分别视为了实体存在，二者是相互分离的。本土心理学要求研究中国人的特有现象，于是大量学者开始从古典经典中寻根，试图用一些传统的概念来解释现代人的心理生活。以为只要运用传统的概念，就完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这显得有点牵强。因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传统已经不是源初意义上的传统了，所谓的传统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依然坚持用抽象的传统概念来解释现代人的心理，那就背离了现实。坚持内发性本土化，就是忽略了心理生活的现实性，就是坚持一种抽象的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并不是一个实体存在。坚持自然科学观的本土心理学已经陷入到追求抽象的传统文化的误区之中，把传统文化设定为一种独立于现实的实体，导致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没有把文化、历史与现代人的心理及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可以看出，自然科学观的本土心理学的目的不是理解个体心理生活，而是试图解释、预测和控制心理生活。在自然科学原则的影响下，假设了一个心理生活的实体，试图用自然一致性原则加以概括和抽象心理生活的普遍原则，并用因果性的原则把心理生活界定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之中，这是典型的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心理生活不同于自然现象，换句话，心理生活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以往的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牵强地将心理生活归入到自然科学的范畴。本土心理学的内涵是文化，是心理生活，显然，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进行科学观的变革，必须明确本土心理学的科学观定位，如果不明确界定科学观，那么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只能走入死胡同。
二、人文科学观的本土心理学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不同的研究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途径，人文科学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事实上，自然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众多的方式中的一种，人文科学同样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不仅面对生物学的挑战，而且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人文科学的挑战[4]。人文科学主张研究的“历史性”、“具体性”和“无方法性”，这与自然科学的三大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客观世界，而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人文主体世界。本土心理学强调的是文化蕴涵，显然，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应该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这被很多人忽略了。
心理学的研究有两类对象，即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5]。心理现象是研究者可以用观察、实验等外在手段研究的对象，而心理生活则是个体的自我理解与体验，是不能简单地用外在手段来阐释的。科学心理学要解决的主要是心理现象，本土心理学则更多地与心理生活有关。因此，无论从学科性质，还是从研究对象上划分，本土心理学都应该属于人文科学，应该遵循人文科学的研究原则。
首先，人文科学强调研究的“历史性”，反对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实体，历史性的存在就是一种流动的融合。本土心理学在研究心理生活时，必须确定心理生活是一种连续性，不能还原为单个的片断。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域融合”[6]的状态。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不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换句话说，心理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个体生活经验的融合，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体现在经验的交互融合之中。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既面向个体内部的历史经验，也面向外部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内发性本土化”与“外衍性本土化”的区分值得商榷。如果这样划分，那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心理生活视为一个实体，同时也把西方人的心理生活视为另一个实体，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完全局限在一种抽象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传统中，这是典型的二分法，要么是中国式的，要么就是西方式的。这样人为地把心理生活的连续性割裂了。事实上，西方理论一进入中国，就已经被中国式地吸收了，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式的心理生活与西方式的心理生活发生了交互作用，现实中的个体心理生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式或是西方式了，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个体始终在解释和理解经验，所谓的经验是一种开放性的和连续性的，个体总是运用历史经验来注解新的经验，而新的经验在进入个体心理生活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与个体己有经验的互动融合中发生的，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就体现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就如同翻译语言，在翻译过程中，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已经发生了融合，最后表达的意思已经不再是先前两种语言的原始含义了，而是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个体心理生活同样如此，既不完全是先前的经验，也不完全是现在的经验，它是多种经验的融合，因此，不能将个体的心理生活视为抽象静止的实体。
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要实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就必须抛弃西方的理论，从真正的本土文化传统出发，建立真正的本土心理学，这实际上还是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在作祟。中西方的文化处于交融之中，中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也是处于融合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本身就是本土心理学。因为，只要外来理论一进入本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中国人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传统的影响，是带着文化的眼镜审视外来理论的，因此，不论是内发性的还是外衍性的本土化，本质上都是现实的本土化进程。如果一定要把二者区分开，强调内发性的过程，那只能人为地设定出一个抽象的传统实体。尤其在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个体的心理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经验，突破了单一文化的界限，呈现开放的姿态面向整个世界。本土心理学家不应当为了寻根而去寻根，一味地从古典经典中去寻求一些传统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与现代人的心理生活拉在一起，认为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研究。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概念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正是这些新的意义构成了个体的心理生活。研究传统不是在形式上做到传统，也不是表述方式的传统化，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访传统概念，而是阐释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感受，理解个体现实的心理生活。所以，必须将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避免实体原则的人为分割，从两极到中介，将个体的心理生活理解为当下的现实性。只有这样，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性。
其次，人文科学观强调的是“具体性”原则，即不寻求普遍性的原则，只寻求对具体现象的理解解与说明。现在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试图为心理生活寻求一种普遍的原则，用以解释所有的个体心理生活。追求普遍原则，必然导致抽象化的研究，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定律。对待心理生活，应该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样形成，从而理解它的当下状态，而不应该试图为个体心理生活建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个体的心理生活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个体心理生活有共同点，那么这种共同性就是不同个体面对的相同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心理生活的本体意义体现在个体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体主义”、“民族性”等课题，这些课题并不具体。抽象研究的目的是为这些命题寻找一种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体的人群与个体对这些命题的注解。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应该在现象的一次性与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只适用于宏观层次，而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原则，而是强调“理解”，不是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要面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群，理解与阐释他们的心理生活，不应该为心理生活寻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领域，只能“理解”，而不是预测与控制。
最后，人文科学强调“无方法性”，所谓“无方法性”，并不是指不需要研究方法，而是特指在研究中要避免“方法中心主义”，确立“问题中心主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经验、可共证的经验，可以对研究进行严密的控制。科学心理学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对实证方法显得那么欢迎，努力想变得像物理学那样，甚至有点“物理学嫉妒”的情结，重视研究方法和程序，以研究方法为中心，以研究方法作为取舍研究对象的标准。事实上，科学心理学用牺牲内容的代价来换取研究方法的精致，最后导致实证心理学的研究变成了一堆方法与程序的集合体。过份强调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还带来另一个弊端，那就是价值中立，排除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的影响。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的研究重点是程序，以方法为中心。心理生活不是客观经验，它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因此，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不应当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上，而应当把研究的中心置于现实的问题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目的是解决问题。本土心理学的“无方法性”的内涵就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以研究方法为界限，具有复合性。在阐释心理生活时，不仅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而且也可以运用大量的定性研究方法，例如：描述法，自陈分析，民族分析，面谈，展望等。定性的研究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很有效，它不象定量手段那样精确和简单，但是在进行解释意义的研究时，研究者可以运用定性方法抓住蕴涵在其中的意义，并把这种意义建构起来，用理论表述出来。所以，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应该走方法多元化的道路，不应当用研究方法来孤立整个研究。
总之，本土心理学不应当在自然科学观与人文科学观之间徘徊，本土心理学必须确立人文科学观。从人文科学的视角，本土心理学可以更好地理解心理生活的现实性，在心理生活的历史性与具体性中揭示心理生活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1-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