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生命在于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生命论文,核心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是“理念论”
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仍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理念论和价值论功能，它要从根本上认识、理解和说明这个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又要从这种“精神”中提升出“精华”，还要把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出来变成现实，同时又要对这种实现了的现实加以评判。
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实践理念论功能更加突出。就一般意义来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意味着哲学的首要功能，是在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出一种时代的核心理念（精华），以作为时代的文化支撑，然后再通过实践把这种合理的“核心理念”实现出来变成现实。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核心命题就含有这种意思。因此，时代精神及其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哲学活动”之中，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于“当代哲学活动”中。
就我国哲学发展来说，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和影响下，我国哲学研究注重“归真意识”，即在哲学上实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化和教条化，力图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1987年前后，哲学研究突出“体系意识”，即对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改造，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人道主义”四种流派就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加以解释时出现的主要流派。90年代，哲学研究明显出现了所谓“少谈体系多谈问题”的“问题意识”，即着重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归纳起来，其中的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便是近年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的重点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自己；发展是通过人来实现且又是为了人的，人是发展的主体，因而人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人是由文化塑造的，发展又是在一定文化背景和基础上进行的，在当代发展也越来越烙上文化取向的印痕；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在一定意义上规定着发展的目标、模式和方式，规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也规定着文化的形态。近年我国逐步实现着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其深层实质则是文化转型和价值观转型。历史证明：每到社会历史转折期，价值观的变革问题就必然被突出出来。因为在这一时期，传统旧的价值观要被打破，新的价值观一时难以真正确立起来，这就可能出现“价值真空”，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出现“精神无依”的状态，缺乏精神支柱，从而无所适从，产生人生追求和人生方向的迷失、迷茫及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任务，而且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也必将使人们意识到确定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的迫切重要性。由此，继“问题意识”之后，哲学研究必将突出“理念意识”即哲学要为当代或21世纪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价值准则和范型，作为民族的精神支柱。实际上，当今我国发展和我们民族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核心理念”。关于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充分自觉意识到。
就“理念”的地位和作用来讲，哲学理念贯穿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功能之中，并构成它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中提升出来的精华（本质）；实践非但是实现理念的过程，而且受理念的直接支撑；价值评价就是对既定的实践理念的评价，其评价的内在尺度和依据，就是本来作为实践活动内核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虽有偏颇，但其关于绝对理念支配历史发展且是时代和现实的核心观念的思想，则有一定借鉴意义。其实，哲学区别于一切实证科学和具体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和首要功能，就是它要作为前导，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提供合理性的核心理念，以作为社会发展的支撑。否则，哲学将不成其为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有这种意思。这样的哲学，就好比是黎明前的雄鸡。
二、轻“前导理念”是中国的哲学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哲学遭到某种冷落，出现某种困境。对此，哲学工作者做了许多自我反思性的探究与诊断，开出不少良方。这些探究是富有成效的，但也有不足。在我看来，权本位的体制和文化使哲学工作者在哲学功能上重后证轻前导、重注解轻理念，是当今中国的哲学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
一般来说，哲学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四种基本功能。然而，由于权本位的体制和文化要求于哲学的是论证注解领导和政策的意图，要求于哲学工作者的是“要我做”的研究方式和心态，是顺从和依附于某种要求，这必然使哲学及其哲学工作者在哲学功能上重后证轻前导、重注解轻理念，其结果便是阻碍哲学的发展。具体来说，这种哲学研究往往是：
——注重注解、论证和宣传领导的政策的意图，不大关心平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世界、生存处境和精神需求，突出的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忽视其独立性、科学性和批判性，以不变应万变，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有人利用哲学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其结果败坏了哲学的声誉和形象，使人们对哲学产生逆反和敌视心理，存在不信任感，从而疏远了哲学。这就是说唯上哲学、“跳舞哲学”有余，而大众哲学、批判哲学不足。哲学当然要服务于政治。但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服务：一种只为政治意图作论证和注解，丧失哲学自身的独立性、科学性和批判性；另一种是为政治发展提供前导性的理念以引导政治发展。前一种服务只把哲学当作政治附庸，这既阻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两个凡是”的哲学就是如此；而后种服务对哲学对政治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如此。
——多满足于在书斋里研究书海里的哲学问题和构造理论体系，不大关心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发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传播的现实化不够，没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也没有为国民大众提供一种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人生精神支柱。结果既使哲学远离现实，对现实缺乏积极干预和前导，也使哲学晦涩难懂，远离国民大众，使平民大众对哲学难以了解、掌握和发展。这就是说唯书哲学、“书生哲学”有余，而生活哲学、理念哲学不足。实际上，哲学只有关注现实和国民大众的生活世界，现实和国民大众才会接纳哲学，哲学疏远它们，它们也必然疏远哲学。
——囿于传授和注解教科书中既定不变的教条和结论，对学术讨论和研究的新成果多少存在敌意和戒备心理，难以及时吸收，缺乏哲学本性所要求的批判性反思和创新精神，不能给人以新的信息和启迪。这就是说讲坛哲学、教科书哲学有余，而论坛哲学、创新哲学不足。实际上，哲学的本性在于求新和创新，只有反映这种本性的哲学才能给人以智慧，否则，这种哲学将落后于时代而被时代唾弃。
如果我们的哲学能充分有效发挥其前导理念功能，它就必然避免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倾向，关心国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世界、生存处境和精神需要，突出其独立性、科学性和批判性；它就必然避免脱离现实和国民大众的倾向，关心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国民大众提供人生精神支柱；它就必然克服教条式地对待哲学的态度，关心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哲学创新。而这样的哲学，必然具有好的声誉和形象，人们也必然了解、掌握、信任、接受和喜爱哲学，并从中受到启发。质言之，这样的哲学将是有生命力的、受人爱戴的哲学。
三、哲学的生命在于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进入90年代，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更显强烈，并呈现出新的特点。这种哲学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哲学自我觉醒的过程。实际上，每到历史转折关头，哲学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总是必然地被提出来。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20世纪之交等，便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是要变革封建中世纪的宗教哲学，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要变革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加以强调，有其深刻的背景。
对哲学“困境”问题的探讨必然引发对哲学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思考。种种迹象表明，哲学现在受到某种冷落，面临“困境”：哲学专业的本科招生比以前困难：哲学专业硕士和本科生毕业后就业比较难；哲学研究的经费相对比较紧张；哲学学术著作出版也比较难，举行哲学学术研讨活动同样存在经费紧张问题；哲学研究队伍流失比较严重；社会对哲学的理解也比较少，等等。那么哲学产生“困境”的原因何在？如何看待“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发展哲学？这是近年来哲学界尤为关注和探索的课题。
市场经济对我国哲学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促使哲学重新寻找自己的合理位置，这必然引出对哲学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如果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状况同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状况相比，不难发现：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曾被看作是万能的，而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人得出哲学无用的结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比较注重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学者强调应相对注重哲学的“科学”性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哲学工作者比较注重书斋式的体系建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更需要哲学关注实践提出的问题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走向人的生活世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更多起到注解、论证现行政策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哲学的批判、反思和前导功能更被强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些哲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人却从狭隘经验主义出发曲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局部经验的描述取代理论研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多考虑如何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哲学同时还要多考虑国民大众的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思考的方式主要是“要我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思考的方式强调“我要做”，即强调“有我的哲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哲学研究多强调一元性，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哲学研究却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由上可以看出，哲学由于一定程度上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影响，因而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哲学究竟如何定位？如何发挥作用？它有没有自己的本性？如果有，是什么？在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哲学研究出现哪些失误？正是在这些问题深入思考中，人们逐渐感觉到，必须在反思我国哲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使哲学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发挥有效的作用。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应适应21世纪时代发展的趋势，发挥自己的前导功能。21世纪是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它具有与20世纪不同的新的特点。中国哲学应发挥自己前导功能，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或实践理念。
由上可以看出，如何对哲学加以重新定位，正确合理发挥哲学的本性及功能和作用，重塑哲学的形象，是哲学走出“困境”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我国哲学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讨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9年，哲学改革的重点是“哲学体系改革”；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哲学改革的重点是“哲学观及其实现方式的变革”，其中包括思考哲学的本质、本性及其实现方式、哲学的定位、哲学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等问题。
围绕“哲学观及其实现方式的变革”，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路进行改革，认为哲学是关于整个物质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哲学应坚持其“形而上学”的性质，不应为世俗功利所动，离现实“太近”，不应消解到实证的研究领域之中，哲学改革无非是随着物质世界、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丰富新的内容，但不能有新的形态。第二种观点是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思路进行改革，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的实践所涉及的人的生活世界，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哲学改革在于立足当代人类实践，关注现实世界由于人所发生的变化及对人的意义，因而哲学需要破除从原则出发进行纯粹逻辑思辩的抽象化研究的态度，避免“纯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反思模式，离现实“太远”，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走向或介入真实的现实和生活的本质，关心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从实际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外部世界，使哲学作为批判精神而存在。第三种观点是按照综合创新的思路改革，认为当前哲学探讨中“纯哲学”，“纯形而上学”的研究倾向和过分参与性、实证性的研究，都不可能使中国在新的世纪之交跻身世界哲学论坛，我们应为中国的哲学的发展探求第三条更高层次的研究思路：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反思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结合，从中寻找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从而形成关于人和世界的总体性理论，这将是中国文明转型期真正在文化中植根的哲学；第四种观点是按照一元性和多元性统一的思路进行改革，认为应在继续发展现行哲学体系的同时，着力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的彩色型哲学。
我认为应按照实践人学的思路进行改革，因为当代哲学在本质（本性）上是对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反思，因而哲学本质上是人学。只不过是由于受人的思维发展规律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限制，哲学首先注重通过认识人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来认识人，最后才返回到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的问题格外尖锐地突出出来，并被推到哲学的中心或前台；当代许多社会问题从哲学根本上讲实质就是人的问题；当代西方哲学大都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近年来几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都是对人的研究。这样，哲学在走过了在人以外兜圈子的历史过程之后，在当代必然转向研究人本身，从而使人学本质真正显示出来，因而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哲学改革的目标就是确立作为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实践人学，其功能是为当代中国发展以至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为当代中国或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理论准备和前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能为其提供核心文化理念的即发挥前导功能的哲学，而这样的哲学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四、哲学提供的理念事关社会发展的命运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在支撑和引导着，这种理念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命运，而这种理念，是由哲学提供的。哲学的重要功能，就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中国古代的哲学是研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为人生和社会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仁”、“义”和“情”。中国古代的哲学占主流地位的是儒家伦理哲学，儒家伦理哲学的精髓或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和“恕庸忠孝悌”，其中仁为大，为首。仁及其义礼智信等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就是告诉世人追求“仁”、“义”和“情”，诸如中庸平和、立德、安分守己、顺从、克己复礼、听天由命、谦容不争、均贫富、统一、小富即安、安贫乐道、阴柔无为、尚和、柔静、天人合一、和为贵、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同、不为最先和忠恕等，都是如此。不容否认，以这种理念为核心文化塑造的整个中华民族，曾以一种特殊的姿态顽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维持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吃人”的文化，是一种缺乏竞争、创新、开拓和法治的文化。正是这种缺乏创新基因的文化理念。导致了近代中国以来社会发展的缓慢和落后。因为这种理念导致中国人的封闭保守和僵化，封锁了中国人的向外学习的能力，扼杀了人的自我创造精神，正如严复和李大钊所说的：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信天数，而西方人恃人力，中国人事事听天命，西方人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陈独秀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就在于“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
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是着重研究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智慧哲学，这种哲学为人生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核心文化理念是“利”、“力”和“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首要是理性精神，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这种精神。理性至上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或核心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其中既发现了人的世俗欲望并赋予其合理性，简称为发现了“利”之价值，又发现了人的能力对满足世俗欲望的重要性，即发现了“力”之价值，还发现了规范和引导人的利益和能力的理性，即发现了“理”之价值。在近代哲学中，利、力和理三者的关系是，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原始动力，能力是满足人的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理性是规范和引导人的能力发挥以满足人的利益的规则和尺度。一系列主导系统都是追求这种基本精神的。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个性、人权、自由、意志、征服、改造、自我和进化等就是如此。无可怀疑，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文化固然使西方社会付出不少代价，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环境污染，但从其主导方面看，这种进取型的文化极大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大大超过了我们。质言之，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快速发展得益于哲学为其提供的三大理念：利、力和理。
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仁、义、情和利、力、理，但在不同社会，总是由某一理念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在中国是仁、义、情，在近代西方则是利、力、理。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哪些理念应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只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仁、义、情这些哲学理念是从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提升出来的，也有它产生的经济基础。利、力、理这些哲学理念是从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提升出来的，也有它的经济基础。然而，以仁、义、情的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说它早熟，是说在贫穷基础上的仁、义、礼、情的作用和价值是被历史局限的，一定意义上还可能出现伪善，因为人们在贫穷的情况下会更加追求利，且是羞羞答答追求利，披着仁义的外装去追利；并且利、力、理之理念的实现过程中，在发达富裕的基础上，在社会巨大发展进步过程中着力去解决代价问题时，仁、义、情将显得更有效、更有力和更有价值，人们也更会自觉去实现仁、义和情这些理念，所以，离开利、力、理的仁、义、情是早熟的，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实现利、力、理之理念的过程中强调仁、义、情，更显示其价值。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追求利、力、理之理念是一种历史进步。如果我们较早承认这些，就不会落后这么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比我们早地发现了利、力、理之秘密。在利、力、理三者当中，利之理念是最容易且已被人们接受追求着，“理”之理念业已被倡导和强调，如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法制，这都是理性精神的要求。唯有力即能力之理念，我们对其意义和价值还注意不够。其实，能力之理念对当代中国发展来说，是最需要的，但也是最缺乏的，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权本位、人情本位和“关系本位”，注重年资和“名份”，都是能力理念的大敌，是敌视能力的，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突出能力理念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