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需求论文,对策论文,思路论文,人口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相互关联的三大突出矛盾，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人口城市化发展滞后。
（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大幅度下降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其中国内消费占有主导地位。但我国近年来的现实情况是国内消费增长相对滞后，贸易顺差和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随之逐年大幅下降，对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构成了较大阻碍。
表1 1978-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及最终消费构成单位：%
注：(1)三大需求是指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构成项目，即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是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终消费贡献率是指最终消费支出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2)2003年的数据受“非典”影响，非常态。
表1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只有58.5%，比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低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积累率在20%左右。消费率过低会造成居民被动地增加储蓄，进而又促使大量银行资金转化为高投资率。因此，我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突出，而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措施，但投资增速仍处高位。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高达24.5%，2007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总额仍比上年同期增长23.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2007年第4期刊登的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
由于投资膨胀，而国内消费相对疲软，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进一步加大了贸易平衡的压力。2007年第一季度国内贸易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4.7%，但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出口总额增长率则高达41.5%，而同期进口总额仅增长20.6%，使国际收支失衡矛盾进一步凸现，从而也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2007年第4期刊登的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
（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为56.1%，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44.8%(2005)，农业人口比重为70.30%(2003)，这些统计数据集中反映了“三农”问题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表2 1985-2006年我国城乡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对比情况
注：增长率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环比增长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
表3 我国和世界部分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5》。
近年来我国“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集中表现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日显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其消费水平和积累水平，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从根本上决定着城乡差距的变化。表2的数据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增长缓慢（相对于我国大约10%的经济增长率而言），而且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由此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农村与城镇消费水平差异的恩格尔系数之比也随之呈现扩大趋势。由于农村居民所占人口比重高，其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乏力，从而致使农村消费和积累水平低，加之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三）人口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和城市消费需求不足并存
在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1]。表3的统计数据反映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世界部分国家对比的状况。
表3显示，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仅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即使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平均低近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大约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0年，即使按近年加速后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预计到2010年左右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只能达到2001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另据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在人均GDP575-999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应属于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在此阶段，国际经验数据显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达到65.8%左右[2]。我国2006年人均GDP已超过1900美元（按2006年末总人口和年末汇率计算），但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3.9%，远低于国际经验水平（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们认为，在上述三大突出矛盾中，我国人口城市化发展滞后是根源性矛盾，正是由于人口城市化发展滞后导致了我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3]，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广大农村和城市消费需求不足并存的现状，从而造成整个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二、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机理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人口城市化是农村自然经济向城市集约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方面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另一方面伴随着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能力等。因此，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国内消费需求有着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拉动最终消费的不断提高上。这是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正是这一着力点为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着重要保障。
（一）人口城市化过程给城乡居民创造了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无力，是制约和影响我国内需增长的主要障碍。但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给城乡居民创造更多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
首先，伴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聚居到城市中来，在城镇将会产生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促进城镇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促进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对于农民来讲，随着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一方面，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得到根本改变，收入的资源约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府的支农效果也会显著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将会为农产品提供更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农产品卖出难的问题会从根本上缓解，走出“丰产不丰收”的怪圈，规模效益和价格效益也会得到根本改善，使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二）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会出现消费水平低的农村人口比重降低、消费水平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从而会直接提高总体消费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促使人们的消费心理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对消费需求产生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与城市趋同的消费心理不断被强化，农村消费者会把城镇消费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并主动模仿城市消费。二是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趋同的消费心理也会进一步被强化。由于大城市的消费信息更丰富，消费渠道更广泛，因此在小城镇消费中有巨大的示范效用。三是大、中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心理转化，城市的全面扩张自然伴随着消费品领域的不断拓展，消费观念也逐渐认同国际化城市的标准。由此可见，城市化会从不同层面改变社会消费观念，成为消费需求增加的必要条件[4]。
（三）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加快城乡沟通和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沟通将会越来越多，联系也将日益密切，城乡居民的消费环境将会得到根本改善，从而为促进城乡消费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对于城市来讲，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到城市中来，原来那种为少数人服务的城市商业服务模式再也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新的城市商业服务模式（如连锁经营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网上购物等）的出现不断改善着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使其消费行为更加便利。
对于农村来讲，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沟通会越来越多，城市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会更快地传递到农村，城市中各种商业机构也会加速向农村渗透，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消费环境。因此，城乡沟通状况的改变会直接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进而促进农村购买力的提高。
（四）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拓宽新的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逐步改变，消费环境也不断改善，进而会使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是保证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必要条件。
对于农村居民来讲，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联系越来越密切，原本在农村看不到的产品和服务会不断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当然也会使他们产生消费的欲望，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对于城市居民来讲，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医疗保健、交通与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等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会越来越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将随之不断提高。
（五）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累积效应”
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积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4]。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5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43元，即目前我国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1个农民的消费水平。按照我国2006年末总人口（131448万人）和城镇人口比重(43.9%)测算，人口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314万人从农村到城市。按2005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计算，将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08亿元，即在2006年7641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基础上，大约可拉动居民最终消费提升1个百分点（2005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可以创造消费的基本要素并使之不断扩大，推进人口城市化是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城市化水平的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进一步检验人口城市化对国内消费需求是否具有相依关系，本文拟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城镇人口比重进行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理论主要用来探测变量间是否真的存在均衡相依关系，对于用非平稳变量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都非常重要。这是目前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相依关系的有效方法。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反映人口城市化水平，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国内消费需求水平，以1978-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其中对各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1978年可比价格做了统一处理，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1978-200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人口比重
注：2005年及以前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93-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已经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的结果进行了调整；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平稳性检验
为消除时间序列异方差对数据平稳性的影响，首先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变换后的变量用lnY和lnX表示，并采用eviews3.1软件对两个变量lnY和lnX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常数项，时间趋势和差分滞后阶数，N指不包括T，滞后阶数根据AIC最小原则确定，△表示差分算子。
注：(C,T,K)同表5。
上述结果显示，lnY和lnX为非平稳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即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G法对lnY和lnX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对lnY和lnX进行回归，得：
lnY=-1.0370+2.8884lnX(1)
(-7.58)(70.82)
且其残差通过平稳性检验（见表6）。由此可以认定lnY和lnX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Hendry(1991)“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由ADL模型入手，然后借助统计检验逐步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变量，最后获得最简洁的模型：
lnY=04376+1.45641nX+1.10951lnY(-1)
(-2.09)(2.22) (5.61)
-0.37881nX(-1)-0.47661nY(-2)(2)
(-0.55)(-2.43)
对模型(2)进行变形得：
△lnY=-0.0569+1.4564△lnX+0.4476
△lnY(-1)-0.3671ECM(-1)(3)
其中ECM=lnY-2.8884lnX+1.0370
由于模型(2)很好地反映了lnY与lnX之间的关系，而模型(3)是由模型(2)通过变形直接得到的，因此可以认为，模型(3)也是对lnY与lnX之间关系的很好描述。
由模型(3)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口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8年不变价）可以提高2.89个百分点。从短期动态的角度来看，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0.3671)，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四、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城市化发展滞后导致的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制约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障碍。但传统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一）解决“三农”问题传统路径的效用局限分析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路径，都是以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和减轻农民负担为主线，可称之为“多予、少取”的政策思路，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路径：
一是实行农业保护政策，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增加农业生产补贴来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我国政府近年实施“多予、少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从价格手段的使用效果来看，在农民现有生产规模偏低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非常有限。2005年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经营的耕地面积约5.7亩，按全部农村人口计算人均仅2.6亩。按亩产谷物326公斤计算（以上数据均为按2005年相关数据推算），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谷物产量仅848公斤。按每公斤价格在1.5元的基础上提高10%，价格提高对农村人均收入的贡献只有127元。另外，从价格形成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合理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今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依靠政策手段来硬性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余地已经很小，通过财政补贴实行保护价格政策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目前在国内市场上农产品大多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已经很小。相当一部分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种植业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因此农产品出口价格上升的余地也非常小。与此同时，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政府保护力度减弱，国外农产品将会大量进入我国市场，这也会进一步抑制我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扬。从财政补贴手段的使用效果来看，2004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多项政策措施，2005年国家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高达577.91亿元，但按7.5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仅有77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显然也非常有限（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二是减轻农民负担。这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呼吁的重点，也是政府着力实施“多予、少取”政策的又一主要内容。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并进一步出台了减免农村各项收费的相关政策措施，与税费改革之前比，全国共计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2006年12月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跟踪检查有关农业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但按当年的7.3742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减负也只有160多元。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显然也非常有限，相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而言贡献很小，显然也不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三是通过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虽然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队伍过于庞大，而且农村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已经举步维艰，根据这一思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充分就业和增收的问题。首先，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企业管理水平低、员工文化技术素质差、产品质量与成本缺乏竞争力，制约了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能力，从而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的能力大大减弱。其次，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与技术约束、产业结构不合理、污染严重等问题，也制约和影响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但在农民占有资源规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水平再高，对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作用也非常有限。此外，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龙头企业”发展和成长的制约。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龙头企业难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充分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国外大量精深加工农产品的不断进入，龙头企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农业产业化的效益水平也将趋于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依靠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局面，从而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传统思路，建立以加快城市化发展带动城乡协调发展，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和发展战略。
（二）借助人口城市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总体思路
前述分析表明，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是城市化发展落后导致的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均很低，因此，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总体思路应该以促进“三农”发展为核心。
1.借助人口城市化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消除资源约束，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通过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消除资源不足的瓶颈约束，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积累能力和投资能力，并进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包括对城市工业品以及服务的消费，从而促进整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层次的提高。
2.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双向促进农村经济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 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源约束的解除直接促进农村自身积累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可提高政府财政支农的力度和效果，改变财政支农力不从心的困境，从而可通过双向加力，实现农村经济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
3.通过城乡互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一方面可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和效果。另一方面，也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可以加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因此，通过城乡互动，最终可以有效缩小目前举国关注但却仍在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
4.通过增加城市人口，保证农民增产增收，从根本上扩大城乡消费需求 通过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一方面可直接促进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和城镇就业的增加，从而大幅度增加城镇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从而解决农产品卖出难的问题，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保证农民增产增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城乡消费需求。
5.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 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民和城镇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水平过低，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国家一系列有关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的效用发挥。因此，在着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合理调整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
（三）若干具体对策建议
前述分析表明，人口城市化与国内消费需求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推进人口城市化可以从根本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如果人口城市化“单独冒进”，将会造成“城市贫民”增加、社会秩序混乱、公共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交通堵塞、入学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外有巴西过度城市化失败的教训[5]，国内也有郑州市“户籍新政”叫停的案例[6]。这些“城市病”的发生将会使社会现存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从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动荡，这与我们当前着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相背，也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要避免的。但“城市病”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事在人为”，主要是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单独冒进”，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承载能力，特别是忽略了“三农”而造成的，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已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充分证明。因此，根据对我国“三农”问题现状与人口城市化发展进程与特征的认识，我们认为要落实上述总体思路，必须从科学规划入手，从多方面积极采取相关配套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强化政府职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和法规体系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和调控职能。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三农”问题突出的人口大国，要实施城市化带动战略，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城乡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目标，充分提高对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的认识，科学制定和完善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以“城市化发展规划”为中心的规划体系，其中要重点体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反哺政策。同时，我们还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健全有关城市化的法规体系，来为落实上述相关政策和规划，以及为城市化过程中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和调控提供法律保障。
2.加快制度创新，消除体制与制度障碍 我们不能继续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固守城乡分割、分治的思维模式，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真正确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加快推进与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有关的制度创新，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建设，加快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和城镇房地产制度的改革，加快财政体制和乡镇体制的改革，逐步排除户籍、就业、入学等阻碍农村人口进城的各种制度障碍。当前重点要在以下两方面取得突破：
(1)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或就业保障，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民向非农部门转移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因此，随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必须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离乡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把土地转让金的部分或全部交于社会保障机构，以“土地”换“保障”。这既有利于农民的非农转移，从而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又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已逐步松动，但仍未从根本上解除，因此在我国出现了“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事实已经证明，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离不开这一特殊的“产业”大军，但他们却不能突破现有户籍制度的藩篱在城市安家落户，而只能“漂在”城市。这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发挥，特别是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作用的发挥。我们不能把农民工问题看成是长期固化的社会现象，要在承认农民工的群体性、特殊性、过渡性等特色的同时，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7]。因此，建议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口管理、城镇管理制度的同时，逐步放宽对进城人口的户籍限制，建立具有一定保证条件的准入制度。我们认为，对拥有独立住房和稳定工作、居住达到一定年限（如在城镇企事业单位稳定工作满三年）的人口，应该准予在所工作的城镇落户，并享受市民的真正待遇。因为他们已具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他们的进入不会直接导致“城市病”的发生，却可以极大促进城市化发展，并直接、间接地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继续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城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然后通过经验总结加以示范推广，以加快全国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此外，我们还要在与户籍相挂钩的民政、劳动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制度方面加快配套改革，剥离在户籍上附加的各种利益，从而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有利条件。
3.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多元投资机制 推进人口城市化，实际上是一场社会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大变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行为，而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单靠政府不能完成的目标。特别是在城市化建设资金的筹集上，目前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不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才能充分满足扩大城镇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比如，对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都可以在相关保障条款的约束和保证下，以不同的方式向社会募集资金。对投资者的合理收益，除了通过合理收费获取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应该由政府财政通过不同渠道分期做出相应弥补或支付，这样才能保证这些服务设施真正能发挥其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4.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并举，走“二元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人口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必须要在继续支持现有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小城镇的快速发展，重点是通过乡镇企业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使乡镇企业实现园区化、集群化发展，使农村工业尽快融入现代工业体系，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减少污染的同时，促进城镇规模的形成、扩大和持续发展。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主导力量，但目前各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都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在某些行业的投资又存在过热的现象，这种投资过热又会给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建议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将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转到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这样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会使国家整体的投资结构更加合理，使过度投资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另一方面，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促进城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还会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能力，从而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进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最终使得投资和消费比例趋于合理。
5.建立和完善以城市为先导的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建立以城市为先导的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才能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各种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实现国内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大，促进区域间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完善以城市为先导的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的建设，以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城市化发展来带动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6.加快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强化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支撑 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必要保证。一方面，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企业则是城市化发展的“主体”，正是由于企业的积聚，才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各种要素资源，从而才形成了城市并推动着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一些新兴产业的发育和发展，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包括城市的管理，必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支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的科技进步水平仍然较低，科技创新能力仍嫌不足，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要积极、合理地引进外资，并通过积极消化、吸收、改造国外先进技术来带动我国的技术革命，从而为加快城市化发展提供更充足的动力。
7.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和提高城市的服务功能和就业弹性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保证。为了提高对进城人口的承载能力，我们要通过加大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入，充分提高城市服务功能，这样才能保证进城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有效避免“城市病”的发生，真正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必须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协调。因此，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要兼顾轻、重工业的比例，兼顾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不能保证新进城人员的就业和收入，城市化的效率将大打折扣。因此，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普遍证明，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8]，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能使第三产业充分发育和发展，可以为新进城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要进一步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足够的就业保障。
8.加强对三农的保护和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投入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缩小过大且日趋加大的城乡差距，我们要认真落实“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反哺政策，要建立健全保护“三农”的政策法规体系。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应借鉴日本经验[9-10]，对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农民市民化进行统筹规划，重视对离土农民的培养、使用和安置，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在相关法律引导下进行。同时要通过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既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进城、城乡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乃至整个国内消费需求的必需。
9.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使各阶层居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合理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能够带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着力向提高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倾斜，促使各阶层居民的收入结构趋于合理，则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效果更加显著。
10.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城乡居民的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后顾之忧 我国的消费率近年持续走低，有三大因素不容忽视，即医疗、住房和教育问题。这三大因素导致我国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提高，从而导致以“保险”为目的的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降低。在社会还没有形成有效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居民只能降低其消费偏好，提高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新增收入不能或较少地转化为消费。因此，我们必须要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尽快统筹建设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乡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统筹发展，以免除城乡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诸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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