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183;聪慧#183;快乐——论华兹华斯《毁塌的茅舍》中的地方与悲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茅舍论文,聪慧论文,悲情论文,悲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2-0046-08
地方性是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诗人托马斯(Edward Thomas)在他的著作《英格兰的文学朝圣》中这样描述华兹华斯的地方意识：
相比于任何其他作家，把华兹华斯与英国的某些特定地区相联系，都要更自然合理。理由有三：他大半生都在同一个地区度过；他所描绘的风景人物等多数取自这个地区，并在作品中自由地应用当地地名；他和他的妹妹留下了大量有关创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的记录。(261)
仅以部分代表作为例。《序曲》记录了诗人在湖区的成长经历，很多顿悟的“瞬间”(spot of time)都对应着独特的地点(spot of place)，这条时间的长廊挂满了一幅幅地方的特写；《结庐格列斯米尔》描绘了湖区的栖居生活；《迈克尔》、《毁塌的茅舍》、《兄弟》等抒发了当地人对土地、家园、亲情的眷念；露西组诗传达了一种最纯粹的地方精神，正如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所言：“露西，活着时，是个守护精灵，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整个英格兰的守护精灵——在任何英国的火炉旁或小树林里你都可能碰见她——当露西死后，整个大自然都是她的墓碑。”(226)
悲情是华氏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纵观以上所提诗作，浓烈的地方意识和浓烈的悲情氛围纠缠在一起。《序曲》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瞬间呈现了两幅最凄凉的画面，具有“复元”功能的瞬间神奇地编织在两个极其悲哀的地方。《结庐格列斯米尔》中，诗人最终还是忧伤地从憧憬中醒来，消解了“所有阿卡迪亚的梦/所有黄金时代金黄的梦幻”；《迈克尔》、《毁塌的茅舍》都描写了家破人亡；《兄弟》里两兄弟一个摔死在断崖，一个背井离乡漂流在海上。根脉和家园是人类的本质需要，人们的欢乐就寄托于此，但快乐是短暂的，灾难总是如期而至。人与地方的关联是如此顽固又是如此脆弱，人注定是地方的，而地方又似乎注定是悲哀的。
华兹华斯为什么会如此迷恋悲情？如何理解地方与悲情的关系？用地方的视角观照悲情，能否对悲情的浑厚深沉达成一层新的理解？又或用悲情的视角观照地方，能否彰显华氏有关地方的态度的复杂和微妙？本文以《毁塌的茅舍》为文本焦点，借玛格丽特与地方的关系和商贩与地方的关系两个切入点，围绕玛格丽特的悲剧探讨地方与悲情。为了方便理解，可以先摆出三个纲领性问题：玛格丽特为何非如此不可，陷在悲剧里不能自拔？而老商贩为何可以超越悲剧的抑郁绝望，并从中获取智慧，抚慰和教导他人？他的哲理是什么？
在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用的两个概念作一阐述。希尼(Seamus Heaney)1977年在阿尔斯特博物馆讲演时提出：“我认为有两种方式来体悟一个地方，它们可能互为补充也可能互相排斥。一种是朴素地、无意识地活在其中；另一种是学而得知，有好的教养，有所意识。在文学里，二者可能共存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张力中。”(131)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段话，贝特(Jonathan Bate)的相关探讨或许有益。他把上述托马斯的三条理由和希尼的两种模式做对应理解：三条理由被分别冠以对地方的“谙熟”、“命名”、“记录”，“谙熟”对应希尼的前一种模式，“记录”对应后一种。本文主要借用“谙熟”和“命名”这两个概念。贝特这样阐述“谙熟”：
谙熟地方、与地方最血脉相连的人们，没有为地方命名的倾向。他们不需要地图。他们不大可能言明或利用他们与地方的纽带。他们不会歌唱当地地名—格列斯米尔、赫尔维林——似乎它们有什么魔力。他们更不会去记录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具体特征，或个人对周边环境的体验。没有哪个牧羊人会像多萝西·华兹华斯那样记日志。(87-88)
颇具启发意义的是贝特对“命名”的理解。他认为“命名”是处于希尼的两种模式之间的环节，是自我意识由无强化到有的中间调节因素：“第二类，命名，华兹华斯用其联结第一类和第三类，调解‘朴素地、无意识地活在其中’和‘学而得知，有好的教养，有所意识’两种关系之间的张力。”(88)所谓“命名”，取其广义，不只是登记名字，更指“定义”：因为谙熟一个地方，而“阐述该地方的根本特质”。贝特以“命名”为理论框架，讨论了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二卷中五首为地方命名的诗。这五首诗都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诗人是当地人；其次，诗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地方的关系，并加以描述和反思，以这种方式为地方命名、立碑。依照文本分析，“命名”确是介于希尼的两种模式之间：一方面有“活在其中”的、对地方血脉相连的体悟；另一方面又有自我意识，能意识到并反思个人与地方的纽带。“命名”者与地方的关系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
《毁塌的茅舍》记载了一个由老商贩口述给诗人的悲剧故事。玛格丽特原本是个幸福的农妇，但好景不长，两季严重的自然灾害、连年的烽火以及罗伯特忧虑成疾，使生活渐渐无法维持。罗伯特绝望之际投身雇佣军远走他乡，一去不归。玛格丽特在等待丈夫的日子里先后失去两个儿子；又经过漫长的煎熬后，她病死在茅舍；最后，茅舍也毁塌了。玛格丽特长期以来是评论界讨论的一个焦点，不少学者认为悲剧的发生玛格丽特本人责无旁贷。德昆西(De Quincey)干脆利落地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反应：玛格丽特“自我放任得几近于犯罪”；罗伯特“耽于享乐”，“极端懦弱”，“无数人都可以挺过的难关，他却软弱地逃离了”。(306)玛格丽特有限的劳动能力被普遍论及。乔·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认为，玛格丽特的直接死因是疏于耕种、缺乏食物：“花园没有耕种，玛格丽特滞后于时节，无力与能动的自然保持平衡。”(115)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玛格丽特不能安然接受寡妇的命运，死亡是对她心态不安分的惩罚，弗索(Kurt Fosso)是其中之一：
比起罗伯特的入伍、他对她无言的抛弃，甚至比起他入伍前困窘的经济状况，她的悲剧更多地来自于对罗伯特命运的不确定，以及由此导致的双重身份。有关罗伯特的两种可能性(回家或死亡)，她都不能舍弃，所以只能既不是妻子又不是寡妇。(334)
以上观点都各有合理之处，但疑问还是一串串冒出：一个自我放任、耽于享乐的家庭何以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幸福？难道一个极端怯懦的人有胆量投身战争的虎口？若有好事者替玛格丽特把持劳作，她难道可以快乐地存活下去？望夫的玛格丽特焦灼绝望，是由于身份不定，还是由于无法回归往日的角色？如果罗伯特已被确定死亡，难道她就可以从此安心生活？归根结底，玛格丽特的悲剧究竟是由她个性、能力、品质等方面的缺陷导致，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其中？
玛格丽特与地方的关系，是“谙熟”、即“朴素地、无意识地活在其中”的关系。一方面，玛格丽特长年累月改造着地方，投入劳动和情感，花园是她身体乃至个性人格的延展；另一方面，地方也长期改造着玛格丽特，主要体现为滋养她的各种基本情感，比如母性、善良、热情等。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水井：水井满足了玛格丽特的需求；她舀水为路人解渴；老商贩看着水井，回忆玛格丽特的悲剧，用其满足和教育他人。把这三层并放一起，玛格丽特和水井意味深长地合二为一，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不断滋养着路人。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矿物性”观点似乎更适合那些乡间老人，如捉水蛭的老人、康博兰的老乞丐、西蒙·李等，而非感情丰富、活力充沛的玛格丽特。但就玛格丽特与地方的关系而言，却可谓切中肯綮：活在其中、血脉相连的关系，体现的正是生物的信念和难以察觉的本能。康博兰的老乞丐像石头一样镶嵌在周边环境，玛格丽特则像花一样开放在她的花园，和花园密切而本能地纠缠在一起。
爱是本诗的关键因素，玛格丽特与罗伯特的爱融汇在他们与地方的血脉关系中。甚至可以说，如果撇开地方的角度，就很难涉及这种爱的实质。在一封写给福克斯的信里，华兹华斯这样谈论土地与家庭情感的关系：“那方小小的土地是家庭情感永久性的聚集点，如同一块书写板，家庭情感被写在上面，在以后无数的场合被回忆；否则，它们将被遗忘。它是适合社会人本性的源泉，他们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汲取情感的养份。”(W.Wordsworth and D.Wordsworth：314—15)这正是玛格丽特和罗伯特感情的写照，他们的感情紧紧地与地方织成一体。玛格丽特表达对罗伯特的感情，往往以劳动为载体。她和老商贩谈及丈夫时，夸耀的是他的勤劳；她对丈夫归家的信心也以劳动的方式表达：“那时正恰早春/我离开时，她挥锄在花园忙碌”；(Gill：282—83)①当她日益绝望时，那挣扎的渺茫希望还是寄托在罗伯特昔日的劳动工具上：“我看见那闲置的织布机/依然在原处。他礼拜日穿的衣服还挂在/以前那颗钉子上，他的所有用具/静静地靠在门后。”(431—34)劳动代表着栖居，是与土地血脉相连的生活理念，爱则扎根在这样的理念深处。罗伯特不辞而别，因为“他担心/我会拖儿带女跟随他，陷入/士兵生活的痛苦”。士兵们背井离乡，罗伯特宁愿与妻子永别，也不愿她从此漂泊无根。玛格丽特呢，她至死守候在茅舍，顽固而本能地坚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她依旧/爱着这个破旧的地方，即便用整个世界交换/她也不会离弃……”
正是由于和地方的关系，玛格丽特的爱才显得如此简单、沉重而伟大。它简直不是“爱”这个概念所能限定的，而是比它更本质、更基本。再次借用特里林的“动物性”、“植物性”和“矿物性”的观点，这种爱包含着最原始的生命本能和最古老的自然法则。老商贩曾把乡村居民和自在的鸟儿相比：“他们，和他们的妻儿们，原本可以/生活得幸福得多，就像那些/沿树篱啄食的小鸟儿，或者/像那筑巢在山顶礁岩的鹰。”(157—60)鸟儿成双结对，只有在山林才能自在快乐，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玛格丽特和罗伯特实践的法则，只有在根脉之地相知相守才能幸福。
至此，我们可以对玛格丽特的生活做一小结：她与地方是“朴素地、无意识地活在其中”的关系，这块小小的地盘是她的根脉。她日复一日在劳动中改造地方，地方是她情感、个性甚至身体的延展。与此同时，地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她，陶冶她的性情，滋养她的基本情感。她生活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对罗伯特的爱，与他们对地方的爱交织在一起。这种爱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爱，深扎在对地方的情感中，体现了最原始的生命本能、最古老的自然法则。应该说，玛格丽特的生活是一种最本质的生活状态，古老、简单、真实，同时又沉重而脆弱，饱含人类最基本、最真实的情感，也需最直接、最赤裸地面对自然的挑战和社会的变迁。丁宏为教授对迈克尔的评论也适应玛格丽特：
正是出于这种爱，他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最残酷的生活悲剧边缘，或者，根据“盲目”一词可能的预示，至少从效果上看，他本能地选择了一种饱含情感却又潜伏厄运的生活，最直接、最赤裸地面对自然与社会这两种宏大势力的逆向牵制，人与外界的关系于是变得既简单又沉重。由此可见，迈克尔失去儿子和土地的“失”，属于人类真正或真实的损失，它使儿子卢克(Luke)在城市的“失”相形见绌。(247)
当直面“自然与社会这两种宏大势力的逆向牵制”时，受影响的不是玛格丽特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是他们长期以来与地方相依相偎的生活方式。当罗伯特不再归来，死去的不止是一个丈夫，更是与爱人栖居在根脉之家的古老本能的生活理念。玛格丽特就好比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凭她有如何的性情、品质、能力，又能奈何？幸福被连根斩断，玛格丽特的悲剧是非如此不可的悲剧。
但“非如此不可”并非悲情的终调。蒂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华兹华斯与孤独》一文中这样总结华氏的悲情：“归根结底，华兹华斯并不是悲剧诗人，而是用抚慰性的观点来帮助读者承受悲剧的诗人。他向读者展示如何拓宽情感体验，同时又不陷入抑郁和绝望。”(343)在玛格丽特悲剧的外围还有老商贩，正是通过这一层框架，悲剧超越了抑郁和绝望，达到抚慰和教导的目的。然而，为什么老商贩可以超越悲伤，并用其抚慰和教导他人？他的哲理是什么？
老商贩与地方的关系隐含在他常歇息的地点：橡树下屋门口的长凳上。这是一个中介的位置：它是家的一部分，同时又临近外界。老商贩每逢经过必在此休憩，体验家的感觉，同时它又提供了一个距离点，让其驻足于此观察和思考。老商贩与地方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中介关系，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即前文所阐述的三种人与地方的关系模式中具有媒介性质的那一种：处于“谙熟”和“记录”之间的“命名”。由于这种独特的关系，老商贩一方面对玛格丽特的悲剧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可以隔着距离观察思考，超越哀伤，获取智慧。
有学者认为，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贴心的地方(intimate place)，比如家，主要因为它是重“情感价值的中心”(centers of felt value)。(Yi-fu：4)对于老商贩，玛格丽特的茅舍和花园就是一个情感中心。这块地方浸透了老商贩的各种情感：家的温暖和熟悉、灾难降临后的悲伤和缅怀。他在情感中去感觉、维系和这块地方的联系，这正是他“谙熟”的地方，他身在其中，参与地方的生活。
老商贩对地方的谙熟最集中地体现为“家”的情感：他和玛格丽特的关系几近于父女，他对这块地方的留恋是一种恋家的情怀。每次他停留时，玛格丽特都“像女儿一样出迎”，而他也“爱她/如自己的孩儿”。在故事开端那段最伤感的诗句里，他一次次悲叹“她死了……她死了……”，每一次悲叹后紧跟着的意象都最集中地传达了对家的缅怀：花(household flower，用household来修饰花最明显地强调了怀念花就是怀念家)、坐在长凳上哺乳婴儿的玛格丽特，还有烟囱和火炉里闪动的火光。由于这样亲近的关系，老商贩对玛格丽特的了解程度如同家人，比如他通过观察花园来观察玛格丽特，准确地把握了她精神一点点崩溃的过程。也正因有“家”的情感，老商贩深深地卷入了玛格丽特的悲剧，他常盯着那片废墟黯然神伤：“像盯着一幅画，直到我的理智/消沉，陷入愚蠢的悲哀。”给诗人讲述悲剧时他老泪横流，多次流露出由衷的哀伤：“我的朋友，噢，我们死去，/不止是我们，还有我们所珍爱的/在这块独属于我们的角落里，我们引以为豪的一切”；“噢，先生，好人总是早死”；“这故事萦绕在心头。我担心/它又长又无趣，但我的心紧附在/那个可怜的女人身上”。
但“谙熟”只是老商贩与地方的关系的一个方面。他不像玛格丽特一样长年栖居于此，他在此停留，但又必然离去。因此，他在“谙熟”地方的同时又和地方有距离。距离保证了他与地方的关系不是盲目的，而是可以有意识地去思考地方，也即是说他与地方的关系表现在“观察”和“思考”两个方面：
观察有间离自我和目标物体的效果。我们所看到的总是“在那边”。距我们很近的物体可以被把摸、嗅闻、品尝，但不易被看到——至少不会被清晰地看到。亲密接触的时刻，人们通常垂下眼睑。思考也制造距离。本地居民在家乡时，沉浸在当地的氛围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思考他们的家乡，家乡就变成了“在那边”的一个思考目标。(Yi-fu：146)
换言之，有了距离，才能够“观察”和“思考”一个地方。正是与地方的距离，老商贩才能“观察”和“思考”。“看”是老商贩最频繁的动作：每次路过，他老远就“看”到橡树下玛格丽特的家；罗伯特出走后，他通过屡次“看”花园和茅舍来把握玛格丽特的情况；舍毁人亡之后，他常常“看”着茅舍，陷入悲哀和幻觉；碰见诗人时，他“看”着废弃的水井，玛格丽特的故事再次涌上心头；诗人离开时，他“看”着墙头的茅草，用哲理教导诗人。他隔着距离去看，又隔着距离去思考。他告诫诗人听悲剧时不要“只满足于吸取/一时的快感，从不动用/理智，对将来没有任何益处”；他还告诫诗人，他所讲的故事“对于粗鲁的感觉/不适合，也不易触动/那些不思考的人”；讲完故事后，他再次强调思考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得智慧”。
由悲哀到聪慧，再到快乐，老商贩超越了悲剧，抚慰并教导了年轻的诗人。他用静谧的自然意象表达了他的哲理：
她在沉静的土里睡着了，一片安宁。
我清晰地记得，有次我曾路过，
那墙头的芦苇，野草，高高的狗尾巴，
在轻雾和宁谧的雨滴里，白蒙蒙的一片。
那是多么宁静的形象，
那么宁静，在我满脑的不安里
显得那么的漂亮，
以至我觉得，死亡和变迁
带来的伤感，痛苦，绝望
都过眼云烟般消散了，
似乎一个懒懒的梦，经不住
思量。我转过身去，
沿路快乐地离去。(512—25)
利维斯(F.R.Leavis)认为，“生活本该如此。”(36)喜怒哀乐是生活的常态，玛格丽特的悲剧是生活本该就有的一种体验而已，对此，老商贩最后只能释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他的《华兹华斯与人类苦难》里提出了一种类似的假想：
华兹华斯是否在说，从自然的宏观视角来看，作为永恒自然的一部分，玛格丽特的悲哀只是那个无所不包的、和谐的总模式中的一个小细节？比如兔子被鹰捕食，当兔子的痛苦不被独立开来对待，而是当作总模式中的一个小的必需的部分，我们也就释然了。自然的总模式丰富多样，并且最终是和谐的，放在这个总模式里来看，兔子的痛苦甚至是美的，而不是恐怖的。(377)
这两种看法极具常识性，很难说不合理。但它们都显出这样的倾向：超越悲剧在于化解悲剧的“悲”，在于减轻悲剧本身的分量；当悲剧是生活的常态、甚或是美的时候，就该释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悲剧的“悲”是否可以化解或减弱？从悲剧里获得抚慰，是否需要消解其悲哀？
前文已述及，玛格丽特的悲剧是一出根脉悲剧。这种悲剧的深度，是“生活本该如此”的常识所无法触及的，因为对于玛格丽特来说，最本质的生活理念破灭了。何况，诗中也没有明显暗示这种理念的破灭是自然总模式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就算有这种暗示，也远非积极乐观。麦克法伦(Thomas McFarland)曾论述过华氏理想的生活理念，他认为：“一言概之，家庭，对于华兹华斯而言，是理想社会的原型，也是一切神圣事物的中心。”(172)而理想的家庭须符合两点：“个人财产是所有者人格个性的延展；‘活在其中’的土地是人们相互交流的舞台。”(174)而玛格丽特的悲剧投射了华兹华斯最理想的家庭理念及社会理念的幻灭，因此也就显得无比沉重。从这个角度考虑，玛格丽特的悲剧，无论是对于她个人还是放到生活的宏观视角下，又或置于自然的总模式中，其悲哀之沉重都无法减弱。兔子的牺牲可以是美的，玛格丽特的痛苦却很难被美化。老商贩超越了玛格丽特的悲剧，但他并没有消解悲剧的“悲”。不管是独自游走在旅途，还是教导年轻的诗人，回忆起玛格丽特的故事时他都会悲从中来。看到墙头宁谧的茅草，他曾快乐地离去；再度路过时，破败的水井又重新唤起他的悲伤。
值得一提的是乔·华兹华斯的解读，他没有试图消解悲剧中的“悲”，而是认为直到最后玛格丽特的痛苦依然没有合理的解释，诗歌也并没有完全肯定玛格丽特的悲剧最终只是一个“懒懒的梦”：
这只是作为老商贩的个人观点提出来的……但是诗人……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他的接受是由诗歌结尾处“柔和的斜阳”取代开头“焦渴的燥热”暗示出来的，就好比安宁是由茅草的变化暗示出来的一样。但二者都只是暗示而已，并非肯定的非接受不可的观点。(148)
那么抚慰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一种关于死亡或死去后的状态的安抚性的个人观点”。(149)玛格丽特的死转换成了“睡”：她死于和周边环境纽带的破灭，却因此进入了另一个意义上的自然——永恒的自然。
笔者倾向于认同乔纳森的观点，悲剧依然存在，只不过又生发出另一些抚慰性的观点来减轻悲剧造成的感伤，但悲剧本身的性质并无改变。在华氏的诗歌创作中，与地方、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类人最值得崇敬，比如迈克尔、康博兰的老乞丐、露茜、露丝，等等。他们死后，这种和谐的关系继续存在，并且还能消解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彻底融入自然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在自然，相反，人性的痕迹永久地烙入自然，自然也因为纳入人性而更加神圣。玛格丽特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生前被老商贩比作花、苹果树；死后被比作茅草。死亡只是进入更深层次的和谐，因而显得温和平静，如同“安睡”一般。另外，玛格丽特虽融入了永恒的自然，但并没有“消失”在其中，相反，那块地方的一草一木都烙上了她的痕迹。老商贩一开头便说：“在这里，我能看到/你所看不到的。”最终，诗人也看到了自然中的人性：“最后，我动情地回到茅舍，/怀着一丝温柔的兴趣/在大自然冷静又健忘的脾性里，/在她种的树，种的花草，/还有蔓生的野草里，/搜索着依然存留的人性的秘密。”(501—06)
华兹华斯多次强调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生者与死者同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一定得是高贵的死者和高贵的生者(the noble living and the noble dead)。我们可以尝试把玛格丽特换作贝尔(Peter Bell)、那位与自然疏离的人：“自然不能触动他的心/不管是可爱的形象，静谧的天气，/还是轻柔的声音。”这样一来情形恐怕就大不一样了。因此，安抚的力量来自玛格丽特自身，来自她的高贵，她与地方、自然的和谐。换句话说，悲剧能被超越，是因为悲剧本身就蕴藏了高贵的因素。这样一来，玛格丽特的悲剧就具有了两方面的特征：悲哀性与高贵性。因为高贵而更悲哀，也因为悲哀而更高贵。
悲情带来聪慧，聪慧带来快乐，但快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乐。玛格丽特的悲曲是如此高贵又沉郁，它为聪慧和快乐涂上了一层沉重的底色，好比单纯的白色从深处透出黑的深重。看着这样意味深长的色调，由不得我们不反思：栖居是理想的生活理念，但它的破灭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可阻挡，栖居的人们悲哀地死在他们栖居的地方；离开地方、与根脉隔绝，当然不是挽救悲剧的途径，因为无根的流浪只能加剧精神的折磨；希望似乎存在于另一种与地方的关系中：老商贩处于中介的位置，地方和自然给他家的亲切温暖，同时他又常年行走在无家的旅途中，只有他能在“悲哀些”之后，变得“聪慧些，快乐些”。这三种人与地方的关系及其各自不同的结局，反映出华兹华斯对待地方的态度复杂而微妙。他诗歌中有大量类似老商贩的人物、旅途中的人物，但他们却精神饱满、内心和谐。古罗马有位护界神特米纳斯(Terminus)，其神像立于卡皮托山上的丘比特庙宇里。有趣的是，他所立之处庙宇不封顶，也就是说他处于媒介的位置，联结着栖身之地和外面广袤的天空，似乎在暗示保护疆界的神必须同时接触无疆的领域。老商贩的中介位置与此类似，那么华氏是否在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要想坚持栖居或许需要另一种姿态、一种开放的姿态，就像护界神，立足于地方，同时又把头伸向地方之外的广袤宇宙？
注释：
①该诗引文出自同一版本，见参考文献。夹注中数字为行数，不是页码。为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