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纳西古乐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评判———种多学科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西论文,文化论文,内涵论文,多学科论文,古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丽江地区发生了翻天复地的伟大变化。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两个文明的时代潮流中，纳西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以高昂的激情和非凡的智慧，奏响了一支振撼世界乐坛的华彩乐章——“纳西古乐”，其美名从一次又一次引人注目的出国展演中传遍天下。尤其在英国和挪威的演出，更引起了新闻界、音乐界、文化界、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与强烈反响。许多有声望和影响和报纸、电台、广播都作了大量的宣传，规模之大实在令人惊叹！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桂冠，从而为中国和东方的音乐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纳西古乐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发展旅游经济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珍贵的价值意义？
为了阐释上述问题，本文试图用更大的视角从多学科、多层面的范围对它进行公正客观的分析评判，以使这支振撼世界乐坛的华彩乐章，能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进程中发挥更好的效益。
一、纳西古乐的文化渊源
音乐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听觉艺术，它与其它的艺术种类和文化式样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而且，任何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与生态环境。“纳西古乐”在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生动范例。
从内容来说，“纳西古乐”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纳西族远古遗留的传统音乐。它以丰富的民歌和奇妙的东巴音乐为代表。其二是稍后吸收的内地“洞经音乐”。它以历史悠久的洞经会组织为载体。为了研究的需要，前者姑且勿论，本文只把重点放在后者上面。因为相对而言，后者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同汉族的历史文化有深广的渊源关系，因而具有更大的空间跨度和理论实践意义。
据专家研究，轰动世界的“纳西古乐”实际上是明清时期逐渐从四川、南京、北京等地传入的“洞经音乐”①。此种音乐“最早起源於四川，发祥於梓潼”②。它是专为祭祀“文昌帝君”和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服务的道教科仪音乐，或称法事音乐③，并与文昌祖庭和文昌盛会即文昌崇拜的形成密切相关。文昌崇拜的核心是文昌帝君，它的产生又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宗教演化过程。文昌神最早出现在四川省梓潼县的七曲山，它是星神、雷神、树神与蛇神的融合体。著名道教学家王家祜和卿希泰先生皆有专文指出：“文昌神崇拜又是从文昌星和张亚子、张育的演化而来”④。文昌星崇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史记天官书》载：“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春秋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先秦时，梓潼县七曲山已有雷神庙，人称“善板祠”。七曲山位於梓潼县城东北五公里，是雄伟高大、柏林茂密的神山。此后秦王欲伐蜀，常苦道不通，便遣使告蜀王说：“秦王赠五美女和一头能粪黄金的牛给大王，请开道迎接。蜀王因贪金牛美女，即遣五个力士劈山修路。道至梓潼山时，山神不忍蜀国灭亡，遂化为巨蛇阻挡。五丁奋力拼杀，蛇死山崩，压死五丁及美女。后人在山上建庙祭祀蛇神”⑤。“公元374年，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反抗前秦，自号蜀王。 率张重、尹万等五人进攻成都。由于内部分裂，前秦反攻，杀死二张，后人在七曲山立庙祭张育。⑥”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封之为“左丞相”。事隔百年，黄巢起义，唐僖宗亦逃到梓潼避兵。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宋朝又屡加封号，光宗赵淳、理宗赵昀先后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便在绍熙六年（1196年）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则编撰《梓潼化书》，将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亦将二人视为一神虔诚崇拜。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以神权强化君权，便於延祐三年（1317）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⑦。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持掌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神格超过孔子的大神而受到仕人举子、官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宫亦遍及全国。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便成为地位最高的“文昌祖庭”，每岁春秋献祭，于是形成全国之冠的“文昌盛会”。
为了广泛宣传“文昌帝君”圣迹，“四川蓬溪县道士刘安胜曾在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编撰出《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两百多年后，蓬溪县的另一位道士（号中阳子）卫琪又扩大篇幅，编撰出《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凡10卷），并於公元1310年献给元朝皇帝”⑧。七年之后朝廷下诏，将梓潼大神正式加封为道教“帝君”。卫琪本经书即成为范本流向全国。此经传到丽江的时间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据笔者和张共荣先生的考察，是“明代万历年间由木土司（生白）派人从四川带来的”⑨。明朝中期正是丽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木土司大量吸收汉文化的重要时期。据郭大烈、和志武主编的《纳西族史》载：当时雄控滇西北，权势极大的木土司十分喜欢汉文典籍。“其中尤以木泰、木定、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几代土司汉文水平最高。他们所作的诗文曾受到过著名状元杨升庵，大旅行家徐霞客以及社会名流李元阳、张志淳等的热烈赞扬”⑩。几代土司除努力学习汉文典籍之外，还大量招收汉族道士来丽江安家落户。与此同时，还大修佛道庙宇，大刻两教经籍，广做佛道法会，从而为洞经音乐在纳西族中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木土司如此积极、主动，广泛、普遍地吸收汉文化，是有个“利益追求”的原则在起作用的。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汉文化始终是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人口稀少，力量单薄的纳西首领，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尽量吸收汉文化（包括洞经音乐在内）便是走向繁荣的最佳选择。所有这些，便是纳西古乐的文化渊源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纳西古乐的文化内涵
纳西古乐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众多的社会信息，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它那宏富而深邃的学术精华，闪耀着综合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绚丽光辉。
从音乐文化的层面来看，纳西古乐确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具臻完善，而且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乐种。此种音乐承袭了中国数千年音乐文化的精华。“我国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孔子整理的《乐记》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理论，孔子提出：“‘乐者，乐也’，‘乐者，和也’，‘乐者与政通矣’的观点”(11)。纳西洞经老人严尊此训，他们献身古乐，绝非只为单纯的祭祀和娱乐，而是要通过神圣的音乐来缔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和睦的吉祥关系同心灵沟通的高雅氛围。用美妙的声音陶冶情操，变化气质，达到改过思善，弃俗从雅的教化目的。与此同时，从乐而忘忧的艺术享受中调整心态，收到延年益寿，天君泰然的成效。因此，在实践中他们特别注重充分发挥集体演奏的集团优势，非常强调平时道德修养与技术磨炼。据我研究，此种音乐由乐队、乐曲、配器和演奏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相当复杂的内容。
乐队是古乐的核心和基础，它有特定的编制。通常以“8 ”为基数，人数可按16、24、32的级数增加。在经济条件好或做超大型法事时，人数可达64人，以应八八六十四卦之数。乐队还有吹拉打弹配备齐全的丰富乐器。吹奏乐器有笛子，波白（短小的竹管，形同毕栗）。“笛子是中国最古老的旋律乐器”。(12)笛子是主奏乐器，所有的丝弦乐器都以此定调定音。按理说，应该还有一对唢呐，但纳西古乐队都不用它。从乐器学的角度来说，唢呐是件很好的吹管乐器。它“具有高亢、激昂、刚健、宏亮的性格。音量极大，尖锐、爽朗，最能表现雄伟壮丽、气势磅礴的场面与烘托欢快热烈、喜庆开朗的声势和气氛。”(13)迎神、送神的法事中不可缺少。丽江乐队却不用它，此中定有未解之谜。拉弦乐器有京胡、二胡、中胡、大胡。这类乐器“音色深厚、甜美、抒情，柔和、清彻、飘逸。善于表现流畅、细腻、优美、 感情内向的旋律”(14)。“中胡音色比二胡更加深沉，深厚，适宜表现伸展、开朗的旋律”(15)。弹拨乐器有琵琶、大三弦、古筝与色古都。这类乐器“能发颗粒性的声音，并用连续滚动式的乐音表现一个较长的时值。此种发音方式最适于弹奏欢快、跳跃、活泼等外露情绪的旋律”。“琵琵四根弦（古称象征地水火风）音域宽广，最件既能表现优雅、抒情，又能渲染雄壮、激昂气氛的独奏乐器，常在乐队中演奏有密集和弦的旋律线条。”(16)“大三弦音色雄厚宏亮，具有较强的穿透性”。“古筝音色丰富多采，低音区声音深厚，中音区以上音色清脆明亮，加上乐师娴熟的技巧和多变的手法，颇适于弹奏优美华丽的乐曲。”⑩打击乐器有锣、鼓、铙、钹、钟、磬、铃、云铄、木鱼、檀板等。云铄（俗称十面锣）“发音清脆、响亮、深远、爽朗，适宜表现喜悦欢腾的情绪。”“低音锣音质低沉，宜表现庄严肃穆的气氛。碰铃则发音清脆、明亮，有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最能表现舒展悠扬的旋律，以增强乐曲演奏时秀丽典雅的美感”(17)。木鱼击拍点板，控制演奏速度。鼓声高昂振撼，增添威武豪迈的刚劲气氛。纳西乐队正是选用了这些音色丰富、音域宽广的乐器，才使演奏的音响效果达到最佳境地。
“演奏时还有特殊的编队和纪律，严格的程序和分工。队型以神案为中心，分左右两班或两组，且按八字排列。神案灯火辉煌，异香飘缈，紫气凝晖。案上置签筒一个，内装20支警示大众的‘咸条’。上书不许东张西望，不许交头接耳，不许高声喧哗，不许随意走动，不许抢前滞后，不许错乱一音，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赤足拖靴，不许搅乱位次……”(18)。演奏之前，乐师尚需按长幼秩序列队，逐一到神前恭行三跪九叩之礼，敬伸悃诚，方许入座。座次按高中低音三个声部排列。大锣配大鼓，小锣配小鼓，丝弦配弹拨，金钟配玉磬，从而构成了极妙的音响编队。演奏开始，击鼓三通。乐师必须眼到、耳到、手到、口到、心到。眼观乐谱，耳听乐声，手控弓弦，口吹音孔，心神合一。乐曲常以笛子领奏，先吹一段高雅悠扬、韵味无穷的过门作引子，其它乐器相继加入正曲的演奏。於是丝竹金石，交响共鸣，演奏出一支支令人倾倒与陶醉的美妙乐曲。1941年曾有个名叫顾彼德的俄国音乐家，在丽江亲自听过纳西古乐的演奏。他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曾对当时的场面作过精彩的描写：“演奏时气氛相当虔诚、严肃，简直如登临仙境。”“交响乐开始了……那仰扬顿挫的节奏和韵味是那么激动人心，那么威严。那面大铜锣敲响了，那是乐曲章节和预示着将出现的高潮”。“突然，音乐以意想不到的美妙旋律倾泻而下，仿佛从那玉屏落下的水帘。当乐曲跟着一个小的金碰铃的叮叮声逐渐远去时，又象是粒粒钻石掉进了那称为玉湖的水中，泛起了阵阵涟漪……”(19)。很可惜，顾彼德未将乐曲的情况弄清。据我所知，他们的“乐曲主要有‘山坡羊’、‘小白梅’、‘旦午’、‘八卦’、‘元始’、‘吉祥’、‘万年欢’、‘步步娇’、‘水龙呤’、‘浪淘沙’、‘柳摇金’、‘清河老人’、‘一江风’、‘一封书’、‘龙摆尾’、‘四朝元’、‘十华通’、‘桂花香’、‘十供养’、‘南清宫’、‘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十七世’等30多支”。(20)这些曲子分内经腔和曲牌两类，并用奇妙的“工尺谱”加以记录。曲牌多系唐宋诗词和元曲名称，每个曲牌都有特定的调式与旋律。曲牌音乐起源於唐代，盛行於宋、元、明、清。据著名曲学家周维培研究：“元代的《南曲全谱》共收曲牌652章”，“明代的《南曲九宫正始》列有曲牌1153种。 ”“清代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辑录曲牌共2318支。其中包括南曲1513 支， 北曲581支，套曲224支”(21)。可见曲牌音乐乃是中国自唐以来最兴盛的乐种。纳西乐队的“曲牌”皆来自汉地，且承袭了丰富的曲牌“联套体”。据周育德《中国戏曲文化》分析：“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使中国传统音乐走上精密规范之路的重要标志。”(22)它“每套至少两支，多至十余支，极大地增强了曲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曲牌又分大牌子和小牌子两类。“大牌子”都是四四拍的，俗称“一板三眼”，而且曲体稍大，旋律多变。“小牌子”则是四二拍的，俗称“一板一眼”，曲体稍短，旋律精悍。所谓板眼即是拍子的强弱，强拍为“板”，弱拍为“眼”。大小牌子配合使用，通常是奏完三遍大牌子之后便接上几支小牌子，调节气氛，转换情绪。如此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实非一篇论文所能尽述。
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看，纳西古乐原是专为宗教祭祀活动服务的乐种。这种音乐规定只在宗教祭祀才可演奏，平时不准随便玩弄。演奏的地点也只能在文昌宫，后来“关羽崇拜”逐渐兴盛之后，亦可在关帝庙中演奏。据刘连先生研究，关羽崇拜“始於北宋，盛於明清”(23)。关羽因“忠孝仁义”先后受到过16个皇帝的24次封赠”(24)。至清代已成为享受帝王之尊的“武圣”，与“文昌帝君”并驾齐驱。纳西古乐谈演的“文”、“武”两经，就是《文昌大洞仙经》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继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谈诵的经典大量增加，祭祀的神灵也越来越多。以至儒释道三教的东西都混合使用了。古乐队的宗教祭祀内涵十分丰富，它涉及到宗教哲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艺术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全部内容。限於篇限，仅能阐释几个要点。
（一）祭祀众多的神灵。建国前，丽江洞经会崇拜与祭祀的神灵很多，除了儒释道三教的神仙诸佛之外，还有一些原始宗教的神灵，但相比之下，还是以道教的为主。它们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雷声普化天尊、太乙救苦天尊、北极真武帝、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二十八宿星君、斗姆元君、紫虚毓寿元君、储真衍庆天尊、冲和洞妙元君、三皇五佬高真、四海九江龙王、东斗星君、南斗星君、西斗星君、北斗星君、中斗星君、王天君、马天君、温天君、赵天君、本境当方土地、灶君、城隍、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孔子圣人、北岳景帝、三朵神、靴顶老爷、功曹闫王等”(25)。每次做会都要把他们的圣号用黄纸朱笔写成牌位，供在适当地方。神圣的古乐就是为它们演奏的。乐师们无不尽心竭力的演奏，以免得罪这些威灵赫赫的神众。
（二）谈诵繁多的经典。笔者在丽江发现的经典主要有：“《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玉皇经》、《报恩经》、《观音经》、《八卦经》、《血湖经》、《雷神经》、《消灾救劫经》、《地母经》、《东斗仙经》、《西斗仙经》、《南斗仙经》、《北斗仙经》、《中斗仙经》、《龙王经》、《太上感应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宏儒经》、《太乙救苦经》和《文昌帝君阴骘文》等”(26)。据大研镇和毅安、李童白、张奎光等介绍：民国年间这些经书都用大木箱装着，平时不许动用，做会时才由保管开箱出，用毕又及时清点锁入箱中。有的还用黄缎包着。
（三）使用丰富的器物。做会所用的礼器法物，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包括祭器、陈设、吊挂、旗幡、帐幔、古玩、茶具、纸火、炊具等，祭器有铜质、陶瓷的花瓶、香炉、烛台、灯架、净水瓶、灯笼、桌围、吊挂、会幡、彩旗、大小杯盘碗盏、壶盆箱碟、 宝铃神镜”(27)等上百种，摆设满堂，十分壮观。
（四）排铺纷繁的祭仪。洞经会做会时，从摆坛到收坛，都有令人眼花了乱、名目繁多的祭仪。繁盛的礼仪远远超过其它宗教。“最盛大的祭典是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会’。会期五天（正会三天，首尾两天），从摆坛开始，起鼓后每天须行早午晚‘三朝’之礼。每次上座谈经奏乐，都要严格履行排班、对揖、三献、焚褚、奠爵、焚帛、洒净、燃灯、讲伭、化符、拜表、焚表、净坛等程序”(28)。音乐演奏便依此仪程而行。光摆坛就十分复杂，若在庙中做会，除“圣案”之外还要设“功曹坛”、“天地案”、“雷坛”、“祖坛”；分别祭祀天曹地府神吏仙官、十二值日雷神、本方本境龙王土地。而且每个神坛均设一套完整的香案供品：斋饭、茶水、果品、糕点，应时更换。三献即初献、亚献、终献，并由专门的展拜者按乐声起止跪拜。收经时钟鼓齐鸣，金石丝竹一齐交响，声威浩荡，且将一应表章、疏文、牌位及纸火祭品送到干净处焚化。此中盛况若非亲眼所见，实难尽述。
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古乐队谈诵的经典大多有深邃玄奥的哲理。特别是历史悠久的“文昌大洞仙经”，被尊为“群经文王”。它将道教的“元气论”、“气化论”、“内丹学”、“五行学”、“阴阳论”、“八卦论”等理论学说融为一体；以“元始天王曰”贯通全经，从而为修真养性，超凡入圣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修炼方法。所以它被誉为道教“金丹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此经原有39章，不知何故，传到丽江仅有24章，内容减少了15章之多。虽然如此，这24章还是保留了内丹理论的基本要素。“此经主述‘性命双修’，行气路线，炼养阶次，烹炼火候，河车搬运，三田返复，以达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粉碎虚空，与道合真，永恒不灭之目的”(29)。具体修炼的方法步骤是从筑基开始，“以身体为炉鼎，精气神为‘大药’，按八卦原理进阳火退阴符。心火下降，温养肾水；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炼成金丹，超凡入圣”(30)。这套理论除了所谓“肉体飞升”之说是不科学的外，提出了珍惜精气“控制常意识，净化潜意识，开发元意识”(31)的理论则是对人体生命科学、养生学、脑科学、免疫学的巨大贡献。人体是血肉之驱，既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又受社会规律的支配。生老病死固然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但是人们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修炼，以取得延年益寿的理想效果。
《报恩经》、《觉世经》、《观音经》等皆把佛儒两教的基本理论与核心观念深入浅出、明确具体地阐释出来。这些经书非常强调与重视“因果报应”、“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行善积德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从宗教哲学看，佛教的“因果论”、“因缘论”、“色空观”、“菩提说”、“般若学”、“中道论”与“梦幻论”等都是非常微妙的，博大精深的。这些理论对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原因和条件都作了透彻的分析。虽然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但在开启人的智慧，提升人的道德水准方面亦发挥着不容轻视与低估的积极作用。儒家的忠孝仁义理论对培育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与传统美德，铸造舍生取义的优良品德同样起着不容否定的作用。纳西人民谈诵这些经典，无论对搞好与汉族的关系，还是铸造自己的民族精神都有好处。
三、纳西古乐的价值评判
如今，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热潮中，纳西古乐已经成为独具特色，引入人胜，招徕游客，魅力无穷的“稀世珍宝”。凡到丽江的中外游客，无论门票多贵，都要争相涌入大研镇装饰别致的音乐厅中大饱耳福。在烛影婆娑，飘飘欲仙的美妙境界中体悟、思索和品味人生的真谛同宇宙的和谐，从快畅身心的妙音中痛饮精神的美洒，心满意足地度过一段永生难忘的美妙时光。可见，纳西古乐的珍贵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音乐的狭小范围，而迈入了更大的价值空间。它具有了价值学所包括的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同最高价值的全部内容。因此，对它的价值评判与定位应该用更大的视角与尺度从更多的层面契入。
（一）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是音乐学、器乐学、曲谱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学、艺术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材料；是浓缩众多历史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因而它具有多重性、共生性、综合性与全体性的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从中可以解开许多科学之谜。
（二）从文化学与民族学的观点来看，它既可展示文化融合的无穷魅力，又可发现文化分层的特点规律。文化融合有其特殊的历程，一种文化要能顺利而有效地融入另一种文化之中，没有引起民族间强烈的冲突与尖锐的对抗，的确很不简单。“洞经音乐”之所以能被纳西族全盘接受与吸收，乃至成了纳西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第一，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文昌崇拜为表征的科举制度牢固地占据了知识分子的心灵空间和意识空间。它把纳西文人驱入了“中举做官，博取功名”的仕途。文化的儒化为音乐的传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道教在丽江的广泛传播，使很多通经熟乐的道师能在纳西族中生根发芽。第三，几代木土司普遍地吸收汉文化。第四，洞经音乐的组合方式及其表演内容（乐曲、乐谱、唱词等）都有较高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品位，吹拉打弹的交响乐队在明清时期确是一种声势浩大、组织严密、结构完善的先进模式。如同今天庞大复杂、气势磅礴的西方交响乐被汉族全盘接受与吸收一样。文化含量较高的洞经音乐，确实引起了纳西人士的浓厚兴趣。第五，纳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导致文化交融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产生相应的后果。文化交融的趋向是：处於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总是向处於低度文化的区域扩散，与此同时，又逐渐导致扩散区域的文化分层。洞经音乐有丰富的乐曲，特殊的乐谱，众多的乐器，繁多的仪节，要全面掌握它，没有起码的汉语文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纳西文人和道士在吸收了洞经音乐之后，又把它推广到各大村镇，如拉什坝、大巨、石鼓等地，这就产生了水准分层与结构分层。水准分层是乐队演奏能力、技巧、祭仪的差别。结构分层是乐队内外部设施、配器以及运作机制的差别。这些分层现象的发生，都使洞经音乐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吸引力。这就是纳西古乐不可忽视的“潜在价值”和基础价值。
从民族关系上看，洞经音乐融合到纳西族中，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纳西族把洞经音乐作为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策略，可使纳西文人及其后代能更好地适应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汉族也可通过和边疆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获得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利益。
从商业经济的观点来看，纳西古乐又可作出国展演，大赚其钱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把它制成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碟大量出售，从而取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非常诱人的商业经济价值。
从猎奇探幽的观点来看，纳西古乐既可满足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又可增加聆听者的知识与见识，尤其对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来说，他们也可从这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音乐中得到美好的享受。纳西古乐象一朵幽谷的奇葩，它那迷人的风姿已经让欧洲的音乐家们赞口不绝。
从艺术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植根於中国深层文化土壤中的“高雅艺术”。从价值绝对主义的角度审视，价值是不因人类的喜好、厌恶和希望而改变的。价值的根源在於事物的本质，凡是人和自然所创造的对象都有存在的价值。虽然因民族文化渊源与时代的差异，价值的尺度会有所区别，但体现在审美观念中对美的追求，仍能使人们取得价值的认同。纳西古乐的审美价值在於它能引起人们心灵的振撼与强烈的共鸣，在於它是一种高雅艺术的美的结晶。这就是纳西古乐的最高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纳西古乐是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共生性全面价值同最高价值的独特乐种，应该使它在对外交流中永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