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发展农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论述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论述论文,农村工作论文,强大论文,武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开始新的伟大的长征，逐步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路。回顾上海郊区农村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历程，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精辟论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革命导师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生产食物为目的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3页）恩格斯指出：“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0页）列宁也曾指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注释：《列宁全集》第11卷第305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最早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实质，指明了农业是提供基本生存资料的一个特殊产业。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基本思想，在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到“普遍规律”的高度。他说：“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了。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注释：《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9页）
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农业问题。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农业问题，小平同志有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论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指导太行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时就强调指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我们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注释：《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79页）全国解放后，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同样十分关注农业生产。他说：“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注释：《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2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更是高度重视农业问题，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要把优先发展农业作为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的根本方针。可以说，小平同志是把优先发展农业、解决农业问题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提出来的，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点之一提出来的。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他还提醒我们，在事关吃饭的问题上不能忘乎所以，提出：“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小平同志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业的基础地位，农副产品的保证供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在“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恰恰由于没有放松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粮食总产量从1966年的4280亿斤上升到1978年的6094亿斤，增长了42.3%，从而保证了当时水平下全国居民对口粮、副食品和工业等用粮的需求，我们国家才没有垮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纵观前些年价格体制改革的情况，哪一年发生通货膨胀都与那一年农副产品的供给状况有着直接关系。1988年我国物价上涨率曾达到18.5%，其中56%的因素归之于食品上涨。这一比例，与当时的恩格尔系数（人们用于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在57%左右有关。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出现通货膨胀时，如果能增加农副产品的总供给量，则可使物价水平回落，也可使经济有所发展，这充分说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根据建国后我国经济几起几落都是由农业发端的事实，告诫全党一定要处理好农业生产与其他各业发展的关系。他曾形象地作过表述：经济越发展，越要注意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都应“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注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页）为了具体地指导农业的发展，小平同志要求城市工业积极帮助、扶持农业的发展，他说：“促使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注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页）小平同志的论断，不仅为国内，也为国际上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从国内来看，解放以后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波动幅度为10.2%，而轻工业的平均波动幅度达23.9%，相当于农业波动幅度的2.9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可提高半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增长率可提高0.7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对七十年代56个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研究表明，农业增长率在3%以上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5%以上；农业增长率在1-3%之间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多为3-5%；而农业增长率不到1%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通常不到3%。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理论，不仅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以及农业与其他各业发展关系的论述上，还体现在关于如何发展农业的论述中。他指出：“农业翻番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23页）他还特别要求实际工作部门在作农业计划时要有长远眼光，要作定量分析。1983年1月他在与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多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23页）“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产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这里，邓小平同志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第一次提出了量化指标和实现这个指标的具体政策措施。小平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那深刻的思想和理论，往往不是以大块文章、理论化的阐述表现出来的，而是以处理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由于抓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他有关农业问题的论述最切合中国实际，也最具有中国特色。
改革使上海农业焕发了生机
上海郊区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在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当时对怎样把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从国际上看，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我们又急于想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就选择了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战略，并通过实行计划价格体制，收购农副产品，从农村提取部分原始积累，作为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资金。应当承认，在一段时期内，由农业积累工业建设资金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这样就使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期摆脱不了落后的状况。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水平低，缺乏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品的能力，不能形成对城市工业产品的有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落后的农业又不能为发展中的工业和城市提供足够的农副产品和多种原料，其结果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城乡分离、各自封闭的二元化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
粉碎“四人帮”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农业和农村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抓农业和农村问题。他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州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注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3-224页）小平同志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认为改革之前农民之所以贫困，究其原因是原有体制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更为严重的是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导致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上海郊区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
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1980年春，邓小平同志根据一些贫困社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及时肯定了这一责任制形式：“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注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调动积极性，权利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1983年上海郊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8年，在种植业方面，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占粮棉生产队总数的94%以上。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关系上，把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加以区别，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经营权、使用权归于农民。这样，既能发挥家庭经营的长处，又能继承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发挥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使农民有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劳动付出与经营成果直接挂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2、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统派购制度，实行了农产品的价格改革。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品价格，平均提价幅度在20%以上。以后又多次提高部分农产品价格，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有所缩小。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又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国家定购和合同收购双轨制，并逐步缩小定购部分，对放开部分允许农民自由经营，这样农民开始涉足流通领域。到九十年代初期，国家除对粮食一部分实行定购外，对大多数农副产品已放开价格，放开经营。上海郊区粮食原来都是国家统一平价收购的，实行价格双轨制后，议价收购的粮食占总收购量的一半左右，农民得到了较多的实惠。今年国家又出台了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这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3、调整农业生产内部结构，实行了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在农业内部，正确处理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在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以发展乡镇企业为重点，通过发展工业武装农业、副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新路子。农村产业结构从原来单一的种植业转变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工贸综合经营的新格局。
4、增加农业的物质、技术投入，进行了农业投入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上海郊区过去农业投入，特别是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农村改革之后，在农业生产方面，形成了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投入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体制。解放以来，上海全市对水利设施的投资达60多亿元，其中三中全会以后投入50多亿元；发展乡镇企业后，由集体提取的“以工补农”、“以工补副”资金30多亿元，其中每年补贴农副业生产的有2亿元；而农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投入也比以前大为增加，这就为农业的稳定增长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
5、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实行了管理调控体制的改革。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实行由指令性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到由指令性和调控相结合的方式；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到实行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方式相结合。生产要素开始全面流动，农村市场得到较快发育。
郊区农业生产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旧格局，出现了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推动、共同繁荣的局面，进而促进了八十年代初中期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全面活跃。
走出具有上海特点的农业发展新路
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发达的中心城区需要有发达的郊区、特别是发达的农业相配套、相适应。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农业的战略地位。他在1987年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情况的好坏，对整个改革和建设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各级领导必须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打算。”在1988年的市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更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农村干部：“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极端重要的基础产业。不能认为乡村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就变了；也不能认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业就过关了。……要把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郊区农村工作第一位的任务来对待。”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九十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注释：转引自《江泽民同志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8日）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上海郊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在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讲农业基础地位少了，强调农业生产的声音弱了。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加强农业、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的重大决策，这是对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的新的思考和实践，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郊区特点的农业生产发展新路子。这些决策至今仍在发展郊区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决策有：
1、关于站稳“两个立足点”的决策。就是郊区农民口粮要立足自给，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要立足郊区。在站稳两个立足点的基础上，郊区农业再向其他方面去开拓、发展。这是因为上海是调入粮食的大户，全市1300万人口每年需要口粮和工业用粮100多亿斤，过去历来由国家调入一半，郊区自己生产一半。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乡经济发展每年都要占用不少农田；城市人口增加较快，预计到2000年总人口将超过1300万。此外，还有350多万流动人口。显然，粮食和副食品的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市委、市政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平衡全市粮食供求的。因此，从总体上看，要求郊区农民口粮自给和城市副食品供应立足郊区是不能动摇的，也是能够做到的。近10年来，由于郊区各县（区）、乡（镇）坚决贯彻这一决策思想，在二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粮食和副食品生产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一二三产业呈现出同步发展、同步增长的好势头。
2、关于实行“以工补农”的决策。八十年代初中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了扶持农业，加快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市委、市政府又适时作出“以工补农”、“以工补副”的决策，即在乡镇企业利润中，可以税前列支一定比例作为发展农副业生产专项资金，用以在农村经济内部实行微观调节。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各县、乡（镇）创造了许多以工补农的办法。例如：“以工建农”，用于建设服务体系、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建设；“以工奖农”，用于奖励高产，鼓励提高土地生产率；“以工保农”，用于补贴经济效益较低的项目，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工促农”，用于补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农业发展；“以工增智”，用于智力投资，培养人才，推进农业的技术改造。上海郊区农村实行的以工补农、补副政策，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之后全国农村、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3、关于高标准建设“菜篮子工程”的决策。“菜篮子”是指猪、禽、蛋、鱼、奶、菜等副食品的统称。副食品的生产、供应，与市民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上海市民中历来有“菜篮子里看形势”的说法。由于菜篮子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都把“菜篮子工程”作为大事来抓。1988年在江泽民、朱镕基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上海实施了第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1994年市委、市政府又提出花3年时间再建新一轮高标准“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战略任务。近期目标是：经过3-5年时间，初步形成生产基地稳定、布局结构合理、产销体制完善、设施和经营手段先进的基本格局，以达到生产稳定、流通有序、上市均衡和保证供给的目标。中远期目标是：力争在2000年或到2010年，建成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又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城郊型副食品生产、流通和销售联成一体的网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经过两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目前上海郊区农村从城郊型特点出发，在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结构优、机制活、效益高的副食品生产体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和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决策。上海郊区人多地少，土地矛盾十分突出。为此，市委、市政府既重视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乱占耕地，认真执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又重视滩涂的开发利用，扩大土地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郊区城乡建设和发展工业用地，每年减少土地面积少则二三万亩，多时达三四万亩，但由于严格控制可耕地面积和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措施有力，耕地特别是粮田并未明显减少，从而确保了上海郊区粮食总产量在近20年间始终保持在40亿斤以上，有几个年份还突破了50亿斤。
5、关于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发展农业，最根本的是靠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就必须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要把这种经营体制作为上海郊区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完善。从郊区大多数村队来看，家庭承包经营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这个基础要长期稳定。而完善集体统一经营，就是要发挥集体的管理、协调、服务和积累等功能，重点是增强集体服务的功能，这也是家庭承包经营最需要的环节。这一决策思想的贯彻落实，加快了郊区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近年来，郊区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目标，不断增加物质技术投入，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个逐步适应国际化大都市要求，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正在加快建成。
回顾上海郊区20年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历程，更加显示出邓小平同志有关农业问题一系列论述的高瞻远瞩及其具有的深远意义，它给了我们这样几点深刻的启示。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农业改革实质上是调整和改革农业的生产关系，使之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释：《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农业改革，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体制，在生产经营上，由过去集中劳动，集中分配，变为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适应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根本性变革，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革命家的勇气和胆略，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场改革，扫除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在性质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同志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2、坚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的原则。农业改革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包产到户”在五六十年代曾受到过批判，七十年代末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时，不少同志持犹豫观望态度。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近20年农业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所有农村的改革，都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是在农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小平同志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阐述了推进农业改革的基本方法，揭示了农业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3、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不变的原则。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正确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主要包括：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允许并鼓励其他经济适当发展的政策；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政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合法先富起来的政策；建立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农业投资体系的政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实行多渠道流通经营的政策等。这些基本政策，适应我国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得到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曾明确指出：“制定和执行农村政策，必须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不可违背群众意愿，不顾客观条件照搬照套，‘一刀切’。”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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