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1993-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11)12-0022-07
一、引言
劳动收入份额也称劳动收入占比，是指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同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大小获取相应的报酬收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国民收入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状况构成了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格局。经济学研究通常假定只存在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要素，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和就构成了国民收入，此时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样可以反映资本要素的分配情况，进而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格局研究也就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格局却出现较大变化。不少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李稻葵等[1]利用省份收入法GDP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白重恩和钱震杰[2]以2004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借助财政等数据修正后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6年达到最高66.83%，此后逐年降低，截至2007年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罗长远和张军[3]借助于省份收入法GDP数据计算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从1995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并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肖红叶和郝枫[4]认为，2004年经济普查前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均值由1978-2003年的57.3%下降到2004-2007年的47.7%，两个数值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张车伟和张士斌[5]依据城乡个体户经营性收入调整后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先由1978年的40.15%增加至1995年的45.69%，之后又下降到2007年的39.16%。章上峰和许冰[6]利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测算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先是由1978年的48.47%缓慢增至1996年的53.34%，而后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42.31%。周明海等[7]认为，生产税净额是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楔子”，将其从GDP中扣除后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1995年延迟至1998年，其变化为从1993年的56.0%上升至1998年的峰值59.3%，再下降至2003年的54.8%。
虽然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但低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不断下降”的结论，但由于这些研究测算所依据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基础数据的质量参差不一，基于数据质量调整的计算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统计测算分析需要厘清指标的概念和口径及相关数据质量，否则，既有可能掩盖问题，也有可能夸大问题，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十二五”期间提高劳动者报酬的相关政策设计和实施出现误导。因此，本文拟在深入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问题及可能修正方法的基础上，借助于资金流量表数据对1993-2008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较为合理的测算研究。
二、劳动收入份额测算问题
尽管有不少学者围绕如何准确测算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8][9][10]，但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其中较为常见的劳动收入份额测算思路[11]是，借助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通过如下公式实现的：
尽管从表面上看，式(1)的计算十分简单，但在具体测算时，通常会在定义和数据两个方面遇到争议性问题。
(一)定义方面的问题
式(1)中的劳动者报酬和增加值两个核算指标在内容界定上均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是：
1.核算意义上的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收入并不完全等价。劳动收入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假设劳动者没有人力资本累积存量时所取得的收入，亦即生产中支付给体力的(physical)①单位劳动收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劳动者报酬则表示支付给劳动者全部收入之和，其包含人力资本累积的收益。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计、Mincer方程估计等经济学意义下的劳动收入份额估计，与式(1)的估计存在较大的概念差异，不能直接进行结果比较。由于人力资本存量及收益的估算本身存在较大困难，所以大多数劳动收入份额测算都借助于核算意义上的劳动者报酬指标进行。
2.劳动者报酬指标的核算边界不够清晰。对于劳动者报酬指标核算究竟应纳入什么样的内容，Krueger[8]曾提出疑问如下：哪些人算是劳动者？CEO和企业所有者是否包含在内？哪些收入计入劳动者报酬？企业高管的股票期权是否应计入劳动者报酬？退休工人所领取的持续健康保险费用如何处理？Boggio等[12]指出，CEO和企业所有者的收入中，应计入资本要素的比例有多大，应计入劳动要素的比例有多大？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性和必要性的需要，实际核算通常会选择相对较宽口径的劳动者和劳动者报酬定义。SNA1993把劳动者区分为雇员和自我雇佣者。凡是从所在单位领取工资者称为雇员，雇员为其所在单位工作所应获得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额称为雇员报酬。自我雇佣者是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者或共同所有者，并在该企业工作。对这类企业来说，由于所有者及同一住户的其他成员在企业所做工作的应得报酬与所有者作为业主所获得的收益难以分开，SNA1993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混合收入，它实际上包括劳动报酬和经营收益两部分内容[13]。
3.选择什么样的增加值指标。增加值指标选择方面的争议集中在总额指标和净额指标上。由于总增加值等于净增加值加折旧，因此，该争议的实质是增加值指标中是否应该包含折旧。关于折旧的早期解释是固定资产消耗情况的折扣额。由于折旧通常会反映在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中，一个国家或行业的总产出核算通常包含固定资产消耗折扣[11]。而且，正如Gomme和Rupert[10]所提到的，“由于正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会遭遇到损耗一样，折旧仅仅是对资本所有者的资本物质损耗的补偿，所以采用净增加值指标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研究中常使用总增加值指标。
4.选择什么样的增加值指标测算价格。SNA1993中总增加值的测算价格主要有基本要素价格、生产者价格、购买者价格三种，其中前两种价格是式(1)中增加值指标测算价格争议的焦点。由于按生产者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减去按基本要素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等于生产税净额，因此，该争议的实质是如何处置生产税净额。从要素收入分配上看，生产税净额既不属于资本要素的收入，也不属于劳动要素的收入，是资本和劳动之外的“楔子(wedge)”。因此，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应该从总增加值剔除生产税净额。换句话说，应选择基本要素价格测算增加值指标[10]。
(二)数据方面的问题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②是可用于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数据来源。在不同的国家，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性和必要性而非经济学上的合理性的需要，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的核算程序也有所不同[8]。因此，账户数据采集系统通常会忽略内容界定问题，导致劳动者报酬和总增加值的测算出现偏差。Gomme和Rupert[10]指出，如果我们越深入考察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就越容易发现劳动收入份额计算中的偏差。Gollin[9]也指出，如果我们更小心地处理和测算数据尤其是劳动者报酬数据，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劳动收入份额会趋于固定的数值。通常劳动收入份额测算偏差来源于三个方面：
1.自我雇佣收入数据。多数劳动收入份额测算偏差来源于自我雇佣收入数据。首先，自我雇佣收入在SNA1993中称为混合收入，它既包含部分自我雇佣者的劳动报酬，也包含部分投资或经济利润。因此在具体计算中，如何划分两者比例是一大难题。其次，具体核算中可能依据相对随意的定义去划分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这给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带来不确定性[8]。例如，如果两位医生合伙开办一家非法人企业性质的医疗诊所，他们的收入应计入自我雇佣收入。但是，如果两位医生开办的是法人企业性质的医疗诊所，并从中发放薪水，那么他们的收入就计入雇员报酬。最后，自我雇佣者在全体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差异较大。一般地，发达国家的自我雇佣者比例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较高③；制造业和教育、医疗、公共管理等多数公共部门的自我雇佣者比例相对较低，而农业和建筑业的比例相对较高。如果劳动收入份额测算中自我雇佣收入的比例处理不当，就不利于该指标在国家之间或产业之间的准确比较。
2.非工资报酬和离退休金数据。非工资报酬的一个主要形式是股票期权。由于国民经济核算很难采集到股票期权的信息，同时股票期权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在收入本质上还存在争议，所以实际核算通常把股票期权排除在劳动者报酬之外。而离退休金则可以看作离退休人员在离退休前工作时期劳动所得的延期支付。如何把离退休金计入工作时期的劳动者报酬中，或者如何在在职职工的劳动报酬中分配其退休后的工资所得，存在很大的技术难题。SNA1993建议了三种处理办法：一是直接计入，将其视作当期在职人员创造价值中应得未得的退休金部分直接计入；二是不计入，当作经常转移处理；三是虚拟处理。现实处理中通常忽略不同时期离退休人员规模和工资水平变动而采用第一种处理方法。显然，如果离退休基金筹资过度或亏空时，这种处理方法就出现较大偏差。
3.增加值数据。增加值数据的误差也是劳动收入份额测算偏差的一个来源。除了指标选择和测算价格选择外，其误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非观测经济的漏算。现实中还存在不少未被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记录的交易活动，通常称为未观测经济。未观测经济的规模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指标的准确比较。其次是公共部门增加值核算中资本收入数据的缺失。对于一般政府、教育、医疗卫生等非市场化的公共部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多采用投入法或费用法核算，即用经常性业务支出加固定资本折旧代替增加值。这种用投入替代产出的方法把营业盈余锁定为零，意味着资本收入的缺失。因此，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如果把公共部门包含在内，就会导致结果的向上偏误；如果不这么做，既可以把公共部门排除在外，也可以给公共部门分配一定比例的资本收入[10][11]。最后是自我住房服务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数据的缺失。对于自有住房服务，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虚拟折旧或租金表示增加值，这意味着劳动者报酬数据的缺失。因此，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如果把自有住房服务包含在内，就会导致结果的向下偏误；如果不这么做，既可以把自有住房服务排除在外，也可以对自有住房服务分配一定比例的劳动收入[10][11]。
三、修正方法
上述的劳动收入份额测算问题中，很多问题都和数据质量有关，因而修正余地也较为有限。但是，对于其中的部分问题，一些学者已给出了修正方法。
(一)Johnson(1954)的修正方法
在对美国1850-1952年历史数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Johnson[14]研究发现个体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在65%左右，此后，经济学文献对个体经济自我雇佣收入的通常处理方法是：2/3计入劳动收入，1/3计入资本收入。这种修正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稳定，但这一前提条件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多数国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并不吻合。
(二)Gollin(2002)的修正方法
由于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除非自我雇佣者从自己的企业领取工资或自我雇佣者把所有企业组成法人企业，否则从非法人企业获得所有收益均应记作营业盈余，这就是私人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operating surplus of private unincorporated enterprises,OSPUE)。大多数自我雇佣收入要计入OSPUE。为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合理分配OSPUE，Gollin[9]提出了三种修正方法。
第一种修正方法假定自我雇佣者仅提供纯劳动服务，而无任何资本投入，因此把所有的OSPUE分配给劳动，即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直观，方法假定符合多数低收入国家自我雇佣者的要素投入几乎全是纯劳动服务的实际。缺点是，即使在一些低收入国家，自我雇佣者在后期会逐渐增加资本投入，因而式(2)倾向于高估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种修正方法假定OSPUE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剩余部分经济相同，即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明了，OSPUE中包含部分资本收入的假定也具有较好的符实性。缺点是，计算暗含非法人企业与法人企业单位或政府部门法人单位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同的假定。换句话说，企业规模和结构、机构部门中非法人企业比例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没有影响。这与现实中非法人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相矛盾，进而导致式(3)的调整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低估。当然，与第一种修正方法相比，第二种修正方法的偏差要小得多。
第三种修正方法是在雇员报酬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就业调查数据推算得到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假定自我雇佣者的平均劳动报酬等于雇员报酬的平均值，根据就业调查数据可得：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考虑了不同国家的自我雇佣者比例不同的实际，并利用相关信息进行合理调整。缺点是，由于就业统计存在测量误差，且与自我雇佣的核算定义不一致，所以式(4)的计算结果可能会接近于1，甚至大于1。同时，如果雇员和自我雇佣者之间的平均劳动报酬存在系统差异⑤，也会导致计算出现偏差[11]。
在具体应用时，Gollin[9]指出，如果官方统计已经对自我雇佣者的劳动收入做出调整⑥，采用上述三种修正则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高估；如果国民经济核算中自我雇佣者的产出或收入存在漏算，则采用上述三种修正会低估劳动收入份额。
(三)Gomme和Rupert(2004)的修正方法
Gomme和Rupert修正方法的基本思想与Gollin第二种修正方法完全相同，但前者修正的内容要比后者更宽泛，因此适用面也更广一些。
四、测算与分析
(一)基础数据资料的选择
在中国现有的核算资料中，可用于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的基础资料主要有三种：一是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可用于测算全国和机构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⑦详细给出了经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调整后的1992-2004年资金流量表，《中国统计年鉴2010》给出了经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调整后的2004-2008年资金流量表。二是省份收入法GDP核算数据，可用于测算相应年份的全国、分省份和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详细给出了经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调整后的1993-2004年各省份收入法GDP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又给出了2005-2007年、2009年⑧的各省份收入法GDP数据，其中2009年为经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调整后的数据。三是投入产出表数据，可用于测算全国和分行业相关年份的劳动收入份额。中国已成功编制了1987、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三类数据中，投入产出表数据连续性较差，数据更新较慢；省份收入法GDP核算数据公布修订缓慢，指标口径变动较大⑨，且其省级加总值与全国GDP误差较大；而资金流量表数据则不存在上述缺点。因此，这里采用1993-2008年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中国劳动收入份额⑩。
(二)中国OSPUE的测算
中国的资金流量表是在GDP核算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前的GDP核算中，劳动者报酬不仅包括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而且还包括个体业主经营获得的利润，其口径大于SNA1993中的劳动者报酬[13]。在2004年之后的GDP核算中，考虑到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者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将这两部分视为营业盈余，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雇员报酬。新口径的劳动者报酬除了包含农户的经营利润外，其余与SNA口径大致相同[15][16]。考虑到在资金流量表的编制中，将农村住户部门增加值中的90%作为农户的劳动者报酬(11)，这一比例同已有的对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结果(12)非常接近。因此，这里不再对农户自我雇佣收入进行调整，而仅仅考虑个体经济业主的自我雇佣收入即中国OSPUE进行调整。
中国OSPUE的测算步骤是：①根据1993-2008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和1992-2008年人口调查结果，分别得到农村居民年均非农业经营性纯收入(13)数据和乡村年平均人口数据，将二者相乘得到农村的OSPUE。②根据2003-2008年城镇住户抽样调查和1992-2008年人口调查结果，分别得到城镇居民年均经营净收入数据和城镇年平均人口数据。考虑到1993-2000年城镇住户抽样调查中无年均经营净收入数据，这里根据个体经营劳动者收入的增速推算得到。将年均经营净收入数据和年平均人口数据相乘得到城镇的OSPUE。③将农村的OSPUE和城镇的OSPUE相加得到中国的OSPUE。计算过程中各指标的数值结果见表1。
(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
首先，为便于比较，将生产者价格口径的总增加值数据代入式(1)，得到生产者价格总增加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也是国内研究运用比较多的劳动收入份额指标。由于核算定义、数据质量等问题的存在，生产者价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不是劳动收入份额分析的理想选择。然后，在剔除生产税净额后，运用式(1)计算得到基本要素价格总增加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基本要素价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由于没有考虑OPSUE问题而存在较大程度的低估。最后进行OPSUE修正处理。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劳动者报酬不仅在雇员和个体经济业主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中国现有就业和工资统计数据不够全面，不能准确反映出雇员和个体经济业主之间劳动者报酬的差异信息。因此，本文采用Gollin提出的前两种方法进行修正。
生产者价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1997年间呈相对稳定上升态势，并在1997年达到峰值53.00%；之后，开始呈下降态势，并在2008年达到谷值47.79%，累计减少5.21个百分点。在劳动收入份额的两种修正结果中，采用Gollin修正方法一得到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对个体经济业主分配资本收入，与其资本投入较少的现实相近，因而仅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采用Gollin修正方法二得到的劳动收入份额对个体经济业主分配的资本收入过多，因而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同时，两种修正结果的变化趋势几乎完全相同，且同一年份两种修正值之差不超过2个百分点。因此，这里不妨以两种修正值的平均值作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估计值。
(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析及国际比较
考虑到Gollin方法一修正值和Gollin方法二修正值中的偏差，这里用二者的平均值作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估计值。可以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1999年间呈稳步上升态势，并在1999年达到峰值66.97%；之后呈现逐渐下降态势，并在2007年达到谷值60.56%，累计减少6.41个百分点。与生产者价格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Gollin修正平均值的测算结果下降幅度扩大了1.20个百分点，下降开始时间延迟了2年。
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低10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低5个百分点。
五、小结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准确测算是分析中国国民收入功能分配格局的历史变化趋势、判断要素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基础，也是监测和评价“十二五”期间提高劳动者报酬相关政策实施效果的前提。本文首先从定义和数据两个方面剖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问题，讨论了其可能的修正方法。然后，基于中国现有的劳动者报酬口径，借助于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与人口数据估算了中国的OSPUE。在此基础上，借助于资金流量表数据对1993-2008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合理的测算与必要的修正。
本文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经过定义口径和数据质量等问题修正后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9年前稳定上升，之后由1999年的66.97%下降至2007年的60.56%。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水平比其他国家低约5～10个百分点。与修正前的结果相比，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开始时间延迟了2年，下降程度扩大了1.20个百分点。显然，有效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相关问题，提高相关统计数据质量是准确测算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注释：
①也称未扩展的(non-augmented)或无经验的(raw)。
②在中国则是指生产账户和收入分配与支出账户。
③Kabaca(2010)指出，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自我雇佣者比例高达30%。
④Gollin(2002)给出的修正公式中分母并未减去生产税净额，应该是遗漏了。
⑤一般地，自我雇佣者的平均劳动报酬要低于付酬劳动者，比如Morel(2006)测算加拿大1976-2004年的这一比值大约为2/3左右。
⑥Young(2000)指出，像中国、韩国等国家对劳动者报酬已作过对应调整。
⑦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⑧《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给出的都是2007年的数据，缺失2008年数据。
⑨省份收入法GDP数据中的指标口径在2004年和2009年前后变动较大，主要是2004年之前将个体经济所有者的劳动者报酬和经营利润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2004年之后将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者报酬和经营利润统一视为营业盈余，2009年又重新采用2004年之前的处理口径，这导致数据的可比性下降。
⑩之所以不用1992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原因在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GDP修订仅仅追溯大到1993年，而1992年劳动者报酬数据有了较大调整，导致1992年数据失去可比性。
(1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12)参见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文章“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和肖文、周明海(2010)的文章“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13)即将农村居民年均经营性纯收入剔除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之后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