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中国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6-0028-06
“大中国文学”问题的产生已经有5、6年的时间，最近越来越感到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研究现当代文学，首先是从基本的知识、概念入手，但在解读基本知识和概念的过程中，应该引入一种警惕的思维机制，看看过去书本上的一些知识、概念，框架，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它们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有问题需要探讨。作为一代学人，我们应该敢于向过去的权威、过去的框架提出挑战，应该敢于思考，力求理论创新。以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进行反思。比如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北大版和复旦版，现在在中国各个大学里，这两个版本成为“经典”教材。它们有很多优点，但恕我直言，书名有问题。书名似应叫《中国大陆汉民族社会主义文学史》。为什么呢?这里边没有港台澳地区的，只能是中国大陆；没有少数民族，只能是汉民族；除了社会主义内容之外，对于非社会主义(但不是反社会主义)的、非主流的、所谓另类的但有价值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因此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想即便是当前比较风行的、高校里认可的教材，我们还是应该问一问“行不行”、“为什么”、“可不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大中国文学”概念提出的理由
我多次讲过，当代文学，写“史”还不成熟。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还没有经过检验、磨合、沉淀，如果急急忙忙写“史”，就会误人子弟。倒不如提出一些问题，先作一些论述，搞一些研究型的活动。基于这种想法，在1996、1997年，我和几个已毕业的博士讨论：能不能把眼界放宽一点，不要局限于我们大陆上意识形态很强地看问题、看文学的方法，拓开一点思路。当时就作了一个对谈，首先提出了关于“大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才刚刚露出一点儿，就有人开始批评，说你们动不动就是“大”。我说中国确实大，很多问题确实需要大的气度、大的眼光去思考才能看清楚。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提出“大中国文学”概念的理由。理由有四条。
第一个理由，地球村和文学版图的关系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处在地球村当中、处在全球化背景当中的局面越来越清楚。但是在全球化中，有没有一块我们文学的版图?有没有我们应该认可的、应该研究的文学的地图?面对着国际社会不平等的制约关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考?第一种思考就是立场性的思考，就是我们能否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西方流行的学术概念、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平面地移植过来，再用中国的例子、事实来验证这些概念；而是能够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来提问题。在我们一些研究工作当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西方的概念没有经过转化，没有和中国自己的文学、文化问题结合起来。那么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应该把全球化作为背景，但更主要的，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再搞平面的移动。这是基本的立场。第二种思考是文化性的思考。因为我们在地球村中作为一个村民，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吸收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乃至先锋的文化。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那些内容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我们自己的东西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来丰富、充实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第三种思考，就是要有一种美学性的思考。我们中国的文学为什么屡屡在诺贝尔奖上失败?我觉得不要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神秘，它的国家色彩、地域色彩乃至政治色彩是很重的，尽管他们标榜自己没有政治色彩。过去钱钟书先生也认为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美学思想、用美学更高的要求，来提高我们作品的质量，提升我们文学的品质。这需要我们国家整个政治、经济的总体强大，我们的文化要强大起来，我们的作品在世界上随之也会有地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我们有没有自己文学的版图。因此我们要提出我们“大中国文学”的概念。
第二个理由，在长期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地域的切割和历史的割断问题，这种切割和割断，带来一种整体观的丧失。地域切割最明显的是建国后两岸分离，分离以后我们在观念上产生一些问题，总觉得我们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对的，总觉得海峡那边什么都不是。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我们大陆，在50、60年代，把那些现代派、一些“小资情调”的东西一律都当成另类甚至异端。现代派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大的支脉，对整个文学创作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我们大陆没有了，流失了，被忽视、毁弃了；但在台湾，现代派问题在50、60年代照样存在，并且复兴。以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一些人，以台大外文系为代表的、核心的《现代文学》杂志，把被大陆所废弃的东西接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以一种观点看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我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对。但假如站在整个中国文学立场看问题，站在中国文学版图的立场看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消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保留下来，而且得到发展。这种意向，本身就产生了互补性。相反的，台湾所没有的东西，我们这里也有。比如说对新事物的描写、歌颂。我们这里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50、60年代经济建设一段时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回顾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把中国进行切割的话，站在整体的大中国立场看问题，那么，文学的火种、文学好的东西总是会在一个地方留存下来。这种异向产生互补，站在整体角度看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提出“大中国文学”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过去长期以来对文学问题、对文化问题、对现当代文学产生的一些问题，在思维方式上是有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的障碍有两种。第一种是“冷战”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对立，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正就是二元对立，没有中间的回旋余地。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谁有权、谁有势，就一定要把不同意见的对方吃掉。这个思维方式很糟糕。所以我们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在文坛上，这个“冷战思维”一直是连绵不断的。这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语言霸权。从50年代到现在，总有这样的现象：谁的政治和学术地位高，谁的话就是权威；谁过去成就很大，谁现在说的话也是对的；谁占据了刊物，谁就可以说了算；谁掌握了一部分媒体，谁就可以横冲直撞。这些现象都不利于文学的整体关照。我常说，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你可以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出的理论大师、可以有高明的、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主张，但是任何一个人，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部分空间、或者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角，何况他的主张是否经得起长期的考验，还待有时光老人来检验。所以不要用一种语言霸权来看待他人、乃至看待整个中国的文学问题。我们做学问的、做批评的，应该要有学术的雅量。我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过一个刊物，我就对同事们说，要注意，假如来稿中和你意见相左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只要他有实据、实证、只要言之成理，那么你应该用良知来保卫他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权力。这是作为学人的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所以任何语言霸权都不利于我们整体的发展。
第四个理由，是我们目前在文学学科中，“边界主义”的作用造成了还不能很好、很顺畅地汇通并共享学术资源。站在中国整体的学术立场看问题，我们现在的学科布局是可以讨论的。现在的情况是，虽然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人员还是比较多，但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两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多起来了，加起来超过古代文学史。我认为这不太合理。古代文学史管3000年文学，现代只管30年，当代管了54年，科研力量的分配不相称，显然有“为当代服务”的原因(或叫“厚今薄古”)。学科处于一种分割状态，边界划得很清楚。假如一个学科高密集的话，很容易造成低水平的重复。所以整个现当代、古代文学研究怎么打通起来，怎么实现资源的共享，我觉得需要用“大中国文学”的概念来处理。
二、“大中国文学”的内涵
“大中国文学”到底包括那些内容?我的看法是有五个基本内涵。
第一个内涵是指一体多元的文学。这个“一体”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多元就是各方面的风貌、角度、层次。中华民族的特点就是“五缘文化”，即血缘、族缘、地缘、物缘和业缘。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认老乡，很讲缘分。缘分这种文化带有中华性。整个的中国文学应该是一体的，血脉里有血液在流动，命运、整体的思考都可以用“一体”来考量。这种“一体”像电流似的，把五湖四海的兄弟都连在一起。同时，这整体里边还有四个文化板块，或说文学板块。一种板块是农耕文化，包括大平原、黑土地，农耕文学；第二种是游牧文化、游牧文学；第三种是山林文化、山林文学；第四种是滨海文化。这四大文化板块，影响着我们的文学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面貌。各种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这种“一体多元”的文化还体现为四路纵队，可以说从现代到当代，我们文学上出现的能够成为“文学大军”的，构成四路纵队，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这四路大军现在更加浩浩荡荡。特别到了当代，大致有四度空间，有严肃的主流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和先锋文学。这是“大中国文学”概念的第一个基本内涵。
第二个内涵是，“大中国文学”是“五族共和”的文学。“五族共和”实际上是指“多”，是我们国家各个民族的共和。中国现在是56个民族，包括主体的汉民族和55个兄弟民族。台湾的原住民，还包括11个少数民族，澳门还有土生葡人问题。我们文学也是这样，现当代文学史，长期以文人书面的东西为依据，比如在遥远的西部，流传着一些文学，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挖掘出来。我们的民族文学研究家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把80、90岁的老头老太关于《格萨尔》吟唱的口传，完整地记录下来，那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非常精彩。过去契诃夫讲过，唱得最好的夜莺不是在都市的楼群上空，而可能是在遥远的山林。确实，我觉得现在晚会上好听的歌，远不如《在那遥远的地方》，远不如《康定情歌》，远不如《达坂城的姑娘》，根本没法同那些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民间、民族的声音相比，所以说，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汉民族，只盯着北京上海的文学艺术家。如果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问题，各个民族还是有很多互补的东西。当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也用汉文来写作，从汉民族文化中吸取养分。我们汉民族作家同样应该从大量的兄弟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中吸取更多东西。整个中华民族应该整体地关照，互相帮助，这样才能推出更好的作品。
第三个基本内涵，“大中国文学”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孔子说“群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按我的理解，和而不同首先强调的是“不同”，首先要强调“不同”的生生不息，才能最后达到、和谐、和合。新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相同的东西太多了，很特殊的、很有原创性的东西太少了，但是总体上最后要达到“和”，在“和”的大气候下有种种“不同”。用通俗一点的比喻来形容，茶叶和咖啡应当并存，因为对我们有利，但吗啡和海洛因必须禁止。
第四个内涵，“大中国文学”是一种人本和生态协调的文学。我们常说“以人为本”，这是对的。现在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被高科技、各种污染破坏得越来越厉害。这几年大量水平很低的工业操作涌入城市，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但是某些具体执行政策、推动建设的人，他们的思路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强调的就是效率、开发，不断追求利润、不断提速。“提速”可以一时一地起作用，但长久来说，也会失去效用的。经济腾飞引发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很大的现实问题，不能太盲目。盲目施工对人文生态的破坏还是很厉害的。有的地方尽管是历史文化名城或旅游景点，但出现了大量假古董，可以一时吸引旅客，但三年五年过去了，使旅客倒了胃口，不再去了，经济还是上不去。那么我们文学怎么办、文化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首先要为“人”服务，首先要树造“人”的形象，还是要“以人为本”理性思考的精神。文学毕竟还是人学，关心人、爱护人、描写人、提升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另外一方面，光以人为本还不行，还要考虑社会生态。文学还是要和生态结合起来思考。作为以人为本和生态相协调的文学也应该成为我们大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五个内涵，“大中国文学”是一种母语思维的文学。我们现在的思维其实是四个层次的递进。第一个层次就是人类的背景，第二个是东方的角度，第三个是汉语或母语的思维，第四个层面是中文表达、汉字表达。这种汉语思维、中文表达，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特点。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算起是3000多年，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汉语思维有他的特殊性。我的看法是，我们母语的思维，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生命的诗学，很强调生命；第二个是文化的诗学，中国人的语言表述表明中国人是有文化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语言很简洁，不像西方那样啰里啰嗦，这种简洁里包含了很多深意的内容，从物象思维转化和过渡到意象思维。中国文字最早从象形文字来，象形文字到现在甲骨文本来有3500种，现在认得的有1100种，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辨认。甲骨文就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过程，没有其他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还有一个特点是混沌的诗学，就是不那么确定。我们的文字表达有时不是那么确定，只能意会，不一定有很明确的言传，有多义性、弹性，有佯谬，让你去琢磨。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汉语思维，悟性很高，特别是学文的，很讲究悟性。所以在中国文学中，尽管后来在叙事性作品中写实的东西慢慢增强，但中国文学的正宗传统是悟性、隐喻性的一些东西。我想这可能更切近文学，更切近“龙人”的心性。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学特色，恐怕应当更多地从母语思维的角度去切入、去思考。
三、“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问题
关于“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一些前沿问题，这里给大家提一些思考的话题，先提八个话题，看能不能成为我们人文研究的生长点。
第一，从文字、文本走向社会的大空间。我们文学研究过去强调文本细读，如今文本细读还远远不够，我赞成要继续文本细读。但光有这个恐怕还不够，因为如果站在“大中国”的角度，中国文学作品的产生有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心理的多种因素复合的作用，对一部作品的产生进行制约和支援。因此一方面要继续重视文体细读，另一方面要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把文学批评放在社会的大空间中，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当中来考虑。
第二，现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问题的研究，包括有哪些文学因素促成了文学机制的产生、文学运作机制的自我调整能力、出版制度、传播制度、审查制度、稿酬制度等等。这些机制又有哪些具有我们中国特色?这还涉及到要对国内外的一些机制加以比较。
第三，现当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崇拜、顺从、挑战的问题。现在，我们一系列新的概念，很多都是从新的意识形态提供、启发的。我们现在很多概念，如新历史、新状态、后现代、失语化、躯体写作、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社会、底层想象、潜在写作等等，很多都是由新意识形态所提供、启发的。这些东西和我们整体的中国性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到底是激发了我们新的想象还是遏制了我们?
第四，重新审视、研究一下“大中国文学”中多年来流行的观念。如“纯文学”。文学有没有绝对“纯”的样态?“纯文学”的观念的历史、涵义有什么演进、有什么变化?它与俗文学的分庭抗礼、或者互补，互相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它的中国特色又在什么地方?
第五，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传统的关系。现代文学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现代文学并不是从白话文开始就和旧文学一刀两断，还是有关联的。当代文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有远传统、近传统、新传统，我们中国文化、文学的母体在不同的时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会产生各种变体。文学有一个历史化的处理问题，但是个人的记忆还有个性化的问题，个人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怎么处理?
第六，中国新文学当中的女性书写问题。女性有区别于男性的重要特征，特别的特征、心理的特征、生理的特征等等，反映在文化问题上、在对待文学问题上有其特殊的表现。文学上的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文学当中写女性最好的是男性作家?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写女性写得最好的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也弄不清楚。传统的两性对立后来导致“男女平等”的提出。“男女平等”就是由男女不平等、男女对立而引起的问题和观念上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仍然没有摆脱被看、被命名的命运。文学当中的女性形象有其符号的界定，有象征的界定，有很多复杂的内容。女性问题的研究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最好是女同胞自己来研究自己，但不要走极端的女权主义。
第七，中国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包括人格问题，包括苦难使他们的理想飞升还是苦难使有些人的精神破灭，包括代言的问题，包括个人思想。立场和生活命运的关系问题，包括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态度问题，特别在当前为什么写作的问题。
第八，如何使大陆的文学经验和台港澳的文学经验相会通?这是个难题，是很前沿的问题。尽管40、50年代受到阻隔，但在文学深处有什么可会通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我很希望有年轻的学者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我们国家稳定，我们文学的状态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出现好的作品，随着我们研究者的不断反省和思考而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发展。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文学的人是很清苦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辉煌的，我们的学术应该是圣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