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经验及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顺利进行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民族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十年前，在古老的西藏高原上开始进行了一场亘原古未有的、彻底改变西藏民族命运的社会变革运动——民主改革，它的顺利进行及胜利结束，不仅使雪域圣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更使这块高天厚土之上的主人结束了数千来受剥削、受奴役、受蹂躏的历史，昂首阔步地迈进了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新时代，揭开了西藏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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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前奏曲的民主改革，它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充分地发动西藏广大劳动群众和团结上层进步人士，推翻和废除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解放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贫苦农奴；彻底废除封建农奴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将其归还给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使百万农奴群众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场起始于1959年春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社会变革，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各级党政组织的精心组织实施及百万翻身农奴的积极响应与参与，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便奇迹般地在西藏这个极具特殊性、各种矛盾相互交错的地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开始了西藏人民真正的春天，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的突变。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回顾四十年前那场革命，分析和归总其根本原因，我们便不难发现其根本经验就在于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进行的。除此之外，还有如下几条基本经验。
（一）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深入分析和充分考虑西藏的特殊性。这是我们党当初着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时制定有关政策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从开始构思和平解放西藏到后来的民主改革，党中央和在西藏的党政策领导干部就对西藏的社会历史、民族宗教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审慎地考虑了西藏工作的每个细节问题，从而形成了全党的一个共识，即：从社会历史、民族构成、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等方面来看，与全国其他省市区相比，西藏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所以，在全国其他地方所形成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不一定适合西藏的具体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要从西藏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摸索和制定一些旨在能解决西藏具体问题的新办法。如1959年春中共中央给西藏工委的指示、4 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4月28 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4 月下旬由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主持拟定的《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6月28日至7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10月上旬西藏工委讨论通过的《关于西藏地区土地改革的方案》，及随后制定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紧急通知》及《关于牧区当前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等等，这些政策文件没有那一个是照搬照抄其他省区的已有办法或是由某个领导者头脑产生的，而是在经过了深入的研究和实际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注重实践、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基于历史、反映现实，既体现出政治原则的坚定性、鲜明性，又反映出策略的灵活性、变通性，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一系列政策、规定的制定及付诸实施，为西藏的平叛及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走向成功的政策和理论基础。
（二）深入实际，投入社会实践第一线，遇事同群众商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放手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及生产热情，切实了解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尊重群众在社会变革伟大实践中的创造精神。这是我们党赢得西藏民主改革伟大胜利的另一个基本经验。在前后两年左右的民主改革过程中，在西藏这块高峻空旷的土地上，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身先士卒，发扬了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广泛地深入革命斗争第一线与贫苦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交心（“三同一交”），他们不分白昼，不计得失，创造性地运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揭露三大领主的特权和剥削行为及叛乱分子的破坏罪行，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有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与群众情同手足的关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思想觉悟，在西藏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给群众撑了腰、鼓了劲、壮了胆，为群众明了理、指了路，深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为各项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先试点、后推广、由点及面、大事慎办。如前所述，西藏当时的情况非常特殊，特别是在民主改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若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够慎重（那怕是一件小事），都有可能使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西藏的主民改革是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开始进行的；第二、群众普遍信教、而且是同一宗教——藏传佛教，原来的宗教领袖、甚至是头人和管家等，在他们的心目中皆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些特殊的社会条件构成了西藏民主改革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在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初期，我们党就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及解决复杂矛盾的方法程式化和教条化，而是冷静地、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探索和创造精神，勇敢而慎重地迈出了第一步：试点、分几路进行试点。如1959年5月，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明、 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等同志就曾分别率工作队到叛匪司令拉鲁·次旺多吉在东噶宗羊达谿卡和叛乱头子索康·旺清格勒、凯墨·索安旺堆在乃东宗的凯松、凯墨谿卡等地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工作。随后，拉萨、昌都、江孜、塔工及牧区民改时在黑河、安多、当雄等地都认真地进行了深入的试点及调研工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详细情况，然后再将这些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汇总和集中分析，得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为制定有关政策奠定了基础，最后再将这些经验和政策等用于指导全区性的民主改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倡导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工作作风，由这种工作作风所指导的实践必然会朝着我们所预定的目标发展。
（四）急事速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和活的灵魂，之所以会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得到充分的运用，这完全是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我们党面对新情况创造性工作的新风格。现试举几例：其一，根据西藏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进程，及时地抓住历史契机不失时机地拉开民主改革的序幕。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同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并未即刻结束旧的社会制度，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同时并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虽然提出了民主改革问题，但当时西藏的上层人士中大多心存疑虑，有的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基于这种缘由，中央便作出了“六年不改”的决定（即1962年之前），并说六年之后还要看当时的条件才能决定是否改革。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1959年3 月中旬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悍然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促使我们党原来在西藏社会进程中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放弃而重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为了满足百万农奴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中央决定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提前进行民主改革。这就充分地利用了已经成熟了的社会条件，紧紧地抓住了西藏地区社会历史进程中突然出现的机遇；其二、从西藏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出发，根据西藏各地区及农牧区等诸多因素，将西藏的民主改革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地区和领域来进行，即农区、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而且还针对不同地区和领域的民主改革特点都分别制定出了不同的政策和有关规定，从而保证了整个民主改革任务的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分领域地顺利进行；其三、科学而合理地界定和划分了西藏的阶级成份和阶级关系。在农区只划了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前者包括封建政府、寺庙、贵族及其代理人，是农村的剥削阶级，占总人口约5%； 后者包括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和奴隶，都属于被剥削阶级的劳动群众），而不象内地农村中还划出了富农阶级。在牧区基本上没有公开划定阶级，因为牧区的情况较之农区更特殊，只是在内部划了阶级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具体情况是：大体雇用三个以上常年牧工、扣除被三大领主剥削部分后的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70%以上者为牧主，其余统统称为牧民。于此同时还分别为农区和牧区制定了不同的阶级路线，恰当地处理了西藏的农村阶级关系，缩小了对立面和斗争对象，有利于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其四、考虑到边境地区交通不便，达赖叛国流亡集团的回窜破坏等因素，故将该地区民主改革工作没有与其他地区同时进行，以及在平叛过程中为了不误农时、搞好农业生产而实行的“谁种谁收”政策，在牧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实行的“三反两利”、“二八减租”及允许牧主继续有适度的剥削等等政策，不胜枚举。以上情况充分反映了我们党求真务实、因地制宜、不同矛盾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的灵活作风。
（五）成功地制定和实施了赎买政策，并将参与叛乱和未参与叛乱的人加以区别对待。鉴于西藏地区历史上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减小民主改革阻力等的需要，我们党在同有关上层进步人士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后，决定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使用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处理方法——由国家拿钱进行赎买，然后分给农奴和奴隶。即就是在实施赎买政策时对被赎买物品（耕地、骡马、耕牛、绵羊、山羊、房屋及一些农具等）的作价标准既参照了西藏当时市场价格，也充分听取了上层人士的意见。当时全区总计共需支付赎买金为5270万元。而对于参加叛乱、罪大恶极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则采取没收的办法，然后分给那些所在地的贫苦农奴群众。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得到了西藏广大农奴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上层人士的拥护与支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创举。
（六）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授，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参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西藏各族人民没有象其它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他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风雨的锻炼，当内地及其他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都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时，西藏地区还处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并存时期，虽然西藏工委及后来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先后行使其新政权的职能，但旧的封建剥削制度还依然存在，加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使西藏的局势就变得异常的复杂。这是其一；其二是根据“六年不改”方针的安排和当时我们面临供给困难等因素，只留下了少数干部继续在西藏工作。所有这些情况就必然要求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于是中央便决定在内地十多个省市抽调了3000多名各级干部进藏参加民主改革工作。驻藏的广大指战员除了担负着守卫国防、平定叛乱的艰巨任务外，还积极协助地方民主改革工作，不仅为地方输送了近900 名干部和转业老战士，还抽调了5700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组），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身到民主改革的工作中去。这些军地各族干部满怀革命激情，与藏族干部密切合作，为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总体上讲，在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过程中，我们党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基本上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执行政策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能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认识，基本未受同一时期我们党在全国工作上错误思想的影响，即就是在个别地区，个别时候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偏差，都能得到及时的纠正，避免了错误做法向其他地区扩散或持续发展。诸如，针对有些地方敌特分子杀害我基层干部而于1960年初开展镇反和深挖叛乱分子的工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打击面太宽而错捕、错斗了一些人）；在牧区“三反两制”运动中个别地方出现的无偿分配未叛乱农奴主的牲畜及忽视牧业生产特点而集中放牧等错误作法；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刚刚搞完民主改革工作后，就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急于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党中央和西藏工委就进行了及时地纠正，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工作的健康和顺利进行。
（八）抓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武装叛乱的发生，使当时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我们党在西藏的中心工作及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随之变化：彻底平息武装叛乱、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祖国西南边防的安全；适时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政于民、还利于民，完成西藏地区的新民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就是在整个民主改革的全过程中，也只是紧紧抓住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从中央到西藏工委、筹委及各分工委，在把握当时西藏的中心工作和主要矛盾方面，认识是统一的、思想是明确的、组织是得力的。这样，全党、全军及各级组织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合力，推动着西藏民主改工作顺利地达到了预定目标。
以上我们只是从八个方面归纳和分析了我们党在领导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过程中所取的基本经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经验，如适时地在内地的一些高等院校培养了一大批贫苦农奴出身的民族干部、卓有成效地在西藏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科学而恰当地对待和处理了宗教问题、果断而迅速地平息了主要地区的武装叛乱进而为民主改革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政治和军事环境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于解决民族地区特殊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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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西藏现代史上那个特定阶段的横段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反观和回顾在那短暂的瞬间我们的所作所为，其根本用意和最终目的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把握历史的脉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现实，为西藏的各项建事业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使我们在推动西藏国民经济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上避免挫折、少走弯路。
1994年夏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一些重要决定。1997年秋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今后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所有这一切都从宏观上为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好环境及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为了充分地利用好这些条件、抓住这次新的机遇，进而实现党中央为西藏确定的宏伟发展目标，就必须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当前面临的客观环境及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认真地对待和处理好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在西藏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而实现该区域的文明、富裕和进步，这在客观上就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从该区域的实际出发，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立体思维等方法，站在全局的和更高的角度上，充分地、全面地考虑西藏的历史发展规律、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构成及整体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社会生产力系统、自然环境系统、地缘政治关系及可接纳的外部有利因素的能力和特点等具体因素，同时还应将这些因素放置于西藏的稳定和发展这个大坐标内进行综合分析，以从中找出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然后再将这些问题和矛盾放置于全国这个大坐标内进行冷静的分析、观察和对比，找出西藏与全国改革发展这个大局的差距、问题及特殊性。只有经过这样的艰苦思考和审慎决策，才可能使我们的政策和有关方针紧贴西藏的实际，也才能发挥出其指导实践、服务建设、造福于民的功效。回顾西藏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便不难发现，我们的工作既有快步挺进的时候，也有缓慢挪动的时期，更有止步不前、甚至后退的经历。这种状况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所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再次郑重告诫我们：要更好更快地推进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应始终不渝地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二）坚持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的“两手抓”方针。这既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民主改革成功经验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体现了西藏与全国总体情况相比的鲜明特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阶段导致西藏社会政治环境不够稳定的因素还依然存在，甚至在个别时候、个别地方还表现的比较突出；同时，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其他省市区、特别是同内地和沿海省市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往往互为因果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将以上两种情况同时放在中心工作的位置上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抓紧抓好。西藏自治区党委在九十年代初期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区各族人民，凝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年大事，确保我区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就是“两手抓”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也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个思想高屋建瓴地概括了西藏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指出了西藏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并牢牢记住这个中心工作。
（三）坚持“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充分地利用好全国支援西藏的有利因素。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发和建设西藏，不仅是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责任，当然也是汉族不可推卸的义务。西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缓慢，生产力要素的质态发育状况很不理想，自然条件艰苦，社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等，这些因素决定了西藏在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异常艰巨的诸多困难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速度的滞后。改革开放后的前十五年的经济建设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作出科学的对策：动员全国各省市区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支援西藏，采取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式（几年来已有1200余名内地干部肩负神圣职责进行援藏工作），同时决定为西藏援建62个项目，累计投资近40亿元人民币（当初预计为23.8亿）。所有这些举措为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以上，连续4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因此，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原则和政治立场，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抓住全国支援西藏的大好时机，以热忱的胸怀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和各类人才，虚心向他们学习，为他们发挥才干创造条件，努力创造一个各民族亲密合作、精诚团结的新局面，为西藏的美好未来共同努力。
（四）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定改革开放及加速发展的信心。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同志在区党委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上曾指出：“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是我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严重的障碍”。此语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地域封闭，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形成了一道将西藏与外界隔离开的篱笆墙，外界的一些新信息、新情况、新经验、新观念等，很难畅通地进入西藏。这实际上就是将西藏隔离于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之外。回想近二十年的历程，当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时，西藏却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徘徊和低速发展状态，在原本更低的发展基础上又进一步拉大了同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的差距。所以有人指出：西藏与全国在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实际上是观念上的差距。这个结论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发展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民族经济繁荣昌盛的大厦，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若没有改革开放的勇气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精神风貌，就无法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更不会开创出西藏工作的新局面。再者，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就必须要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冲破旧的思想和陈旧观念的束缚，树立敢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新观念。
（五）坚持“科教兴藏”的战略方针。“科教兴藏”的提出，既应合了党中央制定的“科教兴藏”的战略思想，也切中了西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由于历史的原因，使西藏全民文化素质较兄弟省市有一个较大的差距，成人文盲率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职工及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普遍不理想。同时，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都很不合理，绝大多数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竞争力差，科学技术的普及情况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具有西藏特色的科技开发能力更差。这种情况严重地制约了西藏经济发展的后劲。所以，加大对教育、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加速完善具有西藏特色的有关教育和科技法规的建设，加速科技的引进、消化、普及与推广，加速培育适应西藏情况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对国民生产总值中新增产值的贡献率，使西藏在知识经济刚刚兴起的时刻就力争跟上其发展的节奏，努力便西藏的民族经济插上科学技术的翅膀腾飞。
（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从严治党，努力造就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这是一条被几十年来西藏现代史充分证明了真理，也是西藏各族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四次基本原则，坚决维护祖国的团结与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从严治党，坚持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不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教育及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教育，大力弘扬在和平解放西藏及平叛、民主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特别能牺牲的老西藏精神和新时期的孔繁森精神，努力学习、敢于拼搏、不断进取、刻苦钻研，不仅要做一个政治上合格的好公仆，也要做一个业务上精通的实干家，精神振奋地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昂首阔步地迈入二十一世纪。
总之，尽管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照搬历史经验，但却能从昨天走过的历程中吸取有益的成份；虽然西藏今天的稳定和建设事业是在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新环境中进行的，但过去的一些成功做法和规律性的东西仍然会对我们产生启发和借鉴作用。我们希望并有充足的理由深信：西藏各族人民一定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下、在实现稳定和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审稿人 胡秉之）
收稿日期：199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