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关于句子“主题”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句子论文,中日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3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0）03—0004—04
一、日本围绕日语“主题”的争论
自西洋语法被引入日本之初，有关日语“主题”的争论便已开始。明治时期，一些在欧洲留学的日本有识之士，在欧洲语言学发展的迅猛浪潮的冲击下，痛感日本语言学研究之落后，开始发奋研究日语。在语言学界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日语中与西洋语言不同的“总主语句”（総主文型），即今天所说的定语成为主题的句型。可以说日本的语言学研究是从研究“主题”问题开始的。
明治30年代（公元1896年～1906年），日本第一本日语语法书《广日本文典》的作者大槻文彦照搬西洋语法，认为：
東京の都は面積広く，人口多しノ东京都面积大人口多。一句中的“東京の都”和“面積”、“人口”在句子中的地位一样，都是“主语”。没想到这一观点在日本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历时上百年、有上百人参加的语言学研究史上罕见的大争论。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首先发现大槻的观点不适合日语语言事实的是与大槻同时代的草野清明。草野认为“東京の都”和“面積”、“人口”在句子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1908年草野发表了有名的、发动这场争论的论文《國語の特有せる語法——総主》。在这篇文章中，草野首先提出了区别于主语的“总主语”概念。他指出：“与动词、形容词有主语一样，由主语和动词或形容词组成的片断也有‘主语’（総主），这种句子日语中比比皆是”。并且认为下列句子中的“は”的部分和“が”的部分不一样，“……が+動詞／形容詞”这种结构的“主语”是总主语：
象は体大なり／大象体形硕大
熊が力彊し／熊力气大
这些句子中的总主语既非主语，又非宾语，它与主语和宾语有本质区别。
草野的功绩在于提出了日语中的总主语是西洋语言中没有的语法现象，并且证明了总主语和主语、宾语一样是日语的一个重要句法成份。这样，总主语的问题便成了后来主题问题争论的焦点。
草野以后的主题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总主语是否存在？总主语包含那些内容？总主语句的结构怎样？这些从后来冈田正美、新村出、冈泽钲次郎、大久保忠利、三上章、野田尚史等人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
松下大三郎从人的思维出发对总主语现象进行了考察，他主要侧重于总主语的意思，并将其取名为“题目语”。松下认为，题目语是表示提示的连用修饰语的一种，在思维过程中起着提示判断对象的作用。“题目语”可以分成合说、分说、单说3类。 “题目语”的材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与传统的主语、宾语属不同的语法范畴；而传统的句法格根据人的判断可以转化成“题目语”。从以上观点出发，松下对总主语句型作了如下分析：
象は 鼻は 长く、 目は 小さぃ。
─┬ ── ─┬─ ─┬ ──┬─
│ └─┬─┘ └─┬─┘
│ └───┬───┘
└───────┘
从松下的分析来看，“象”同“鼻”、“目”不在同一句法平面上。这一点是同草野相似的。
山田孝雄和草野也是基本一致的，他把被认为是总主语的成份看作是所谓“副成份の同格”，认为“熊は力彊し”中的“熊”和“力”在句子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但是，山田对“总主语”这个名词作了修正，改称之为“主题”。现在所说的主题大概始出于斯。在其后来的《日语文法概论》中，从陈述论的角度对“は”和“が”的功能做了严密的区分。他认为“鳥が飛ぶ”同“鳥は飛ぶ”有区别。“は”表示判定辨别的意思，同其他成份具有陈述关系。由此可见，“は”具有区别于“が”的特别的功能。
到本世纪60年代，总主语争论有了重大进展。这主要表现为确立了主题作为日语新的句法成份的地位和主题句句型体系的归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三上章和野田尚史。
三上章确立了主题作为句法成份的地位，彻底否定了日语句子是由主语和述语构成的“主述说”，主张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题述关系。他认为日语的“は”具有两面性，形象地说它既有本职工作，又有兼职工作。“は”的本职工作是表示句子的主题，其势力贯穿整个句子，直至句末；它与句子的述语部分互相照应，相得益彰，形成句子。其兼职工作是代行“ガ、ノ、ニ、ヲ”的功能。而代行这些助词的功能时，代行“ガ”的场合最多，由于“ガ”在多数场合是表示主语的，因此语言学界一直把“は”也误认为是表示主语的，而忽视了它代行其他助词的功能。三上章在《象は鼻が長ぃ》中列举大量语言事实论述了这一问题。
三上将主题定位为区别于主语的句法成份，并且认为日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应该是题述结构而非主谓结构是有事实根据的。
经过100多年的争论，主题作为一个新的句法成份， 在日语语法学界已基本得到公认，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为其是否存在而去争论，而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即主题是发话之初固有的成份还是由格成份演变而来的？主题句有哪些类型？
野田尚史接受了三上的观点，并对三上所列举的语言事实进行了科学的整理，提出了6种主题句类型， 使以主题为中心的语法研究更加体系化。野田归纳的日语主题句类型是：
（1）格成份转化成主题的句子。如：
この本は父が買ってくれたノ父がこの本を買ってくれた。
（2）格成份的修饰成份转化成主题的句子。如：
象は鼻が長ぃノ象の鼻が長ぃ。
（3）述语名词的修饰成份转化成主题的句子。如：
カキ料理は広島が本場だノ広島がカキ料理の本場だ。
（4）被修饰名词转化成主题的句子。如：
辞書は新しぃのがぃぃノ新しぃ辞書がぃぃ。
（5）从句转化成主题的句子。如：
花が咲くのは七月ころだ。
（6）破格主题的句子。如：
このにおぃはガスが漏れてぃる。
到野田为止，可以说主题作为句法成份的地位已经确立，关于主题句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日本关于主题问题的争论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果。当然，日本关于主题句的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肯定还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的地方。
二、中国关于主题问题的争论
无独有偶，本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围绕句首名词性成份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并不是围绕句首名词性成份是否是主题这个问题，而是围绕它是主语还是宾语展开的。
主语是西方语言所特有的范畴。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无论是从形态上还是从结构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最初中国语法学家在借鉴西方语言学成果时，也犯了与日本人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不顾本国语言的特点，原样照搬其语法理论。主语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在探索一套符合汉语的语法理论。由于汉语中句首的名词性成份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动作的主体，也可以是动作的对象，因此，有的人以与动词的语义关系为基准，凡是表示动作主体的句首名词即称之为主语，凡是表示动作的对象即称之为宾语，而不管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也有人以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为基准，认为凡是处于句首的成份均为主语，而不顾及其语义关系。观点颇多，至今未成定论。这里就《马氏文通》以来有关主语问题的主要观点作一概观。
在《马氏文通》中，马建忠将汉语的句子成份叫做词，认为构成汉语的主要句子成份有以下几种：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等。其中，起词指的是句首的名词性成份，止词为今天所指的宾语。马建忠主要是以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为基准来界定这两个概念的。但是，马建忠又认为，“止词后乎外动”，“起者，尤云句读之缘起也”，这说明马氏对起词与止词的认识并不只停留在与动词的语义关系上，也注意到了这两个成份在句子中的位置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令人可惜的是马氏在对具体语言事实进行分析时，却只停留在了与动词的语义关系上。如他认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一句中的“巧言、令色、足恭”仍为止词，是止词提前的用法。实际上，“巧言、令色、足恭”是“句读之缘”，虽然在语义上是“耻”的对象，但从结构上看却与“左丘明耻之”这一整体发生着关系。因此，不能单纯将其看成是止词。
王力先生虽没有专门研究主语和宾语的区别，但是在《中国现代语法》中，在论及句子成立的条件时提出句子是由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组成的。他认为，词与词的组合根据其组合方式的不同有两种作用。作用一为精密地描述语义，作用二是对某一事情进行陈述。句子是因后一种作用形成的。谓语是陈述事情的部分，而主语是被陈述的对象。王力虽没有正面讨论主宾问题，但是从其理论可以看出，他不承认主语和宾语是同一层面上的东西。他认为宾语只是谓语的一部分，从属于谓语，是下一层面的东西。
吕叔湘先生对汉语的主语和宾语曾作过系统、周密的研究。从《中国文法要略》、《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著作中可以了解到他的观点。实际上吕先生对主宾语问题的看法是不断发展的。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开始认识到《马氏文通》“起—语—止”说的缺陷，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中开始围绕主语、宾语问题对汉语句子进行系统研究。到《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发表，吕先生关于主宾语问题的观点走向成熟。在这篇论文中关于主宾语问题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只是“施—动—受”的关系，因此，只用“施受关系”作为基准判定主宾语是错误的。其次，主语和宾语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东西，因此不能够将主语宾语对立起来。
由此可见，吕先生认为主语是决定句子格局的，是句子的基本成份。宾语不能直接决定句子的格局。吕先生的另一个卓见就是认为主语是动词的宾语被放到主题位置上形成的。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1980）关于主语和宾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该书认为，主语是对谓语的，宾语是对动词的，它们不属同一层次。动作的对象成为主语时往往有以下条件：第一，主语往往是确定性的或者周遍性的；第二，谓语往往不只是一个动词，动词前后常有别的成份。该书的主宾语观点与吕先生的相似。该书中另一令人瞩目的成果是第一次提出了“主谓谓语”句这一汉语中独特的句型。这是中国语法学界尊重汉语语法事实进行语法研究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认为，主语是话题，谓语是对话题的说明。他认为汉语句子的基本语法关系不是“主语+谓语+宾语”关系，而是“话题+说明”的关系。并且认为，汉语的主语往往指的是有定的东西，而宾语则没有这种特点。
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汉语主语一般是已知的信息和表示概括性的成份，居于句首，是述语陈述的对象。宾语没有这些特点。朱先生判断主语的标准主要是根据成份在句子中的位置。
中国的台湾学者曹逢甫对主语和主题也进行了考察研究。他认为汉语存在着主题和主语的对立。
汉语学界强烈主张主题是句子成份的是申小龙，他在《中国句型文化》一书中认为，“主题——评论”的关系是汉语句子中的基本语法关系，并将汉语句子分成主题句、施事句和关系句。他认为汉语中根本就不存在主语，甚至在句子内部也存在“主题+评论”关系。实际上，申小龙是根据与动词是否存在施事关系而将传统语法中的“主语”分成“主题”和“施事语”两类的。
关于主题问题的争论现在还在继续。有的学者从语用、句法、语义这3个平面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主题是语用概念， 而主语是句法概念。实际上如果不真正认清语法研究中这3个平面的关系， 从这一角度区分主题和主语是没有基础的，也是得不出正确结果的。
关于汉语主题的争论，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因此这种争论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继续下去。
三、中日主题争论的异同
由于汉语和日语都存在着西方语法理论无法解释的主题句的问题，而且汉语和日语的这种句型又十分相似，因此，探讨一下两国这种争论的异同点，对两国学者互相借鉴对方的成果，研究本国语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日语形态比较丰富，借鉴日语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解决汉语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1.中日主题争论的共同点
首先，中日两国争论的句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在日本，学者们最初意识到西方语法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日语语言事实，是因为日语中存在着“東京の都は面積広く人口多し”这样一种句型。西洋语法无法解释“東京の都”同“面積”、“人口”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句法关系。因此，草野清明提出了总主语的概念。到三上章，主题句型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他认为，除了总主语句型外，还有许多句子的句首名词用西洋语法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日语句首的“は”所表示的名词性成份同句子的用言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只是动作和动作发出者的关系，它可以代行其他各助词的功能，即它可以与用言之间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野田尚史在三上章的基础上，将这些句型作了更科学化的研究，使其更体系化提出了日语中的主题句型主要有6种的观点（详见第一部分）。
而汉语主题问题的争论起源于对句中用言的逻辑对象处于句首现象的解释。比如：“鸡不吃了”。其实，这种句子同日语的“は”代行“を”的句型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一书中认为，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时间、场所等都可以居于句首。实际上，这和三上章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说汉语中也存在着句首名词性成份代行动词格成份的句型。而且，汉语学界的主宾争论的对象也正是这些句型。
至于汉语中的主谓谓语句，汉语学者也将其作为西洋语法不能解释的特殊句型。实际上汉语中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种句子，除了没有助词这一点之外，在其他方面与日语的总主语句型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
其次，争论具有相同的焦点。中日两国的这种争论都把焦点集中在了句首的名词性成份（主题）上。中日两国的语法理论都是在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最初两国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语法。中国的《马氏文通》也好，日本的《广日本文典》也好，均是如此。但是汉语、日语与西方语言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将西方语法理论强行套用在汉语、日语上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在汉语中“鸡不吃了”的“鸡”是动作的对象，却居于句首；日语中也有“こ飯は食べました”这样的句子。这种名词性成份既无法用西洋语法的主语概念解释，因为，它虽然居于句首，但是却不是动词的主格；也无法用宾语解释，因为它虽然可能是动词的对象格，但是却居于句首。另外，汉语的主谓谓语句和日语的总主语句型中的句首名词，完全可以不和句中的动词性成份直接发生逻辑关系，即它非但不是谓语动词的格成份，更不是谓语动词的主体。谓语动词只能够在与其主体结合形成一个短语以后才能对这些句首成份进行说明。这一点在对汉语的主谓谓语句和日语的总主语句进行分析时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这种句首成份在中日两国同样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2.中日主题争论的不同点
虽然中日两国的这场争论都是围绕主题问题展开的，但是争论的着眼点、争论的方法以及争论的结果是各不一样的。首先是争论的着眼点问题。从前文可以看出，在三上章之前，日本主题问题的论争主要是围绕总主语句型进行的，而且是为了确立主题的句法地位展开的。到三上章登台时，主题的句法地位已基本确立。真正对主题句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则是三上章以后的事。而中国的这场争论似乎一直是围绕着句首名词性成份是主语还是宾语这一问题进行的。到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发表时，汉语界已基本倾向于把句首名词定位为主语。也就是说，句首名词即使是受事，但是因为它是针对谓语的，所以也是主语。因为着眼点不一样，所以中日两国这种争论的结论也不一样。
其次是争论展开的方法不一样。日语围绕主题的这场争论非常激烈，有的人甚至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是，从学者的争论中能够看到一种继承和发展。一般讲，学者们在展开自己的学说之前，并不是彻底否定前人的观点，而是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分析，继承其合理的部分，否定其不合理的部分，发展其不足的部分。草野首先意识到西洋语法不能够解释日语的总主语句型，因此提出了总主语概念。后来冈田、冈泽、松下等人并没有否定总主语的存在，而是在承认总主语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三田虽然提出了主题的概念，但是其主题所指的内容和总主语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三上章和野田也是在接受了主题说法基础上展开主题句句型体系研究的。这种继承和发展的现象不仅表现在主题争论中，其他争论也有充分的体现。而中国的主、宾语的争论过程中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种批判和继承。首先是马建忠以名词和动词的施受关系基准来断定起词和止词。后来，起词被人们换成了主语，止词被换成了宾语，但是这种判断的标准到1955年主宾争论开始时一直未变。虽然这一时期的各家之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对主宾的看法却大同小异。主宾争论到吕叔湘先生发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时，已基本认为句首成份为主语。但是，申小龙出场后不仅对主宾争论前的主语学说作了彻底的否定，而且也否定了主宾争论后的已经基本成为定论的一些观点，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经过百年研究的成果没有一点合理的地方。这未免有点太耸人听闻了。作为科学研究不仅要批判前人的学说，更主要的是要继承和发展前人的观点。没有继承也就不可能有发展。
第三，围绕主题争论的结果中日两国也是不一样的。在日本，到三上章为止，已经不再讨论作为句法成份的主题是否存在、主题是什么的问题了。从三上章开始，主题是句法成份已基本成为定论，争论的中心已移到主题句的结构问题上。比如，三上章认为“辞書は新しぃのがぃぃ”同“象は鼻がながぃ”的句法结构是一样的，野田对此提出了疑义，认为这两句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并且将三上章提出的“AはBが……”句型分成两类：
AのBが……
-
AのBが…… （下划线表示形成主题的部分）
-
从野田和三上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现在关于主题问题的研究已经从研究主题是否存在转移到了对主题句结构的研究上。
在中国到申小龙登场前，关于主宾问题的争论似乎有了一个结局，即句首名词不管是施事还是受事都可以把它看作主语。这一点从吕叔湘等人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出。从主宾争论的出发点来看，当初的目的确实是实现了。但是现在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关于汉语的主语还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是怎样处理主谓谓语句中的两个主语的问题。人们在分析主谓谓语句时都承认其中的两个主语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既然不在同一句法层次，那么将二者都叫做主语就不合适了。不仅如此，句首的“主语”与居于主谓结构的“主语”，其功能是否一样，进入这两个位置的体言同动词之间的关系是否一样，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朱德熙先生在其《语法讲义》中把它们分别叫做“大主语”、“小主语”，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其次，吕叔湘先生认为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在入句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入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关系就仅有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吗？动词和名词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关系？这一问题吕先生没有涉及。申小龙虽然提出了主题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分清主题、主语、施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只是从意义上对句子进行了分类，没有过多地研究句子结构上的差别。由此可见，汉语主题争论还只停留在汉语的句首名词到底是什么这一阶段。
综上所述，关于主题的争论中日两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比较而言日本取得的成功较大。这可能与日语形态丰富，有形态上的根据可掌握有关。既然中日两国语言存在许多相同的句型，那么，在研究汉语的这些句型时，是否可以考虑借鉴日语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呢？
收稿日期：1999—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