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系论文,纠葛论文,国民党论文,汪精卫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党派系纠葛的公开化，始于孙中山去世后的领导权之争。随着国民党全国执政地位及“以党治国”体制的确立，无论谁夺取党内最高权力，都意味着获得国家政治权力。而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欲同蒋介石竞争、追求最高“党权”的派系；另一类则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前一类派系主要活动于抗战爆发前，后一类派系更多地表现为抗战爆发后，随着蒋介石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而争宠。①
在抗战爆发前的国民党派系纠葛中，有资格而又敢于同蒋介石争“党权”、“党统”的并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在党内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领袖及其追随者形成的政治派系，这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汪精卫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虽然在历次党内的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分别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参与其中，但真正来自于党内、挑战蒋介石“党统”地位的派系斗争，才是抗战前国民党内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形态。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的种种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尽管人们常说汪精卫多变，在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原则和节操可言。其实他也有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那就是在他做出政治抉择时，一切视如何有利于夺取党权为转移。这一意图，自然不能宣之于口。于是人们容易看到的只是汪精卫的多变：朝秦暮楚，表里不一，常常使人摸不清头绪。正因为如此，不少原来信任他、追随他的人，逐渐对他反感，以至厌弃。
本文即以汪精卫为线索，重新梳理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亦可透过汪精卫在此间期的政治抉择，窥见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的派系纠纷和权力转移的幕后情景。②
一、汪、胡、蒋三人关系的演变
从蒋胡一致抗汪，到汪胡联手反蒋，再到汪蒋合作排胡，这三件事前后持续仅一年有余，其分合演变令许多人深感意外。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原来相交甚深。他们都是广东人，1904年一同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并没有进入孙中山的视野。
孙中山在世时，由于他的威望和贡献，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无人能比。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预示着今后无论何人取得中央政权，起码从形式上要受党的约束，在党的领导下治国。
1925年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在广东，任代理大元帅；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继承人问题立刻提了出来。党内共同瞩目的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1925年6月，国民党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③而此时的胡汉民出于对党的忠诚或受纪律的约束，仍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委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国民党的大权一时落在了汪精卫手里。
汪精卫与胡汉民之间真正的分裂，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廖案发生后，汪精卫同党内新生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合作，借廖案打击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将胡逐出广州。蒋则通过与汪的合作，将矛头对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迫许辞职出走，并将许部改组，编入自己掌握的第一军。第一军很快就被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其他军队。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左派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1925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受打击，但胡并不认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他一生坚持国民党“党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胡汉民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从他当时致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不难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④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因此，尽管胡汉民在野，仍能影响着国民党的权力分配。但汪胡两人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当年的知交，开始逐步恶化。
在汪蒋两人之间，蒋介石是后进。他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蒋在处理廖案过程中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很快在国民党“二大”上，一跃而为地位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这大致可以说是汪蒋的第一次合作，而胡被排除在核心圈外。
此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蒋介石则倚靠新兴的黄埔“党军”力量，地位迅速上升。此后，汪蒋两人矛盾逐渐扩大。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把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一年后的宁汉分裂，同样包含着蒋汪矛盾。在蒋介石羽毛未丰之时，他不得不把蛰居上海的胡汉民请出来，担任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汉合流，胡随蒋一起下野。
1928年初，蒋介石再次复出，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同年8月，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遵照孙中山遗训，由军政进入训政，并接受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胡汉民在《训政大纲》中，坚持“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理论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受到党内普遍欢迎。蒋深知，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从此，国民党核心统治圈内暂时确立起蒋胡合作的格局。蒋倚靠胡提倡的“党权”巩固自己掌控的军权，打击异己。
而汪精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充当党内反对派的角色，成立改组派，长期同蒋对立，并多次以“护党救国”相号召，公开同南京中央抗衡。1930年，他组织扩大会议，另立中央。扩大会议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汪也一度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自山西出逃，途经雁门关时，面对长城古迹不禁感慨万端，赋诗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胜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⑤以示其心中的伤感与苦闷。
这时的汪精卫怎么会同胡汉民再次联手，共同反蒋？又怎么会很快转向同蒋介石合作，重新再起，出任行政院长？
二、联胡反蒋：参加非常会议
事情的转折是由胡汉民被囚引起的。汪精卫的戏就在这时一步步上演了。
1930年底，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陷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联合武装反抗和汪精卫领导的扩大会议于崩溃境地。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尽管此时国民党外已没有可以同蒋介石抗衡的军事力量，但蒋却没有估计到党内还有着足以对他构成严重威胁的潜在力量。胡汉民被囚，再次引发国民党内的分裂，导致宁粤对峙局面。
胡汉民被囚，也令汪精卫深感意外。他此时正处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境地，蛰居天津租界。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因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最初得知胡被囚的消息后，采取旁观态度，甚至对胡也有所讥讽。汪精卫曾公开表示：“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⑥汪精卫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在宁粤对峙酝酿之初，胡派骨干古应芬、黄季陆等人坚决反对联汪反蒋，“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⑦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还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⑧
而参加此次反蒋的各派政治势力中，除众多党内元老外，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陈深知要反蒋，必须联合桂系实力派李宗仁，才能保证两广连成一片，后方安定。而桂系在以往的历次党内反蒋战争中，长期同汪派合作，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因此“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于是陈济棠“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以示消极。⑨
此时，再次投入反蒋阵营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精卫合作，自然欢迎汪派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⑩尽管胡汉民长期对汪精卫不满，但蒋介石如此蛮横地将他囚禁，引起他极大的愤慨。同时，他也深感单靠自己的实力，仍不足以同蒋对抗，还想借重于汪的助力。为此，胡汉民通过为自己治病的铁道部医生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11)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随着反蒋风潮的高涨，再次给汪精卫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此时汪也深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为了重返政治舞台，他逐步采取同粤方合作的态度。时任国民党中常委、铁道部长的孙科，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胡汉民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引起他对蒋介石的不满。4月，孙科出走南京，准备参加粤方阵营。孙科到上海后，为扩大反蒋阵营，“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12)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为依托，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决定先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援应。”(13)他深知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此前合作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合作，党务、政治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14)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意见后，最终达成胡汪两派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15)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16)
经过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国民党内的汪派、胡派、孙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同蒋介石相对峙。
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要求将蒋撤职查办。(17)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18)
5月24日，汪精卫同刚到香港的孙科、陈友仁等同赴广州。第二天，汪精卫、邓泽如、古应芬、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名通电，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19)两天后粤方声称：蒋介石引退期限一到，他们就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20)至此，宁粤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府反蒋的办法，大致沿用汪精卫在北平扩大会议时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1)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任主席。
参与此次反蒋的国民党各派系，超过以往历次反蒋运动，且地域色彩极浓。国民党内的重要粤籍人士除宋子文、吴铁城、陈铭枢外，几乎全部参加了反蒋阵营。(22)“反蒋”是他们合作的前提，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随着局势的变化，各派系之间很难保证长期合作。
正是看到了粤方这一致命弱点，拥蒋的吴稚晖在南京答记者提问时，就将通电列名反蒋的22人讽刺为6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四位先生……以为要替胡先生说话，被人征求列名，或许漫应其请，或者是被砌的。
二是古、陈的国民党右派，又分两个性质，甲是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四位先生。邓、萧二位先生坚持反共，爱好中国，听了一面之词，先入之言，或因打着抱不平，容许列名；乙是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七位先生，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陈外，止是亲者无失其亲，不能不裹入罢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孙科、许崇智、邹鲁三位先生。许、邹跑进了扩大会议，本与孙先生异趣，孙先生是一触就跳的。有人(如陈友仁之类)知道不将他牵入，各派将贴不拢来，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炉火了……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陈的死对头，大约古、陈听了西山派的怂恿，要改组派加入，那就与改组派成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连带加入。
五是改组派，便是汪兆铭、唐生智两位先生，只是他们的时来运来，替他们失败于北平后来吐口恶气。但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冲突，此在小心谨慎，力抑其徒党，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六是国民第三党。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先生，他与谭平山、邓演达结合为一党，恐毕竟对于第三国际负有使命。(23)
从吴稚晖的分析中，不难看到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之间的矛盾。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余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24)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前往广州。
孙科参加反蒋，得到了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25)孙科到广州后，深感身价倍增，他进一步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孙派)、空军司令张惠长(孙派)。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26)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2日，非常会议为表示团结合作，特制定如下誓词：“余等誓以至诚，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匪，推倒独裁，依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余等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决不凭藉武力以毁国法，乱党纪。同心同德，有始有终！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总理之灵，实式凭之！此誓。”(27)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也于6月25日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不留踪影……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词，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28)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粤国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1)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2)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3)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29)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深感难以满足自己原本的期望，曾一度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30)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首先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31)粤方内部闹得乌烟瘴气，难怪当时北方媒体《国闻周报》曾评论道：“近日在粤人物，每次集会常主不算旧帐之说，其可以用为解释旧帐者，则引用惟恐不尽，而尤以汪之‘反共有先后，讨×(蒋)有迟速’二语最为扼要。同时每次各要人演词中，对于对方人物更颇有清算旧帐，惟恐不详之概，尤以孙科征引最博。”(32)
虽然汪精卫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
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开锣了，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的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33)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34)
尽管粤方内部矛盾重重，但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各方利益是一致的，还能保持暂时的团结。粤方还一度积极布置，准备武装讨蒋。
为了打消粤方武装反蒋的图谋，9月13日蒋介石通过亲信吴忠信致函汪精卫表示：“此间望和甚切，盼兄等速推二人来沪，介石极愿面商一切，只要于情理可通，则诸事皆可洽商，如用武力强进方式，则认无诚意，反致前途绝望也。”(35)但此时汪精卫尚未筹划好同蒋介石的再次合作，遂复函蒋介石，坚决表示：须蒋“形式上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36)
三、汪胡合作的破裂：上海和谈
正当宁粤双方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议和。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看得很清楚，他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即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这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的一次晚宴上，还不得不对诸“党国重心”表示：不要以“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更是不断强调“本党主义属于党员全体”，以此勉励“党国重心”“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37)由此可见汪、胡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胡汉民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精卫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余曾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38)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进一步求得同蒋合作，才有望重入南京权力中心。因此，汪精卫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39)
9月28日，宁方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展开先期谈判。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据刘回忆：“真如(陈铭枢)准备于正式和谈之外，同汪精卫单独谈话，由我在接车时通知汪精卫，要他晚上到半岛酒店三楼另外开的一个房间里见面，两方代表都是住在二楼的。”汪精卫则是投桃报李，“趁机要我转达陈真如，说他在正式会谈中的说话，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请陈不要误会。”广州和谈后，汪又派顾孟余随同陈铭枢一同前往上海先做接洽，“其他的人都搭乘另外的船随后去上海。只陈真如、顾孟余和我三个人特意搭一只荷兰船，为的是荷兰船走的较慢，从香港到上海需三天到四天，时间较多，便于在船上谈话。”(40)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藉‘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41)
在蒋介石的暗中操纵和许诺下，汪精卫等人对和谈表现得相当积极。面对国难，粤方强硬派也不敢轻易挑起事端。于是，非常会议决定派汪精卫、孙科等六代表赴沪同宁方正式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的姿态，汪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42)陈铭枢事后回忆道：“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43)
10月14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释放胡汉民。当日下午，胡汉民赴沪，并致电广州报告平安。粤方看到胡已恢复自由，符合反蒋的最低要求，同意汪精卫等人与宁方代表在上海正式会谈。22日，蒋介石携宁方代表赴沪，在孙科寓所同粤方代表会晤，胡汉民也出席了会谈。这是自1926年廖案后，汪、蒋、胡三人的首次聚会，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相聚。
从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蒋介石都没有出席。和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决定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四大”，再在南京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以示结束党争，团结御侮。(44)
此前，尽管蒋介石答应粤方代表朝至沪，下野通电夕即发，但此后蒋又以和谈“若未有实行之准备，而姑为一种表示，今日已非其时，且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为由，拒绝发表下野通电。(45)为了达到目的，蒋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合作，暂缓发表通电，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46)此后，汪精卫即不再坚持粤方提出的蒋必须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始能取消的条件，仅仅要求蒋放弃军事独裁，建立民主集权。汪还多次发表谈话为蒋辩解，称蒋“不是马上”，而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下野，因为“一切问题必须筹策万全”。(47)汪的用心显然是要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尽快实现与蒋的妥协。11月7日，上海和会最终决议：蒋氏下野“通电原稿无须发表”。(48)此前一天，汪精卫在接见全国学生会代表时还曾表示：“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记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但是我是只求民主化的政府实现。”(49)
对于重返南京中枢，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他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示：“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50)而汪精卫则已同蒋介石达成妥协，合作前景日趋明朗，自然不愿支持胡汉民。尽管汪宣称一切唯胡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称：“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51)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力主粤方内部应团结反蒋，张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此话引起汪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52)此后，“张发奎、唐孟潇(唐生智)等谈话非常缓和”。(53)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四届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54)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55)另据孔祥熙于和谈最后一日(11月7日)向蒋密报，称：“连日汪、孙表示尚好，展堂本拟昨晚赴粤，欲拉精卫等同行。汪以两会分开非其意，不愿回粤。胡遂临时中止。但汪、孙二人终须有一往粤。孙谓大会代表多为汪系，故主汪去。而汪则主张孙去亦可。”(56)此时的汪精卫不愿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据陈铭枢致蒋电，“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谓头可断，不可回。”(57)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演变，随时准备重返中央与蒋介石再度合作。何应钦曾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58)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古应芬)实居发路指示之责。”(59)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居高位的，他对古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座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60)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多少显露出他们对汪、胡留沪不归的不满：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61)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更加速了粤方各派的分化。而刚刚复出后投入粤方阵营的阎锡山，在给出席粤方四全大会的晋绥代表的指示中，也只是命其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62)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63)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64)
与此同时，南京的四全大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于11月12日顺利召开。
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四、粤方“四大”的正式分裂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谈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65)孙科的无奈，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曾密电蒋介石报告：“两广实力派认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和之。粤军总、特党部巧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矣。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66)
23日，亲胡的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连署者海外代表108人(在国民党内胡汉民海外影响最大)，广东省党部18人，陈济棠所辖第一集团军37人。据称署名者大都系受萧佛成收买，而亲孙科的海、空军将领均未署名。(67)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强硬决定：“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68)
当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等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与此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69)而随胡汉民一同被释放的原粤军领袖李济深原拟返穗，刚到香港“即遭陈济棠反对”。陈济棠原为李济深部下，对此，李甚愤怒，于是准备绕道广西，“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济深)，海、空军亦不与陈表同情。”(70)
汪、孙两派离粤，令粤方分裂迫在眉睫，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71)
汪精卫更是不肯回广州的。不过此时汪手中除了张发奎一部外，尚缺少强大的后援。在汪看来，此刻即公开联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获得强有力的发言权。而地方实力派中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但他们绝不会支持汪，唯有一年前扩大会议时的合作者阎锡山又重新掌握了晋系，有可能再度成为自己的盟友。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为了增强同蒋合作的本钱，他积极同阎锡山秘密联络，互通声息，多次主动致电阎锡山征询意见。广州“四大”开幕前一天，汪针对时局变化致电阎称：“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72)阎锡山复电表示：“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73)
对于粤方内部的分裂，11月27日，汪精卫再度致电阎锡山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摧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74)汪精卫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宁方代表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又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75)
在汪精卫的积极布置下，汪派代表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张)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76)
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当晚，立即同粤方要员孙科等人会商解决内部纠纷办法，达成初步协议。(77)会后，孙科致电汪精卫表示：“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期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决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78)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又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之机，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79)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提出解决办法三项：
(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份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
(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
(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份子外，概予恢复党籍。
以上私拟办法三项，无非本于上述应注意之两点：一以求全国之和平统一，一以求同志之精诚团结。尚维采择是幸。(80)
胡汉民的调停，实际是放弃了粤方坚持蒋介石先行下野的前提条件，其他内容无非是对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接受胡的三项办法。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81)2日上午，各派人物一百余人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82)
12月4日，粤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央委员。胡汉民为了拉住汪精卫，曾电汪表示：“弟决不提一人，惟将兄所提出之人向邓等交涉加入。”而晋系代表赵丕廉则忧心忡忡地向阎锡山表示：“粤会已成为恶劣之大集团。煜如(贾景德)、星如(杨爱源)能否当选全看邓、萧、陈、李主张如何。”(83)会议期间还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因“焦易堂反对主席团介绍候选人及行复选制，各方纷起辩论，言语冲突，焦及李海云被殴伤，陈策由后门逃去，秩序大乱，历时廿余分。”最后，由香翰屏电召保安队到场弹压才得以继续选举。(84)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八人，陈济棠的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此外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系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并否决了汪派代表在3日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的选举结果。(85)
五、蒋汪合作的预演：又一个上海“四会”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有限，但自认为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借口同宁方洽谈一中全会事宜拒绝返粤，而蒋介石则更加紧了联汪步伐。
据晋系代表赵丕廉等人的观察：“叔均(指蒋介石)现用策略一，联汪制胡，已派多人向子异(指汪精卫)运用，但子异必不肯受。有人谓子异现在是赴宁不敢，回粤不愿，进退失据，主张不定；二，密派杨永泰赉多金运动伯南部下。近来粤代表始知，梯云谓系蒋方的人藉此报帐不要紧，但有人谓伯南之军长李扬敬已为所动。”(86)其实早在宁粤对峙之初，蒋即派杨永泰赴港进行分化拉拢工作。在10月18日杨给蒋的一份报告中即显示：杨一次支付的分化“运用费”即高达40万。杨随后表示“弟在港诸事均可结束。”(87)但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蒋立即回电指示：“请畅兄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88)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为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亲赴上海，“奉命”向汪“报告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89)虽然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汪精卫此后的言行中，可明显看出其不惜与粤方分裂的态度。
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90)提议“退席诸代表”，“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中，分任军事及政治训练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患难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泉。”(91)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召汪派代表迅速脱离粤方北上，尽快为蒋汪合作铺平道路。而张发奎“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汪精卫企图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92)
25日，在顾孟余的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160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93)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94)“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蒋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95)
有了蒋介石的保证后，汪精卫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分裂也为汪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96)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陈电称：“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97)
11月30日，胡汉民、孙科复电汪精卫表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98)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接受胡汉民调停，李宗仁、马超俊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时返粤开会”。(99)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抵达上海，汪精卫便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100)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京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为了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汪精卫特致电阎锡山表示：“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101)第二天，阎锡山复电提出补充意见：“一，广州四全会可补救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三，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速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102)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表示：“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103)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上午9时，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就是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10人为汪记中央委员。下午2时，选举完毕，当即致电广州四全大会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
上海的四全大会，从开幕到闭幕，仅仅5个小时就草草收场，而到会代表也并非汪精卫所称的250余人，实际仅为162人。(104)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余，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105)
晋方代表贾景德出席汪记四全大会后向阎锡山报告：“前晚即闻由粤退席之改组派代表将在沪拟行选举，以为未必能实现。今早四时精卫处忽分散通知，召集各代表在大世界开谈话会，精卫主席，临时改为选举会，由精卫介绍廿四人，并声明唐生智等必须当选。经各代表争议，要自由选举。结果选出唐生智、张发奎等廿四人。因今日广州亦开选举会，由精卫将前十名急电广州，要求当选。如广州能在此十名内选出八名，亦可作为预选会。否则作为正式会与广州对抗。”贾并评论道：“精卫竟作此事，完全系受左右之包围，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106)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先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按上海和会决议，宁粤双方共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参加南京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仍不愿同汪派公开分裂。而汪精卫则极力拆粤方的台。据李石曾11日电吴稚晖云：“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日)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107)从汪精卫致电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我们不难读出此时汪的真实心态。汪称：“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担任，非协力共存不可。”(108)
而此时蒋介石因受内外压力，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辞职。但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四届一中全会最终还是接受了汪派上海四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在各方的妥协下，国民党暂时完成了所谓的团结，孙科如愿以偿当选为新一届行政院长，全会还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并推举蒋、汪、胡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
蒋介石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即回家乡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而汪精卫则称病上海。蒋、汪、胡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毫无合作可言。孙科上台后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不得不再次恳请蒋返京主持大政。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109)然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派唐生智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110)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此时患的是“政治病”。(111)
看到孙科终于肯低头认错，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等各派政治势力的态度后，1932年1月15日，蒋介石亲笔致函汪精卫，邀汪赴杭州会晤。至此，蒋汪合作时机成熟，二人论调完全一致。21日，蒋、汪分别返回南京，着手改组国民政府。
伴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汪精卫正式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一个月后蒋介石当选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掌军权。(112)
六、结论
蒋汪合作不久，汪精卫在一封致其部属的信中，清晰地流露出此次为何由“反蒋”到“合作”的真实心态。该函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未见学界有人引用，故全文抄录如下：
顷覆一电，想已达览。兹申如左，请晤诸同志时，恺切言之：
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使共匪无所藉口；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
此种态度至于今日仍须一贯，因此我们要有几点注意的所在：
(一)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
(二)无论老史、老莫、老希，他们皆不是凭藉武力以做成独裁的。例如老希，他的局面自然有一小部分是勉强，但大部分是(1)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2)是看破了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七千万人难道都是傻子要服从一个人，何况这七千万人是何等自负的国民呢。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
(三)我对于一种人最不满意，就是自己在南京一切皆好，自己不在，一切皆坏。我希望我的同志不要如此。
(四)国内对抗之形势实际似无大害，但对于救亡不可不合作，否则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自然中国到非做阿比斯尼亚不可的时候，只得去做，但要合作，不能叫人单独牺牲。
(五)我的服务有益于国呢抑无益呢？我以为有益。因为我冷静的检察，我一生对国家没有大过，因为我是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数十年如一日的。
五，十三(113)
该信无收件人，信末署名“季”，即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他在信中向部属解释道，此次入南京，尽管没有实力做“股东”，但也绝不是去做“奴隶”。由此可见，在他心中深知此次蒋汪合作，实际只是“帮忙”而已。但他为重返政坛，即使当不了“股东”，也决不愿为了“友谊”置身事外。
汪信中提到的“老史”、“老莫”、“老希”，分别是指苏联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直到此刻，汪仍把自己视为国民党领袖，这实际上也是他最大的政治本钱。因此，他在信中提到的苏、德、意三国执政党领袖，“皆不是凭藉武力以做成独裁的”。特别是“老希”的成功例子(利用“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和“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而此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战后德国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压迫和国民的悲愤情绪)，他提醒部属：“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汪精卫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老希”式的成功。同时，他也批评胡汉民和粤方领袖在外交上主张对日绝交等激进政策“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汪精卫为恢复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同蒋介石合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经过一番新的权力重组，开始了30年代最初几年的蒋汪合作局面。但此后大权仍集中在蒋的手里，不仅军事，就是财政、外交等重大问题都得由蒋定夺。这时的蒋汪合作，已不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合作，汪精卫已不可能再从掌握“党权”进而获得政权和军权。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近代中国各类政治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依赖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可以再细分出“CC系”、“黄埔系”等。但在国民党现实派系冲突中，这两个词又常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于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他们看作“改组派”。尽管在称谓上似乎相当混乱，但各政治派系彼此间却从不会混淆。相关研究可参阅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1994年。
②有关汪精卫的政治传记，最早出版的有雷鸣著《汪精卫先生传》(上海：政治月刊社，1944年)；影响较大的是蔡德金著《汪精卫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此外，许育铭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年)，亦有精彩论述。但涉及汪精卫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方面，因相关档案尚未公开，尚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③陈公博：《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28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胡汉民个人全宗档案，转引自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⑤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香港：国粹学社印行，无出版日期，第47页。
⑥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版。
⑦《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特藏“阎锡山档案”，微缩胶卷(以下简称“阎档”)，79/2205—6。
⑧《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⑨《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08。所谓“羊城浩劫”，指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
⑩《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
(11)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曾记下同样内容，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7页。
(12)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5页。
(13)《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3版。
(14)《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78。
(15)《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12。
(16)《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一一(6)134。
(17)《邓林萧古之卅电》，(上海，下同)《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8)《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19)《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20)《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广州：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科编印，1931年，第49—52页。
(2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3页。
(22)《广东问题之两方面》(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第1张第2版。相关详情参阅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3)《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词》，《粤变资料汇编》，广州：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印，1931年，第20—21页。
(24)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25)《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26)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2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宣誓词》，《中央导报》第2期，1931年7月8日，第49页。
(28)《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9)《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30)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31)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154页。
(32)《政治多算旧帐》，《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33)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152页。
(34)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0页。
(35)《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毛笔原件。感谢张海鹏教授、罗敏博士提供日记抄件。
(36)《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毛笔原件。
(37)《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毛笔原件。
(38)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39)《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76页。
(40)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31页。
(41)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23页。
(42)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43)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44)有关上海和谈的详情，请参阅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5)《蒋介石关于通电下野事致蔡元培等函》，1931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4页。
(46)《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47)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5页。
(48)《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之“特交档案”，“粤桂政潮”卷。
(49)《汪对大学代表答辞》，《申报》1931年11月7日，第4张第14版。
(50)《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51)《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
(52)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53)《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713。
(54)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3页。
(55)《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18。
(56)《孔祥熙致蒋介石阳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96。
(57)《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79。
(58)《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戍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69。
(59)《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60)《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档案号“胡”86。
(61)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62)《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08。
(63)《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92。
(64)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65)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66)《张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67)《退会代表宣言无术救危海空军将领赴港商合作》，《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7日，第1张第4版。
(68)《反蒋运动史》下，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印行，1934年，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再版，第479页；《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9)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
(70)《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59。
(71)《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8。
(72)《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6。
(73)《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
(74)《上海汪先生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0。
(75)《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766。
(76)《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77)《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第2张第3版。
(78)《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0。
(79)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见《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80)《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钢笔原件，档案号“胡”314。
(81)《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82)《胡汉民昨晨回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12月3日，第1张第4版。
(83)《上海赵芷青山建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2。
(84)《天津支日特讯》，1931年12月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70。
(85)《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第1张第4版。
(86)《天津转上海明野致阎锡山江二电》，1931年11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25—7。
(87)《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
(88)《“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批语》，1931年10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
(89)《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4张第13版。
(90)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见《张发奎请率师赴黑》，《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第1张第2版。
(91)《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92)《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693。
(93)《粤全会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第2张第2版。
(94)《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883。
(95)《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28。
(96)《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44。
(97)《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98)《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叁、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976。
(99)《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0)《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101)《上海汪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5—6。
(102)《复上海汪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4—5。
(103)《复上海汪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7。
(104)《电粤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5)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106)《上海贾秘书长始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12。
(107)《李石曾致吴稚晖电》，1931年12月11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译件，档案号“吴”字05970。
(108)《上海汪精卫先生建密青电》，1931年12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5。
(109)《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110)《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111)《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112)有关四届一中全会党内权力重组和蒋汪合作详情及汪精卫、阎锡山之间的交往，参阅金以林：《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13)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13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钢笔原件，档案号2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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