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定论论文,地主论文,封建论文,等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位史学研究者，都会从前辈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接受许多理论、概念、历史问题的结论和研究方法，毫无疑问，其中不乏颠扑不破的真理，也会有似是而非的东西，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特别是一些流行的“定论”，常常经不起推敲。
有一个时期，在讲到我国封建时代的史事时，下述观点几乎成了定论：农民就是佃农（或者说佃农即农民），农民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他们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分析封建社会历史的唯一武器，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有合理成分，但是能够全面说明史事的复杂情形和反映事物的本质吗？近20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议论，如果我们再用等级分析方法和社会结构理论，深入考察封建时代农民及地主的构成成分，各类地主和自耕农民的社会地位，它们在生产及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平民地主、自耕农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就不难发现这些“定论”的某些误失。因此对它展开讨论，或将有益于史学研究的前进。
一、农民、佃农不是同义词， 只有佃农与地主形成生产关系
讲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人们通常的理解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就是与地主构成矛盾统一体的佃农，于是农民、佃农成了同义词，不加区分，随意使用。然而我国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与地主根本不构成一组生产关系，“农民”、“佃农”的概念反映不同的人群。要明了这个问题，说来很简单，只要弄清农民的构成成分和什么是生产关系就可以了。
以生产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诸种原素分析农民，就会发现它是由多种社会成分组成的：
自耕农。自身拥有耕地，通常可以自种自食，身份上是良人，属于平民范畴，国家的主要纳税人。古文献中的农、农人、农夫、农户，大多指的是他们。
半自耕农。社会属性基本同于自耕农，惟自有田地少，不够耕作，需要租佃一些耕地，或者家内有人要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古代文书中的“下户”，常指的是他们。
佃农。自家没有或基本没有田产，租佃他人土地耕作，向田主交纳地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农人。佃耕者的身份，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多有变化，趋势是租种平民地主土地的，基本上属于良人范畴，为平民佃户。
佃仆。也是租佃耕种，但因主家身份高，人身上依附田主，除交纳农产物外，要到地主家从事无偿的卑贱劳役（如充当吹鼓手、轿夫），甚至妻女也受凌辱，因而成为农奴。中古的“佃客”，宋元的“旁户”、“随田佃客”，即属于这一类。
国家佃农。租种官府土地的农民，即屯田户、营田户、屯军，人身上受国家的严格控制，不得离开田庄和戍地，不许逃亡，社会地位介于平民佃农与佃仆之间，而与前者靠近。
农业佣工。没有土地、受雇于农业经营者的人，是农村中的赤贫者。因在主家做工时间的差异，区分出长工、月工、短工、忙工等类型。在身份上与佃农有类似的情形，有平民与非平民之别。受雇于平民主人的，多系平民雇工，反之则否。
雇工人。主人身份高，雇工平时与主家以主仆相称，不敢同坐共食，法律称谓为“雇工人”，地位低于仕宦和有功名的雇主，是半奴隶身份。
农业奴隶。以奴隶身份从事农业生产，其主人大多是贵族官僚。在封建制前期，此种人较多，如东汉政论家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明清时代的“投充人”，亦属于这一类型。
富裕农民。自家生产，犹有余田，雇工经营，或者将余田出租，向政府承担赋役，是平民身份，财力上比自耕农富裕一些，比地主又不如，经济收入主要靠自家劳动，属于劳动者行列。他们是典籍中的“上农”，平民佣工的雇主之一。
《汉书·食货志》说四民中的农民特征是“辟地殖谷”，《唐六典》则云“肆力耕桑者为农”，可知在古人的观念里，农民是耕田种地的人。我们上述的九种人，与《汉书》、《唐六典》所说相同，都是农业生产者，都在农民之列，是他们共同构成农民。实际上农民成员还不止于此，因为古代社会分工不精细，那时将捕鱼、打猎、采薪也视作农业，渔夫、猎手、樵夫也是农民，只是可以名之为从事农副业劳作的农民。种田人家兼营商业或手工业，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就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农民之外，这是兼营工商业的农民。
是否还有他人？生活在农村的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在封建社会里算不算农民？依照今天阶级分析方法，地主不下地生产，是剥削者，当然与农民无涉，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提得怪。但是古代政府将民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把平民地主与小土地出租者编入农户，登记户口，征收赋税和徭役，客观事实是，政府承认他们是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我们也持有这样看法，并将政府的观点作为第一条依据；第二条是古人将平民地主视为前述“上农”的一分子，并谓为是“税自农出，租自佃交”中的“农”，即他们向政府交纳的税粮，是从佃户收的地租中的一部分，关于地主与国家的地租再分配一事我们不去管它，不过这里是把交税的地主看作农民的；第三是这些人没有功名，系平民身份，与自耕农相同；第四条则因他们居住在农村，与农业有关系。在这四条理由之中，以第一条为主，二、三、四条为辅。
如此说来，农民，由上述12种成分构成，又可以区分为六种类型：自耕农（含自耕农、半自耕农、富裕农民），基本上是自种自食的劳动者；佃农（含平民佃农、佃仆、国家佃农），是受剥削的劳动者；雇工（含平民佣工、雇工人），系劳动力出卖者；农业奴隶，奴隶制残余形态下的生产劳动者；以农业为主的其它行业兼营者（含农副业劳动者、兼营工商业者）；平民地主，勉强算作农民。
在这12种人里，自耕农、半自耕农、富裕农民、农业佣工等哪一种人都不能代表全部农民，哪一种人的称谓都不能作为“农民”的代称，“佃农”又怎么能是“农民”的同义词呢？以为封建社会的农民就是佃农，佃农就是农民，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解罢了。
农民是多种成分的集合体，有没有主体成分呢？从历史实况的考察中得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耕农和佃农始终是构成农民的主要成分，在这二者之中，自耕农之多，出于相当多的人印象之外，因为佃农就是农民（农民即佃农）的错觉，遂将自耕农的客观存在排除在意识之外。从战国到明清时期，每一个王朝的前期，几乎都是自耕农占农户的多数，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自耕农逐渐丧失垦田，沦为佃户，使佃农成为农户的多数。唐宋间的土地所有制变化——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激烈，造成自耕农的减少和佃农的增多，使得佃农有占农户主体成分的可能。看来自耕农和佃农是农民的主要成分，不能简单地以其中的一种人表示农民全体。
“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云云，也是不准确的说法。佃农与地主构成一组生产关系，即地主出租耕地给佃农，在生产过程中支配佃农的行动，并攫取佃农的部分劳动果实。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两者并存于对立矛盾统一体中。自耕农并不租赁地主田地，自然不存在交租的事情，地主虽然可以兼并自耕农垦田，但也有因破产而降为自耕农的，自耕农亦可能因田产的增多上升为地主，两者的这种社会流动领域的联系，并不能形成一种生产关系。面对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怎么能笼统地说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哩！
要之，把握农民的诸种构成成分，认识自耕农的重要地位，在讲到农村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时，明确地主仅仅与佃农形成对立统一体，而与佃农以外的农民并不构成关系，因此不宜简单地说地主与农民如何如何。
二、地主的构成及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我们的观念里，说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就与它划上了等号。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看来值得探究，不妨从等级关系的考察入手。
古代社会盛行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是法律规定的，社会习俗认可的，它把各种人群纳入相应的等级里。地主，在生产关系中是一个阶级，但在等级制度中，它的各个成分分在不同的等级里，不是一个等级所能容纳的，与生产关系的情形大异。
皇家地主。所谓拥有天下臣民、土地的皇帝，除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义上的最大最高田主身分，还自家直接经营土地，即有少府、内庄宅使、内府、内务府管理的庄田（皇庄、皇后庄、太子庄、诸王公主庄），收入归皇家成员享用。因此说皇帝也是大地主。
贵族官僚地主。他们有两种土地，一是皇帝赏赐的公田（禄田、职田），不许买卖，只准许经营取利；二是自置（购买兼强夺）的私田，“求田问舍”乃是他们嗜好，因此有的人被称为有“地癖”。国家根据他们的爵位高低和官职大小，减免他们私田应承担的赋税和徭役，公田当然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绅衿地主。退职的官僚和有功名的读书人，享受一定的免纳赋税和徭役的权利，此外，则须按章纳税和应役，当然，事实上他们往往将负担转移到平民地主及自耕农等税民身上。
平民地主。出赁耕田给佃农，收取地租，对国家交纳赋役，与自耕农一起，是国家编户齐民的主体成分，同时共同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平民地主中的少数人雇工生产，承担赔赚的风险，赢利不多，所以经营地主难于得到发展。社会上有一种“豪民”，颇有社会势力，甚或能称霸一方，但是没有法定的特权，常常是政府的打击目标：历代的移民实京师、陵寝，就是落实这种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地主分子，应属于平民地主范围之内。平民地主还是政府的依靠对象，充当乡里组织的首领（保正、里长、粮长），负责督催纳粮应役和包赔钱粮欠额，往往破产，以至出嫁祖母、析产分家。
贱民地主。奴隶、贱民身份上很卑微，但其中极少数人较为富有，买田出租，交纳赋税。“豪奴”即为其中的一分子。
绅衿以上的地主，是有身份的，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定的特权，是特权地主，或者是一些学者所说的身份性地主；平民地主是非身份性地主，也即庶民地主，有赋役的义务，受国家保护的土地所有权和收租权，而无任何政治上的特权。特权地主、平民地主、贱民地主的不同身份，表明各种地主不在一个等级之内，他们也不构成一个等级。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等级的划分，大体是：第一等级是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在人们的意识里皇帝高贵到在等级制度之外，其实是在等级之内的；第二等级是贵族、大官僚，地位高，特权多，在内执掌朝纲，在外为封疆大吏，法律上有名的“八议”就是为他们设立的，他们有权接受赐田、公田和恩荫子弟的官学读书权、出仕权、优免权；第三等级是中下级官员和缙绅（退职的官僚），拥有处理政事或参议政事的权力，享受国家俸禄（或部分俸禄）、减免赋役待遇；第四等级是衿士，即中古的弟子员，科举制下的未仕举人、贡生和没有资格出仕的秀才、监生，享有不出席法庭的权力（以家人代表）、有功名在身不受审判的权力、部分赋役优免权；第五等级是平民，即法律上的“良人”，包括平民地主、富裕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平民佃户、平民佣工、医、卜、乞丐、合法宗教职业者，以及所谓的豪民，他们的私有财产受国家保护，人身既受国家保护又受国家控制，有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义务；第六等级是半奴隶、半贱民，即下层宾客、佃仆、雇工人、军户、头下户、二税户、怯怜户等，系由平民沦落下来，或从放良户升上来的，受国家或主人的严格控制和剥削，基本上没有人身的权力；第七等级是奴隶、贱民，即隶臣妾、铁官徒、徒附、部曲、奴婢、宫户、驱户、苍头、家人、长随、皂隶、杂户、乐户、世仆、伴当等，从事苦力劳动和卑贱职业，没有人格，是国家或主人的财产，不仅受国家或主人奴役，还受良人社会的歧视或役使，惟主家不得杀害他们。这七个等级，可以归并为三大等级：特权等级，由衿士以上的四个等级组成，全都拥有法定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他们在同其它等级的纠纷中享有特别保护的权力；平民等级，法律上的良人，可以读书出仕，向上流社会流动，有对国家的义务和受保护的权利，在良贱关系上有优于贱民的法律地位，奴隶、贱民等级（含半奴隶、半贱民），处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地位，无任何权力。由各个等级的状况可知，特权等级属于社会统治阶级，发号施令，治理百姓，享受执行公务中的特权和其它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权利。特权等级中的身份性地主是统治阶级，这是没有疑义的。没有特权的平民等级，接受特权等级的治理，是被统治者，当然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范围；平民地主属于平民等级，显然与统治阶级无缘，他们要想挤进统治阶级的队伍，只有家庭成员取得功名利禄，而那样的话，本身就变成特权等级，已不是平民等级了。至于贱民地主就更谈不上统治阶级的地位问题。总之，就地主阶级而言，特权地主是统治者，平民地主、贱民地主则进入不了统治者的行列。
平民地主在地主构成中，以其人数众多，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与自耕农一起是国家的主要赋役承担者，即为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赋役方面讲，他与自耕农一起同国家发生联系，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当赋役沉重到超过他及自耕农承担能力时，就会对政府进行抗争，隐匿人口、田产，逃避赋役，乃至揭竿而起，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农民暴动、农民战争中为什么会有平民地主和平民读书人参加的原因。看不到他同政府关系的矛盾方面，以为凡是地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是忽视了地主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因而会有相异的政治态度。显而易见，地主阶级与统治阶级不是同一概念。
三、地主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前已提到地主与佃农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讲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生产物的分配形式。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并在生产中支配佃农，以及向佃农收取生产品，即地租。
佃农租到耕地，种植什么作物，如何耕作，在原则上要取得地主的同意。设若佃农抛荒良田，在水田上播种旱田作物，将经济作物田改作良田，且不说佃农不会这么做，更重要的是地主决不允许，这就是生产中的地主支配地位。对于平民佃农来说，虽与平民地主同处于良人等级，但在生产关系上受到地主一定程度的控制。
封建地租形态，大体上经历劳役地租、生产物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形式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的是实物地租，这其中又有分成制与定额制之别。地主采取何种地租形式，取决于如何能刺激佃农生产热情，提高产量，以便增加地租的绝对量。比如分成制下，佃农增加产量，要按分成比例多给地主交纳粮食，这就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若定额制，将地租总量固定了，佃农增产部分不再多交纳，就愿意积极生产了。改为定额制对地主也有好处，因为分成制要依年成好坏确定地租额，年成差就收得少，而定额制无论年景多么不济，地租按定额收取，地主不受影响，故而乐于将分成制改为定额制。在实物租制下，有的地方的地主还要收取附加地租，即让佃农在正额地租之外，交纳一些鸡、鱼农副产品，或到地主家作几日的无偿劳动，引起佃农的不满，地主于是改变附加地租作法，不再向佃农要实物和服役，而改收银钱。实物地租的后期，地主出租土地，先向佃农索取押租，否则不予租地；收了押金，就不怕佃农赖租和逃亡了，就是用经济手段控制佃农。但是出了押金的佃农，不仅取得土地的租佃权，同时获田面权（佃种权的转让权），地主对此不能干涉，实际上造成他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因而实行押租制的地主是有得有失。地租形态的变化，沿着地主放松对佃农人身控制、增加佃农生产积极性的方向前进，同时地租绝对量的增大，地主在经济收入上获得实效。显然，这种办法对主佃双方都有好处。
三种地租形式的递变，是社会的进步，是主佃双方斗争、协调的产物，但不是屈从于某一方，各有所得，用现代的话说是“双赢”。不过在这一对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动，往往取决于他的动向。
四、等级观点与等级分析方法
“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等提法，是以佃农即农民的观念为前提的，倘若我们承认农民中有不可忽视的自耕农等成分的存在，就不能不认为上述概念缺乏科学性。
“地主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之说，忽略了地主构成里包含庶民地主，如果将命题改为“特权地主是封建统治阶级”就确切了。
“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观点，强调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有其道理，特别是在英雄史观盛行的时代。但是历史的进化乃是沿着矛盾斗争双方的合力方向前进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对历史的演进起着积极的作用，比如以实物租取代劳役租，就是历史的进步，如前所述，这是主佃双方斗争、协调的产物，即共同认可的。
在上述诸种说法中，所着力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所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不过封建社会里的人群，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在古代，阶级的差别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固定下来的，因此等级观点和等级分析方法是研究等级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武器。例如封建社会矛盾问题，利用阶级观点认识佃农与地主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使用等级分析方法，不难发现作为赋役主要承担者的平民地主、自耕农有共同利害，同封建国家形成一组矛盾关系，而这是在主佃矛盾之外的又一种社会基本矛盾，于是在社会上存在着地主、佃农、“税民”与国家两种基本矛盾。由此认识封建社会所出现的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政治改革与政治斗争，或许会清晰一些。国家的户口政策，无论是编制户籍，惩治脱漏户口，刮户，以户口多寡考核官吏，都是国家为了控制以自耕农、平民地主为主要成分的税民，以便顺利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杨炎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一条编法、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的摊丁入亩等赋役改革，无不是调整国家与税民的关系。如若我们能成功地使用等级观点和等级分析方法，相信有些历史问题会得到符合实际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