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文章”的背后——张爱玲《传奇》的政治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政治论文,传奇论文,文章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能，关于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叙事”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尤其近年来随着《秧歌》和《赤地之恋》等作品解读语境的变化，对这类公认具有“政治情绪”的作品，已经有了许多针对性的阅读和评说。不过在已有对张爱玲小说政治叙事的指认和解读当中，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传奇》①，要么说《传奇》不是政治叙事，要么以为此时的张爱玲的确“远离”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写作是张爱玲生存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而在现实的意义上，任何写作都是“体制”下的写作，都必须依从于某种现实政治结构及其话语机制，都不能脱离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左右，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尽管张爱玲一直都在为自己辩护，称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脱离政治的②，但在我看来，与所有人一样，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是一种政治叙事，反映在其《传奇》当中，不过是一种“委曲的姿态”和“特殊的话语”而已。
一
简单点说，读张爱玲的《传奇》，我的感觉主要有两个，一是她的“自私”，一是她的“智慧”，这既是对她的人而言，也是对她的文本而言，是对其生存和写作“本质”的整体印象。“自私”是说张爱玲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智慧”则是说她自有自己的“活法”，即以一种特殊的写作作为自己的“活法”。所谓“知人论世”，论张爱玲的《传奇》，也可先从她的“人”说起。大家都知道，她说要写出“人生的底子”③。那么，她自己“人生的底子”是什么呢？我以为，“自私”而已。
张爱玲是一个自私的人，胡兰成当年就曾说她是个“个人主义者”：“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④两情相悦中的对白也许是最真实的，张爱玲的确是自私的，而且是一种“人生的底子”上的自私。从一开始，她就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以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偏又生逢乱世，一无倚靠，只有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⑤。所以“天才”一路走来，“向来很少有正义感。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⑥，能够不理会的，便“一概不理会”，当年战地医院里那个叫她“姑娘”的人“终于”死去了，她“欢欣鼓舞”亦“若无其事”⑦，甚至连“自然”的“造人”（生孩子）都觉得是一种“浪费”⑧……这种“自私”是骨子里的，是她人生关照以及自我生存的起点和终点，并使她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⑨。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掰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⑩，对张爱玲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无奈。“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11) 所以，“自私”的本能以及人生态度虽可能并不是一种政治，但无论怎样的“活着”却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而当这种“自私”转成一种“活着”的方式并希望可以借“守规矩”来“活得好一点”时，在“写作”的层面上便生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智慧”。换句话说，乱世里的张爱玲首先要“自私”的“活着”，然后又要活出“自己的享受”来，因而写作便作为她“活着”的甚至唯一的方式，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智慧”来进入这个特殊的时代，仅仅做“自己的文章”——这不仅是她小说创作的发生，其实也是她整个写作的思想背景。因此我不承认张爱玲对政治是不敏感的，而是相反以为她对政治有着特殊的吸嗅和感悟，不然便会低估了她的“智慧”以及她智慧的“写作”。回望“沦陷时期”的上海滩，众所周知，那是怎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和“水土不相宜”的地方啊(12)！可就在这么特殊的“政治文化”(13) 背景下，张爱玲的写作竟“太突兀”、“太像奇迹”般地出现了，其中的“大智慧”实不得不让人仔细琢磨。“小说，无论如何，都处身于政治的变迁当中，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总是以叙事的方式阐释着政治，参与着政治，成为政治美学形式的表达。”(14)因此，时代的、必然的“政治”在张爱玲这里转成一种“智慧”的生存和叙事，不仅必需，而且必然。由此，张爱玲“人生的底子”上的“自私”与“自己的文章”里的“智慧”便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共构”，用“自己的文章”，为现实政治文本以及文本的政治书写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
其实，当年傅雷对张爱玲的评价中最意味深长的并不是所谓“好评”或“恶评”，而是具有“政治文化”意味的“深刻的人生观”的强调：“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15) 的确如此，题材也好，技巧也罢，都不仅仅是“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文学”上最终的“深度”与“实质”都来自于“深刻的人生观”，而遗憾的是，张爱玲在自私的“底子”上生成的“智慧”却没能走进傅雷所强调的“一切都是斗争”的“深刻”的人生，而是走进了“最基本的”、“真实而安稳”的、但却“依旧是庸俗”的人生(16)。所以，在“自己的文章”里，仿佛一切都是“对立的”一样——“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力”与“美”，“英雄”与“凡人”，“时代”与“记忆”，等等，前者是一般“弄文学的人”所注重的，而后者才是张爱玲自己所追求的——她自觉而明确地展示出了一种与傅雷、与一般“弄文学的人”当然也就是与某种“主流”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与文学观(17)。当然，这种“自己的”人生与文学本来并无不可，甚至相反因从“人”的角度重新调整了“五四”以来文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可谓颇为难得。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对其这种所谓“洞见”中的“自私”与“逃避”可以忽略不计。借用她的说法，如果所谓“神性”是一种“永恒的超越”的话，那么所谓“妇人性”则差不多就是一种“委屈以求全、妥协以求生、苟且以求安的生存态度”(18)，是一种只想自己能于乱世中“活得好一点”的“自私的逃避”，甚至“委曲的迎合”，因为在这个“沦陷”的时空里，的确是“有”一种“政治”不需要“反抗的英雄”而只需要“妥协的妇人”的！所以，张爱玲并不是从来都“没有写历史的志愿”(19)，而是从来没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责任心”，只想以一种“自私”的现实“智慧”来书写历史。因而她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面偏不写“战争”和“革命”，而只写那些“沉重的”、“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20)，如《传奇》；然后却在一个不再充满“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切切书写着自己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以后的“革命记忆”和“战争体验”，如《色·戒》与《小团圆》(21)——这就是张爱玲的“智慧”，当然也是她的“政治”。
无论如何，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始终还是政治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现实政治的本质性制约，故无论人生观以及文学观“深刻”与否，都与现实的政治文化与规范密切相联，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张爱玲其实很明白这一点，也知道自己根本无从可以逃离现实的时代以及时代的政治，就像她后来借作品中人物所感慨的，“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你”(22)。这并不是她在解放后的一时感悟，其实也是在《传奇》的创作中便已经真切感知到了的，所以她可以在现实的感情上毫不回避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胡兰成，而在文学的写作当中却刻意的避免涉及任何政治，可以想见其“大胆”与“小心”之间，又如何地寄寓着怎样一种敏感而复杂的“政治智慧”啊！当然，我们尽可以将张、胡之间的关系视作一种绝对“单纯”的爱恋，但却无法将其极力回避现实的文学写作也看做是一种绝对的“单纯”，若果真“单纯”，想必我们也早就可以在《传奇》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到时代所“内含”的政治了。因此，如果说张爱玲的“自私”在人生的“底子”上决定着她“活着”的人生观的话，那么，她的“智慧”则进一步将其转变成了一种具有“私人的政治”意味的文学观。所以“委曲”也好，“逃避”也罢，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始终都在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在“去政治化”的表面之下，掩藏着一种“自我的政治”。
二
《传奇》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起点也是巅峰，其中内含了张爱玲几乎全部的现实“生存智慧”即“政治智慧”，因此其中的政治叙事也是最不易见或最易忽视的。表面看来，《传奇》写的都是“饮食男女”，尤其作者还反复标榜自己“从来不涉及政治”(23)，更使得《传奇》仿佛真就只是一种“俗世情恋”中的“人性传奇”了。但实际不然。我以为，《传奇》中起码内含了两种“政治叙事”，一是其“时间政治”，二是其“空间政治”。
在《传奇》里，几乎所有故事都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是以私人的、过去的甚至“退化的”的“时间”对时代的、“进化”以及“进步的”历史“时间”的颠覆和重构。这种时间里的人事，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一整套政治架构，一切的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仿佛都是“从来如此”的，从未因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底子”上的变化，都只是“时代和社会的背影”，而所有的故事和故事里面的人，也都被笼罩在一种游移于“回忆”与“现实”之间“陈旧而模糊”的时间情境中，“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24)。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新文化以及新文学中，时间的“概念”本身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进化论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已经构成为一种主流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作家的世界观、思维模式和创作心理中”，并因此使时代的文学叙事体现为“对所谓必然性、进步性的追求”以及“历史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预言与自信”(25)。对张爱玲来说，“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26)，因此这种主流的“时间意识”便成为她走上文坛时的巨大的“影响的焦虑”和“现实的困恼”：“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27)。所以在《传奇》中，张爱玲把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整的“时间流”截断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历史时间概念也被她的私人时间所颠覆，在“时代”的作家们力图把握时代脚步和社会变化的时候，她只是从“现代”的意义上发现了“过去”，对立性地解构并重构着社会化的历史，话语形式中的“时间”在现实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时代政治意识的对立性“隐喻”。艾晓明说：“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28) 这种“时间差”实际上恰是张爱玲所重构的一种“时间政治”：“Michael 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29) 这个时代“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书写这个时代的张爱玲“没有”，“也不能有”对于“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的“象征”和“建构”，因为在她的个人主义的“政治智慧”导引下，发现和书写一个时代的阴暗混沌的“背影”、一个社会的没有前途的“过去”以及冰山在水面以下的“没有光的所在”，既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其实也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当然更是她想塑造的“政治个性”。
与整体的个人或私人叙事策略相一致，《传奇》的“空间”也是一种从“公共空间”中被“封闭”出来的“个人空间”(30)，并通过“一种情调”的“建立和保持”，使“其情节和人物的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种情调和效果之下”(31)。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发展，现实政治实践的“公共空间”也在大都市的背景下日渐形成，“五四”以来的“主流”作家们，都是以“写作”作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进入“公共空间”，并不断确立自己的“政治公共性”品格的，所以他们对都市生活以及现实时代的把握，也都体现在一种积极的“参与”和“承担”之中。不过，在“沦陷时期”的极端政治之下，中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公共性品格”都被彻底取消了，与此相应，极端政治语境下的“文学空间”的“公共性”也被迫变异，成为一种封闭在“私人空间”里的“私语性”。所以在《传奇》里，社会和时代的“公共性”背景是彻底模糊的，取而代之的是“封锁”着的“个人空间”，无论是具有封闭性的没落的旧家庭，还是中西杂糅的“怪胎”式的生存环境，都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氛围和“空间政治”。傅雷曾描述过张爱玲小说的“空间背景”：“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川嫦的卧室，姚先生的家，封锁期间的电车车厢里，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的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见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要压瘪每个人的心房。”(32) 如张爱玲自己那个曾飘荡着“鸦片的云雾”的“家”(33)，这些没落旧家庭曾经的辉煌早已只剩下“满眼的荒凉”，其中的遗老遗少们，却与时代相背离地坚守着一种自成体系的封闭与沉沦，在躲不掉的回忆的“梦魇”中，用一个个“现代的鬼话”，隐喻着与“五四”以来“人的话语”及其“公共性”的疏离和对立。依阿伦特的观点，文学和艺术作为“积极生活”中的“行动”（Actor），是最有可能在公共生活中显示“我是谁”的，但是前提是必须具有一个“自由说话”的环境(34)。而从张爱玲这里来看，显然，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是危险的，“我是谁”的确认也十分艰难，因此对于“公共空间”的任何一种“参与”，都只能以一种十分“暧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她仍然“智慧”的选择并设计了一个完全游离于现实“公共空间”之外的“个人空间”，以一种“退避”甚至“退隐”的姿态，在一个“封锁”着的“自己的世界”里窃窃“私语”，将“五四”以来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的“我是谁”的问题置于社会和时代的“背影”里，既彰显了一个消费意义上的“私语者”的“我”，又有效地规避了一个“行动”意义上的“我”的危险，有了一种十分吊诡的政治色彩。
三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但在我看来，这种结合的“底子”并不在“现代”，而是在“传统”，她以“传奇”命名自己的创作，实际就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经验”的叙事策略与模式。
众所周知，自唐人传奇以来，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当中，早已形成了“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叙事特色和接受传统，即便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这一特色传统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现代大众阅读的“唯一标准”，还是“传奇化的情节”和“写实的细节”(35)，因此张爱玲初登文坛，便刻意地以“传统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为上海人“写”了一本浪漫的香港传奇(36)。所谓“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37)，张爱玲的这种“用意”与其“政治叙事”的整体设计完全一致，就是要在那种属于“超人的”或“英雄的”的“时代”叙事之外，找寻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文学，发掘“普通人”在“影子似地沉没”的时代里所感受到的被抛弃的“恐怖”，以及“回忆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荒唐”和“奇异的感觉”(38)。在与现实“主流”相对立的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叙事”，但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发现”和“再现”，惟其如此，才使得时代、文明及前途的虚无与绝望，在更加“真实”的物质细节的意义上，成为一种“主题永远悲观”的“常”中之“奇”。
张爱玲曾借《传奇》增订本的“封面画”阐释过她独特的“传奇”理念：“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画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39) 在这个“特异”与“本真”互视并互动的“张力场”里，张爱玲以一种双向否定与重建的独特方式来把捉着世界，并以其“以新见异、以常见奇”的想象和发现，深刻地发掘到了一种常态生活中具有非常态意义的“奇异的感觉”。所谓“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40)，故其“传奇叙事”即在这种“特异”与“本真”、“非常态”与“常态”之间双重否定并重新建构的“对立共构”过程中，以平凡的人生和写实的细节具化着虚无的时空和“无事的悲哀”，使日常的生活在其本身的“原始”味道出来之后，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语境之中因之“奇异的感觉”而成为“传奇”的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政治叙事”更多是她生存和生命感觉的犹疑和摇摆，并没有在小说的“叙事”层面上改变或消解其“传奇”的策略和模式。首先从叙事时间来看，《传奇》中仿佛被“封锁”起来的日子，都是以回忆与现实两种时空“视线”的对立和发现，来引发文本内外“心理镜像”的错位与对立的，并把所有人生的意义置于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和不和谐”上，让某种“个人的”、“凝固的”或者“过去时的”心理时间与时代的、变化以及“进化”的现实时间对立起来并形成某种颠覆，使“陈旧的记忆”所浮现的不再是一种现实的、时代的故事，而是一种“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般的“奇异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中的现实生存心理的悲剧；再从叙事空间看，《传奇》中在沪、港两地反复游走的叙事空间，几乎把现代都市所有原本广阔、开放甚至喧嚣的“正常”的大背景，都模糊成具有深刻的心理意味并给人以“非常”感觉的具体背景，如姜公馆、白公馆等，使之都有着一种“噩梦”般的“心理处所”意味，而其中人所共有的冷漠、自私与残酷的心理特征，便与破败、荒凉、封闭的环境浑然一体，造成了处处都是“畸形”、人人充满矛盾的“日常”但却“特异”的生活环境，并由此来深化作品所力图形成的“奇异”以及“荒凉”的氛围；另从叙事结构来看，张爱玲以为，要表现人生的真相，就必须丢掉诸多巧妙而且有趣的“悬念”和“突转”等，不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来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小人物的悲剧(41)，因此其小说叙事结构的焦点便往往从外在的故事情节转为内在的人物情绪，把人物性格尤其是心理情绪作为结构中心，形成了一种以生活结构为核心的叙事原则(42)。
必须承认的是，与当年“左翼”小说以及后来种种简单化的政治叙事相比，张爱玲的《传奇》及其“传奇叙事”作为其政治叙事的承载形态，始终具有十分突出的特色和功效。尤其在现代以来大众文化市场渐趋成熟的语境当中，当主流作家们时常害怕“流俗”的时候，张爱玲毫无顾忌地以一种不怕“媚俗”的努力，大胆地借用传统的“传奇”技巧，争取到了广大的读者并确立起了自己的文学个性，尽管因“私人的”政治叙事而显得态度暧昧，但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真正走向“大众化”叙事的经典范例。因此，就张爱玲而言，我们既不能因“人”而废“文”，也不能因“文”而毙“人”，“人”“文”既可以“合一”，同时也可以“两立”，即如我们可以指责张爱玲“自私”的人生观及其“妥协”的文学观，但并不能因此而看低她“传奇”叙事的艺术价值一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8JA751003）及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传奇》是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于1944年8月15日由上海杂志社初版，增订本于1946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出版公司初版。
②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1944）中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1947）中也说：“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258页。
③ 张爱玲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2页。
④ 胡兰成：《评张爱玲》，载1944年《杂志》6月号。后来胡兰成在其《山河岁月》中还曾明确谈及张爱玲的自私：“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一个没有夸张，亦没有一个委曲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参见胡兰成：《山河岁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⑤⑥⑦⑧⑩(11)(19)(23)(33)(35)(36)(39)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6页，第96页，第54页，第95页，第111-112页，第228页，第53页，第258页，第105页，第356页，第20页，第259页。
⑨ 李渝：《跋扈的自恋》，载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9月14日。
(12)(15)(32)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万象》1944年5月第3卷第11期。
(13) 这是借用阿尔蒙德、鲍威尔的“政治文化”观点，是指“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本文中的所谓“政治”也时常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用法。参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4) 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16)(17)(20)(29)(38)(4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5页。
(18) 解志熙：《走向妥协的人与文》，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21) 《色·戒》如张爱玲自己讲即是“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参见张爱玲：《重访边城·续集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小团圆》里实际上处处都是当年战争背景下的“乱世记忆”，参见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2) 张爱玲：《十八春》，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24)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48页。
(25)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26) 张爱玲：《重访边城·忆胡适之》，第19页。
(27) 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8) 艾晓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
(30) 阿伦特以为：人的行动实践既作为“自我展现”，则必须依赖于“他者”的共在，因此，这个由“他人”与“我”之行动者之间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共同之“自我展现”的场域，即是“公共之空间”。参见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不过本文所谓“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或“私人空间”等，既依此观点，但也包含在“公众”和“个人”的对立意义上所生成的“生存活动空间”意味，其“政治性”隐含在某种“活动方式”与“活动场域”的关系中。
(3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8页。
(34) 参见徐贲：《文学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37) 张爱玲：《传奇》（扉页），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年版。
(40) 参见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42) 参见拙文：《论张爱玲〈传奇〉之叙事模式》，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