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共赢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全球化是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形成的理论逻辑起点
(一)全球化背景下需要用全球视野看待国际联系
全球化的内涵主要是从经济、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制度特征等角度予以界定。全球化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它几乎成了一种标签，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没有统一的定义。[1]全球化是跨越国界(cross-border)的经济、社会和技术交流迅速增加的过程(Simona Diaconu，2005)。[2]Thompson(2007)认为全球化主要指世界范围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推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迅速增加，加速信息、技术、人员和投资的跨国界流动。[3]Kenichi Ohmae(1990)认为全球化是指货物、服务、资本和信息跨国流动，在这个世界里，对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的地域选择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以全球的视野去选择。全球化已经使国家间的经济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创造出了一个“无国界的世界”。[4]不过，国界远不是地理距离的经济影响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失那么简单，仅仅是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市场运输成本的消减尚不足以导致国界的消失(Janet Ceglowski，1998)。
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市场和交易量越大，市场效率和财富增值量就越高。因此，国家有了加入国际经济和分享扩大的贸易体系利益的动力。[5]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加强，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实现利益的手段多样化。在此背景下，战略实施的所有细节都要考虑并兼顾到经济全球化这一命题。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战略。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本身就蕴含着要实行互利共赢的政策，否则很难进行长期的合作与互动。可以说互利共赢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最大的基础就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战略实施的所有细节都要考虑并兼顾到经济全球化这一命题。
(二)互利共赢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
1.全球化在争议中向前推进
不同的学者对全球化持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Bhagwati(2004)认为全球化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农业国家)直接创造了经济财富，他认为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增加已经使得中间商很难再通过控制农产品流通渠道，剥削农民的利益。[6]Prystay(2005)为此论点提供了证明。[7]另一个论点来自要素禀赋，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其为穷人带来了空前的不平等和痛苦。中国和印度是最好的例证，这两个国家都通过全球化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不平等问题仍然很严重，需要政府认真面对。[8]另外，全球化导致经济边缘化和社会排外现象日益严重(Banuri，Khan & Manhood，1997；Hines，2000；Amin，1997；Hoogvelt，1997)，[9]使得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Harrell & Woods，1995)。[10]流行的反全球化观点主要是仇外、对市场经济的敌意和担心国家安全(signal country risk)，认为全球化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当地工人和企业可能遭受歧视性待遇、市场扰乱甚至冲击。这些担心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Marcus Noland(2004)将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进行整合、分类排序，融入一系列经济模型(关于FDI、主权评级、国内企业家精神的模型)中，研究结果发现对全球化越是欢迎(忍耐)吸引的FDI越多，获得更高的主权评级，企业家精神越旺盛。[11]
2.客观评估全球化利益
要客观评价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需要检验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人均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收入分配是否更加平等。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适用于利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生产，该理论认为全球化尤其是贸易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也称北方国家，具有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与发展中经济体(也称为南方国家，具有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作用是不同的。贸易自由化导致发达经济体相对工资上升，发展经济体相对工资下降。因此，在人力资本无法自由流动的假定下，贸易自由化将恶化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分配，优化发展中经济体的工资分配。该结论已被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家机构引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提升其经济增速和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个“共赢”的机会，能够提升经济的效率、加速潜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12]
全球化的收益之一就是提升低收入国家的工资率和购买力。当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以后，家庭的购买力将会得到提升。整体而言，世界已经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然而，为了扩大全球化的收益，需要进行调整，调整成本更多由个人(例如，因国际竞争冲击而失业的工人)承担。社会可以通过贸易调整援助制度(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分担全球化带来的调整成本。正在谈判的多哈发展回合，能够促使贸易自由化，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工资水平，有利于创造潜在的全球市场(Thompson，2007)。[13]
3.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融入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进步方面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已经在全球化中获得显著的利益，另一些国家则将自身经济的失败和不稳定归结为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带来了政治和社会挑战，要想从全球化中获取收益，就需要完备的制度和社会发展体系来应对进一步开放带来的变化和风险(Ron Mittelhammer，2008)。[14]各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一种“互补促动竞争、竞争充实互补、动态发展和相互转化的协同共荣的关系”。[15]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顺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各国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调整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实施互利共赢的政策。
二、博弈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
根据不同的标准，博弈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根据不同的假设可以分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16]前者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后者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非合作均衡强调在没有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况下，各方倾向于以“利己”、“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来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17]
(一)非合作博弈的后果对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产生内在需求
非合作博弈，缺乏沟通彼此合作意向的信息，所以，各方在选择策略，决定自身行为的时候，无法实现沟通、交流。现实中，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无法依靠自身的信誉或者信息传递出合作意向。造成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紧张，大国之间的斗争激烈而复杂。长此以往，不利于各方利益的实现，毕竟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释放出合作的信息，来矫正非合作博弈导致的结果恶化。
而互利共赢战略的提出，则是给参与各方一个明确的信息传递，达成一种策略交流与沟通的渠道，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明确提出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能够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有利于全球利益的实现。
(二)合作博弈条件下互利共赢战略能够释放出合作的意愿和信息
博弈论给参与者提供相互作用的预期行为；对对方的决策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博弈者对长期利益的态度；博弈参与者有着较为相似的利益取向。符合这些条件的博弈往往会形成合作，尤其是当博弈者通过多次博弈之后，看到合作的长期收益明显地优于背叛合作带来的短期利益。[18]
互利共赢可以看作是与其它经济体进行互动的方式，涉及国家利益问题博弈。在满足黄金律[19]的前提下，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中国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倡导互利共赢的互动模式，可以给相关利益各方一个明确的信息传递，释放出合作的意愿和态度。在中国实力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政策和意愿的透明度，能够提升合作的机会和水平。
博弈论是研究互利共赢问题的有力工具，国际关系中囚徒困境博弈的大量存在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必要性；无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均衡的实现表明互利共赢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合作的实现表明互利共赢是可行的；全球化为互利共赢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一报还一报”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本策略(张永胜，2008)。[20]
三、国际合作理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依据
(一)当代主流国际合作理论体系
国际合作理论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推演出来的，通俗来讲就是从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来构建国际合作的理论框架。合作的可能性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是国际合作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国际关系不同理论派别的主要区别是理论假设不同，所以，它们对国际合作的解释也不尽相同。
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与利益，其研究方法是基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制度、交易成本和信息，其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借鉴过来，在过去的几十年，博弈论分析方法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分析领域日益流行，Steven J.Brams(2000)对博弈论的不当运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提出通过历史行为模型来捕捉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分析其可能采取的真实策略。[22]
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和认同，其采取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三者之间的预设前提不同，关注焦点存在差别，研究方法不一，所以，各自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是，随着“英国学派”提出“国际社会”的概念，国际关系流派有融合的期望，不过应该考虑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庞大与繁杂，很难用一个理论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国际社会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
“国际社会”概念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目前尚没有与美国主导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机制理论系统地融合。Buzan和Barry(1993)将这三种理论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需求理论之间相互补充、共同强化的途径。结构现实主义表明国际社会(像“均势”一样)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自然产物。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和以个人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之间是如何相联系的，在先进的系统内(in advanced systems)，这种关系就变得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理论综合的结果表明，国际社会是机制(development of regimes)的智慧祖先(intellectual forebear)和必要条件，连接并强化这三大理论主体，打开了一条连接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通道。[23]
互利共赢与这些学派关注的核心概念具有密切的联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需要对国际权力与利益格局进行评估与判断，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传递出合作共赢的信息，为参与各方提供稳定的预期，在开放中培育国家品牌形象，传播自身文化理念，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保障。
(二)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已经暗含互利共赢的特性
新现实主义是国际合作的第一个理论学派，也称作“霸权稳定论”，主要解释存在“单极霸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合作问题。霸权稳定论已经将其应用到国际货币体系内，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存在至1972年，主要是由于战后美国强大的实力。金本位制度的实行，是由于英国19世纪在国际金融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之间的金汇兑本位制之所以不稳定，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存在。不过也有学者对此论断进行了质疑，Eichengreen，Barry(1987)通过研究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对霸权稳定论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使用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并不像霸权稳定论所解释的那样。[24]新现实主义者认为系统结构是由国家基于利己主义动机做出的选择组成，而世界体系论认为系统结构是具有利己主义动机的国家本身。这些不同起源于对问题解决方法或者问题本身根本的认识差别。[25]
动态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是战略互动的过程，这是一个相互替代、内生化变革的过程。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结构机制而忽略策略行为。与此同时，这些理论集中于监测阻止支配者(domination)产生的偶然机制，却忽略了促进支配者产生的机制。主导支配者确实由于力量均衡机制和上升的扩张代价，而受到阻止。但是，支配权寻求着可以利用各个击破战略、残忍战略(ruthless tactics)和自我强化改革战略来克服这些阻止其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障碍。从战略互动的角度看，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全球主导者仍然是可能产生的。[26]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对合作持消极态度。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能够进行国际合作，只不过前提是要求有单一超级力量存在。其将霸权国当作一方，将国际社会的其他参与者当作一方，以霸权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公共产品)，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利性，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某种程度的互利共赢，为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理论：互利共赢需要制度保障
1.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对合作的决定作用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贸易、投资扩大，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加强。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叉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资源与市场一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之间，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发展，但前提是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该学派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将制度视作一种信号，通过制度的构建，能够为参与各方提供稳定的预期，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与战略误判，有利于合作、共赢。也就是说在国际制度的保障下，高度的相互依赖往往使得国家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
2.应该将互利共赢理念推广到国际制度构建层面，参与国际体系变革
既然国际关系合作的基础是制度和规则，那么，作为正在迅速成长的全球性大国，就应该在国际制度的构建层面有所作为，从根源入手，在国际体系变革，塑造大国形象、体现国际责任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
应该将互利共赢理念推广到国际制度构建层面，也就是说要以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制度、规则、机制加速变化的进程中，更多的体现中国的声音和设想。这涉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变革问题，而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决定力量是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行为主体力量变迁，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主要行为体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对其政治影响力产生了反作用，影响了其对自身实力的评估和国际局势的判断，从而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变革中的行为。行为的改变则塑造了新的国际体系。
3.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认同，为将互利共赢提升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提供依据
国际合作的第三个理论学派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且首先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是一种涉及国家本体论的哲学思考。[27]以文化和认同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对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和以制度、交易成本和信息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补充。现实主义的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新自由主义借鉴经济学方法，而社会建构主义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方法。[28]
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特定的多边组织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组织原则。这种忽略可能是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机构本身具有的缺陷。[29]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将网络(networks)作为组织的特定形式，它不同于市场或者政府的权威组织形式。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关系中关于权力的传统观点是一个挑战，网络力量分为三个方面：进入(access)，佣金(brokerage)和退出选择(exit options)。在此分析框架下，有两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特别重要，一个是参与者提升并利用自己在网络内部地位的能力；另一个是网络权力本身的可替代性(fungibility)。[30]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使其他国家认同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管理作用的前提是，在国际社会中有足够多的国家明确承认大国的这种作用，从而使得大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31]
中国要想成为美国这样的大国，就需要向世界呈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可以说互利共赢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暂时的政策或者应急的措施，互利共赢应该上升到哲学和文化价值观的高度，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互利共赢，为全球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以“互利共赢”核心理念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体系范围内的合作，评估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利益诉求、基本原则、目标和价值取向。以发展为导向、全面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均势、倡导和谐世界，传播互利共赢理念，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合作圈中的核心塑造者和决策者。
4.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实践运用
科学发展观可以抽象为一种理念，一种发展思维方式。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32]互利共赢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和战略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其表现形式和内涵与当今的时代背景有关，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和大调整，全球化深入推进是当今时代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中心。在中国走向世界前台的过程中，其一举一动都牵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多元的利益主体。
互利共赢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互利共赢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互利共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抓手，互利共赢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实践运用。在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基于中国的视角，积极倡导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在实现自身身份认同与国际期待(压力)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将是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作用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实现全球布局的战略抉择。
四、基本结论
经济全球化是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形成的理论逻辑起点，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最大的基础就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博弈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非合作博弈的后果对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产生内在需求，合作博弈条件下互利共赢战略能够释放出合作的意愿和信息。国际合作理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依据，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已经暗含互利共赢的特性。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对合作的决定作用，应该将互利共赢理念推广到国际制度构建层面，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认同，为将互利共赢提升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提供了依据，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实践运用。
当前，中国正在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影响国际制度构建。要对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有一个综合的判断，对自身实力的评估是一切战略谋划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显著变化，如何客观、正确、全面评估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国际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是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确保其得到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应的一套保障机制，而现有的相关机制在运行中也存在部门间协调、沟通与配合上的障碍，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下对外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高度关联的现实需要。解决思路是构建以互利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保障与评估机制，为参与国际体系变革提供准确的评估和各种保障。2011年是中国入世十周年，中国可以借助这一机遇，举办一些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能够达到增信释疑，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