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地缘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派生于地缘政治学（Geopollirics）的地缘战略（Geostrategy ），就是基于地理学的思考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局性规律分析。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毫不例外地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战略家、军事战略家、理论战略家，他们作为这一时代、这一国家或民族的伟人、思想家是这种规律性分析的代表，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面临这样的一对矛盾：理想与现实，我们回顾世界史、国别史都是如此。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应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时代的伟人、思想家和决策者们能否合乎逻辑地协调好这对矛盾是他们的战略思想能否为公众所接受、他们的战略决策能否得以实施的关键之一。
理想家们是每个时代的主流，“没有他们来推动我们，社会不久就呆滞了，文明不久就衰退了。”〔1〕然而，严酷的现实往往限制人们的行动。在人类所生活的地球表面的首要现实，应属地理现实，即人们生活的地理位置、资源状况、气候条件、周边环境、人种、人口分布等；其次便是由此而滋生的经济现实，这可用一个词来概括：Man—Power（人力），它不仅是指原始的不同人间的战斗、竞争力，更多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说，在现代文明史上，生产力因素是一个比积累的财富重要得多的现实的因素。毫无疑问，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环境中的人群必然具备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性格、生产力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制约人类活动的永恒的因素，离开这些去奢谈理想，只能是空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和政治经济生活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总设计师，他们与以往的仁人志士相比，成功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他们很好地协调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地理及经济现实去寻求革命理想的发展道路。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发展存在地域上的失衡状态。在殖民体系以欧洲为中心迅速向外延伸的过程中，中国被纳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是极为严酷的，当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半封建状态之中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已侵入了中国沿海地区，并沿着长江等主要大河向内地逐渐渗透，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并由此形成了一些工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瓜分中国这块肥肉的并非一个西方国家，他们在殖民扩张中蜂拥而至，各自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相互矛盾和竞争中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交织影响。由上述因素而形成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成为毛泽东提出其地缘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力量积蓄，而最合适的地方就在农村，因为中国幅员广袤，农村和偏远地区占主要部分，广大的人口也集中在这里，人力因素的主要潜力在农村，这里是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个条件，使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 〕这种正确分析已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的实际胜利所证实。其后，毛泽东基于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的正确分析而为中央红军所选择的根据地立足点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3〕因此，他把创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对抗日战争根据地选择地理环境的原则和方针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根据地……”“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4〕至于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他认为除建立了抗日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和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条件外，还须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扩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人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5 〕这种相当完善的根据地思想后来又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观察了全国各地区的战略形势后指出：“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6〕同时，他认为东北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这里是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正是因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才确立了我军迅速向全国推进的战略态势。
毛泽东在阐述其根据地思想的同时，论证了其地缘战略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地理是构成国家力量的基础。他在《论持久战》对比中日双方力量时，把国土面积、资源分布状况、人口多少等地理因素作为重要的因素提出来，他认为，中日之间之所以是一场持久战，而且在这场持久战中最后胜利者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7〕从地理上讲，中国地大，战场广大， 我们作大范围的运动战是可能的，加之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又使我们可以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根据地，在消耗战中拖垮日本，因为日本原本为解决国内资源不足等困难而发动了这场战争，结果将因战争的持久而增加这种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8 〕毛泽东的这种地缘战略思想不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得到了运用，而且还在此后处理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进一步延续和完善化。
其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敏锐地观察了国际态势的发展，并立足于中国力量发展的格局趋势，提出了划分国际战略地理区的思想。这一点构成了其国际战略的主要内容，归结起来，它包括“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确立。
早在1946年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在谈到如何看待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9 〕就当时的中国革命实际而言，“中间地带”论断的提出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一方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10〕1947年后，毛泽东接受了“两大阵营”的提法，但他并没有放弃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11〕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战后一个时期内存在的两大阵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痕，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使之不复存在了。针对这种变化，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西欧经济共同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政治自主愿望的表露，使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向非意识形态化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发展，到60年代中期，他认为中间地带已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而另一部分则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了除美国以外的北美地区、大洋洲和日本。提出“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美苏等主要大国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立论的基点，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原来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结成统一战线，同美苏这两个最大的国际压迫者进行对抗的现实问题。这不仅在战略上存在着可能性，而且也是一种利益性需要。”〔12〕这种统一战线理论在国际战略方面的渗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在国际战略方面以国家利益为重，立足于现实的倾向，从整个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实践中反映出来。这一时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毛泽东从中国的国家根本安全利益出发，首先于1973年提出了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按大致的地理纬度划一条连接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地理战略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形成“一大片”的态势，抗衡对中国威胁最迫在眉睫的苏联。第二年2月， 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3〕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决不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从国际战略地理区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苏两霸为一方的当代世界力量总格局，为中国以相当长时期内观察世界、处理国际问题、制定切实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邓小平同志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立足于现实，在其一系列成功的理论中合理地协调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其地缘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以“东西南北”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当前主要的全球问题。在继承了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际战略力量间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地域冲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概括，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4〕“邓小平虽不是第一个提出‘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名词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运用‘东西南北’理论系统分析和高度概括国际战略地理格局及各战略力量矛盾斗争态势的战略家。”〔15〕从地理区域上而言，和平问题的关键区域呈东西布局，而欧洲是关系和平与战争的枢纽地区，因此，他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和发展的欧洲。实质上，在邓小平的战略地理区划中有几个层次，西欧和东欧是前沿，在它们之后是美国和苏联两个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强国，所以，只要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
南方国家主要是指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发达国家以南的发展中国家，南北问题在邓小平的理论中与东西问题是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6〕然而，中国这一大国又还是一个小国，“大是人多地多”，“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17〕发展问题之所以成为东西南北问题的核心正是源于此。同时，南北关系的格局趋向直接关系到全球的继续发展，邓小平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取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状况，因为它们的发展都面临着资本找出路、贸易找市场的问题，如果南方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8〕
第二，用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手段解决有关领土争端、国家制度等政治地理方面矛盾的思想。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永恒的现象，而主要的矛盾与冲突无非是围绕领土、资源、销售市场、国际利益的分配等方面展开，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有两种：战争手段或和平手段。一般意义上而言，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最常见的形式，因此，在以往诸多的国际冲突中，“军事冲突是最常见、最活跃的形式”。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国际战略格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国家间矛盾冲突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对核时代的规律有了清醒的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畅通的、多样化的信息传递渠道，加上相互依赖的客观存在，大规模、高烈度军事、经济冲突的可能性减少了，国际冲突的系数相应增大了。说服、承诺、施惠、协调、威胁和制裁等讨价还价、限制冲突的手段日益有效。”〔19〕邓小平正是立足于时代特点，根据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提出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20〕“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能和‘共同开发’的办法。”〔21〕他在谈到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时认为，“共同开发”是最切合实际的设想。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结果，更重要的在于这些思想符合国际间利益关系的客观要求，它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人士所接受，同时，他的这种思想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中国的内政外交实践。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不同时期的理论家、战略家，他们的地缘战略思想具有其浓烈的时代特征，并扎根于中国的地理及经济现实。本文无意对他们的地缘战略及其延伸部分进行全方位评述与分析，唯希冀通过对其主要方面的追溯及论述得到某些启迪，并就此问题与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探讨。
注释：
〔1〕（英）H·J·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译本，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2〕〔3〕〔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139、208页。
〔4〕〔5〕〔7〕〔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8—390、393—394、416—417、416页。
〔6〕〔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6、1089页。
〔10〕〔12〕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08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13〕转引自《国际关系史》（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371页。
〔14〕〔16〕〔17〕〔18〕〔20〕〔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105、105、106、49、87页。
〔15〕陈力著，《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19〕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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