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繁荣主要是谁创造的？——主要归功于香港华人的艰苦奋斗也依赖于内地的多方面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艰苦奋斗论文,多方面论文,归功于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一种说法：香港的繁荣主要是得益于英国100多年来所施行的政策。
然而，笔者近期接触到的香港知名人士，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早期的政策是强权、奴役和掠夺
邹灿基，香港知名律师，读书时曾获英联邦伦大法学荣誉法学士及硕士奖、英国律师专业考试一级荣誉奖、1977年史密夫全英最优秀考生奖，是香港开埠以来为数不多的名扬英伦的学子。
学成之后，邹灿基没有凭着顶尖学历在英国谋出路，而是毅然回到香港。目前他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香港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英国所施行政策的说法，其实是对香港的发展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邹灿基说——
在英国用武力强占香港并实行管治的最初几十年里，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南中国的一个宁静渔岛，蜕变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贮存和转运中心，以及向美洲、大洋洲、东南亚贩卖和转运中国劳工的苦力贸易中心。
据史书记载，19世纪下半叶，经香港输往中国内地的鸦片，每年达数万箱之多，高峰时一年超过7万箱；而从香港贩运往世界各地的华工苦力，每年亦有几万人，累计超过200万人。在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中，英国的冒险家们一个个赚得盘满钵溢，中国人付出的都是血泪斑斑的代价。
在早期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眼里，只有他们才是香港的主宰，华人不过是“一种有用的、低于人类的动物”。在此思想指导下，英国人几乎占据了香港政府的所有高级职位，垄断了立法局和司法机构，并在各主要经济领域享受商业特权。
当时，港英政府公布的有些法律规定，华人凭通行证晚间也不准出门，逢年过节不准在市区吹奏乐器或列队行走，不得举行或参加任何公共集会，不准在港岛域多利皇后街和花园道之间的“欧人区”建造中式房屋。
“这些事情，后来英国人都尽量淡化甚至不提了。但在香港华人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邹灿基说。
香港华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陆达权，1958年怀揣着两元钱，从上海只身到了香港。从工厂的工人做起，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后来成为香港申新联合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如今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如果说英国早期的殖民政策没有使香港社会大幅度进步，那么后来英国的管治是否就给香港带来成功与繁荣？
“香港发展的主要原因不是英国的管治。”有着浓浓上海口音的陆达权说：
到了本世纪中叶，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已经过去100多年，并没有奇迹发生。香港产业结构以转口贸易为主，基本上没有像样的现代大工业。
而陆达权本人，当时正在一家生产商标的工厂做工。一次，有家制作毛衣的小工厂由于资金不足，濒于倒闭。一位朋友将陆达权引见给了这家厂主。
陆达权了解到，工厂办不下去的原因，是厂主将本该用于生产的资金吸了鸦片。经过努力，陆达权找到很小的一笔钱，他与厂主谈判，召集工友开会，工厂恢复生产。
从此，陆达权每天睡在工厂的地铺上，与工友们一起劳动，有时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几个月后，工厂按期完成合同要求的加工生产。
不久，陆达权与合伙人买下了这家小小的毛衣加工厂，他把辛辛苦苦积蓄的5000元钱作为投资入股。
陆达权经营的这家工厂生产的毛衣质量好，价格低，吸引了不少美国商人，他们纷纷找到陆达权，要求订货。于是，陆达权便成为香港第一个向美国大量出口毛衣的人。到了70年代初，陆达权用多年的勤俭积蓄，买下了自己的企业。
陆达权的这段经历，是香港华人用双手使社会走向繁荣的写照。
50年代中后期，香港逐渐由传统的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演进。当时，以出口为主导的香港纺织成衣业先行起步，接着玩具、塑胶、钟表、五金、珠宝加工等行业相继起步，后来又有了印刷、化工、电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70年代初，制造业已取代转口贸易成为香港最大的产业部门，成衣、钟表、玩具、塑胶花、人造首饰等多种产品的出口量居世界之首，香港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地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香港以有限的幅员和资源条件，只用2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工业化（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经历了一至两个世纪），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这个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陆达权认为，是香港华人精明、实干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充分把握住了历史时机。
陆达权解释，香港华人实业家知道本地自然资源缺乏、市场狭小，因而很早就把眼光瞄向世界，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工业结构发生调整的时候，采取进口原材料——加工制成产品——出口海外的办法，进军国际市场。同时不断推陈出新，苦干、实干，终于使香港产品以款式新颖、价廉物美而傲视海外同侪。这个成功，是香港华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主要功臣是香港的中国人
70年代后期到现在，是香港经济真正可以称得上繁荣的时期。繁荣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发挥主要作用，支撑香港不断攀向高峰？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何世柱，笑容可掬地坐在沙发上，表述着他的看法：
“客观地说，在向工业化演进的过程中，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低税制政策，对企业的经营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夸大这些政策的作用，甚至将成功归于主要是英国为香港制定的政策，那就错了。”
何世柱从前做过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现在肩负机场管理局董事、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雇员再培训局委员等公职，是建设香港、管理香港大军中的一员。
何世柱介绍，进入60年代，采取类似香港的发展模式后来也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它们有的摆脱了英国的管治，有的与英国管治根本没有关系。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分析东亚地区的这个现象时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遵从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亚洲人是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办事，并同样稳操胜券”。
香港繁荣，也与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有关。因为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香港繁荣带来了商机。
何世柱说：举一个例子。香港的货柜处理量为世界第一。在目前的年处理量一千二百多万个标准箱中，约有六成的货柜来自中国内地或运往中国内地。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特殊经济联系，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来港设点，客观上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商流、物流和资金集散地。
香港的繁荣主要归功于谁？何世柱以为：“是香港的中国人，是他们凭着不怕吃苦，跌倒了爬起来再干的精神，人人都专注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的苦干，创造了香港经济的骄人成就。”
昨天，香港的中国人靠勤劳和才智，使香港繁荣；明天，他们依然会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勤劳与才智，使香港更美好。“对此，我们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很有信心。”何世柱话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标签：香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