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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值得商榷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绕开生产关系,生产力无法获得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变革现实的生产关系,构造生产关系的新形式。
关键词 主要矛盾 需要 生产关系 生产力
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定论似乎已不证自明深入人心。对此,我认为应作进一步分析考察。
一、需要是无限增长的原始动因。生产力无法绕开生产关系获得发展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下简称“需要与生产论”),是以以下逻辑判断和事实判断为前提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内容;我国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仍然是落后的,低层次的,而社会对人的需要的长期忽视和抑制,造成了人对社会的由亲近到疏离由认同到怀疑,社会再也无法也绝不能够用其他的“革命”形式替代或转移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了;长期的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而轻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又致使社会主义未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优势,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成为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
基于这样的判断,得出“发展生产力”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按照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理解,一事物的主要矛盾,是居于事物发展过程核心和领导地位的矛盾力量。这对矛盾的相互作用,不仅引起自身的发展变化,而且影响和决定矛盾群体中其他的矛盾的发展变化。由此我们设问:“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作用,能否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能否因“需要的满足”迎刃而解?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来都是以生产关系为条件的,两者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的基本动力。而“需要与生产论”以“需要”替代生产关系的位置,作为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是否合理?“需要”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内层联系?生产力绕开生产关系能否获得发展?主要矛盾是过程发展的阶段性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解决的吗?
提出问题,就应当作出相应的解答。问题的中心难点,在于辨析“需要”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层联系以及“需要”在社会矛盾中的位置。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略陈管见:
(一)需要是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始动因。马克思曾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①人的生命需要一开始产生,就开始了满足生命需要的活动,即通过运用手中的工具改变生产对象——向自然索取,与此同时,建立起与人的关系。“这样,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②可以说,是需要构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形式。需要的实现依赖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需要不从属于矛盾的任何单独的一方,而又依赖矛盾的每一方。
(二)需要具有无限增长的特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生产、需要和人的增殖三个要素,是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③需要是原始的,它又是无限的。需要所具有的无限增长的特性,又使得它不可能是某一时期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只能是永恒存在和发展的矛盾的运动的一个基因。它不断地向生产提出新的要求,生产对一切需要的新产生都是被动的,往往不能马上给予满足,此时满足了,新基础上新需要又产生了。因此,生产相对于需要永远是落后的,不可能同步,更不可能超前。而需要总是超前于生产。如果说,需要的增长和生产的落后构成矛盾运动,那么,这个矛盾运动将是无限发展,永无止境的,它既存在于人类社会混沌初始,又存在于人类社会高度文明发达的未来,既可以说永远无法解决,又可说人类随时都在解决着。
(三)生产力当中本来就蕴涵着需要。生产力并不是由其他外力创造的,它始终是现实的有物质文化需要的人创造的。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劳动也是人们的本性。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否本性与本性相冲相克,这样一些有着物质文化需要的人,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与需要相适应的生产力?以至于需要的增长与生产的落后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呢?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人的需要“过头了”超越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另一可能是与生产相伴生的、人们必须建立的生产关系出现了问题,束缚或破坏了在其中运行的生产力,亦即阻碍了人的需要的实现。前一种情况一般来说不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种超越人的现实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已不成其为需要,而是一种“主观意向”,当把这种无边际,无节制的“想象”当成需要,并习惯以此种思维来观察、来判断、来行动,那么,它与现实生产力的矛盾也便成为一种“虚幻”的矛盾。谁要想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无异于在向“外星人”宣战。生产力的问题不能从需要的增长或衰减中寻求解答,只能从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中获得答案。因此说,后一种情况才是现实的。(四)人们在现实中不能以需要来安排生产。尽管需要是生产的基因,但是,人们借以生产的只能是现实的自然条件和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人民的需要,尤其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必然受到现有资源的制约。如果依照“需要与生产论”,强调“从人民需要出发”来安排生产,人的消费水平又以当今发达国家来衡量,那么,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导致“经济过热”、资源浪费、消费膨胀,结构失衡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病,到头来受伤害仍然是生产力。至于那些在消费上盲目攀比,宣扬以高消费刺激生产高速度的现象,更是与国情不符,对社会主义有害的。
综上所述,需要作为构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关系的原始动因,需要的无限增长的特性,需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依赖性以及以需要安排生产的误导性,足以说明,需要替代生产关系的位置作为现阶段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是不合理的。
再从生产力的角度进一步审视“需要与生产论”的缺陷。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和力量。但是,“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⑤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力都不可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自在地发展,它和生产关系同时形成,又必须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并在其中运行。同样,需要的任何层次上的满足,都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依赖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离开生产关系,需要的增长或衰减都不可能直接地与生产力发生作用,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未来社会。试图绕开生产关系,解决生产力问题的愿望和动机,是无法实现的。
二、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与现阶段主要矛盾的重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由基本矛盾连接、贯穿并作为动力的。基本矛盾运动又表现为复杂的多层次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群体的运动。在矛盾群体运动的各个阶段,都会有一种矛盾成为多种矛盾的聚焦点和核心,对其他矛盾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着这一阶段社会的性质,这一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有些情况下可能重合,即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主要矛盾;有些情况下不重合,社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殊的状态。无论重合或不重合,主要矛盾总是基本矛盾运动的衍生与展开,主要矛盾不能偏离基本矛盾运动。解决基本矛盾问题,要从解决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入手。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是重合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理由有三:
第一、制约和影响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的直接因素是现实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现实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又是与现实生产关系的不适应、不完善相联系的,是生产关系部分束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从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入手,这既是基本矛盾又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第二、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看,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还知之不多。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总体性变革,确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生产关系。由于这种变革与当时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总体上相适应,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错误地分析和判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变化,超越现实地过激地变革生产关系,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从此走向一种僵化的模式。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经济体制开始的,进而全面推进,对所有制关系及结构,对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逐步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适应现实生产力的要求。从过程发展看,我们做对的或做错的,都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矛盾展开的。把握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仍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第三、我们判断现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根据主要有两点:生产力较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善。因此,这对矛盾就非常鲜明地成为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变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为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在改革经历了16年艰难的历程,正由上而下,向纵深突破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体制的因素已成为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能依靠生产力的自身的力量自发突破,必须通过构造生产关系的新形式来实现。所以说,能不能胜利地走过初级阶段、实现社会进步,关键是解决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
事实上,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在现阶段重合,并不是一个疑难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已经说明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推论在表述时有有这样大的差异呢?
原因一,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这样“牢固”的认识,生产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已经解决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与生产力相适应,剩下的只是维护和巩固的问题了。
原因二,往往将变革生产关系与改变根本制度联系在一起,似乎一提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就会动摇或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在确立主要矛盾时,在提法上小心谨慎,尽可能避讳“生产关系”将“人民的需要”作为一个方面,似乎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原因三,对“矛盾”本身认识上的种种错误。如,把矛盾的存在看成是社会的反向力量,是消极的因素,没有重视利用矛盾,推动事物的转化发展;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分析不够,而往往以阶级眼光,将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不是依循客观规律,而往往采取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
说到底,仍然是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左”的问题,是姓“社”和姓“资”的问题困扰。
在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中,我们确曾犯过两种“左”的错误:一种是超越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历史阶段合理性,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关系。例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至后来“文革”时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统四纯”,结果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再一种是固守僵化的体制,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例如,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改变的经济体制,因而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政企合一,分配制度的“大锅饭”等,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结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确实遇到了来自生产关系及变革生产关系不当造成的干扰、碍障。矛盾是现实的。我们能不能跨出历史的怪圈。将矛盾化为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呢?
三、主要矛盾的把握与解决:构造生产关系的新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对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考察,如同对待其他问题,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早在60年代,他针对当时的农业情况,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⑥
1979年初,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刚刚启动,邓小平再次谈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明确提出了生产力的落后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的考察亦不断深入,不断具体明确化。他的思路越来越集中到变革现行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现阶段的双重任务。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⑧这里,邓小平所讲的“条件”,就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理解”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发展生产力问题,对要不要依据生产力的要求,变革生产关系以及怎样变革生产关系有不同的理解。“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⑨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仍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并把体制改革视为解放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后来,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⑩
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否定之否定”原理,说明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构造生产关系的新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是一场革命。他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1)他认为,这种“革命性变革”已经表明,我们开始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规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
邓小平深知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准确把握主要矛盾的艰难,解决主要矛盾更艰难。他反复告诫人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
可以认为,邓小平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正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坚定性、彻底性和革命性、引导我们认识并抓住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通过改革开放恰当地解决主要矛盾,才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我们还应认识到,主要矛盾是当务之急,但解决主要矛盾不能急功近利。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形式的构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间断地加快变革生产关系,就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那么,仍可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形式超越现实生产力,破坏现实生产力;如果随着改革的成功,新的体制和新的经济机制建立起来,被解放的生产力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时期,我们就以为,此时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了,不需要再变革了,那么,生产关系及体制仍将会失去生机和活力,重新走向僵化,走向对生产力的束缚,一切又都将重新开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1~1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
⑨⑩(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页,第135页,第142页,第370页,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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