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与东亚一体化前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上海论文,组织论文,前景分析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6）01—0033—05
区域化作为全球化的伴生物，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迎接全球化的到来做准备，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减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联合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全球化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合作就是必然的，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也是必然的。如果这一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那么上海合作组织与东亚最终实现一体化，在理论上是无可置疑的。另外，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既参与了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同时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是中国把东亚与中亚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合作组织与东亚最终实现一体化，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但是，究竟东亚（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与中亚这两个地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一体化，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其前景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进程形成客观的认识。
一
考察中亚与东亚实现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可以发现，这种一体化的趋势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两个地区一体化的参与者，还因为这两个地区存在着许多相互依存的条件；同时也不难发现，要真正实现一体化还存在许多障碍，其条件还很不成熟，对其一体化的进程要有足够的耐心。
（一）两个地区间存在着相互需求、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
第一，地位决定命运。从中亚到东亚，除日本以外，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少数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均不能扮演主角，而且在参与过程中均面临着巨大风险。因而，借助地区合作机制取长补短、增强实力、规避风险是这两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而且相近的地位也有利于它们保持一种基本平等的相互关系，并凭借这种平等关系去应对来自地区外的不平等要求。
第二，生产要素互补。这两个地区在资金、技术、资源、劳力、运输通道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总体上，东南部的资金、技术、劳力、海运强于西北部；而西北部的资源、陆运、重工业优于东南部。这两个地区一旦实现一体化，不仅可以减轻对其他地区的依赖，而且能增强与其他地区的竞争力。
第三，面临共同威胁。印尼巴厘岛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恐怖主义活动，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组织”和我国新疆地区与中亚交界的“东突组织”，印支半岛和中亚的毒品“金三角”和“金新月”，南中国海的台风和戈壁滩的沙尘暴，东南亚的海啸和东北亚的地震，东南部的水灾和西北部的缺水，还有威胁着整个地区的“非典”和禽流感等等。只有当两个地区的国家都联起手来，才能更好地应对地区安全所面临的共同威胁。
上述向心力表明，东亚与中亚各国对外来威胁、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着形成共识的基础，而这是走向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之一。[1]556—557
（二）两个重点不同且分别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体化进程在短期内难以合流
第一，从一体化的进程看，无论是东亚，还是中亚，一体化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东亚合作从1997年12月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为应对金融危机而举行第一次峰会至今，已经走过了8年历程。有中国学者把“10＋3”仅视为一种有合作成效的“对话机制”[2]，也有学者把它视为从“功能性合作”向“制度性安排”转变，其依据是“10＋3”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执行机制，即：首脑会议（“10＋3”，三个“10＋1”，中日韩）、部长级会议（财长、外长和经济部长等）、高官会议（司局一级官员）。[3] 但必须指出，迄今这些机制仍体现了一种以东盟为“主”，以中日韩为“客”的“主客关系”，还不能把它视为“东亚一体化进程”，而只能看作是一体化的前期准备。2004年11月，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决定，2005年12月举行历史上首届“东亚首脑会议”，并明确宣布把“建立东亚共同体”当作一项“长期目标”。[4] 换言之，随着“东亚首脑会议”的召开，东亚一体化进程将正式启动。
中亚地区进入一体化状态比东亚地区要快一些。从1996年4月形成“上海五国”，到2001年6月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仅用5年时间，就从“功能性合作”转入了“制度性安排”。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完成了组织的初创工作，建立起国家元首理事会、政府总理理事会、外长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等机制，但真正的一体化工作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要求两个自身刚刚开始一体化进程的地区马上走到一起，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二，从一体化的方向看，东亚地区的重点在经济，而中亚地区的重点在安全。2004年11月的“10＋3”峰会，确定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超出了当年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但迄今“10＋3 ”在政治领域还只是“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和理解”，仍“以经济合作为主题”[2]，“经济是东亚合作的主要领域”。[5] 在金融领域，通过“清迈倡议”建立了地区货币互助互换机制，即通过签订双边协定，在缔约一方出现资金困难或受到资本冲击时，另一方提供援助。在贸易领域，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东盟与日本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确定了到2017年最终建成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时间表；同时，日韩之间、中日韩之间也在为实现自由贸易安排、紧密经济合作而进行努力。鉴于东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众多，且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千差万别，参加2005年山东威海“东亚投资论坛”的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在建设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先搁置政治分歧，在经济合作方面先行一步。[6]
上海合作组织虽然把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称作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但中亚地区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各国必须把合作谋稳定放在第一位，经济合作显然不如安全合作那么有声有色。还在“上海五国”期间，成员国之间就建立了“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措施”，达成了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宣布组建地区反恐机构，具体落实打击“三股恶势力”的任务。就在这一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边境地区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2003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了代号为“联合—2003”的联合反恐演习，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其余成员国都参与了演习。反毒品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合作领域，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签署了联合打击非法麻醉品交易的协议，明确规定地区反恐机构将具体从事反对毒品生产、运输和交易的工作。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该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以贸易为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从2000年上合组织成立前的18.13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8.43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近2倍；中俄贸易也从80亿美元上升到210亿美元。但相比较而言，不如安全合作那么有效。尽管2001年六国政府总理签署了《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年又签署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但大量工作仍集中在文件的制定上。2004年，中方承诺向成员国提供9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但落实项目的速度十分缓慢。要求两个合作方向各有不同侧重点的地区在短期内实现一体化，也同样是不现实的。
二
从“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看，这两个地区合作机制要走到一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共同体”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轮廓已基本清晰，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还不能完全预测
“东亚共同体”首先成为经济共同体是比较现实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东盟协会会长顾秀莲已公开表示，“经济是东亚合作的主要领域”。[5] 这符合东亚合作的现实状况。近年来，东亚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现在其经济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3％，外汇储备占世界总量的64％，市场规模、技术力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与其他地区相比则是各有所长。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东亚区内贸易占到东亚总贸易额的50％以上，区内投资占东亚经济体引资总额的2／3左右。[6]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东亚经济与投资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与东盟签署的协议，韩中日将分别在2009年、2010年和2017年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为“经济共同体”先行一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符合先易后难的一般规则。
但是，即使东亚一体化以经济为先导，仍然存在许多困难，该地区没有区域合作的历史，区域合作的认知也很弱，更何况还存在着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复杂的问题。
第一，国情差别大。这里既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有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更不用说它们在政治体制上的千差万别。在如此复杂的地区内要形成“共同体”，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东盟内部可能分化。东盟已是自由贸易区，而东亚共同体又不是在东盟基础上的简单扩大，而是一种全新的地区机制，东盟现有机制将遭到冲击，其内部分歧可能加大。第一次东亚峰会还未召开，同盟内部已产生分歧，马来西亚、泰国等大力支持，而印尼和越南则担心“会议主导权被中日韩，特别是中国掌握”。未来的共同体很可能分成几个集团，变成一个松散的地区机制。
第三，共同体的“主心骨”难以形成。“要使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取得成功，必须由一个或几个愿意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去推动一体化进展的主要政治实体来领头”。[7]391 欧盟成长的经验表明，一个地区机制必须有几个发挥核心作用的国家，就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在东亚共同体中能够扮演这种角色的当推中日韩，但它们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存在发展、战略、安全以及历史认知上的巨大差别，它们的关系不顺畅，必然影响地区合作进程。
第四，外来干扰也不可忽视。美国决不允许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旁落，更不会让东亚共同体成为另一个欧盟。它在东亚有日本那样的盟国，还有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它拥有发挥影响力的各种手段和渠道。在首次东亚峰会的成员构成问题上，新加坡就主张拉美国一起参与。[2][8]
总之，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即使最初只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不会一帆风顺，必然经历许多艰难曲折，必然伴随着许多尖锐的斗争。这是一个缓慢的、逐步磨合的进程。
（二）上海合作组织全面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景比较明朗，但经济一体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虽然这些年来，经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中亚安全形势有好转，但仍存在众多问题。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骚乱，都表明这个地区政局并不稳定，极端恐怖势力仍有市场。与此同时，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比塔利班时期增加了30％，罂粟产量从2002 年的3400吨增加到2003年的3600吨，阿富汗毒品的96％运往欧洲，而中亚是重要通道之一，据估计中亚约有百万人从事毒品交易活动。[9]45—46 因而，维护地区稳定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头戏”。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在阿斯塔纳峰会上强调， 加强地区反恐仍是该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并要求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把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纳入工作计划。为了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上海合作组织将进一步加强情报交换、人员培训、司法协调、技术交流和联合演习等工作。
经济和人文合作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既定方针。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合作也被2005年的首脑会议列为与反恐合作并重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在具体操作中仍然面临许多困难。
第一，中国的精力和能力有限。除中国以外的其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实际存在着许多合作机制，如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等，但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仍抱有浓厚的兴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参与。尤其是中亚各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对中国抱有较高期待，希望通过合作带动其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均不足，不能满足中亚各国对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所有需求。
第二，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积极性不高。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以2002年为例，尽管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仅为9％，但俄罗斯在乌、哈、塔、吉的对外贸易中分别占到25％、39％、43％和47％。[9]56 各国之间实行低关税，而俄哈之间则已开始实施无关税。在它们之间，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价格往往比国际市场价格要低数倍。它们之间的人员往来基本不受阻碍，中亚各国共有上百万人在俄打工，俄哈之间甚至恢复了免签证制度。而且，到目前为止，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都要经俄境内的管线。所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加强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挤占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对其经济实力构成竞争和挑战。
第三，中亚各国的差距较大，各方要求有异，经济一体化起步较低。目前，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只有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吉是中亚各国中经济总量最小，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2004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均产值已接近2700美元，而同期的乌兹别克斯坦为475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为421美元，塔吉克斯坦仅为310美元。各国产业结构也有差异，哈、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丰富，哈工业比较发达，乌则盛产长绒棉；塔、吉以山地为主，水资源较丰富，但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因而在海上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经济合作难度较大。2003年9月， 各国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4年9月，又通过了《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确定了11个领域、127个项目，突出了能源、通信、交通和农业等4个合作重点。然而目前各方只能从运输和贸易的便利化方面入手，确定在海关通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等优先领域启动便利化进程。[10]
总之，在未来一个阶段“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仍将分别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前者偏重经济合作，后者偏重政治和安全合作，两个组织之间的利益重合面较小，开展深度合作的可能性不大，走向一体化的路程更远。
三
尽管我们认为，东亚和中亚的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并非表明我们现在就无所作为，相反，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推动东亚和中亚不断接近的路线图，以加快这一进程。
（一）保证两个地区合作机制的健康发展是前提
所谓“健康”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全面性。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还是未来的东亚共同体，都应是全面发展合作关系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尽管目前在某个领域的合作有一定困难，但这些地区机制的发展方向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生态等涉及各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两个地区组织之间才能找到更多的合作点，以逐步推动一体化进程。
第二，平等性。首先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平等性。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搞主权让渡”[2] 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让全体成员在部分主权让渡后能够感受到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1]556 这就要求组织成员之间的地位平等。 笔者同意罗伯特·吉尔平的说法，在一个地区组织中需要有几个“领头”的国家，这是保证组织平稳发展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领头”国家就拥有特殊地位，相反，一定要保证在组织机制中成员国地位一律平等。同时，这种平等性还应该体现在地区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不能以地域大小、人口多寡、经济实力强弱等作为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只有相互平等对待，才有可能互相融合。
第三，开放性。从“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现有机制看，这两个地区性组织都具备开放性特点。东盟从原先的6个成员国逐步扩展到10个成员国， 而且成员国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其包容性是很强的。后来，该组织又以“10＋1”的方式逐步扩展到“10＋3”，更突出了其开放性。 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该具备开放性的前提条件。上海合作组织也同样具备开放性特点。它在成立之初就宣布，这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实践也证明了其开放性，成立以来的短短4年中已经吸收了4个观察员国，而且包容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矛盾较深的国家。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会继续扩大观察员国的范围，而且还会扩大成员国的范围。只要两个地区机制都实行“开放的合作主义”[2]，那么东亚与中亚早晚会走到一起。
（二）推动两个组织之间的交往是一体化的保障
这种“交往”应该表现为：
第一，在内容上，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功能性合作开始，逐步扩展到制度性安排。从当前来讲，可以在打击非法毒品交易、跨国犯罪、抗灾害、抗禽流感等领域开展合作，而且可以从经验交流开始，逐步发展到情报交换、人员培训、司法配合、联合行动等等。在经济领域则可以从联合举办经济论坛开始，或者以两个组织的名义分别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推动两个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大型项目的相互参与。
第二，在形式上，可以相互确认观察员地位，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为特殊伙伴关系，并在这种特殊伙伴关系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些单项的合作机制，随着合作内容的不断扩大，把单项合作机制逐渐扩展为多项的机制，最终实现两个地区机制的一体化。
第三，在方法上，应充分利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国广袤的土地在地理上把中亚和东亚联系在一起，中国又是唯一同时参与两个机制的成员国，中国以其实际影响力能够在两个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因而中国是两个组织之间名副其实的桥梁和纽带。只要发挥好中国的桥梁作用，就能加快东亚和中亚两个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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