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诗歌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卫兵论文,概说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化大革命”最初三年（1966－1968年），中国大陆文坛被压抑得毫无生气的时候，却涌现出了组织松散的红卫兵文艺大军。这支大军象他们当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指点江山”、横冲直撞一样，在文艺界也是任意“激扬文字”！他们纷纷办报，据有关资料统计，这种不正规的小报，全国恐怕不下数百种。在这些报纸上，他们纷纷发表政论文、散文、戏剧、散文诗、诗歌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艺景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红卫兵文艺”，以便与后来的“工农兵文艺”、“知青文艺”相区别。这种“红卫兵文艺”没有具体的理论主张，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文艺社团（红卫兵是政治组织，不是文艺组织），因此，它绝不是什么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有的只是纵情挥洒，一蹴而就。虽然从中可以看出它的幼稚，甚至找出上百条缺点和不足，但从整个文艺的发展史来看，它为我们准备了一支文艺队伍，且是一支年轻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在以后的“知青文艺”乃至新时期文艺中，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但是，由于它的松散性，故有人据此称之为“地下文艺”，〔1〕 但我觉得它做为一个时期的文艺代表，理应成为“地上文艺”。
在“红卫兵文艺”中，以红卫兵诗歌为主，可以说，红卫兵诗歌是“红卫兵文艺”的代表。
红卫兵诗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但长久徘徊于“童谣”和“打油诗”的阶段。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特别是一些有所作为的老红卫兵（初期红卫兵）的“引退”，用写惯大字报的手转而写诗歌等文艺作品，使得红卫兵诗歌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诗歌作品中，最早出版的恐怕要数《火炬颂——新华工抗暴文艺专辑》。它成书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11月。主要表现“7·20 事件”前后武汉市及湖北省大乱特乱的社会情况。正如“编后”所宣称的：“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诗集，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记录下来的光辉文学。她是江城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的红色履历，她是无数革命闯将用鲜血谱成的壮丽的篇章。”内收诗歌36首（外加一序诗），另有“造反锣鼓”、“鼓词”、“对口词句”、“独幕话剧”各一篇。作者皆为武汉各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诗歌“洋溢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深情，铭刻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刻骨的阶级的仇恨”。这确实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其次，南京中学红卫兵《战地黄花》编辑部编辑出版了诗歌选集《战地黄花》。诗歌集虽然没有标明出版日期，但据其前面的“小序”可以得知，当是在1968年编辑出版的。“编后记”介绍：“这本诗选从创作、编选以致装帧设计全部都是由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完成的。”诗选共收诗歌61首（含散文诗）。主要“歌颂这革命造反的时代和这革命造反的乾坤”。在“小序”的结尾满怀深情地宣称：“让这几束战地黄花献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吧！”
如果说这两部诗选都是地区性的话，那么《写在火红的战旗上》则是面向全国红卫兵诗歌而选编的。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胜利曙光，前进——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诗选从1968年7月开始编选，历时5个月于1968年底付印出版。在“后记”中，《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特别指出，此诗选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并提供了“不少便利”。这说明该诗选的出版也曾得到“官方”的默许。由于红卫兵从1968年7月后，因“工宣队”、 “军宣队”进驻学校参预学校的管理而突然中止了活动，故这本诗选的编辑出版还带有对整个红卫兵诗歌运动总结的性质。
诗选内收“文革”初期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的红卫兵诗歌98首。分为8编：红太阳颂（11首）；红卫兵歌谣（31首）； 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27首）；夺权风暴（5首）；长城颂歌（5首）；献给工人同志的诗（6首）。 诗选的扉页上也写有：“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综观三个选集中的红卫兵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它既不同于前代专业作家的文艺创作，也有别于此后涌现的“工农兵文艺”和“知青文艺”，而有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首先，热情歌颂毛泽东。
三个诗歌选集的开头部分都是献给毛泽东的颂歌。在“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可谓多得不可胜数。但红卫兵却有其突出的特色。如“多少次梦里到北京，／紧紧扑到您的怀中，／温暖的双手抚摸着我，／激动的热泪湿衣襟。”（《火炬颂·红心献给毛主席》延安大队 刘赤）表明了红卫兵对毛泽东有着“父亲般”的依恋与深情。
又如“钻天扎地一棵松，／顶天立地一座峰，／掀天揭地东海浪，／改天换地毛泽东”。（《战地黄花·改天换地毛泽东》佚名）该诗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写出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巨大能量。
如果说，这是笼而统之地歌颂毛泽东的话，红卫兵还善于抓住一些具体事件如毛泽东的诞辰、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像章等来纵情歌颂毛泽东。
“旧社会的死期——／十二月二十六号，／新世界的生日——／十二月二十六号，／啊，这一天的日子，／多么红艳，多么崇高！／帝修反颤巍巍的手，／要把这一天抹掉。／呸，蠢才！／太阳的诞辰，／宇宙的盛日，／遮不住，抹不了！”（《战地黄花·欢呼您，太阳的诞辰》）诗歌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歌颂毛泽东的伟大诞生。
《我见到了毛主席》（张传镦）一诗，则写出了“我”见到毛主席时的幸福情景，“霎时间，天空中，云裂霞漫，／《东方红》的歌声多么雄壮，／一轮红日升起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呀我看见了您——／一丝春雨润透了我的心，／一阵东风把我的全身吹遍！”“擦不干激动的泪花，／平不息沸腾的激情”，最后，只化作钢铁般誓言：“我要一辈子作毛主席忠诚的红小兵，／一辈子当革命英勇的闯将，／生为毛主席生，战为毛主席战，／把红卫兵殷红的热血呵，／洒在阶级斗争的疆场上！”在那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代，“我”的这种情感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写法上也颇有讲究，运用铺垫、描写等手法，注意渲染气氛，描绘场景，以表达自己那种特殊的情感。
至于毛泽东的著作，当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力。湖北有一首红卫兵歌谣这样写道：“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对于毛泽东像章的赞颂更为突出。象《毛主席像章赞》：“戴着你呀，我们的心，／永远合着毛泽东思想的节拍跳动，／戴着你呀，我们的血，／永远和着‘东方红’歌声的旋律沸腾！／戴着你呀，我们的胸内，／翻腾着四海的风云，／戴着你呀，我们的心中，／震荡着五洲雷声！”（《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普通的一枚像章，竟有这么大的威力！当时人们对毛泽东像章十分崇拜。不论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几乎每个公民都有至少一枚毛泽东像章。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的一个农民，为了表现自己不平凡的“三忠于”行动，竟然刺穿了胸前的皮肉，带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而且整整达三年之久。〔2〕
总的来说，这类颂歌感情真挚，讲究形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红卫兵诗歌中的“雅歌”。
红卫兵诗歌在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之情的同时，还表达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刻骨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幼稚的、错误的。但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洞悉其中的奥妙呢？即使洞悉也是时代潮流不可挡，至多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已。因此，对这部分诗歌，我们要具体地、历史地去对待。
其次，直接描绘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战斗生活，反映那个大动荡时代的社会风貌。这是红卫兵诗歌最值得注意的方面，它们不仅具有某些文学上的意义，而且可以作为历史的参照。这部分诗歌作品，可分为三小类。
（1）.直接描写红卫兵造反斗争生活的。如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反干扰”、破旧立新等。请看《战地黄花》中的“造反者日志”，共12则，基本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造反斗争的整个风貌。
第1则，《杀上台》，写“一张革命大字报，／中黑帮要害。 ／老爷怒，／蹦上这讲台，／‘老子就是党，／谁敢胡来？’——／‘我’！／‘我’！／多少革命小将，／齐刷刷站上台。”并报告毛主席，“您的红后代，／高擎语录——／从此杀上台！”诗歌通过一个典型场面的描绘，表现了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动情绪。一个“杀”字，则充满了火药味，真是出手“不凡”！
第2则，《辩论》，再现了当时“大辩论”的场面。 “掏出红语录，／‘嗖’的一声窜上前。／辩！／辩！／辩得你落花流水！／辩得你断刀折剑！”真是唇枪舌剑，气势汹汹。“掏”、“嗖”、“窜”等动词的运用，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接着，又富有挑战性的“喂，问你们，／还有谁敢上前？／黑党委，休躲幕后，／好样的，前面来见！／还许你：／撒赖、诡辩！”口气之大，咄咄逼人。最后竟趾高气扬地“去！去！老爷，／看你好不可怜！／本来嘛，／谅你们岂是对手；／睁开眼：／我们是在——／为毛主席发言！”这一点让红卫兵言中了。毛泽东也曾坦率地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 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一位美国教授说：“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3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叹息：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其他人哪能“辩”得过红卫兵？
从第3则《粉碎经济封锁》到第7则《答黑党委“审讯”》，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对红卫兵活动的约束。可是，在红卫兵眼里，“造反无可阻挡，／新的大革命嘛，／就要新的‘南泥湾’！”真是大言不惭。而且，声称造反派的骨头是钢铸铁锻，决不弯曲。“要血，／一腔滚烫！／要泪，／半滴不淌！／‘检讨书’吗？／抱谦！”还扬言“谁笑到最后，／谁才最好看”。
果然如红卫兵所言。由于毛泽东的支持，红卫兵迎来了所谓的“黎明”（第9则）。接着就热情地欢呼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把它称赞为“毛主席一炮定乾坤”！（第10则）
第11则是《万里大串联》，第12则是《联合大夺权》。至此，红卫兵终于明白造反的目的就是“夺权”。并描绘了夺权后的“灿烂”前景：“让天，成红色天，／地，成红色地，／让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闯将！”可现实表明，红卫兵成为“红色闯将”只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真是冤哉枉也！
（2）、表现造反派与“保守派”尖锐对立， 并发生武斗乃至流血事件。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泛滥，各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间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他们各自标榜，相互谩骂，冲突不断升级。特别是“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后，武斗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像武汉红卫兵从响应上海“一月风暴”发出著名的“2·8”声明开始，中经“4·29”“7·15”等几次重大流血事件，到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造反派各组织与所谓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并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火炬颂》可谓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
诗选围绕着当时“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斗争场面，展开了具体而生动的描绘。先看《挡不住的洪流》，在诗前的题记中宣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日趋猖狂，革命造反派横遭迫害，我红司（新华工）战士怒不可遏，三月二十四日，集数千名战士自动组织起首次反复辟大游行，行程六十余里，揭开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序幕。”诗作运用了一系列排比句式，抒写了游行者们不顾一切的疯狂情绪，“整齐的队伍！／愤怒的队伍！／钢铁的队伍！／徒步跋涉数百里路，／革命的洪流挡不住！”一开始就先声夺人，仿佛把读者带进了那种疯狂的情境。红卫兵为何如此张狂、执著呢？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资本主义的复辟逆流，他们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象这种表现狂热的游行场面的诗作还有不少，此不一一列举。
直接描写夺权斗争最突出的是《权》（十六字令）。该诗也有个“题记”，声称“陈再道之流扶助我院保守势力‘乌拉希’，妄图从我们革命造反派手中反夺权。我们的回答是：权，我们掌定了！对于‘乌拉希’之流，权，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立场之坚，口气之大，亦属罕见。当然，红卫兵造反派们“夺权”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毛主席创江山，／红彤彤，／万代色不变。”
诗选还写到红卫兵造反派们组建了111兵团和181兵团， 合称为292部队，构成红司（新华工）“文功武卫”的中坚力量。他们号称以刘胡兰、董存瑞、欧阳海为榜样，在江城的大街小巷左冲右突，“当革命需要我的时候”，“那怕长矛对准我胸口，／那怕枪口对准我的头颅”，“新华工战士决没有半点迟疑”，“革命造反派决不低下高贵的头”！
这样，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结果是“革命小将的血染红了航空路”（《血的大字》大喊大叫战斗队）。是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多少青春生命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天读来，着实让人扼腕叹息。
（3）、悼念在武斗中不幸遇难的战友。
死，对于红卫兵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死有什么了不起”！红卫兵，生，愿做毛泽东的红小兵，死，愿做毛泽东的红小鬼（《死有什么了不起》黄以和）。但是，对于武斗中不幸遇难的战友，红卫兵还是用诗歌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如《献给李长亮、王兴汉烈士》，《战地黄花》中的《醒醒吧，我们的战友——悼孙昆仑烈士》《写在火红的战旗上》中的《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雄牺牲的战友》等。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因而死得其所。故写诗不仅是为了怀念死者，更主要的是在激励生者。诗歌的基调是哀而不伤，催人向上，呈现出悲壮的特色。《妈妈，不要悲伤》在劝慰一位在武斗中死了儿子的妈妈时，虽充满着斗志昂扬的基调：“妈妈，不要悲伤！／你的儿子并没有死／他的全身都化成了热和光！／你看他那微笑的嘴唇，／仿佛还在把语录歌高唱；／你看他那握紧的拳头，仿佛还准备奔赴战场！”但是，诗作者已把目光从社会转向家庭，从儿子转向母亲，与一般的红卫兵诗歌相比，视野大大扩展了。因而，审美也由单一转向复杂。在激昂的旋律背后，让人隐隐感觉到了沉甸甸的悲情。人们不禁要想，为这场莫名其妙的内乱失去儿子的妈妈，能不悲伤吗？这恐怕是涉世未深的红卫兵体味不到的。
这类诗歌的突出特点是紧扣时代的风云，纵情描绘红卫兵曲折多变的战斗生活。诗歌多用短句，辅之以排比、对比、比喻等修辞手法，使诗歌具有一以贯之的气势和很强的感召力、鼓动性。但由于红卫兵的行为多野蛮、粗暴、不讲道理，往往出言不逊，故诗歌语言显得横蛮粗鄙，尤其是红卫兵歌谣最为突出。如：“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这种由政治批判转为人身攻击的诗作，在红卫兵诗歌中也不在少数。由此，也可以让人们领略到一些“文革作风”！
再次，就是红卫兵献给工人、解放军等的诗。
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受“造反有理”、“破字当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理论的影响，随着红卫兵造反组织的不断涌现，工人造反派、部队造反派也相继纷纷成立，以支持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因而，红卫兵对工人、解放军造反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欢迎他们与自己并肩战斗，拥护他们做自己的坚强后盾。在具体“战斗”中，红卫兵更见识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工人的拳头工人的臂，／工人阶级的铁手挥铁锤，／把老大老大的铁渣子，／用工人的大手全粉碎。”（《战地黄花·献给工人同志的诗之一》），因而由衷地赞美工人造反派为“中流砥柱”。（《战地黄花·中流砥柱》王金良）
对于解放军，红卫兵有更清醒的认识：“有子弟兵坚决支持啊，／一切魔鬼都将在人民面前灭亡！”“千万杆红旗向亲人频频招手，／千万座楼房向亲人点头笑望……”（《火炬颂·欢迎亲人解放军》一兵）。所以，红卫兵欢迎解放军，“就象当年苏区人民迎接红军一样”。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之所以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恐怕主要还是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有解放军这个坚实的靠山。当然，这一切又都是服从于毛泽东的指示的。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红卫兵诗歌在赞颂毛泽东，欢迎工人、解放军，抒写自己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浴血斗争的经历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旗手”——江青进行了赞美。象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红卫兵颂江青》（狂飚、满江红）〔4 〕就是富有代表性的一篇。全诗约2000字，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借用斯大林称赞捷尔任斯基的话——引者注），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接着，诗作从京剧革命到整个无产阶级文艺领域，从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到对红卫兵的关怀等方面对江青进行了尽情的吹捧。最后竟把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歌颂你，就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怎能不仰望你啊，伟大的江青！”让人感到不伦不类，因而有人称此诗是中国文坛上的历史“奇文”。〔5〕
类似的作品还有诗歌《鲁迅——江青》（卫鲁江），〔6 〕该诗把江青吹捧成与鲁迅并驾齐驱的“文化革命的伟人”、“空前的民族英雄”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这种吹捧是否属实，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不过，从此人们不难悟到为什么只有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到攻击的些许奥妙。这两种诗歌在艺术上与第一类大同小异，只是“奉迎”的色彩更明显了，不论是真心的还是曲意的。
总之，红卫兵诗歌是“文革”初期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一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红卫兵诗歌便是这种“新文学”中的第一个产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卫兵诗歌总体上是一种典型的造神文艺。它充满了宗教式的狂热和令人悲哀的殉道精神，兼之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都持虚无主义态度，而代之以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和打、砸、抢、杀的内容，使“文化”“语言”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使文风偏向了粗野、蛮横、霸道并充满血腥气，从而为“帮派文艺”甚至“阴谋文艺”的出笼开了先河。这些诗作除了起认识历史的作用外，恐怕已毫无文学的价值可言。
当然，我们对任何历史现象又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分析、归纳。红卫兵诗歌中也有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的批判，〔7 〕一些老红卫兵还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运动的厌恶，公然宣称为“逍遥派”，〔8〕甚至有些诗歌还点名批判江青、陈伯达及其中央文革小组，〔9〕……这在当时是需要眼光和胆识的。加之红卫兵诗歌作者都是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大中学生，且描写的都是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真实感受，并注意遣词造句，讲究诗歌形式。因此，少数诗作也还有一定的意义和艺术水准。对此，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1〕〔5〕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2〕〔3〕金鸣：《“文化大革命”史稿》，第2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4〕《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6〕《战地黄花——南京中学红卫兵诗选》。
〔7〕《战地黄花——水调歌头·狠批“自来红”思想》。
〔8〕《战地黄花——一个逍遥派的自白》。
〔9〕《战地黄花——我们回来了》（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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