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方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要建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运行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合理的利用各类资源，做到可持续发展。而人与人的和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和谐乃至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如何结合国情有效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就需要从理论上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在实践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①
一、科学发展观与适度经济增长
传统发展观是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标志。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往往表现为对GNP和高速增长目标的强烈追求。但是，无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业已昭示，这种单纯片面追求GNP增长的发展战略，并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发展，也并不一定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使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以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显著提高。相反，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发展最终难以持续。
我国50多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指标，偏重于产值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是投入和消耗越高，成本越大效益越低。经济虽然出现了高速增长，但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除反而有强化的趋势，经济增长中的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比较低，②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础层的市场体系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法规不完善，等等，使得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和整体素质改善与提高的幅度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很显然，一味强调增长的高速度、超越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经济发展阶段，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变、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国民经济总体效益低等现象。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经济增长只是指社会财富的增长、生产的增长或产出的增长，③ 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所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它不仅包括产出的递增，而且还包括投入产出比例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需求结构的高层化、文化教育普遍化、生态环境优美化、科学技术先进化和生产生活服务化以及政治制度民主化等等。可见，经济发展在外延上大于经济增长，在内容上更为广泛地触及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诸多方面。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前提，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经济发展，但是并非经济高速增长必定带来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经济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及结果。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发展观，试图通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来避免因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正因如此，1995年9月世界银行宣布，将采用一种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计算国民财富的新方法，以取代传统的只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量论贫富的方法。④ 这种新统计法可以表明一个国家在改善其人民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并给以其长处和不足两方面较清晰的图画，这有利于防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确定科学的、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依据。在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按照上述现代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只有在保持国民经济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早在1989年在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性时就明确指出，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取代一切，“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⑤ 胡锦涛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⑥ 这是因为，一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客观性，主要受到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制约。一般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空间大，只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发展条件，如体制、组织、管理、资金等，经济就可能发展比较快；而在经济趋于成熟阶段，则发展速度相对慢，因为这时经济基础增大，经济发展空间缩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发展主要依靠技术的提高，发展难度加大。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规律、技术进步的发展规律以及管理水平提高和人们观念的转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
从经济变迁而言，稳定是一种经济秩序和发展状态。社会经济能够稳定的协调发展，各种主要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合理及高级化，那么，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快；如果总量失衡或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呈强态势，过剩和紧缺并存，社会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也是不会理想的。在现实中，国民经济总是以一定速度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自然灾害、体制变迁和某些突发性随机因素以及政府的干预，发展速度年年会有所不同。从世界各国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如果经济变化升降幅度不大，就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稳定的；反之亦然。稳定还有一个速度问题，如果是保持快速发展且波动不大，就是快速稳定发展。而快速稳定发展，即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且又能稳定持续发展，可以用较短的时间来完成先行工业化经济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使工业化进程缩短，这对后起工业化的发展中我国来讲是需要企求的。
讲稳定还要看长度，即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至少要求在5年至10年期间或更多，时间短了经济发展速度就来一次大波动，这不是稳定发展。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低速度稳定发展易维持较长时问；平均经济增长取中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比较好；快速稳定发展维持时间长则很难。而且先行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比后行工业化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尽管一个国家本来很贫穷，但只要在经济上做到持续、长程稳定发展，就能在较短时间里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中等或发达国家行列。如韩国在60年代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从1960年到1989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7％，经过30年的长程稳定发展，现已成为富有国家之一。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要能尽快实现“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的是摒弃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唯一目标的传统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⑦ 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尽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长程的发展，积极推动经济的适度增长。
所谓适度经济增长，即是相对最优的经济发展速度，⑧ 其主要包含二层意思：一是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既不能增长过高以至超过国民经济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条件，也不可增长过低以避免社会和经济资源闲置。特别要注意的是，国民经济资源的“承受能力”不仅是就当前一个生产周期而言，也包括后续各个周期乃至更长，简言之，当前与将来。二是这一经济增长率既应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可能达到的，又应能满足资本扩充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和基础的。
根据我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具体确定适度经济增长率时，除了参考以往历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外，至少还应注意到五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应与当时资金、资源、市场、技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相适应，因为经济增长的快慢将主要取决于当时诸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和国内外市场的容量。其二是应能带动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在原有结构和技术基础上的简单数量扩张。其三是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保持速度和效益增长的一致性。其四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避免以牺牲未来和长远发展为代价，获取超越客观实际的短期速度。其五是这种经济增长率必须是有较高质量的，是剔除用美元现价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的通货膨胀因素，所得到的用美元不变价格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即有价值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既然经济发展是客观的，发展速度是有规律的，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我们就不能规定一个发展速度，并且按照这个速度去组织经济，更不能人为地强使经济发展按规定加快或放缓，以及将其完成情况作为唯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样不仅会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而且会丧失发展机会。人们可以改善经济运行的环境、条件，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加强经济协调和管理，但不能规定经济发展速度，只能预测。各种规划、计划发展目标，应当以预测为基础作参考。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最重要的任务是，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各种制度的变革和完善，为经济发展顺利实现创造条件，促使经济保持协调发展。只要经济始终保持协调发展态势，有秩序地运行和良性循环，无论是否达到还是超过计划目标，都应该是好的，需要保持下去。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适度经济增长实现方式
要实现“十一五”规划及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有效地贯彻实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⑨ 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国在今后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选择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度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经济增长采取什么方式，既取决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总体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同时受到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形式是可以选择的，但其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历史起点却是不可选择的。
我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发展战略，实行侧重扩张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对于当时处于一个总体素质不高、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后起工业化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国外压力、国内的落后与贫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唯一的选择，具有客观性，也是不可逾越的。同样，经过55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8年来的飞速发展，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实现了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从而使我国进入了大规模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的经济成长阶段。特别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选择性也将随之增强，既要求商品数量的满足，更要求质量、档次的提高，扩大商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同时，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资源和资金供给相对不足，资源开发的难度加大，开发成本也会继续增加。这就从总体上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了要求，原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要求向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侧重效益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是：（1）经济增长效率高，主要表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高；（2）国际竞争力强，主要表现为产品及服务的质量高而成本低；（3）通货膨胀率低，即通货膨胀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低，或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程度小；（4）环境污染程度低，即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面小和污染率低。因此，选择效益集约型增长方式，一可以缓解资源、资金供给制约与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增长的矛盾，从根本上抑制需求过旺、成本攀升，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有效做到经济建设与保护资源和环境相统一；二可以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经济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三可以较快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以及科技素质、产业素质和企业素质，适应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
应该看到，国民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性、动态性的标准，市场竞争已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竞争，所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只有在不断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总量，才能逐步提高现代化水平，实现经济质量优化和升级，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正因如此，邓小平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已指出：“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⑩ 并且反复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11) 即必须依靠提高效益，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路子，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机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使用成本不同，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同，从而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主要是通过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主体行为模式达到的。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并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政府负责所有市场中介经济活动，直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由国家统负盈亏；政府只管投资，对回报率和回收率缺乏刚性要求；既无有效的激励，又无硬预算约束。在这样的体制下，带来的是追求速度、数量扩张、投资饥渴、效益低下，从而内在规定了其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要改变这种由体制变量内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重要的是变革这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指出：“长期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2)“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3)“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4)。
毋庸讳言，虽然早已提出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多年来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其症结和制约因素还是来自经济体制，特别是主要靠政府配置资源，争投资争项目而又不负责的弊端依然存在，生产要素市场欠发展，市场体系不完善，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市场竞争机制作用难以得到合理充分的发挥。因此，深化包括计划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企业、科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促使体制背后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是加快转变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制度保证。即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功能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着重发挥主要直接调节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市场机制的五大基础性功能：微观经济均衡功能、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场信号传递功能、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同时着重发挥主要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五大主导性功能：宏观经济制衡、经济结构协调、市场竞争保护、整体效益优化和公平分配维护功能。(15) 这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就能为经济的运行既提供有效的激励，又带来硬预算约束，使企业和个人在利益机制驱动下，通过市场开拓、提高质量、技术创新、加强管理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目标。此种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运行，必然表现为要素市场化、科技进步因素、质量效益、效率因素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可见，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载体，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首先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为了避免资源、资金的双高投入、依靠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科学技术贡献率、管理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简言之，依靠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经济运行的质量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总要素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因此，当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一）知识经济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式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以知识为最主要要素，以人力资源的创造性发挥为主要来源和依托，以知识化产业、高科技产业为主要生长点和支柱产业，从而显现出与早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以及新古典的米德增长模型的不同特点：
第一，知识是知识型经济增长模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要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解决工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外部负效应，必须通过发展知识来支撑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一是要创造知识，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培养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创新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通过科技创新作用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提高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创造出新型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要改革生产和使用资源的方式，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膨胀，保持人口数量与自然承载力的平衡。
第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知识只是潜在的生产力，知识能否转化成经济价值，取决于知识生产力的转化率，所以知识转化成经济价值的多少就成了衡量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指标，而教育成为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重要环节。
第三，人力资源是知识型经济增长的依托。知识只有通过人的劳动物化于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才实现其经济价值。由此，人力资源就成为知识实现经济价值的中介、载体或依托。当劳动者将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就推动了知识进展，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四，知识型经济增长是以高科技产业和智业为主导产业。高科技产业直接提供知识含量丰富的物质产品，智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创意、策划、规划等服务，都是以消耗劳动者的智力为主，而不是以消耗自然资源和资本为主。与此同时，传统的农业、工业也要融入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保持其平稳增长。
因此，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问题，从生产力角度讲，就是生产的技术进步、应用更有效的生产资料和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在今天，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已是发达国家的重要成功经验，也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事实上，凡是顺利实现扩大生产或经济增长的行业或企业，都是由于知识和信息对自身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提高知识技术含量而做到的。可以说，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正因如此，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6)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科技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17)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根据我国的实际，主要是提高企业投资中技术的比重，并促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科技投入的主体，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可以更新技术装备，减少和节约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既缓解我国的资源短缺状况，又节省了大量的建设投资；对企业本身可以在减少产品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在强调技术进步作用的同时，应注意加强技术结构性能的提高，即要调整好不同类型技术和不同层次技术的比例关系。在既可选用先进技术又可选用中等技术时，应以先进性与适应性（即劳动者素质）相结合；在既可选用劳动节约型也可选用资金节约型技术时，应根据实际的投资需求和约束来确定，其总的原则是提高产出效率和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将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以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这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研究分析已表明，一个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总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是国民教育程度。较高的国民教育程度是促进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维持长期持续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国家除了增大教育投资、调整教育结构、讲求教育效益外，还必须从体制上和政策上鼓励个人或家庭和企业对知识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并保持这些投资在产生社会收益的同时，也给投资者个人和投资单位带来适当的收益，从而不断增加我国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源。
需要指出的是：一要改变技术进步是靠增加投资购买更多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来获得的错误观念。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培养本国科技力量，走引进与独创相结合的道路，这样在经济发展中才有主动权。同时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二是在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注意提高企业家队伍的素质。因为中外成功企业都是有企业家作为灵魂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企业家与经营者是两回事。企业的本质是创新，即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等，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主要来源于学习和实践。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
自觉地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首要的经济政策目标，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最早是美国，于二十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转变，原联邦德国于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分别于70年代相继实现了转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也相继实现了转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继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时，没有一个国家达到预期目标，其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小于0.5，(18) 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状态。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则迄今尚未实现转变。
比较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呈现出下列规律性特点：
第一，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要比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粗放型增长期时间较短。原因是后发国家可以吸收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利用先进国家的资金，引进先进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吸收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同时依据国情发挥自身优势，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第二，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一般都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使劳动力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劳动力使用的集约化。然后注意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尽力缩减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的系数，进而达到低于经济的增长，实现投资使用的集约化。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呈现出从单项到综合、从局部到全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应当注意，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后，仍然会出现投资增长大于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是因为在向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过渡时，需要耗费大量投资，而其效能不能立即显现，致使投资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一旦进入掌握这种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时期，又会使投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从而呈现出投资增长大于或小于经济增长交替变动的规律性趋势。
第三，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有效转变，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一是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述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都是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地区），二十世纪50、60年代实现转变的国家的人均GNP约1700—1900美元（当年价格），二十世纪80、90年代实现转变的国家（地区）的人均GNP为5200—5400美元，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成人识字率超过80％，大学入学率在10％以上，城市化水平达60％—80％，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备。二是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的政局相对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低，债务负担较轻，所以较快地实现了转变；而拉美三国和原苏联东欧各国却因陷入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的困境、经济急剧衰退而丧失了转变的前提，无法达到向集约化过渡的预期目标。三是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必须得当。即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并切实付诸实施，应符合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不能超越现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制度性资源所提供的支撑力。四是要有一个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质量的经济体制。
三、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适度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规律，是实现社会、经济高效性和永续性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科学选择适应本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并有效地贯彻执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选择我国实现强国富民的经济增长方式，既要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又必须考虑我国国情，包括资源条件、技术水平、文化背景、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所处特定阶段等多方面因素，趋利避害；还必须遵循经济增长方式的规律性，在立足现实环境和对未来趋势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总要求，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立足现实经济基础，注意经济增长的渐进性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引导生产者行为方面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三是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科技含量，实现经济增长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四是充分考虑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五是因势利导，将巨大的人口就业转化为现实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必须看到的是，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是要选择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途径。
（一）构建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为内容的发展目标系统
在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必须体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的效益，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个方面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因此，不能理想化地要求四个方面同时追求最优。而是追求在一定条件下有关联的整体最优。这就要求社会各部门进行高度整合而不是各行其是，即协调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中，经济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先决条件，它为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和人们对高度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追求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以牺牲环境来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目的，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人能在其中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即具有高度物质文明、高度政治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很高的情况下，对生态和社会的发展提出过高的要求，会淡化、模糊甚至冲击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所以，在协调发展过程中，既要克服在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又要防止过分要求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倾向，努力追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二）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一是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和树立国际市场观念，促使企业为赢得市场而主动采用先进技术，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的步伐；二是可以突破资源对发展现代化大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制约，扩大选择优质资源的余地，从而保证优质原料的获得；三是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建立起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大批量生产体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优质产品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四是通过技术转让，国内企业可以节约研究发展费用，加快技术赶超速度，即使引进国外相对陈旧、但仍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代价，换取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和信息技术方面具有先天不足、差距显著的弱点，因而，在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同时，不能完全丢掉自身赖以生存的比较优势，如运用中国传统的精湛手工技艺，发展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产业，这有利于发扬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要将本国的外贸依存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种适度性表现为依存比例要与承受能力相对称。还应建立与本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监管能力及管理水平相适应的防范措施，规避金融风险。
（三）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和合理化
采取积极措施促使产业结构高层次化，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并使其合理化，这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合理化以及产业类型的演进，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而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使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并且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要做到这些，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国家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来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不足。首先，政府应确立产业目标，对高科技产业进行统筹规划与政策支持，提供一揽子保护和扶持目标产业的综合支持措施，如金融、税收、折旧等优惠。其次，政府应提供给企业能够按照政府导向运行的刺激，但不能取代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最后，努力创造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并借助产业政策来推进市场机制的完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通过产业技术政策的推行，来提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坚持依靠科技推进发展战略
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就在于不断的科学技术创新及其扩散的多重效应。而且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还给人们的内在世界以种种陶冶和满足，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与物质世界相同步的成就感，而科学思想常常使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中，得到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殖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提高。因此，除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贡献率等外，还需要关注科学技术在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方面的作用，需要加大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科技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普及国民教育，加强职业教育；要使教育产业化，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投入来源多元化；并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注重和力求适应实际需要，从而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满足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实际需要。同时，应当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重点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掌握最新理论和最先进科技、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能够承担民族振兴重任的企业家队伍和行政管理队伍。
（五）促进企业经济创新扩大企业规模
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宏观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手段，因此，需要改变企业浅层次市场模仿的市场幼稚病，积极培养企业经济创新的五种意识和能力：一是创造经济剩余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创造市场的意识和能力；三是经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四是加入世界一体化的意识和能力；五是生态市场经济意识与协调创造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能力。促进企业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水平，技术革新发展规模经济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但是，集约经营并不排斥企业规模的扩大，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宏观经济效率。在保证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应允许并鼓励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或市场竞争、企业兼并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能主观任意确定，盲目扩大，也不能用行政方式人为地合并和扩大。应当根据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来确定企业的最佳规模，以便使场地、物资、劳动力和财力得到最合理及最有效的利用，获得最大的生产成果。应当建立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建立、建全技术开发机构，提高技术开发实力和水平；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强制实现包括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老产品的更新换代，淘汰技术水平落后低下的企业和产品等，同时引导和鼓励企业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和使用。
（六）推行循环经济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22)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因此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有效推行循环经济，关键是要构建循环经济的产业体系：其一是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和持续农业。生态工业是以清洁生产为导向的工业，它根据“3R”原则(23) 设计生产过程，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在中心城区土地使用上，要大力发展规模小、占地少、产出高的商业、金融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文化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持续农业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形式，是既能实现增产又能保护环境的未来农业。郊县农业产品结构要调整为以新品蔬菜、花卉、果木、畜牧业为主，粮棉油为辅，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增大有机肥的投入，以提高绿色食品量。其二是从生产之间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即把不同的工厂以及农场、农业园区联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这家工厂的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工业废弃物经过生化处理，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此，城乡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置换过程中，需要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整合，争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体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要在生产建设和流通中，注意节水、节能、节林、节地，广泛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并限期淘汰能耗高、耗材多、耗水大的落后技术和产品，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综合利用能力。其三是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绿色消费和资源回收是与绿色生产衔接的两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环路。政府应在生活领域积极倡导3R原则和避免废物产生原则，提倡理性消费和清洁消费；要抑制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包装过度现象，限制一次性包装品的使用，对销售大的一次性物品应征收环境税，抑制其过量制造和使用。推行净菜进家，发展净菜及半成品蔬菜食品业。大力发展废弃物回收利用和资源化产业，尽量减少简单地用完就扔或用填埋焚烧等方式处理废弃物，使社会废弃物尽可能转入新的经济流程。同时，加强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有关的立法和执法，把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贯穿于从生产到使用和回收利用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建立起一个能让公众和企业共同遵守的环保准则；加强有关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进程，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与此同时，应当引入“社会核算”的观念，健全以绿色GDP为导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纳入其中，进行成本一效益核算。要建立对经济的外部性进行监测、评估和测算的绿色GDP指标体系，并把包括人文、公共设施、教育、卫生、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各种社会发展纳入“社会核算”中。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都应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19) 这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转变的唯一标准，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归宿和根本目的。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21) 这一评判标准，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又符合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只有以此为依据，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较快地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注释：
①⑦⑨(1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6日。
② 据估算，我国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3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60％—80％，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35％。参阅《人民日报》，1996年3月2日。
③ 参阅赫立克、金德伯格：《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④ 1995年9月世界银行宣布，将采用一种把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计算国民财富的新方法，以取代传统的只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量论贫富的方法。新的方法从四个方面来综合计算国家财富：（1）自然资本。包含土地、水源、森林以及地下矿藏，如石油、黄金、铁矿等等的经济价值。（2）产出资本。包括机器，工厂，基础设施等人们生产出来的资产。（3）人力资源。包括人的生产能力，即教育，营养等所代表的价值。（4）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组织和机构的生产价值。
⑤⑩(11)(12)(13)(14)(19)(2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8、16、22、148、138、148—149、355、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7—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⑧ 包亚钧、李冰：《强国富民的经济学思考—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定位与探索》第374—37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5) 程恩富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调节机制研究》第66—8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 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量化指标，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示：等于或小于0时为完全粗放型，大于0小于0.5时为粗放型为主；大于0.5小于1时为集约型为主，等于或大于1时为完全集约型。
(2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2) 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本（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正国民财富。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23) 3R原则是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具体包括：减量化原则（reduce），再使用原则（reuse），再循环原则（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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