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转向：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归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文学理论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理论范式的两次转向 在20世纪的一头一尾，文学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从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向内转”，一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耐人寻味的是，这南辕北辙的两次转向恰恰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 文学理论早先的“向内转”，是从两个源头开始发动的，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是俄国形式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切近的渊源关系，就像两条纠结缠绕的线索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还发生了十分凑巧的历史遇合。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也就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在巴黎出版前后，该学派反对用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分析等“外在的”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本身，强调文学语言形式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然而这一学术主张并不见容于当时前苏联的政治气候，最终在三十年代初遭到批判。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沉寂，俄国形式主义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虽然期间曾有人作过译介和推荐，但1965年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茨韦坦·托多罗夫将该学派的代表性论文结集为《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集》以法语出版，才真正成为俄国形式主义东山再起以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契机，而此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因《普通语言学教程》英译本的问世而刚刚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并不否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他不止一次说过：“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我们不能不把语言放到它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并像对待其它社会制度一样去提出问题”①。但是如果对他的说法仔细推敲一下的话，会发现他所说的社会性、历史性仅限于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本身，主要是指语言/符号、概念/语音、能指/所指、言语/语言等关系的社会性、历史性生成。索绪尔对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作出区分，认为前者是先于具体言语行为而存在的普遍语言规则，而后者则是具体的言语行为；或者说前者是语言的社会特征，而后者则是通过具体的言语行为对语言的社会特征的体现。这就像一盘棋，语言(langue)是下棋的规则，而言语(parole)则是下的每一步棋。索绪尔所说语言的社会特征并非指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而是指下棋双方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是指这种游戏规则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至于其中某一步棋该如何走，并不以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为根据，也不受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的支配。这一点使得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的论述受到质疑，斯图尔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对语言的关注恐怕是太排他了。对语言形式方面的注意的确把注意力移离较为互动的和对话的语言特征，即移离了实际使用的语言，即在现实情境中，在不同类型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中起作用的语言。这就不必惊讶为什么语言权力的问题——例如不同状态和地位的说话者之间的权力问题——对索绪尔而言没有发生。”②索绪尔的这一偏差也说明他虽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问题，但又无所用心，他的兴趣不在这儿，不在语言外部的社会现实，而在语言形式本身。因此在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同时，语言结构背后更加重大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和人类命运恰恰成为盲点，而语言现象所潜藏的权力、身份、语境等问题的探讨均告阙如。也许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诉诸一个语言学家或一种语言学理论那是过于苛求了，但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却说明上述问题的提出完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能够积极促进语言文化本身的深化和提升的。 二 话语理论的提出 后来的文学理论恰恰是按照这一逻辑发展的，其突出标志就是话语理论的提出。 当代文论史家曾这样评价：“巴赫金学派也许是现代文学理论家中最早拒绝索绪尔语言观的。”③巴赫金在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④一书中，就曾将索绪尔语言学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将其称为“抽象客观主义”，指出它将语言形式抽象出来，使之仿佛成了与现实分离的成分，成了独立自在的历史存在。巴赫金不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符号，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语言能够表达不同的涵义。巴赫金认为，一切语言行为都不能单从其本身去抽象地理解，而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来考虑，它是一种话语。他说：“确实，我们无论列举哪一个表现——话语的因素，它都是由该话语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首先是由最直接的社会氛围所决定的。”⑤就是说，决定话语的不只是语言环境，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巴赫金还认为，任何语言都是一种对话，对话形式把相互交谈的人联结在一起。而这相互交谈的人往往出生于不同的环境，从而该环境中已经充斥着话语，其中每个人都力求借助语调、发音、选词和动作，尽可能忠实地向对方传达某种信息。巴赫金说：“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也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连结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纽带。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⑥巴赫金的上述见解不啻成为后来话语理论的先声。需要说明的是，巴赫金对于“话语”概念的运用还不尽成熟、不尽规范，加之法语、英语与俄语等之间语词概念内涵的不对应，也导致了相互迻译和使用的困难，故其所说“话语”的内涵并不稳定和确切。尽管如此，但后来话语理论的主旨却已有雏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托多罗夫，他在讨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提出了“话语”概念，其《文学概念》(1978)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在陷入语言学‘是什么’这一深渊之前，我抓住了一个轻便的救生圈：我的问题首先并不针对文学存在本身，而是针对像下面那样试图谈论文学的话语。”⑦托多罗夫指出，鉴于文学的定义以往存在的缺失，有必要引入一个与文学概念相关的概念——“话语”(discourse)。为什么话语概念是必要的呢?在托多罗夫看来，在文学中，“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然而话语不止一种，而是多种，它们各有形式、各有功能，而这些形式和功能往往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譬如说私人信函的书写方式不能代替官方报告，反之亦然。可见，“任何一种言语属性，在语言内部是随意的，但在话语中则可能变成强制的；社会在所有可能的话语代码系中所作的选择决定了人们所说的体裁系统”⑧。文学的体裁并不是任意确定的，它既是属于形式的，又是属于社会的，它具有一种话语属性。譬如史诗产生在某个时代，小说产生在另一个时代，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托多罗夫还曾专门研究卜伽丘的《十日谈》，认为该小说的语法结构和陈述序列与其产生的时代具有同构性，可以通过这些形式要素透视语言学外部的真实世界。文学体裁与其时代的这种同构性其原因在于文学是一种话语，对此托多罗夫作出预言：“在此领域中，诗学将让位于话语理论和话语类别分析。”⑨而他后来的研究，包括《话语种类》(1978)等著作的撰写，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对于话语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他最早在《知识考古学》(1969)一书中对于话语问题进行了元理论的系统研究，而在次年12月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选择以《话语的秩序》为题发表就职演说，可见话语研究在福柯学术生涯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对于话语研究的目标，福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他不是仅仅将话语作为一般的语言符号来研究，而是对于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生产话语的规则和实践进行考察。他说：“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⑩福柯说的“不止”之处，就是较之一般语言学、符号学概念更加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这一点可以从福柯对于“话语”概念的定义见出。他认为，话语不是一个理想的超越时间的东西，它具有某种历史的形式，“它始终是历史的——历史的片断，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它提出自己的界限、断裂、转换、它的时间性的特殊方式等问题”。他还说，话语的实践既不同于个体的表达行为，又不同于理性的推理系统，也不同于说话者构造语法句式的能力，它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1)。显而易见，福柯话语理论的主旨并不在研究语言本身，而在寻绎社会、历史、经济、地理、文化等实际条件对于话语的形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这已与一般语言学的宗旨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不仅如此，福柯还吸纳了尼采的观点，将“权力”概念移植到话语理论之中，在他看来，“话语”从来就不像语言学意义上的一个文本、一种书写或一次演讲那样简单，它是植根于权力关系之中的。如果断言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上层话语与底层话语之间的抗衡仅仅是一种语言学现象，那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它屏蔽了这些话语背后隐伏的权力较量。因此福柯说，在话语问题上，“人们应该参照的不是语言和符号模式，而是战争和战役模式。将我们卷入其中并决定我们去从事的历史性是好战的；它不是语言的。它是权力关系，不是意义关系”(12)。就是说，在话语中权力关系在先，意义关系在后，意义关系是从权力关系之中派生出来的。可见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对于话语的意义就不能用一般语言学去分析，而必须放到一定的权力关系中去考量了。福柯甚至将这种权力关系比作战争和战役模式，这也就是他在讨论话语问题时为什么经常拿德国军事学家、《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来说事，也较多使用战略、战术、狙击、防卫等军事术语的缘故。总之，福柯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行全面论述，拟另文专论。这里只能极为简略地概言之：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降，福柯的话语理论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演变，对于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身体话语与微观政治的联系进行了开掘和建构，而这一切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恰恰都起到了积极的驱动作用。 三 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文学理论 福柯曾对于文学予以高度关注，写过许多文学批评的文章，广泛研究过法国以及其他欧美作家的创作。他的学术著作常常引用文学作品为例，包括传统的和新潮的，譬如他早期对于疯癫史的研究就是从“愚人船”题材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开始的，甚至引起“以文学想象虚构历史”的诟病。他讨论过“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什么是作者?”的问题，讨论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问题，他还主持过有关文学的学术讨论会并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总的说来，福柯的学术研究不乏文学的趣味，也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理论学养。 福柯对于文学抱有兴趣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文学批评文字也基本发表在这一时期，期间还出版了他唯一的文学评论专集《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1963)。但在1969年以后，福柯便很少讨论文学问题，也鲜有关于文学理论的论述，这一转变在该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后来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著作中颇为明显。个中原因，福柯作过解释，对于文学，虽然他曾经有过迷恋，但后来改变了这一状态。在他看来，并没有人赋予文学特别的神圣性，文学囿于作家个人特定经验领域的表达，缺乏普遍性，因而是不及物的，文化给予文学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为此他声称在具体研究中不会给文学留一席之地，他致力寻找非文学的话语，就是为了排除文学本身。非常有趣的是，当访谈者针对福柯的这一转变，指出这与以往他迷恋文学的时代所发表的见解相左、给公众造成的形象前后不一时，福柯显得非常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13)。 吊诡的是，尽管福柯后期对于文学抱持如此偏激的拒斥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理论在文学理论中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就国外而言，福柯一直得到文学理论的认可，有统计结果显示，福柯在1994—1998年间新出版的文学理论概论中被提到的概率仅次于德里达和罗兰·巴特，跟阿多诺并列，但排在了布尔迪厄和拉康前面。近几十年的文学科学正是从福柯的著作那里吸取了新的养分，很多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福柯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文学研究者常常到福柯的理论中寻找依据。(14)乔纳森·卡勒试图对于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为“理论”这一新文类的范例，对于文学理论恰恰不乏重要的参照意义：“福柯的分析是历史领域中一个议题如何发展成为‘理论’的例子。正因为它给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以启迪，并且已经被大家借鉴，它才能成为理论”，“虽然福柯在这里对文学只字未提，但已经证明他的理论对文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15)。至于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有论者道出了个中道理：“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福柯的理论：在研究文学文本时把福柯的话语概念用在考察现实权力关系和历史权力关系上，在运用的过程中把它们同社会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福柯在文学科学的话语分析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更为广泛地考虑到时间、环境和影响等要素，即考虑到文学文本产生的关系条件。”(16)也就是说，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文学理论追索文学的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特别有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文学理论不容忽视的重大关节。由此可见，福柯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不外通过两条途径得以实现：一是由福柯的文学观念产生的直接效用，二是由福柯的话语理论产生的参照效用。如果说上述福柯关于战后文学理论的演变以及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论述可能对文学理论产生直接效用的话，那么他关于知识/权力、身体/政治等理论则可能对文学理论起到参照效用。总的说来，就福柯对于文学理论的实际影响而言，比起直接效用来，其参照效用无疑更为重要。而这种情况，在“后学”的各种新文类中恰恰具有普遍性。 譬如，福柯很少用“现代性”这一说法，对什么是“后现代性”也表示不解，但他的话语理论对于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拒斥，对于总体性、连续性的否定，对于目的论、中心论的消解，以及对于多元性、零散性、断裂性和边缘性的崇尚，使之被公认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也许其发皇幽微的深刻性发人深思，别具只眼的特异性引人入胜，使其理论的力量超过了艺术的魅力。特里·伊格尔顿说，这让人觉得理论比理论所阐发的艺术作品更令人兴奋，“有时情况的确如此。……福柯的《词与物》比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更引人注目、更具有独创性”。像福柯那样的作家“确实是喜欢哲学而不是雕塑或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他们有着现代主义伟大艺术家的些许天赋和批评传统信仰的力量，同时也继承了那些批评家睥睨一切的气质。概念和创造的界限开始模糊了”(1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福柯的话语理论往往提供一种与一般文学理论共通的阅读经验而不分彼此。 再如，福柯将话语问题放在权力关系的维度上进行考量，使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因为政治与权力相关，权力关系决定着政治的存在，权力无所不在，政治也就无所不在，文化身份的权力关系也就决定着文化政治的存在。而福柯致力废除以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法权话语，呼唤建立在生物学、人类学基础上的身体话语，主张建构那种“作为活生生肉体的人的生命的权力机制”(18)，也就显示了文化政治的取向，进而导致那些事关性别、民族、种族、阶级、年龄、地域等文化身份的话语发生爆炸，为审视和阐释其权力/政治之关系输送了新锐而别样的概念和规划，而这一点，恰恰为晚近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批评、族裔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东方学批评等新潮所崇奉。就说东方学批评，萨义德曾多次表达对于福柯的崇敬之情，承认福柯的学说奠定了东方学的理论基础，使自己获益匪浅。他说：“我发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9)萨义德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认为福柯的学说不仅奠定他的理论基础，而且提升了他的文学批评。有论者指出：“萨义德自身虽然由于自身的文学训练，比他的学生更接近文本，但还是表明自己在福柯那里学到不少，即便是以一种并不十分忠诚的方式。他对东方主义文本的解读，特别是对福楼拜和罗蒂以及纪伯林和康拉德的‘文学’文本的解读，被置于殖民话语之下……萨义德同时也把报刊文章，Godineau和勒南的随笔以及福楼拜和福罗曼丁的游记，《撒拉母波》和《阿兹雅黛》都归入其中。”(20)论者认为这代表着当前法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新动向。 又如，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升了传统的“表征”理论，为考量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打开了新的视野。这里先要对于“表征”概念作出界定。简而言之，所谓“表征”就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斯图尔特·霍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21)不过“就世界说出有意义的话”与“有意义地表述世界”并不是一回事，前者面对客观、自在的世界，只是被动地去说明其固有的意义；而后者则是以历史的、文化的眼光去看世界，对世界加以形塑和建构，从而阐释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如果说前者只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表征”的话，那么后者则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表征”了。福柯的话语理论显然属于后者，但他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揭晓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将话语视为权力关系的“表征”，这就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表征”理论的内涵。 霍尔进而区分出反映论的、意向性的、构成主义的三种不同的表征理论：“反映论的”表征理论通过语言单纯反映客观存在的物、人和事固有的意义；“意向性的”表征理论通过语言表达作家或画家想说的、表达其个人意向的意义；“构成主义的”表征理论则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来建构世界的意义。而第三种亦即“构成主义的”表征理论又可以分成两种，即索绪尔的符号学方法和福柯的话语方法(22)。就说福柯的话语方法，其主旨在于确认任何陈述都是一种“话语构成体”，话语定义世界、形塑现实，知识和意义都是在话语中被生产、建构出来的。为此福柯的话语理论被称为“社会构成主义”，而福柯本人被称为“构成主义者”。 福柯构成主义的话语方法对于破解文学理论在文学本质问题上的争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效用，它在把握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时既不同于传统的“反映论”，又不同于传统的“表现论”，它既能发挥话语以语言形式建构世界和形塑现实的长项，又能因话语与权力的天然联系而与现实的社会机制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因而话语所表达的知识和意义，就不再单纯是对于各种世界图景、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的被动反映或者主观意向的表现，而是一种积极生产、一种主动建构了。而这一点恰恰适用于文学理论，特别是当今发生“文化转向”的文学理论。正如霍尔所说：“自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以来，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所以，在现已被称为‘社会构成主义的途径’中，表征被认为进入了物的建构过程本身，这样，文化就被构想成了一个原初的‘构造’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23)以往的文学本体研究，总是在反映论与主情论、再现说与表现说、“镜”与“灯”之间往复徘徊，福柯的构成主义表征理论作为第三条途径能否帮助文学理论打破这一魔障呢? 四 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 世纪之交，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争论。最早是曹顺庆在1995年提出了这一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有人将这种西律中式的套用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试想，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与别人对话!”(24)这本来是一篇对于文学理论现状进行反思的文章，但由于后来季羡林先生参与了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遂成热点。有人认为中国文论并不存在“失语”问题，如蒋寅和郭英德认为，所谓中国文论“失语”是个伪命题，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25)。季羡林则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26)关于如何着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曹顺庆主张：“在恢复中国文论话语、激活其生命力的同时，促进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相互对话，在对话和交流中互释互补，最终达到融汇共存与世界文论新的建构”，后来又提出建立古今中外文论话语的“杂语共生态”(27)。有些学者则主张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工作置于深入开掘和阐发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之上，而在能否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又形成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28)。还有两种意见值得注意：一是主张东西方文论话语“共存互补”，季羡林认为，东西方文论话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论话语，想把它们融汇在一起，不亦难乎!至于这两种话语哪一个更好，我无法回答。我是不薄西方爱东方。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二者共存，可以互补互利……抑一个，扬一个，甚至想消灭一个，都是不妥当的”(29)。一是主张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建，陶东风认为：“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的修正和改造。”(30) 以上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的争议虽然众说纷纭，歧见互出，但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基本上未涉及话语的权力问题，虽然讨论后期也有学者关注到相关问题，也试图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加以阐释，但总体上并未深入到话语深层的权力问题上作进一步的审视和考量，所以这场争论只是停留在是否“失语”、如何“重建”之类操作层面上，而未进入本体层面，故入理未深。 福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所有话语都是围绕权力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于权力要作出新的理解。在他看来，权力并非仅限于掌握在政府、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手中，它的实施往往取决于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无任何干系，似乎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而实则不然的机构。权力也不是那种一味依据法律进行禁止、拒绝、排斥和压制的否定的、负面的力量，而应将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权力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攸关，它并不凌驾于这些格局之上，而是内在于这些格局之中，它是由多种力量相互抗衡彼此激荡而形成的合力。也正是这种不同力量的抗衡和激荡赋予了权力以生产性、建设性，这就决定了权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力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知识话语的生产和建构，即所谓“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肯定“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32)。这就将权力问题从政治、司法领域推向更加广阔更富生气的知识领域，破除了知识与权力互不相干的习见，肯定了知识话语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的事实，揭示了知识话语重建的内在机制。 再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论一直致力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从未懈怠，一批又一批开风气、领潮流的有识之士勇猛精进、审时度势，在新知与旧学、现代与传统、域外与本土、高雅与通俗等多种力量关系之间作出抉择、寻求出路，固然不无摇摆和失误，但能适时调整和补救，使得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事业与时偕行、骎骎日进，在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如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学洗礼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等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儿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的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于文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和浸润等等。总之，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 五 “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 这里不可能对近代以来中国文论每一次话语嬗变作出逐一分析，只拟对于晚近以来迅速崛起的“关键词批评”进行探讨。 毋庸置疑，“关键词批评”现已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风尚和文学热潮，自从90年代中期“关键词”概念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知识界、读书界普遍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人们甚至到了“言必称‘关键词’”的地步。对此陈平原曾作过十分周详的列举和描述(33)，不拟重复。这里只想说，如果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它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巨绝不逊于上述任何一次潮流，特别是它是以话语概念为标帜的，此前只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之略同。而它所及之处谓之“语词爆炸”毫不夸张：文学理论的著作称“关键词”，丛书称“关键词”，刊物专栏称“关键词”，研究论文称“关键词”；研究领域中文学作品有“关键词”，文学类型有“关键词”，文学流派有“关键词”，文学史有“关键词”，文学新学科有“关键词”。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一下，那么“关键词”就无所不在了。其中应予重视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的研究著作(34)。 那么，“关键词批评”为何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呢?看来还是要回到事情的源头去探究原因。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领军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这原是他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附录，因出版商将其删除，他将原有的60多个词条经过增删扩充到131个词条，重新编撰为《关键词》一书。据雷蒙·威廉斯称，此书与一般语词研究的著作迥然不同：“它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这本书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35)就是说，对于“关键词”不应仅仅在一般语言学意义上作为一种语词现象来研究，而应在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话语来研究，如果说前者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则走向了历史主义，这就将“关键词批评”的定位推向更高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了。 《读书》杂志最先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及其研究方法介绍过来，汪晖在该刊1995年第2期发表了《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文章力图彰明的也正是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发生在语言中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过程，指明意义的问题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内在相关的。新的关系伴随着看待存在着的关系的新的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语言运用中的变化：创造新词，改变旧词，扩展和转化特殊的概念，等等。”在当时社会转型已然起步，文化研究风生水起，话语转换有待规范的中国语境中，引介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就是正当其时：“今天，我们似乎又一次面对‘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各种语言的混杂之中，隐含着我们看待生活及其无情变化的方式的差异。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文化和社会观念，进而重新把握和控制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对关键词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控制的努力的一个必要的部分。”(36)随之《读书》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了多期讨论关键词的专文，后来又波及其他出版物，一时间“关键词批评”搅动了整个学界，以至于在十数年间国内学者对此热情不减。 春华秋实，斗转星移，“关键词批评”在中国已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回顾以往，就文学研究而言，总体上是对于“关键词”的梳理和提炼多，对于“关键词批评”的总结和反思少，偏于将“关键词”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来使用，而对于“关键词批评”推动观念变革的精髓把握不力。因此从中国文学理论重建话语系统着眼，进一步寻绎“关键词批评”的渊源和学理，那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雷蒙·威廉斯将他所从事的“关键词批评”称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指出就其对于某一关键词所作的注解和短评来看，似乎与一般的语义学研究差不多，其实不然，它呈现的是另一种研究格局，不仅追溯词义的历史渊源及演变过程，而且呈现词义的现在风貌，包括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从而既承认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共同性，又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断裂和冲突，“其中可以见到词义的延续、断裂，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37)。不难看出，威廉斯“历史语义学”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何其相似乃尔!已如上述，后者也是将话语在历史过程中一致性与不连续性、延传性与断裂性的辩证统一视为基本特征而纳入“话语”的定义之中的，威廉斯“历史语义学”宗旨与之如出一辙。那么，威廉斯所属的英国理论何以与福柯所属的法国理论形成桴鼓相应之势呢?这里不能不提到英国老牌的新左翼运动的思想阵地——《新左翼评论》，该刊一直认为，欧陆各国的现代理论传统正是英国思想界所缺乏的，因此有必要将欧陆各国的重要理论介绍到英国。担任过该刊主编的佩里·安德森曾谈到《新左翼评论》当时的编辑方针有三点：一是进口大陆理论，即翻译和介绍这些理论；二是批评这些理论，解释这些理论的弱点；三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本着这一宗旨，该刊自1960年代起大量翻译了卢卡契、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萨特、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当然也包括福柯的理论，为英国思想界输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威廉斯在《新左翼评论》创刊伊始就担任该刊的核心撰稿人，他的许多重要著述都是在该刊物上首发的，同时他也受到该刊理论取向的影响。据佩里·安德森称，威廉斯虽然在70年代之前并不了解欧陆理论，但后来转而对欧陆理论抱有极大兴趣(38)。威廉斯的后学乔·多利莫尔也提到过福柯对于威廉斯的影响，指出威廉斯所做的文化分析“汇集了文化研究中历史、社会和英语的研究、女权运动中的某些重大发展以及欧洲大陆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阿尔都塞、马歇雷、葛兰西和福柯的理论”(39)。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9年出版，威廉斯的《关键词》于1976年出版，如此看来，威廉斯接受福柯的影响应是顺理成章、有迹可寻。 总的说来，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始终浸润着福柯的精神，在威廉斯“关键词批评”中到处可以见出福柯话语理论的参照效用，甚至威廉斯所说“关键词”与福柯所说“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威廉斯对于“关键词”的定义主要见诸他为《关键词》一书所写的“导言”，大致有以下要点：其一，“关键词”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威廉斯看来，从“关键词”中，“我们可以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时代而有相当的不同与变化”(40)。譬如像“工业/努力”、“家庭”、“自然”等语词可能从其源头崭露头角，而像“阶级”、“理性的”、“主体的/主观的”等语词的意涵则很可能经过几年后便受到质疑了。这种此消彼长、新旧迭替的变化有时是缓慢的，有时又可能是非常快速的，但都是随时代而动的。其二，“关键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地图。威廉斯回顾了他以前在《文化与社会》中对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等五个关键词所作的梳理和考证，认为它们的关联性“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41)。按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雷蒙·威廉斯就试图通过语言的变化来审视更为广阔的生活和思想的演变，他在当时通用的语言中选择了上述五个关键词，通过分析其变化的模式，描绘出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地图。他还研究了期间活跃在英国文坛的40位作家和思想家的著述，用“文化与社会”这一核心主题将他们串连起来，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沿革中揭示一个文化传统的推陈出新。而在《关键词》中，这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其三，“关键词”的演变体现权力关系。在威廉斯看来，意义的变异性即语言的本质，而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42)。可见，在词义变化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社会结构中权力的分配、行使和较量的状况。总之，威廉斯将“关键词”理解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而这一点，正是福柯大力揭扬并反复论证的。 福柯和威廉斯的上述解析，完全适用于文学理论的“关键词”，这里就以当今文学理论的热门关键词“文化批判”为例说明之。如果将从德国古典美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今天的文化批判的学术史视为一桩学案的话，那么“批判”概念就是贯穿这桩学案之始终的一条红线。最早是康德建立了“批判哲学”这一庞大的哲学体系，使得“批判”概念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所说“批判”是指学理性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他的“三大批判”旨在辨析人的心理功能，考察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有多大能力、多大范围，反思获取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否定德国古典哲学为封建德意志的国家利益进行辩护的庸人立场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作了批判性的理解，将其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从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即对于资本主义现存事物的否定。“批判”一词也是自膺马克思主义后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说的核心概念，他们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发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即对于现存事物的否定，其矛头直指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存文化。但他们所处的是与其德国前辈们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从而他们张扬的“文化批判”发生了偏离和变异。当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逃离法西斯铁幕笼罩之下的德国流亡到美国，面对渗透着深厚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产生了两大文化心理落差，一是从严谨典雅的德国文化到喧闹浮嚣的美国文化的落差，二是从法西斯暴政到商业社会金钱统治的落差。特别是后者，在他们看来，美国式的文化成为市场机制和技术统治的帮凶，它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强制推行预设的商业策略。如此行径，恰与法西斯的强权统治如出一辙。为此阿多诺大声疾呼：“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允许游戏之诗!”正是这两大心理落差导致了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严厉批判。中国学界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文化批判”是随着90年代的社会体制转型而兴起的，当时遇到两个方面的尴尬，一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的转型缺乏心理准备，二是在应对新型的当代大众文化时缺乏理论工具。前一种尴尬导致对于新型文化的判断出现较多误差，后一种尴尬造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照搬和套用。这就使之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评价贬抑超出褒扬，排斥胜过接纳，批评多于赞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批判”的基本价值立场才得以改观，其用法远非此前那样狭仄和僵硬，特别是新世纪10余年来提倡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吸纳和整合各种新兴学科和新潮文类，评价更加公允，心态更加圆融，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批判”已然显示出向相对纯正相对超越的学理探究回归的势头。 总之，“文化批判”概念的内涵是在川流不息、逝者如斯的时间过程中不断叠加、增殖起来的，它穿越了两百多年，跨越了众多国家，经过了多个语种的迻译和多种文化的传递，一波三折、山重水复，铸成了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词。它就像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见出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影响。由此可见，关键词的成长史其实并无关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争锋，也超越了“厚古薄今”或“是今非古”的分歧，我们原不必在这些纷争中纠缠，需要进而加以关注的，应是关键词在时光隧道中穿行的轨迹，以及在穿行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它的规定和形塑。 注释： ①[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21)(22)(23)[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第35页，第15页，第15页，第5—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英]拉曼·塞尔顿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第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按：巴赫金去世前不久承认，他在1928至1930年间出版的书，除了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补充说明，几乎全部由他本人所写，但他当时鉴于包括这些补充说明在内的种种原因，不想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见张杰编选：《巴赫金集》，第333页注释①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故此本文将这些著作视为巴赫金的个人著作。 ⑤⑥[俄]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张杰编选：《巴赫金集》，第229页，第23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⑦⑧⑨[法]托多罗夫：《文学概念》，《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第5页，第17—18页，第2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⑩(1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第61页，第149—1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31)[法]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访谈录》，《福柯集》，杜小真编选，第432页，第43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13)[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第87—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德]马文·克拉达等编：《福柯的迷宫》，朱毅译，第195—196页、第195页注②，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5)[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第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6)[德]马文·克拉达等编：《福柯的迷宫》，朱毅译，第208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7)[美]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第83—84、6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8)(32)[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第58页，第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0)[法]多米尼克·贡布：《文学理论在法国的现状》，范佳妮译，朱立元主编：《美学与艺术评论》，第22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4)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 (25)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6)(29)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27)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 (28)见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30)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3)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读书》2008年第4、5期。 (34)如盖生：《20世纪中国文学原理关键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5)(37)(40)(41)(42)[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导言”，刘建基译，第6页，第17页，第9页，第4页，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36)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读书》1995年第2期。 (38)[英]佩里·安德森、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与佩里·安德森教授的对话》，见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第123、1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英]乔·多利莫尔：《莎士比亚，文化物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张玲译，见塞·贝克特等：《普鲁斯特论》，沈睿等译，第2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索绪尔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知识考古学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福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语言学论文; 巴赫金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