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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解放和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79页）而真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进行最为全面、系统、精辟、深刻阐述的是邓小平同志。
但是，在生产力标准提出后，出现了某些被曲解和庸俗化的不正常情况。例如，某些人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产值、速度标准，单纯追求产值、速度而不注重社会效益；有些人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赚钱、发财标准，而不问赚钱、发财的手段是否正当和效果如何；有些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局部的小集团的利益标准，而不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有些人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标准，而不顾长期的目标和长远的利益等。更有甚者，离开特定的前提，即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意义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笼统地抽象地把生产力说成在任何领域内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标准，以至撇开一切生产关系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因素，而把生产力标准说成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种种对生产力标准的曲解和庸俗化，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造成实践上的消极。一些行政长官的“无娼不活论”以及纵容走私、权钱交易、吃喝送礼、执法犯法等，就是种种被曲解和庸俗化了的生产力标准在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曲解的讹传庸俗的浊流严峻的现实，亟需引导人们对生产力标准理论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以维护这个理论的科学性，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生产力标准的严密的科学性
党的十三大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学习讨论，大大促进了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某些对生产力标准理论曲解和庸俗化的不正常情况，为了引导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理论，使它更加严密、科学、具有说服力，邓小平同志对这个理论本身作了科学的阐述。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第二、三两条归根到底决定于第一条，所以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的标准。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原来所说的生产力标准相比，注入了新的更大的思想容量，使之深化和具体化，科学性和说服力也更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也有利于纠正一些人对生产力标准的误解和曲解，克服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的不正常现象。
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解放和充分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原理。（1）邓小平同志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们考虑问题、确定目标、提出决策、判断是非等等，都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归宿。他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2 ）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3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4）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社会主义在人民中才有强大的吸引力，才有牢固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引上文明富裕之路，我们才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5 ）邓小平同志把归根到底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运用和发展。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6）为了确保中国社会生产力有步骤地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7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小平同志提出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方法和经济形式、经营形式，都应大胆地利用。他说：“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同上，第130 页）又说：“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又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同上第192页）（8）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上第279页）（9）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隔几年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应该成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一是发展的时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并不多，要善于把握住，千万不要错过；二是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积极的发展速度。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更难提高，那就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凡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只要效益好，质量高，就没有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阐述，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严密的科学性。
生产力标准的鲜明的政治性
科学阐述生产力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政治标准统一起来，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生产力前面有定语“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明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谈论生产力问题，说明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决不是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这本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必须在一切领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毋庸置疑，我们是在坚持这一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同上第141页）。十三大报告也指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是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不断增长，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强调生产力标准，完全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认为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可以离开社会主义，是毫无根据的；认为既然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就不必再言社会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同志反复地指出：经济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04 页）把坚持生产力标准，搞好经济建设作为最根本的任务，这才是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经济建设上不去，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第一、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搞好经济建设，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不会倒，邓小平坚信，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旗帜就不会倒。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演变的沉痛教训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只有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思想的英明；第二，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加快祖国统一大业进程。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英两国关于香港谈判结束后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是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将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同样靠我们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四个现代化搞好，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第三，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能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原则。要有效地履行这个原则，必须提高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而要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必须以经济建设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为依托。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取决于我们自己经济建设的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同上，第204页）目前， 我们面临的威胁主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超级大国以各种借口干涉我国内政。对强权政治，政治上的斗争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抵御奉行实力原则的强权政治的手段，在于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尽快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实践证明，小平同志的见地完全正确。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反干涉、反强权斗争的成果不断扩大，西方几个大国或者恢复了与我国的正常关系，或者部分取消了对我国的制裁。1994年1月26 日《香港虎报》评论说：“中国所有外交成就都是由于国内干得漂亮带来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反之，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生产力标准的强烈的人民性
“三个有利于”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正确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群众观点，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作为形成政策的来源和基础，把人民利益作为判断和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和尺度。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第三条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说明我们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和条件下来谈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谈论生产力问题，说明以生产力为标准决不可不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就行了。其实这同样是一个很显见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正是根据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96页）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这一基本思想，十分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中，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重大决策时必须遵循的依据。邓小平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反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发展生产力不能离开这两条根本原则。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0—111页）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页）在这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这个根本目标的物质手段。由此可见，无论是毛泽东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与党的宗旨目标和人民利益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从来都离不开给人民带来什么实际结果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而孤立地强调发展生产力，从来都不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目的本身，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
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23 页）实行改革开放后，他又一再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好恶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同上，第370—371页）他又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人民利益标准论，是邓小平同志判断和衡量是非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尺度。他说：“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同上，第142页）
邓小平同志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同上，第151页）事实确是这样。 时刻把自己摆在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他最伟大、最高尚的革命品格，他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作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完整准确地理解了小平同志的生产力理论，胸怀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坚持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才能象邓小平同志那样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的父亲邓小平》扉页）这样，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定是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