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邹衍到屈原：“大九州”理论对屈辞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理论论文,邹衍到论文,大九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屈辞中的世界性地理意识说开 举凡研究屈辞①的人都相信，屈辞作为先秦个体性诗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其作品所展现的瑰丽华美、迷幻绚烂的文学想象世界不仅引人入胜，而且真正开启了后世写意抒情性灵文学的创作之源。另外，也须承认，在屈辞所建构的空间想象世界中，时常出现诸多带有地理区位属性的名词术语，以逻辑分明、条理清晰、层次错落有致的方式呈现在屈辞的写意系统里，从而营构出一幅既广阔恢弘、又颇富秩序感和结构感的具象空间。通过深入考察屈辞的内在意义，我们可以推知屈辞中这些大量蕴含着丰富神话色彩和历史文化信息的地理名词，除了体现创作主体生动玄妙的丰富想象、创造与虚构以外，也隐含指涉着大量丰富广泛的世界性地理知识内容。一定程度上，它们正是诗人自身广博的地理知识在屈辞中的折射。也就是说，在屈原的知识体系中，这些概念背后都应该存在和对应着某种以亚欧大陆区域为广阔背景的世界地理地貌——山脉、河流、沙漠、海洋——的具体原型。正如李诚《楚辞论稿》所言：“屈骚中存在相当多表示方位、地域的词。文学作品中这一类词通常表明作者创作时，其头脑中活动的空间内容，因而它们具有指明作者创作时知识渊源的意义。”②即是说，在屈辞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带有地理、地域或空间指涉与标示意义的名词概念，不能只看作屈原无中生有的想象性自创，而是自有其渊源久远的知识谱系传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文化脉络。它们一方面确证了诗人屈原作为个体生命的丰富知识内涵，以及超群绝伦、视域宏放的观念意识与个性气质，同时也正是屈原所处特定历史时代一种开放自由、思想迸发、海纳百川、眼界阔大的社会意识之积极体现。当然，我们也发现，同样是这些广泛的世界性地理名词及其所指向的知识内涵，不仅在屈辞文本中有着绚烂呈现，而且在秦汉时期其他相关典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淮南子》中亦多有记载，并且彼此阐发，相互印证，从而共同形成一个时代整体的、系统性的世界地理知识概貌。 例如，以屈辞而论，其中就涉及“昆仑”、“流沙”、“赤水”、“不周”、“西海”、“崦嵫”、“西极”、“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三危”、“悬圃”等意义远超出楚地与中原本土范围的地理名词③。综观历来楚辞注疏家的考证辨析，依笔者浅见，这些名词在屈辞文本初创时代都本应当蕴含着某种原初性的世界地理意义与文化原型内涵：若以西亚阿拉拉特山为昆仑原型并以此为中心，那么屈辞中上述地名也都可以通过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地理板块为广阔的参照范围，共同构建起一幅壮阔宏大的世界性地理与空间视野。当然，这也可以说正是在同时期蜚声中原的“大九州”理论背景之下，在屈原脑海中，某种世界性地理意识观念获得了相当自觉的体现。“大九州”理论本为阴阳五行学派代表人物邹衍所推行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系统，邹衍在中华本土“九州”观念基础上，主张中国“九州”之外，另有九倍于中国“九州”的世界“大九州”存在，此详后论。在战国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大九州”理论应当说在这一时期如同儒道各家学说一样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传播。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屈辞，追问在屈原自有知识系统中，如此广博丰富的世界性地理知识“何以产生”的问题便具备了某种确实的理据。换言之，通过考察屈原知识体系中有关世界性地理观念的来源，从知识发生学和接受学角度进一步探讨作家地理知识所从由自的渠道、路径及其影响因素，这无疑对全面深入系统理解屈辞具有着重要意义。 二 稷下学宫与战国时期的学术自由——屈原时代的社会知识背景考察 欲图考察屈原的地理知识体系，必然需要就屈原所处历史条件及其既有社会知识背景展开深入探讨。我们看到，正是在屈原所处战国时期特定学术、思想、文化空前自由的社会大背景下，在诗人个体独特的游历生活影响下，屈原思想及其知识体系中的世界性地理观念才真正获得一种恰切的来源。毫无疑问，战国时期既是王纲解纽、诸侯战乱、社会纷争不断的历史时期，也是思想自由、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文化传播和交融大发展的时代。屈原作为生活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贵胄，其年轻时代游历经行的楚国、齐国等诸侯大国，也正是文化蓬勃发展，学脉绵延悠久、思想碰撞时有发生的昌明之地。正如刘勰所赞：“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④由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屈原政治生活中的齐国游历，以及齐国稷下学宫的论学风尚对于屈原思想及其广阔的世界地理观念具有的潜在影响。 (一)稷下学宫的历史时代及其声响 公元前481年，田常(陈恒)发动武装政变，灭鲍氏、晏氏，杀齐简公姜生，立简公弟姜骜为平公，姜氏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里。⑤田氏代齐的年代，正逢战国初年各国变法改革的兴起。其先有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进行经济、政治全面改革，开启战国诸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和政治人才的时代风尚。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由魏入秦，先后在楚、秦掀起变法运动。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田氏政权也展开了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据杨宽《战国史》附录《战国大事年表》的考证，田齐政权君主世系为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公元前357)、威王田因齐(公元前356-公元前320)、宣王田辟疆(公元前319-公元前301)、湣王田地(公元前300-公元前284)、襄王田法章(公元前283-公元前265)、王田建(公元前264-公元前221)⑥。田齐政权的改革特别重视自由开放的学术风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政府牵头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稷下学宫”由此应运而生，并一直伴随田齐政权终始，历时150余年。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裴骃集解说道：“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⑦“稷”是齐都临淄一城门名，“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以供学者们自由辩论、发表政见，学宫因处稷下而称“稷下学宫”。东汉末年徐干《中论·亡国》亦有记载：“昔齐宣王(按：据胡家聪考证为齐桓公⑧)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⑨通过文献考查，我们得知，田齐政权官办大学府——稷下学宫对各家学派的学说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凭借百家争鸣的方式，大大促进了齐国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后世司马光《稷下赋》亦因此有其“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美誉。⑩稷下先生们实为政府的智囊团，为当权者提供不乏真知灼见的治国强兵方略，此外，他们又广收门徒、著书立说，标新立异，蔚为大观。其游学之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可窥一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1) 稷下学术之兴盛，远非文献只言片语的记载所能备述。仅就儒家而言，孔子之后最为显赫的两个继承者孟子和荀子，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荀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祭酒”。《盐铁论·论儒》亦有记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12)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云集稷下的学者，各相类聚，学派林立，纵论天下万物，诸如政治、宗教、哲学、神话、传说、地理、风土人情等丰富知识和新奇思想定会激荡于此。可以说，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由此我们已大致可窥齐国稷下学宫学术声誉之隆盛。 (二)邹衍“大九州”理论对战国时代观念意识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名家辈出，在齐国稷下学宫学术隆盛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须重点探讨被列为阴阳五行之祖的邹衍“大九州”学说，由此进而寻求邹衍和屈原世界性思维之间存有的潜在关联。 关于邹衍(按：先秦及汉代典籍又作驺衍)生平事迹现今学界尚存争议，不少学者主张邹衍当为域外来华学者，本文对此不拟讨论，但笔者认为，邹衍作为域外来华学者的可能性亦并非绝无可能。在齐都稷下，人称邹衍为“谈天衍”。邹衍其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最为详赡，现摘录其有关“大九州”学说如下： 齐有三驺子……其次驺衍……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按：此“中国”实指为齐国——笔者注)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13) 《盐铁论·论邹》亦记载了邹衍“大九州”学说： 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先列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14) 东汉王充《论衡·谈天》亦有大体相似的说法：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15) 上引《史记》、《盐铁论》、《论衡》等典籍皆对邹衍“大九州”学说进行了概貌描述。从文献看来，当时应有儒者将齐国就说成是中国，将《禹贡》所言九州缩小到齐国范围，故以九州代指齐国，邹衍对儒者这种狭隘地理观作了批驳。邹氏认为，儒者所谓的齐国九州，只不过是《禹贡》九州的九分之一，而此九州之外，尚有地域范围更大的天下大九州。《禹贡》所言九州其实亦只不过为天下大九州的九分之一，即为世人所谓之中国(赤县神州)，那么齐国就仅占全天下大九州之八十一分之一。由此可知在邹衍的世界地理知识观念里，天下世界可划分为九大州(天下九州)，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中国版图(中国小九州或《禹贡》九州)仅占天下九州九分之一，这一小九州之内的齐国又仅占其九分之一，中国小九州与齐国都处于天下世界之东南一隅。这一认识与中国所处欧亚大陆板块的实际位置是完全吻合的。邹衍之所以能批驳儒者，是因为他有“人之所不能睹”，拥有别人所目不能及的见识，其视野宏阔的天下地理观，以及对于各地山川风物的熟知，已经相当程度上与今日世人的全球地理观接近。此于旁证屈原世界地理观念颇为重要。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在战国时代，不仅屈原，甚至有大批学者对于整个世界性欧亚大陆板块结构的认识，可能都是相当自觉的。邹衍不但知道中国小九州外复有大九州，而且还阐说环绕大九州陆地的是大瀛海，也就是大陆板块以外概为海水所环绕。就这一学说本身而论，我们虽然还不能够断定邹衍是否已经认识到除欧亚(非)大陆之外美洲大陆的存在，甚至对于邹衍这一世界性地理知识理论何从产生，也不是本文关注重点，但不管如何，邹衍学说的推演已经为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世界性地理区域的认识和理解打开了一扇阔大的天窗。与此同时，与邹衍学说同时出现的文献典籍《山海经》，其所记载的诸多域外山海河流，似亦在遥遥对应着邹衍的“大九州”世界。已有学者认为，《山海经》可能就是邹衍学派所著(16)，或者就是邹衍讲学的讲义(17)，许多专家至少已承认《山海经》与邹衍学说有着密切关系。游国恩于《屈赋探源》一文中也曾提到：“考《周礼·春官》‘钟师’疏引《五经异义》，有‘古《山海经》《邹子书》’云云，尤足以证明衍说与《山海经》有关。安知《山海经》一类神怪的书，非秦汉间人杂采衍说，或就阴阳家或地理家言推演附会而成的呢？”(18)饶宗颐于《邹衍书别考》亦有与游国恩相似的观点，饶氏亦认为《五经异义》“以邹子与《山经》骈举，则其书固俨然《山海经》之流亚也”(19)。方孝岳甚至认为《山海经》所提到的材料为邹衍、驺奭一派阴阳家和神仙家的大本营。(20) 除此而外，对于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庄子》一书似也有所印证。“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21)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生活年代正与屈原、邹衍大致同时，“其学无所不窥”，则亦不排除庄子对于邹衍学说的了解。《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22)庄子所谓北冥与南冥者，当与邹衍大九州之大瀛海学说不无关系，大陆板块之外，有海水环之，北冥或许正为极地之水，南冥或则是赤道之水。看来庄子所言并非完全虚妄，应有文献及学理之依据。笔者有所设想，齐《谐》者流，甚至不排除恰为邹衍一派学说之典册。 由是观之，邹衍学说之流播并不仅在屈原一人，屈辞所含“大九州”之世界性地理观念亦不过仅为整个时代知识文化面貌之一端而已。 (三)先秦文献对传统“九州”的记载及其与邹衍“大九州”学说的关联 探讨了邹衍的“大九州”学说，我们尚需回归典籍，进一步梳理有关文献就传统“九州”所作的记载。“九州”之最早记录，目前为考古发掘春秋晚期齐灵公时的《叔尸钟》铭文记载：“又□九州，处土禹(禹)之堵，不(丕)显□。”(23)这则材料似乎言大禹治水事，大禹治水足迹范围可能遍及九州，所以，这里的“九州”应该是大禹治水时所涉之“九州”。但问题在于，这个九州是中国意义上的小九州还是世界意义上的大九州呢？ 考《尚书》唯《禹贡》有“禹别九州”及“九州攸同”。但《禹贡》之成书年代，学界向称不一，迄无定论，有代表性的说法大凡有四：一、辛树帜西周说；二、王成组春秋孔子说；三、顾颉刚战国中期说；四、日本内滕虎次郎战国末至汉初说。目前学界多尊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也即是说，《禹贡》成书年代大致和邹衍时代相去不远。 《诗》无九州，《论语》无九州，《仪礼》无九州，《礼记》晚出不论。《周礼》言九州共6则，兹录于下：《地官司徒·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这则材料记叙了大司徒的职责，大司徒应该掌握天下舆地图籍，了解九州的土地情况；《春官宗伯·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保章氏的职责是掌管天文之天星，以星宿和土地的对应关系来辨别九州；《夏官司马·量人》：“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量人的职责是掌握建国之法，并把国家分为九州；《夏官司马·司险》：“司险掌九州之图”，司险的职责是掌握九州的地图，了解九州山林川泽的总体情况；《夏官司马·职方氏》：“乃辨九州之国”，职方氏的职责是掌管天下的地图，并根据地图掌管天下的土地，分辨出九州的范围；《秋官司寇·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大行人的职责是掌握重大外交礼仪，以处理好和诸侯的关系。九州以外的地方，就称之为蕃国。由此不难看出，《周礼》所记九州乃是中国意义上的小九州概念。《周礼》学界多认为其书当定型于战国年间，同样这也与邹衍时代相去不远。《左传》襄公四年有一处记载了九州：“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这与《叔尸钟》所记相同。学界一致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说九州，也与大禹治水相关。《山海经》成书年代前已有说明，当与邹衍同时。 综上所述，从齐侯《叔尸钟》到《山海经》，所有文献有关九州的记载，几乎皆与大禹治水以定九州之事相涉，似乎更多意义上是指中国概念之“小九州”，而这些文献产生年代也皆大致与邹衍所生活年代大致平行。关于传统“(小)九州”知识的相关情况，我们或可作出两种推定：一、大禹治水为历史史实，“九州划界”亦为真实发生过的上古事件，这些史实和历史事件通过文字出现之前的口头传述和早期文献记载，使得这段远古治水历史长久存留于后世民族记忆中，战国时随着思想的大迸发，人们再次大量称引。而后域外学者邹衍来华，看到时下流行的“小九州”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才试图通过宣扬自州”学说以纠正视听，扩大时人对于中原以外大世界的广阔视野，因之最终推衍出“大九州”学说；二、大禹治水与“九州划界”之事本为虚无，或仅为外来传说，中土之士借用外来九州(邹衍“大九州”)观念而敷陈出“大禹治水”以及“九州划界”的中原版本“小九州”观念。“大九州”与“小九州”的概念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尚难论定。但至少所存文献已经清楚表明，在战国时代，两种“九州”的概念及其指称范围显然极为不同，邹衍竭力申说“大九州”之学术举动，其最终结果都格外彰现出“大九州”学说本身蕴蓄广阔的世界性地理面貌，及其所指涉的亚欧大陆板块乃至更大范围的世界地理结构这一知识信息。 三 屈原使齐及其对邹衍“大九州”学说接受的可能性 在邹衍时代，不仅邹衍试图对当时有些儒者狭隘的九州地理概念进行澄清匡正，屈原《天问》也提出了大胆质疑：“九州安错？川谷何洿？”(24)《天问》此句置于鲧禹事后，无疑是屈原对大禹治水导九州之说提出的疑惑。邹衍与屈原如何能够同时对战国流行的九州之说提出质疑？或者说，“九州”问题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意识同时进入屈原与邹衍的理论之思、形上之思中？这难道仅只是两个人思想的纯属巧合？问题至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探讨屈原出使齐国的一段重要经历，及其对邹衍“大九州”学说接受的可能性问题。《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平既绌。……怀王怒，大兴师伐秦……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25) 依《史记》叙述，秦惠王欲伐齐国，其时齐楚交好，秦国担心齐楚形成联盟对抗秦国，遂派张仪使楚，巧用连横之术，承诺楚国若与齐国绝交，将割让六里秦地作为回报。楚怀王贪图秦诺，遂绝齐交秦。屈原对楚怀王的这个错误决策曾奋力谏诤，但终无所挽回。绝齐之后，楚怀王遣使领受秦地方知张仪乃诈，因之怒而兴师伐秦。盛怒之下，必有败兵，又因此前绝齐行径导致齐国怨愤，未能获其增援，结果楚秦蓝田一役，楚损失惨重。楚怀王醒悟，认识到绝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故重新派遣屈原出使齐国以修旧好。屈原使齐后，秦国由于政治需要又许割汉中地与楚修和，但怀王私愤未平，竟拒绝秦地，愿得张仪一人以为惩处。张仪至楚，以贿赂诡辩之计买通怀王近臣靳尚和宠姬郑袖，怀王昏聵，竟又释放张仪。此时屈原正出使齐国，得知此情遂返楚。然此时张仪早已离去，怀王纵有悔悟都为时已晚。这段史实，《史记·楚世家》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26)由此可知，屈原当以外使身份在蓝田役后出使齐国以重修旧好，此一事件，应为当时诸侯各国对垒格局中的重要章节。 刘向《新序·节士》对屈原出使齐国的历史记载更为详切： 屈原者，名平……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27) 此为屈原使齐又一力证。从《新序》所记看来，屈原应有两次使齐经历。第一次使齐是为了抵制秦国并吞天下的野心，屈原东使齐国以结同好，共同抵御秦国的东侵，此为合纵之策。楚齐一南一北，与秦形成对垒三角，此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制衡格局；楚齐的结盟，自会延缓秦国东侵并以图吞并天下的步伐，对其用兵形成重要掣肘，故此举令秦十分不安，所以秦惠王派遣张仪使楚以离间楚齐，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第二次使齐即为《史记》所记楚国在蓝田一役战败之后为与齐国重修旧盟，再次派遣屈原前往齐国。《新序》所记应不谬，符合历史逻辑，读之顺理成章。照此推论，要完成楚国如此重任，屈原定会在齐国首都临淄作长时逗留，况且屈原有两次使齐经历，其在齐国临淄客留时间亦应不能仅作时日计算。 屈原生年，学界意见不一、争议颇多，但屈原卒年却争议不大，学者大致认同为公元前278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由众多学者的考证大致可知，屈原生活在公元前340年前后至公元前278年左右。参照前列田齐政权的世系，屈原生活时代正是田齐威、宣、湣、襄之世。齐宣王田辟疆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此时屈原刚好三、四十岁，正值年富力强，上下求索之时。从前面考证可知，邹衍亦活跃于齐宣王之时。由此，“博闻强志”的屈原使齐期间不可能不知稷下学宫，同时对稷下学宫中的邹衍其人其说也必当多有所闻。《史记》所载邹衍恢宏“大九州”学说，应有理由为屈原所熟知。由此观之，屈原利用对邹衍“大九州”学说的接受，从而在自己的文学天地中营构出一种世界性的广阔地理面貌以及色彩斑斓的神话想象境界，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通过此一路径，通过我们对于屈原使齐经历的梳理，显然最终也就为屈原对齐国稷下学术的熟知，以及对邹衍学说中世界性地理知识体系的接受可能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旁证。 四 邹衍“大九州”学说对屈辞的意义 按照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说法，每一件艺术作品，包括辞赋诗歌等语言艺术形式，总要涉及到四个要点，即作品、艺术家(作家)、世界和欣赏者(读者)(28)。在这四要素中，“作家”与“世界”显然都居于重要地位，作家是作品文本的初始创作者，作家的性情、气质和思想高度往往决定作品的高度，作家的知识体系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书写、表达与内容呈现。作家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一定的文化结构、时代条件以及特定社会知识框架体系之下，这种环境和背景恰好构成艾布拉姆斯所言的“世界”因素。这一“世界”因素真正决定了作家的情感气质、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及其意识形态诸方面内容。由此我们看到，屈辞中所闪耀的瑰丽色彩和深沉感伤的思想、情感、审美品格，屈辞所展现的众多充满神话色彩和异域气息的地理名称，不仅仅是由屈原个人主观意趣所选择，更是由屈原所属的社会、历史，由屈原所处“世界”的一种“世界性”开阔面貌所决定。可以说，诗人屈原的作品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高度发达，高度开放自由的鼎盛局面，展现了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时期”(29)世界性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与交融。从这一视点出发，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在屈原时代，齐国稷下学宫这一历史事件以及邹衍“大九州”学说对于屈原及屈辞的重要意义。 屈原身为楚国人，其游历所及或许虽未超出楚塞三湘及中原齐鲁区域，但这并不能否定在诗人屈原知识体系中所具有的开阔辽远的世界性地理知识。通过考察屈原齐国之行及其在稷下学宫的可能性游历生活，通过深入探讨屈原与邹衍及其学说之间的深刻渊源，我们显然已找到诗人屈原世界性地理知识的一种显明确切的来源渠道，“大九州”学说在战国时期中原各地的盛行流传显然为屈原作品中所呈现的世界性地理意识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依据，一种堪称“有典可查”、清晰可辨的推理论断。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屈原的地理知识观念只来源于对邹衍学说的接受，屈原自身知识体系的储备与成型，自然有着更多的渠道、方式及其更为复杂的内在构成机制。从知识学角度讲，任何知识形态的创造、发生、接受、演变都是一种社会的、群体的乃至于种族的行为，知识的背后隐含着诸多深刻的权力关系、群体意识、观念形态、文化承续及其总体性社会风貌。屈原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已在总体性知识背景和知识框架下奠定了屈原及其同代更多学者、思想家们一种开放的、广阔的、世界性的视域和眼界，这些世界性思想观念形诸笔端，见诸文字，存诸版册，由此形成众多文化典籍中有关山川地理、名物风光的生动神奇之记载，屈辞所示，亦只不过是其中一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先秦时代知识者群体之中，有关亚欧大陆及其世界性的地理知识，有关“大九州”的思想观念，或许本如当今时代人们对于“七大洲”、“四大洋”之类的常识一样，本已深入人心，无可置疑。只不过经由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观念、时代思想的更替之后，在中华民族心灵历程经由大开放、大碰撞进入到2000余年总体性沉寂和禁锢的历史阶段之后，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鲜活的思想、开放的胸襟、壮阔豪迈的气度以及自由不羁的性情却都不由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以至于今天看来竟然显得如此陌生和难以置信。显然，这已经是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另一话题了。 ①汤洪：《屈辞篇目再探讨》，《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②李诚：《楚辞论稿》，第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笔者相关研究认为流沙或为阿拉伯沙漠，赤水或为红海，不周或为东非大裂谷，西海或为印度洋或大西洋，崦嵫应为大地极西之山，西极即为西方极远之地，何所冬暖应问赤道虽冬而暖，何所夏寒应问北冰洋虽夏犹寒，三危应指大地极西之山，悬圃描摹神话昆仑大山之通天高境。 ④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第671—6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⑤童书业：《春秋史》，第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⑥杨宽：《战国史》，第706—7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11)(13)(21)(25)(26)司马迁：《史记》，第1895页，第1895页，第2344—2346页，第2143页，第2483—2484页，第1724—172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⑧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徐干：《中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⑩司马光：《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1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新编诸子集成》，第149页，第55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王充：《论衡》，黄晖校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第473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16)郑德坤：《〈山海经〉研究》，《燕京学报》，1930年第11期。 (17)苏雪林：《屈原评传》，《屈原与〈九歌〉》，第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游国恩：《楚辞论文集》，第45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9)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第124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版。 (20)方孝岳：《关于楚辞天问》，《楚辞研究论文集》，第156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1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第318页，中华书局1984年印行。 (2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9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刘向：《新序》，石光瑛校释，第936—945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28)[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9)[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第7—8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标签：屈原论文; 稷下学宫论文; 天下九州论文; 齐国君主论文; 邹衍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历史人物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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