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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剧烈变化当中。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失衡”与“再平衡”压力，表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持续落差以及如何进行平衡。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进入动荡之后的转型调整期，消费无亮点、技术待突破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动力缺失使得各国经济普遍处于下行态势。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融合进一步深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程度也进一步加深[1]。 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造成世界经济的核心——美欧出现了金融动荡，从而影响到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外围国家亦无法避免冲击。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下滑（见表1），需求侧不旺、供给侧低效成为了世界经济两大主要现象。在新增长动力未形成之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及特点变化。
（一）美国继续主导新世界经济秩序 自20世纪90年代始，美国依靠互联网技术及金融工程成为唯一经济超强大国，但在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下，美国面临欧盟竞争、中国崛起的情况，一方面其再工业化转型战略的进展，并未完全尽如人意；另一方面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呈现压力，如人民币最终于2015年11月获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SDR体系定值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会产生相应影响。因此，适值国际贸易格局混沌及变革之际，美国力图通过制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促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两大协议（见图1），占据贸易规则主导制高点，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2]，继续维持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 （二）欧盟一体化进程面临内部不平衡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存的最高阶段，欧盟整体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联合经济体，德、法、英、意四大主要国家也呈现出较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但同时也面临域内国家发展不平衡、财政政策无法协调一致的主要矛盾，面临持续通货紧缩压力，平稳复苏基础比较薄弱。[3]个别国家，如希腊的债务危机一度对欧盟的统一货币体系造成较大冲击，很多人担忧处理不当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威胁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振兴经济、维护一体化的整体进程，欧盟“容克计划”正式出台，寄望于在2015-2017年间总额达3150亿欧元的重点领域投资计划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从而形成更大的投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该计划实施以设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为平台，划定消除投资壁垒路线图，据此采取非歧视的市场化行为进行相关项目的建设。然而该计划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尚有待于市场进行最终检验。 （三）新兴经济体亟须突破增长瓶颈 2013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G20峰会召开之际曾经提交过一份秘密报告，指出新兴经济体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重新把发展动力定义为来自发达国家。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以金砖五国、新钻十一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37%提高至2013年的50%以上，未来将发挥更为重要影响。[4]虽然IMF其后对以上结论作了修正，重新承认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仍然反映出IMF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忧虑：在近20年来持续的高速增长基础上，在世界市场整体需求受限情形下，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以及局部地缘政治影响、地区冲突等，使得新兴经济体也需要转型调整以摆脱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困境。包括中国、俄罗斯、欧佩克组织等均面临各自的国内经济增长压力，从而既受制于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也对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带来负面牵制。
（四）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两次石油危机反映了石油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冲击。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跌跌不休”，已降至30美元/桶之下，全年跌幅约40%。低油价背后折射的实质是世界市场需求不旺带来的经济下行萧条，不仅对于资源型国家如欧佩克组织、俄罗斯等经济体带来重创，更由此造成国际贸易的市场份额萎缩形成关联效应，加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进而引发经济周期爆发危机的风险。从经济周期结合实际情况判断，全球新一轮竞争正在加剧，欧美经济内在矛盾短期难以调整到位[5]，世界经济周期律将在2019-2023年发挥作用，从而使得世界经济在未来三年后进入增长低谷。由此将带来世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加速催化和迫切期待（见表2），唯有如此，同时辅以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国际合作的加强及各国经济政策的合理应对，才有可能逆转经济长周期带来的全球负面影响。 二、中国经济内部环境变化及影响 2014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与美国共同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国家；另一方面诸如“刘易斯拐点”、“增速换挡”、“转型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均对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困扰，尤以低成本扩张优势不再、要素投入驱动不可持续为最。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并呈现出“新常态”特点，从而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作出相应变革以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一）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1.“新常态下”三期叠加、多种矛盾聚合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失去两位数增长，下行态势较为明显，经济增长高速转为中高速已成为显著特征。2014年GDP增速降至7.3%，未来数年则可能进一步回落至6.5%-6.8%的运行区间。伴随经济下行态势，产业结构经过约20年调整，出现了一些优化迹象，表现为战略型产业发展较快、第三产业比例有所上升、服务贸易获得较快发展。此外，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成为共识，传统上依托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及资源损耗日渐凸显出负面效应。“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成为“新常态”经济的特征，伴随而生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滞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及环境污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2.传统“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新定位 中国经济进入过剩阶段后，依靠传统“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形成经济增长动力，最后演变成为一种增长模式。遍观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消费比例在经济增长中基本超过65%以上，甚至部分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其消费比例也在GDP的60%以上。客观而言，消费只是在经济增长起基础作用，经济水平的提高会扩大消费，但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依靠消费效应只能短期刺激经济增长，只有创新才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根本动力，不能本末倒置。中国经济2015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已达60%，这说明扩大内需的政策有所奏效，但并不意味着增长模式仅靠提高消费比例就会顺利转换。“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结束，取而代之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形成消费大的浪潮，同时也对企业适应消费需求带来创新挑战。
投资是经济起飞阶段必不可少的条件，东亚“雁形模式”发展期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投资率都常年保持在35%以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一片萧条，唯有中国经济未受到大的冲击，可谓与危机“擦肩而过”。尽管时过境迁，今天很多人认为当时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使中国经济错失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但事物一般具有两面性，我们无法否认“4万亿投资计划”对当时中国经济屏蔽危机的正面作用。从目前情况看来，投资仍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关键作用，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如何重视并发挥投资作用仍将成为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在2015年也呈大比例下降（-7%）。其中出口小幅下降（-1.8%），而进口受制于大宗商品价格跌幅明显（-13.2%）。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自2001年12月入世以来，中国出口贸易额三年之内实现翻番，并于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加工贸易及外商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出口模式的重要形式，依靠规模效应及低成本扩张占据较大利润份额。但随着世界整体经济下滑、保护贸易趋势抬头、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出口贸易虽遭遇到很大困难，仍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发挥促进作用。 3.供给侧深化改革满足提高的需求 经过37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特色的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及路径正逐渐形成。通过生产力的改造和生产关系的改进，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告别经济短缺，经过1993-1996年短暂的3年经济基本平衡阶段后，供需矛盾造成的过剩与缺失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一方面大众化的商品生产超过需求从而造成库存增长，另一方面又存在结构性矛盾造成部分商品短缺，由此引发国人远赴海外频频海淘各类商品如电饭锅、高压锅、厨具、婴幼儿奶粉、化妆品、卫浴洁具等现象。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国人具备了消费偏好的实现条件及强烈的多元需求，而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并未与此同步，国内市场无法提供相应产品，因而传统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不足造成市场竞争由数量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及差异竞争。能够满足及诱发消费者偏好的商品及服务才能促成消费者“以货币为选票、以脚投票”加以青睐，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将成为未来长期市场竞争的主线以及企业决胜的命脉。 4.中国制造提出2025目标 现代产业结构中，工业是一国承上启下连接一次产业和三次产业的根本。本世纪初英美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提出第三条发展道路都显现出对工业制造的重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立足于“质量、效益、可持续”的指导思想，但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还并非制造业强国，企业集群度和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足[6]，造成我国产业还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所获附加值比例有限，还需要向上下游攀升以提高技术含量。通过20年以来的转型调整，当前“新常态”下，新兴产业、服务业及小微企业均获得了较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体现。中国已经制定“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是基于目前工业制造向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态势，以适应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在工业制造领域内的结合及运用趋势。[7] （二）问题倒逼改革、转型调整势必加速 “三期叠加、多种矛盾聚合”正在促进改革措施的落实，同时转型调整需以提高我国经济体适应条件和环境变化能力为目标。 1.发展的不可持续倒逼改革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中心，拨乱反正意义深远，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正式拉开。经过30余年的经济发展，借助于全球化的融入，中国经济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然而无论国内海外一致认为现有的改革红利已经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厘清思想定准方向，形成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及健全机制。当外部环境已变化，内部资源条件、要素条件已不能按照原有模式支撑经济发展，低成本扩张、要素投入驱动路径已面临发展瓶颈，有悖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宗旨，旧有模式受到制约需要寻求新的变革。 2.民生改善与国家治理问题倒逼改革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对于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衣食住行各个层面全面升级，从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的提升也可看出中国经济水平的巨大变化。中国汽车保有量、人均住房面积、智能手机、电脑、家电等使用数量均有长足提高，同时火爆的境外旅游折射出中国快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强劲的海外消费能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相比，这一切均反映出中国民生的极大改善。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土地转让群体事件及部分官员权力寻租等问题，导致群众思想认识模糊，不满情绪增加，从而不利于国家顶层设计及治理。改善民生是国家有序治理的必要条件，仅仅依靠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还需要结合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强化党的领导，加强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维持中国长治久安的充分条件，以保持我国和平稳定的优良环境。 3.经济增长模式及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倒逼改革 自1996年以来我国开始提出转型调整，出发点在于需要遵循规律发展，即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以及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经济体的要素特点及比较优势确立增长模式才能与时俱进[8]，我国20年来的高速发展建立在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基础之上，牺牲环境及资源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背后浮现的是青山绿水不再，充斥的是冬日雾霾弥漫。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催生“4万亿投资计划”，延缓了我国经济转型调整的时间与步伐，“新常态”下，经济转型调整势必需要加速。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调整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核心则在于创新驱动机制的构建，从而实现“质量、效益、可持续”。 三、世界经济变幻中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依靠规模经济优势，借助于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及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实现从温饱到初步小康的快速飞跃。通常而言，由贫困到温饱、奔小康、至富裕最终实现发达是一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五个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全面实现小康以迈向富裕从而达到发达阶段，在国际、国内环境均发生新的变化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以问题为导向，确立质量目的型改革[9]，在关键领域变革创新、因势利导，成为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一）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基础 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先决条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以更好地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主导作用。 1.发挥市场力量的渗透作用 供需平衡是经济稳定的基础，价格机制则是调节供需平衡、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已经证明市场驱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渐进式”改革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需要逐步消除“市场失灵”。基于体制及历史原因，现阶段我国在诸如能源、基础设施、通讯、金融等重大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入，故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取向改革以消除要素配置的错位及低效，避免福利的无谓损失。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2.转换政府职能加深与市场接轨 市场化的改革需要在明确产权基础之上，赋予企业独立自主决策的权利。这决定了政府职能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看得见的手”之灵活调节作用，杜绝对企业的无端管制和对市场竞争的无序干扰。和谐社会需要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10]，政府职能转换的焦点在于确定“越位与失位”之间的中位平衡，即合理定位，注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市场有序运转。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正在沿着简政放权的取向进行改革，通过明确“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划分与权利享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此防范官商利益捆绑、权力寻租，真正形成市场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运用企业“勤劳之手”创造增量财富 财富源于生产而实现于流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着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以此化解存量积聚矛盾。因此，企业自身如何运用“勤劳之手”，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现代企业运营的本质。早期萨伊定律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企业无需营销。时至今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更新日趋加速，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更迭中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定准方向，通过产品功能延伸、新型产品制造、服务细致强化等吸引消费者青睐，全面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竞争环节中，从而占据一定市场份额获取利润，奠定企业生存并发展的基础。 （二）转型调整是核心 转型调整既包括宏观层面的转变增长模式，又包括中微观层面的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过程中，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被大量配置到中国，世界市场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广阔容纳空间。然而要素投入驱动模式必然面临发展瓶颈，转型调整势在必行。 1.中微观转型调整——追求“三高” 产业的基础是企业，企业的基础是管理。企业提高竞争力可以体现在“三高”方面，意即企业能够拥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及高端客户。高新技术意味着发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并使之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通过高新技术创造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以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11]；高附加值意味着企业在微笑曲线中向两侧攀升，占据研发、营销、服务等高利润环节，避免陷入低利润加工形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及环境破坏；高端客户则意味着企业与市场衔接的桥梁，将企业供给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据此制定经营决策实现科学管理。 2.宏观转型调整——创新驱动、化解过剩、合理布局 短期而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则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在于以消费、投资、出口的何种形式成为主要动力，而在于改变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即由要素投入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通过作为增长源泉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12]；产业转型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具有导向性和推进器的作用。[13]化解过剩重点在于改造传统过剩产能，通过治理“僵尸企业”，通过关、停、并、转将富裕要素重新配置。合理布局既要考虑产业结构素质提高，又要兼顾区域平衡发展。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因此，通过转型调整可以加强供给侧改革，从而适应并创造需求形成经济增长动力。 3.转型调整实质在于提高经济体适应能力 无论是中微观层面的转型调整，还是宏观层面的转型调整，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和手段，其实质均在于提高经济体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内三期叠加矛盾下，需要认清转型调整的实质并确立衡量的标准。质量、效益、可持续对于转型调整而言是最终的目标，经济能否很好适应国内条件的变化、世界环境的冲击，则是衡量转型调整是否到位的依据。 （三）金融改革深化是重点 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经济有序运行至关重要，尤其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越过里程碑阶段（获准加入SDR成为定值货币），金融体系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及市场化改革已成为协同实体经济发展、彰显大国责任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 1.回归资源配置功能协同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配置资源，资本市场则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渠道。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虚拟经济在美国的无序膨胀，借助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受到虚拟经济的渗透及影响却非常深远，2015年6月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便可见一斑，新确定的股市熔断机制在2016年的第一周便出现两次，产生停市的局面，其后迅速被叫停，这充分说明中国股市易受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极为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股市动荡不仅蒸发大量财富，对经济信心的树立、国企混改的进程、企业融资的便利都产生冲击和负面效应。最为关键的是高倍率的杠杆造成的资金泡沫冲垮了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加大了市场投机心理而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投资的初衷。因此，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必须吸取国际经验，以有效配置资源为出发点，协同实体经济发展为要务，建立科学的金融运转体制及金融监管制度，以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得益彰的协同效应。 2.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承担SDR定值货币责任 金融深化使得资本流动更为迅速及频繁，金融动荡对各国带来的冲击效应也比以往更为明显。一国一旦金融体系过于脆弱，则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基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导致量子基金等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的投机逐利，由此对东南亚生产体系造成致命性摧毁。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2015年11月越过里程碑阶段，即获准进入SDR体系成为定值货币。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成就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及世界对我国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则毫无疑问也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责任担当。按照“三元悖论”所述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更深入发展，未来我国必将逐步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更深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遵循国际金融规则，以充分应对并化解更大的金融风险，同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及影响，为中国经济稳增长及发挥在全球更大影响力创造金融条件。鉴于我国在亚投行的主导地位，以及金砖银行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丝路基金先后成立，未来我国金融国际化可以通过以上三座平台逐步展开。 （四）国企改革是难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国企承担重大的经济责任及社会责任。国企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既需要增强市场活力，同时还要保证公有制性质不能变色。 1.明确产权制度推进“进、退、流、转” 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也当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证明了从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创造财富”到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创造财富”以及科斯所主张的“产权创造财富”均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说明了价值产生既离不开劳动创造，也离不开制度激励。国企改革需建立在产权国有原则基础之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根据国企所在领域、战略地位、经营现状、发展前景、推进“进、退、流、转”，通过合理“强身、瘦身”实现国企资产增值、功能扩大、效率提高。 2.实行国企混改引入竞争机制 国企改革并非为改而改，需要避免盲目改革及一刀切。对于运转良好、战略意义重大领域的国企，其改革重心聚焦于加强科技研发、提高管理水平。对由于行业垄断造成缺乏创新、绩效低下的国企，则可以通过引入战略投资、民间资本参股从而建立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以此带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混改不仅可以改变国企由于垄断带来的低效，也可以对民营经济提出进一步规范和约束要求，从而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14] 3.分类完善国企法人治理、考核、激励 国企既承担经济责任，又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在国企改革中，需要根据其功能定位和业务类别，确立其承担的主要职责。对于以经济效益为主及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国企应加以甄别区分，分类建立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不同经营目标制定考核方法。例如，从维护国资安全、促进深化改革、评价领导经济责任及改进公司治理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同时设立不同的激励制度，完善企业现代管理。[15] 当前国际市场处于收缩、各国经济有竞有合，同时国内面临资源制约、多种矛盾交织聚合，变幻中的世界经济及“新常态”的国内经济大逻辑和经济问题倒逼中国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围绕“市场改革、转型调整”的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向未来更高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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