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始自17世纪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进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经由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最终进入观念文化、哲学层面，大致经历了交互关联的三个时期：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碰撞阶段、清末民初的中西对话阶段和从五四运动至今的中西文化融合阶段。在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西方哲学只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小部分，中西融合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在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西方文化的启蒙理念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缺陷，哲学乃文化之核心，因而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哲学，到19世纪末，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的高峰期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西哲学融合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传播走向胜利的年代。这个时期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体现在尝试用西方理性分析方法去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哲学问题，取得的成果既深刻又富有创造性。 一、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启蒙介绍时期 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起义的推动下，在逐步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从译书机构的创立、近代期刊和报纸的出现、新型学堂的建立到留学风潮的兴起，从物质条件到人才培养，从资料的搜集到论著的发表都为西方哲学全面东渐做好了准备，以启蒙为宗旨，西方哲学开始进入中国。 从19世纪末开始，立足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在对西方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第一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宣传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尤其是“中西古今”问题的论战开启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序幕。其中传播进化论的作品，包括严复的《天演论》，实际上是对原著的改写与再创作。这部译著鲜明而突出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了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如能顺应“天演”的规律进行维新变法，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亡国而被淘汰。此外，还有梁启超的《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传略》等。这一时期，专题性的研究文章数量有限、屈指可数，例如，有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只有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马君武的《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和严复的《述黑格尔唯心论》三篇专题文章。以影响和学术价值而论，由于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在当时对什么是“哲学”并没有明确区分的前提下，往往以文化问题替代哲学问题，加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或失之偏颇，或以中国哲学、佛学去牵强附会西方哲学，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走着非常曲折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思想家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已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体意识。 总体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维新—辛亥时期，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是适应中国社会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需要而发生的，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事业连在一起的。在这一阶段，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思潮，如经验论哲学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等，都已经传播和介绍到中国。但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尚处在浅层次的阶段上，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作用终究有限。这种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改变。 二、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的引介与自创并举期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和思潮纷纷引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引进与广泛传播，形成了中西哲学融合的第三次高潮。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以克服封建文化传统的阻力，使得引进西方哲学成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大量刊载西方各种哲学派别的原著节选或文章，把西方哲学引进来，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尤其在西方哲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会通融合。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专题性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不仅发表了诸多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专门介绍与研究的文章，而且涌现出许多对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思想学派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现代哲学流派研究均有涉猎，突出了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人的个性解放的高扬，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社会的启蒙奠定了基础。 (一)来华讲学的西方哲学家及活动 第一，杜威来华及其影响。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已在中国传播，只是在思想界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1919年5月，杜威应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在中国住了两年多，演讲遍及十几个省市，胡适陪同并翻译。杜威全面地在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与哲学，特别是系统地阐明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与伦理学的观点，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科学、民主等价值理想与伦理精神的追求，体现了中国学者放眼世界、广纳新知、全面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 第二，罗素来华及其分析哲学的传播。罗素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1920年9月，罗素应邀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八个多月的讲学活动。演讲报告不仅系统地阐明了由罗素开创的分析哲学理论与学说，还通俗地介绍了当时欧洲一些新兴的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五大系列讲座，即：“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与“社会结构学”，演讲内容强调了科学方法即逻辑分析法在哲学领域中的运用。 第三，杜里舒来华及其生机哲学的传播。在杜威和罗素离开中国后不久，1922年10月德国的生机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演说的内容除了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介绍和论述他的生机论哲学体系。 无论在讲学时间还是在影响范围方面，杜威、罗素、杜里舒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二)西方哲学的翻译与传播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开始仿照西方模式在大学里建立哲学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置入大学体系之中，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使得西方哲学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中国大学最早是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立，并陆续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从此时起，中国产生了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职业哲学名家，他们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如张君劢、张颐、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牟宗三等。这一时期纷纷创办哲学专业刊物与成立哲学学术团体，大量出版西方哲学理论著作。1927年，中国第一本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哲学评论》创刊；1935年4月，成立了中国哲学会，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史的研究；1941年，在中国哲学会基础上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增强了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出版。同时，对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集中于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上，翻译了罗素、杜威、柏格森、杜里舒、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1.英法近代哲学翻译传播 20世纪30年代是国内大规模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时期。当时学界认为，要真正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及其在哲学上提出的种种学说，必须了解以崇尚“理性、自由”的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及其在观念上的变化。这一时期研究者提出了既要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的主张。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推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的翻译与介绍被提上议事日程，相继出版了刘伯明的《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21年)、英国木尔兹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德国韦柏的《西洋哲学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4年)、全增嘏的《西洋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等一批介绍与翻译欧洲近代哲学史的著作。 2.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传播 与西方英语世界国家及日本相比，在中国有关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与传播要晚得多。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曾对黑格尔思想做过零星介绍，但一直未见黑格尔哲学原著的中译本。3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译本开始出版，张颐与贺麟先生都是翻译和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先驱。1925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张颐撰写的《黑氏伦理研究》，这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成果。贺麟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原著的翻译介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方面重视翻译工作，另一方面自己深入地研究探讨，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收集意见进行修改。 3.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进入了全面吸收和整理时期，这一时期比较注重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理性内容，又避免现代西方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做法。到了4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学说由洪谦全面地传播到中国，194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题名为《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著作。 总体来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既介绍与引进西方哲学，又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自创”，呈现出中西哲学融合的趋势。这一时期对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西方哲学东渐的繁荣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的研究向学术化的趋势发展，对西方哲学的学理性研究开始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加。所以，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全方位的，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均有涉及。同时，一些中国哲学家结合中国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现实，开始创立与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思路，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如张东荪在融会西方各种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多元的认识论”，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实在论等。这一时期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呈现出多种哲学流派与风格。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客观地说，这个时期的哲学交流发展繁荣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发展滞缓的30年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57年之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发展受得了多重打击。首先，政治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全盘倒向苏联，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成为哲学教育和研究的标准教材；其次，对于西方哲学研究采取严厉批判和简单否定的态度，将西方哲学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与此对应的是唯物主义代表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辩证法意味着合理、形而上学意味着荒谬。这种对待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吸收、容纳世界范围内先进文化和思想的进程，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后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西方哲学研究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成为研究关注的对象。同时，受政治性主导，翻译、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1949年—1955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在此背景下，哲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需求服务的，国内学界的哲学研究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当时的哲学界要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判断哲学是非的准则。政府和文化教育管理部门加强了西方哲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号召和组织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严厉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理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外国哲学翻译发生了很大变化，译自苏联的读物居主流地位。1951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译文杂志《学习译丛》创刊，主要译载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同时，其他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也相继在中国翻译出版。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与模仿苏联进行哲学研究的十年(1956年—1966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机构和期刊纷纷创立。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创办了《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这些专业期刊都着重发表评论西方哲学的论文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译文。在广泛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和各综合大学的教师、研究人员的建议的基础上，1963年商务印书馆拟订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把16—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规划重点，力争提前译好出齐。1956—1966年间是踏踏实实进行哲学社会理论翻译的十年，尽管这期间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规划得以执行，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达129种之多，翻译成果显著。其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年出版)；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1957年出版)、《形而上学》(吴寿彭译，1959年出版)；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方书春译，1959年出版)；莫尔的《乌托邦》(戴镏龄译，1957年出版)；培根的《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1958年出版)；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1959年出版)；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1958年出版)；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1957年出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贺麟译，1958年出版)；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关文运译，1958年出版)；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吴绪译，1957年出版)；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顾寿观译，1956年出版)；狄德罗的《狄德罗哲学选集》(陈修斋等译，1956年出版)；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管士滨译，1964年出版)；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重译，1957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957年出版)、《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57年出版)、《批判力批判》(宗白华等译，1964年出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1956年出版)、《哲学史讲演录》(1、2、3卷，贺麟、王太庆等译，1956、1957、1959年出版)、《法哲学原理》(范阳等译，1961年出版)、《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1962年出版)；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上、下卷，荫庭、荣震华等译，1959、1962年出版)、《未来哲学原理》(洪谦译，1955年出版)，等等。 这一时期，比较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同时，为了给大学哲学系提供教学资料，6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任华受教育部委托，参加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工作，任《西方哲学史》一书主编。在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都被简单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反动哲学，对它们的研究更加困难了。尽管北京大学哲学系集中了全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绝大部分著名专家，但因目标众多而无法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当时全国各哲学系中只有复旦大学较系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但不得不用“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实际上也不得不批字当头。 (三)十年空白期(1967年—1976年)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范围步步收缩。起初，有的专家不得不弃撰著而退求翻译，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对既“洋”且“古”的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也难以为继了。从1967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十年间，只能以贴“批判资料”、“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等标签的方式有选择地翻译一些西方哲学著作。这个时期，有关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是空白。据统计，到1974年前后，只有六本著作出版。所以，“文革”结束后，西方哲学界拨乱反正的呼声相当高。 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哲学界中断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只有少数德国古典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由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允许在大学讲授之外，其他任何西方哲学思想与学派的研究均遭到禁止。而即便是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哲学，也少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与讲授，大多成为教条与意识形态的调料。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苏联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外，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基本持否定态度。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西方哲学(包括现代部分)确有开始复兴之势。1957年初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会，冯友兰在会上提出了抽象继承法，贺麟提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都是敌对关系，而可能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但这种势头只延续了几个月，随着反右运动开始，冯友兰、贺麟等人受到批判，接着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以九评为代表的反修运动，“八大”的方针实际上被抛弃了，重新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时期虽然成立了一些哲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但它们对现代西方哲学仍然是回避的。 四、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翻译研究的繁荣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在此背景下，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进入繁荣期，介绍与传播西学新知又成为学术界的亮点，中国迎来了西方哲学传播的高潮。1978年在安徽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会，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学术氛围。芜湖会议在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西方哲学界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摆脱日丹诺夫的哲学模式，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议质疑原来被奉为经典的苏联学者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强调了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批评了在西方哲学史中简单“贴标签”和“扣帽子”的学阀作风。从此，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泛到专，由普及介绍到比较研究、重点研究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开展原来几乎是空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1979年11月17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哲学讨论会，会议不仅肯定了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制定了规划，并在各主要单位和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分工。 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和高校哲学系广大教师的建议下，教育部正式确定现代西方哲学为大学哲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并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于1979—1980年分别在保定、上海和南京举办现代西方哲学教师讲习班，还指定由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牵头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为课程的开设做了重要准备。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后的起步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要的工作是恢复和创建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哲学研究所的《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两本刊物复刊，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得以恢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也重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开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78年芜湖会议后，“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相继成立，每年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哲学史观的认识逐步深入，推动了西方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理论化、专业化和学科化。 80年代初期，西方哲学史研究虽然还处于拨乱反正后的起步阶段，但一些重要工作已逐步开展。就西方哲学史而言，十年动乱以前各大学哲学系在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虽受干扰，但一直没有中断，各校都有较完整的讲义，对一些重要哲学家的研究也有较好的基础。“文革”结束以后，不仅恢复了教学，而且大都有条件进一步推出正式的教材或专著。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由于原有基础较薄弱，不得不从编译资料和初步的介绍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编译的四辑《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的《外国哲学资料》当时应用得最广。杜任之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论述较为全面，增进了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在60年代初，复旦大学全增嘏就曾开设“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课程，后由刘放桐接上，并有相对完整的讲义，因此在1981年得以出版《现代西方哲学》教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较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学科教材。在国内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尚无其他系统的教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它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高校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需要，由此受到较大欢迎。此书1990年和2000年分别出版了修订本和新编本，三个版本共发行了约30万册，对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普及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计划地以访问学者身份选派中青年学者到欧美进修学习，到选派研究生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培养了一批具有海归背景的西方哲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人才。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1983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际，中国首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名义出席，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之后相继参加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世界哲学大会。1988年，中英暑期哲学学院成立；90年代，澳美加入暑期学习班，培养了一批批西方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的相对繁荣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在高校的教学更加完善，教材建设形成高潮，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1983年，复旦大学全增嘏和武汉大学的陈修斋、杨祖陶分别出版了《西方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稿》；1985年，南开大学冒从虎等的《欧洲哲学通史》问世。这三部教材都曾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同是在1985年，南京大学夏基松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出版，由于它的表述清晰简明，曾被不少学校采用，并与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一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80年代后半期，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尽管它们未必都有显著的创新，但编者们至少对现代西方哲学做过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而这也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队伍空前壮大了，为在这方面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在以人物、思想、学派和断代史为特征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由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10卷本《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和《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参与这两套大型著作写作的有全国各单位的上百位学者，是当时国内学界研究西方哲学所完成的最重大工程，它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和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参照系。时至今日，这两套丛书仍是诸多学生和研究者从事西方哲学的入门读物和参考书。除此之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得到了全面恢复，不仅接续了此前百年来的积累，而且以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西方哲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各个学派、众多人物以及思想的专门史研究不断深入，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面世。这一时期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数量是西方哲学东渐百年成果总数的十倍之多。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开始重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使之成为西学研究中的“显学”。9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崛起，国内学者开始对其进行追踪研究。这些研究热点既是学术研究有了一定深度的体现，又是当时社会群体的心态反映。 (三)20世纪90年代繁荣后的相对冷清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许多大学里增设哲学系或哲学专业以及国内外大批博士毕业生参与研究工作，从事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持续增长，研究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尽管研究成果的出版相对困难，研究论文的发表和专著出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总的数量还是稳中有升，这种形势更有利于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深入。因为80年代初期所谓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和“萨特热”等仍带有许多盲目接受西方社会思潮的不成熟因素，甚至还有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某种曲解。进入90年代，这种盲目崇拜的“热度”在逐渐减退，代之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90年代之后，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泛专结合、以专为主的阶段。普及性介绍还在继续进行(例如，赵敦华的《西方哲学史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张汝伦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在青年读者中很受欢迎)，但研究者们的主要注意力大多集中于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研究深度明显得到加强。研究领域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俄罗斯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主要围绕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两大流派。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内容包括苏联哲学和当今的俄罗斯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从事西方哲学的工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重要人物及代表性著作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古希腊哲学方面，80年代之后主要围绕苏格拉底、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观点及其哲学属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诸教授历经27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的《希腊哲学史》(共4卷，近500万字)，是目前全世界第二部多卷本希腊哲学断代史研究的著作，是中国学术研究与国际哲学研究进行对话的优秀成果，对于加强希腊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通史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著作蓬勃涌现。其中在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共分8卷11册，近600万字)全部完稿并出版，实现了学界的夙愿。这是一部具有精神内涵的“哲学史”，这部著作着力突出了“中国学术特色”，并结合对国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理解，重视对哲学原著的阅读、理解和研究。复旦大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近600万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课题，从2005年起陆续出版了9卷。除了以经典原著为基础外，这套书力图打破国内外原有哲学通史的框架，并加大现代部分，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北京大学赵敦华的《西方哲学简史》，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一部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所撰写的独创性教科书。此书除了引用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资料选辑尤其是《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的史料，还直接引用外文资料。与此同时，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包括欧洲大陆哲学、英美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都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加强了研究，几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化发展保持同步。 四、结语 20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一方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中国学术文化进入了深刻的文化转型期；另一方面，在中国，西方哲学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 第一，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以翻译、教学和研究三者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从根本上来说，翻译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语际交流活动，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实现人类文化的有效沟通。百年来，翻译西方哲学典籍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它不仅向国人介绍了以理性思辨和逻辑分析为特征的西方哲学理论内容，更重要的是，一辈辈学人所体现的寻求“民族性”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追求，启蒙与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说，翻译西方哲学典籍是知识分子层面的“专业对白”，那么，把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进行更大受众层面的推广，则通过讲授的方式——教学来实现。西方哲学原著常常给人以晦涩难懂的印象，教学则要求用明快流畅的语言，避免含糊和晦涩，尽量清晰地向听者传递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从最初的北京大学“哲学门”设立到如今的外国哲学学科制教学体系的完整确立，疏通了西方哲学思想传播的路径，培养了一批批西方哲学专业人才，使教学活动始终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在近代历史进程的特殊经历，在“睁眼看世界”的译介与“救亡图存”的启蒙教学中，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始终相伴而行。翻译西方哲学原著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会提升翻译的质量和数量，而融入教学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对西方哲学的深刻理解。 第二，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相结合。西方哲学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还原西方哲学的本来面貌，更是要将其改造成符合国人需要的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主动把西学研究与中国的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把中国视野和世界眼光有机统一起来。从某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历史。我们在面对西方哲学这个异质文化的时候，经历了从最初的近似崇拜的认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再到如今的辩证看待及其相互融通的过程，体现了我们以主动的方式审视西方哲学的过程。在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既不能“言必称希腊”、要求全盘西化，也不能一味地推崇所谓的“国学”而食古不化。其实这两种立场都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都可以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相反，我们提倡以一种开放的文化批判主义的态度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我们没有必要在全盘西化和食古不化的两极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与其摇摆不定，莫衷一是，不如主动地尝试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在一起，要敢于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并适应中国和时代的要求，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把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看作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对自己的文化自觉地加以批判和改造，走文化交流和融通的道路。这既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论自觉，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软实力的诉求。 第三，西方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马克思哲学产生在西方，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为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具有共同的科学和文化背景，因此，尽管两者作为不同性质的哲学存在原则区别，但共同的时代背景又使两者必然存在重要的共通之处。因此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西方哲学研究以往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挫折，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如实理解特别是正确处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新时期研究西方哲学要更加注意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有学者提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的一系列局限性上有着重要的共通之处。与此同时，西学功底深厚的专家还提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承担着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任务。为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西方古典哲学背景中来理解，也放在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来考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保持沟通与张力。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别是中青年专家也非常重视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由此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出许多有创意的观点。在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同时善于吸取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以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文化哲学和价值哲学，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中就设立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和价值观”的专章。总的来说，关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中，许多具体观点在哲学界尚有争议，但对于这种比较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则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2000年7月在上海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会，高校的这两个学科的主要专家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这两种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共识。 回顾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怀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将西方哲学引进来，西方哲学不仅被中国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旨趣、学术立场和表达方式所影响和改造，而且西方哲学也影响和改造着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融通与开拓中国哲学发展繁荣的新局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标签：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罗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