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基于银行信贷供给机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银行业论文,视角论文,效应论文,银行信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界对金融监管的深刻反思，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被认为是引发并加剧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改进银行资本监管、缓解顺周期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成为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的核心议题。对此，资本缓冲作为一种逆周期监管工具，在改进版的新巴塞尔协议(Basel Ⅲ)中被明确提出，监管当局希望致力于通过资本缓冲这一工具达到限制银行信贷过度波动的目的。然而，与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类似，银行资本缓冲也可能具有周期性。如果银行资本缓冲也是顺周期的，则其同样会引发信贷的过度增长或紧缩，进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有文献对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银行资产组合风险可能会在经济扩张期增加(Rajan，1994)，因此具有前瞻性的银行会考虑到在经济扩张期积累资本缓冲，以防范经济下滑时风险暴露实现(Materialization)引起的不利冲击。Jokipii和Milne(2008)、Fonseca和Gonzalez(2010)采用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资本缓冲在一些国家具有逆周期性。另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在经济扩张期倾向于低估实际风险而增加贷款，从而导致资本缓冲减少。或者即使银行预期到未来可能的贷款损失，但由于贷款损失本身滞后于经济周期，结果是实际的资本缓冲会在经济衰退期增加(Estrella，2004)。资本缓冲和经济周期之间这种负向变动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Ayuso等，2004；Stoltz和Wedow，2005)，说明资本缓冲亦具有顺周期性。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发现两者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Fonseca和Gonzalez，2010)。上述国外研究表明，各国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行为具有差异化特征，对于各国情况有必要加以具体研究和分析。然而，现阶段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有限，这些少数的文献包括：李文泓、罗猛(2010)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性，而张宗新和徐冰玉(2011)、柯孔林等(2012)则研究得出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的结论。可见，以上国内少数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着较大分歧，尚需对此做更深入的研究。
上述研究在实证方法上通过银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特征。换句话说，当经济周期与资本缓冲正相关时，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反之，则意味着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这一逻辑内含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银行资本缓冲越高则信贷供给越少，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紧缩效应(Fonseca等，2010)。也就是说，资本缓冲是否具有调节信贷供给的能力，即资本缓冲的上升(或下降)意味着信贷数量的下降(或上升)，是已有研究能否借助于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相关性判定资本缓冲周期性的根本。然而，资本缓冲与信贷供给之间一定是负向的关系吗?已有资本缓冲周期性研究的前提假设一定成立吗?
基于此，本文在深入研究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同时，对以往该问题研究中较少关注的前提假设作以检验，以探讨资本缓冲是否会通过影响银行信贷供给的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从样本总体来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不具有周期性，而且以往“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之间负相关”的隐含假设在我国并不一定成立。对银行分类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型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且符合隐含的前提假设，说明大型银行能够通过资本缓冲的计提，约束其信贷供给的过度变动，进而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其他类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则不具有周期性。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了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及其前提假设；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以及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给出了实证结果及讨论；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论分析
(一)资本缓冲的周期性
自新巴塞尔协议提出以来，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①协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把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和风险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银行承担的风险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这使得资本要求更加依赖于经济周期，从而表现出顺周期性。一般来说，在经济的周期性衰退阶段，当资产价格下跌时，银行会增加资产损失准备，被迫进行持续的资产减记。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借款人的违约率提高，信用风险暴露程度增加，银行资本受到贷款组合损失的侵蚀，以致陷入资本不足的压力中。为满足最低监管资本要求，银行需要筹措新资本或者消减风险权重较高的贷款额度。在衰退期，整个金融体系都处于压力状态下，筹集新资本需要承担高昂的资金成本，甚至无法取得外部融资。相比之下，达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最可取的办法可能是消减贷款。但是，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会加速经济的下滑，进一步放大初始的衰退冲击。类似地，在经济扩张期，资产价格的上升和借款人违约率的减少，会使得监管资本要求降低，较小的资本压力促使银行增加信贷供给，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扩张。所以，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会对经济波动产生强化效应。
以上关于银行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分析是建立在监管资本要求处于“紧约束”(Binding)的前提下，如果银行持有超过最低资本要求的资本缓冲时，则顺周期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大部分银行会保持一定的资本缓冲”这样一个事实(Ayuso等，2004；Nier和Baumann，2006；Fonseca和Gonzalez，2010)。与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类似，资本缓冲也会具有顺周期性或逆周期性的特征。具体来说，如果在经济上行期，银行增加资本缓冲，相应地减少信贷供给，会缓和经济的扩张动力，则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一旦出现经济下滑，违约风险增加和盈利减少会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这时资本缓冲可被用来吸收损失，部分抵消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影响，减轻资本监管对宏观经济活动的不利冲击。相反，如果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减少资本缓冲，增加信贷供给，则会进一步放大经济扩张，这时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相应地，在经济下行期，资本缓冲的顺周期行为表现为增加资本缓冲，减少信贷供给，信贷紧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滑。可见，资本缓冲如果是顺周期性的，反而会与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叠加，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
(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假设
已有资本缓冲周期性的研究建立在检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这些研究都内含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银行资本缓冲越高则信贷供给越少，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紧缩效应(Fonseca等，2010)。所以，要完整地分析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特征，就必须进一步证实资本缓冲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Coffinet等，2011)。如果资本缓冲与信贷供给之间负相关，则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才具备“真正的”周期性。Coffinet等(2011)在这一框架内对法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之间负相关，同时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负相关，从而说明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相反，如果资本缓冲与信贷供给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则资本缓冲周期性特征研究的已有结论就值得进一步商榷。已有研究显示银行资本缓冲的增加不一定导致贷款增长率的下降，认为资本充足的银行在经济形势不景气时贷款受到的约束较小，此时银行为维持其与客户间的借贷关系，不会对信贷供给做出较多限制(Francis和Osborne，2009；Berrospide和Edge，2010)。刘斌(2005)以及赵锡军、王胜邦(2007)实证分析了我国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对贷款的影响，前者研究发现，最低资本充足率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银行，其影响程度较大；而后者则未发现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贷款增长率产生了约束效应。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意味着，只有在检验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之间具有负相关的前提下，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才具备判定资本缓冲是否具有周期性的能力。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考察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即检验资本缓冲随经济周期如何变动，然后进一步验证资本缓冲特征背后的隐含假定，即检验资本缓冲对贷款供给的影响。
1.资本缓冲周期性检验模型
遵循以往的研究(Ayuso等，2004；Estrella，2004)，本文检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基准模型为：
为考察基准模型(1)的稳健性，本文还考虑了影响银行资本缓冲的其他两类因素作为敏感性分析。一是资产收益率(ROA)，衡量银行的利润水平(Jokipii和Milne，2008)；二是贷款和流动资产分别在总资产中的占比(Credit、Liquity)，从银行资产结构角度描述其风险状况。
2.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假设检验模型
在估计出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变化关系后，本文检验资本缓冲影响贷款增长率的基准模型为：
其中，Loan为银行贷款的增长率。控制变量为影响银行贷款变化的信贷供给因素和信贷需求因素(刘斌，2005；赵锡军、王胜邦，2007)。信贷供给因素主要通过资本状况、规模、流动性水平和风险因素等银行个体微观特征考察，包括滞后一期的贷款增长率
、银行资产规模(Size)、银行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Liquity)、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及其一阶滞后项(Credit)。对于信贷需求因素，需要同时考虑信贷需求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成分，假设前者依赖于宏观经济因素，后者依赖于银行规模(Worms，2001)。同质性成分中，GDP增长率(GDPG)控制经济波动对贷款的影响；央行的再贷款利率(r)则用以控制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影响。
类似地，本文还考虑了可能影响贷款增长率的其他因素作为模型(2)的稳健性分析。一是为了避免再贷款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替代变量的片面性，分别使用了一年期贷款利率(R)、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c)、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cj)三个指标，来替代度量货币政策因素；③二是考虑到2008年年末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2009年银行贷款的冲击，引入代表2009年度的时间虚拟变量(y09)以控制这一重大宏观政策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
本文研究样本为1997—2010年间我国87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银行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缺失的数据从各银行年报中加以补充，最终样本包括579个银行年度观测值。其他宏观指标数据则来自中经网、Wind、MM)方法(Arellano和Bond，1991)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具体估计时，将首先选取2004—2010年期间的样本进行估计，继而将样本期间扩展到总体。
(一)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检验
表1—2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Sargan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均没有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⑤
1.样本整体的回归结果(2004—2010年)
表1中第1列显示GDP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该回归结果在第2～3列的扩展模型中依然没有改变。这说明在2004—2010年样本期内，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总体上没有体现出周期性特征，即资本缓冲总体上不随经济周期而变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缓冲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这种自相关特征表明银行资本缓冲存在短期调整成本；净资产收益率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资本成本的提高会对银行持有的资本缓冲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不良贷款率系数为负且非常显著，该指标作为风险的事后度量，表明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时，银行风险较大，从而消耗了当期银行利润，降低了银行的资本缓冲；资产规模对资本缓冲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在第2～3列的扩展模型中，基于模型估计稳健性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资产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银行通过利润留存可增加银行的资本缓冲；总资产中贷款、流动资产的占比从资产构成角度反映了银行风险程度，贷款占比提高增加了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会耗损一定资本，导致资本缓冲减少，而流动资产占比则与其作用方向相反，因而符号为正，只是不显著。
2.不同类型银行样本的回归结果(2004—2010年)
由图2可知，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展示出差异性的变化特征。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大型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以及城商行和农商行(70家)等三个子样本，分别考察不同类型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特征。回归结果⑥(参见表2)显示，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随着经济周期呈现正向变动关系，即经济形势的恶化会减少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而在经济繁荣期其资本缓冲会增加。对于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和农商行，其资本缓冲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前提假设检验
接下来，本文检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前提假设，即检验资本缓冲对贷款增长率的影响。表3和表4给出了基于基准模型(2)的回归结果。
1.样本整体的回归结果(2004—2010年)
表3对2004—2010年期间所有样本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资本缓冲关系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资本缓冲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2004—2010年的样本期内，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整体上对其贷款增长率没有产生影响。第1列基准模型(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贷款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各期之间的贷款增速存在持续性。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系数显著为负，该指标越高，银行为控制风险，会降低风险较大的贷款资产的增速。总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的滞后一期值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前一期银行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越大，银行的风险越高，下一期银行贷款的增长率会放缓，银行会根据其风险程度调整贷款的增速。但贷款的增长也会带来当期贷款在总资产中占比的提高，所以该指标当期系数显著为正值。再贷款利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明显降低银行贷款增速。其他控制变量则没有对银行贷款增长率产生显著影响。第2～5列扩展模型中基于稳健性估计的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因素的三个替代度量指标，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系数不显著外，一年期贷款利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两个指标显著为负的估计系数说明，货币政策的趋紧的确会引起贷款增速的降低。最后一列虚拟变量(y09)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量纲较大，说明银行贷款在2009年确实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由上述稳健性检验可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资本缓冲的系数估计结果依然不显著，这表明我们的回归结果非常稳健。整体上来说，2004年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未对其贷款增长率产生明显的影响，资本缓冲周期性的隐含假设在我国并不成立。
2.不同类型银行样本的回归结果(2004—2010年)
表4给出了不同类型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资本缓冲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⑦结果表明，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对其贷款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商行和农商行也具有类似的负向关系，只是显著性稍低，而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与其资本缓冲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我国，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对其贷款增长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存在相互抵消的可能，而这一点也可能是导致总体回归时资本缓冲系数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同时，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以往研究中暗含的“更多的资本缓冲会减少信贷供给”的前提假设在我国并不必然成立。因此，在分析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时，需要根据不同银行的特点和类型区别加以对待。
结合前文对不同类型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特征的检验结果可知，大型银行资本缓冲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更为重要的是，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间亦呈现负相关，说明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真正的逆周期性。经济扩张期，其资本缓冲的增加抑制了贷款的增速，有利于阻止经济的进一步扩张；而经济衰退期，其资本缓冲减少，可防止资本充足率迅速触及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红线”，从而使得银行贷款供给不至于迅速减少，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可见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本缓冲则不具有周期性。
(三)全样本期间的检验
为考察资本监管制度变化前后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差异，检验本文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1997—2010年的全样本，按照上述实证检验思路对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此处模型的设定与前文的差异仅在于：在模型(1)中加入了反映资本监管制度变化的虚拟变量(Dummy)⑧。估计结果⑨显示，关于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的检验结果与表1和表2的结果类似，而对于其前提假设的检验，除全样本期间资本缓冲系数显著为正⑩外，其余情况均与前文一致(与表4结果类似)。这说明，在全样本期间，本文关于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基本结论与上文一致，这也再次说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对于反映制度特征的虚拟变量(Dummy)，整体上其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2004年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出台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缓冲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银行业面临更强的资本约束。但是对于大型银行，该变量系数则显著为正，和其他两类银行的结果相反，说明大型银行对于资本监管制度变化的反应与其他银行并不一致。事实上，2004年以后，我国大型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出现了实质性进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通过政府注资、上市融资、发行次级债等渠道充实资本，导致其资本缓冲水平提高。可见，资本监管的加强促进了大型银行的稳健经营。
(四)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综上可知，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虽不随经济周期变化，但其资本缓冲会对贷款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城商行和农商行则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周期性特征。本部分试图对这一实证结果，特别是大型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产生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随着2004年2月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趋于严格，资本监管进入了“硬约束”时期(吴玮，2011)。2003年以前，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导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并未产生实质性约束，追求信贷扩张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出现资本不足的情况，无法达到最低资本要求而使得资本缓冲处于负值(如图3所示)。上述规定的出台，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并规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为满足此要求，商业银行或通过增加资本，或通过降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而且通常需持有一定的资本缓冲，以防违背监管要求的潜在风险。我国几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在2004—2005年连续出现飞速下降，可能就是迫于资本监管的硬约束(戴金平等，2008)，从而表现出资本缓冲和贷款增长率之间的负向关系。
其次，严格的资本监管促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风险管理，审慎经营。尤其对于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银行来说，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在经济上行期，这些大型银行增加资本缓冲，减缓贷款增长，使贷款不至于急剧膨胀。在面临经济下滑时，其资本缓冲发挥缓释作用，使其不至于违反监管要求，并为此担忧而被动减少信贷供给，较高的资本缓冲水平甚至能够促使这些银行提供信贷支持，以促进经济的复苏。在2004—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连续高于10％的经济扩张期，各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均得以积累，进而在面对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时，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帮助我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谷，从而维护了经济的稳定。这其中，大型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可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股份制银行出于对违背最低资本要求的顾忌，表现出“量入为出”的特点，会在资本缓冲较多时，支持信贷的增长，而在资本缓冲缺乏时，放缓信贷增速，所以其资本缓冲和信贷增长率之间显著正相关。
最后，大型银行资本缓冲能产生逆周期性，可能与其特殊的股权结构有关。2004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虽然已陆续进行股份制改革，但依然没有改变政府的绝对控股地位。对国有银行拥有管理权或影响力的政府部门的存在，可能会对国有银行实施干预，使其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或是贯彻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李波、单漫与，2009)。所以，大型银行表现出的逆周期性很可能受到政府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图3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8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及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样本期内，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总体上不具有周期性，特别需注意的是，已有针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研究的隐含前提假设在我国并不一定成立，资本缓冲水平提高未必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减少；(2)从不同类型银行样本的实证结果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资本缓冲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之间呈现负相关，说明大型银行的资本缓冲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能够起到一定的减缓作用。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本缓冲虽不具有周期性，但其与贷款增长率之间仍呈现负相关。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不仅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其资本缓冲与贷款增长率之间反而是正相关的，这反映出股份制银行的信贷增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缓冲水平。
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与启示。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具有差异化的周期性特征，其各自调节信贷供给的方式进而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也有所不同，银行的这些行为特征需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加以区别对待。首先，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在严格的资本监管的约束和引导下，加强了自身风险管理和审慎经营，其资本缓冲的逆周期行为有利于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大型银行这种稳健的经营行为一方面值得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银行资本监管，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促使其做到缓冲资本的前瞻性计提，以真正实现逆周期监管。其次，股份制银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资本缓冲水平调整其信贷行为，资本缓冲较多时提高信贷增速，可能会带来风险的累积，而资本缓冲较少时其信贷增速的减缓，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下滑期，就会加剧经济的衰退。银行监管部门需警惕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行为的潜在风险，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强化银行稳健经营的前瞻意识，在经济繁荣期多积累资本缓冲，以增强经济衰退时吸收损失的能力，减缓外部不利冲击对银行信贷的抑制作用。最后，城商行和农商行在资本缓冲较少时，反而会提高信贷增速，在外部融资渠道匮乏、难以像大型银行那样在短期内迅速补充资本的情况下，其具有过度承担风险的倾向。对于城商行和农商行这种可能的冒险行为，监管部门一方面需防患于未然，敦促其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积极地建立资本缓冲，促使其进行审慎经营；另一方面需疏通银行资本融资渠道，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和引导其资本管理工具的创新，开拓多元化的资本融资方式，从而建立起银行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Borio等(2001)和Daníelsson等(2001)的相关讨论。
②此处银行规模采用取自然对数后的银行资产来替代度量。
③徐明东、陈学彬(2011)指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且其都会对银行信贷增长率产生影响。故此处用其控制影响银行贷款增长率的货币政策因素。
④由于1997年数据缺失较多，图1、图2中未绘制该年变量的情况。
⑤表2～表4的模型估计结果均通过了Sargan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限于篇幅，本文未给出具体数值。
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大同小异，考虑到篇幅因素不再赘述。
⑦限于篇幅因素，表4针对不同类型银行贷款增长率模型的估计，未给出货币政策替代度量后的结果。进行替代度量后，本文的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
⑧该虚拟变量的引入主要是为了控制2004年2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对银行资本缓冲水平的影响，因此，2004年及以后期间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⑨限于篇幅，此处未给出具体的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⑩在1997—2010年全样本期内，资本缓冲对贷款增长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资本缓冲的增加会支持贷款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结论与国外的许多实证结果类似(Francis和Osborne，2009；Berrospide和Edg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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