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道家学术思想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近代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冲击下，带有一定宗教迷信色彩的道教逐渐衰落了。然而，在学术思想层面，道家文化却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近代一些学者和思想家从不同侧面诠释和运用老庄之学，不同程度地丰富了道家思想。
晚清研究老庄的学者众多。魏源、易顺鼎、王闿运、刘鸿典、郭庆藩、王先谦、马其昶都是这方面的大家。作为传统的学者，他们继承了乾嘉学风，主要考证老庄之书的文字，同时也涉及义理的阐述。一方面，他们调和儒道，认为老庄之学“不大异孔子道”；另一方面，他们摒弃道家的消极色彩，把老庄纳入经世致用的范畴，对其社会政治思想予以阐释。例如，王先谦不象前人那样以《庄子》为出世之书，认为庄子“意犹存乎救世”。魏源则最具有代表性。他不仅发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而且发挥以子经世的主张，对《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掘。他把《老子》看作“救世之书”，在《老子本义》一书中对“无为而治”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指出：“无为治天下，非治之不治，乃不治以治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于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之，即所保全之也。”（《老子本义》第3页，《诸子集成》本）可见，魏源主张“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主动得时，采取察顺民情、休养生息的政策。其中他谈论的重点内容还是“无欲”和“减省刑法”。因此，他极为重视《老子》“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魏源认为：“上无欲而民自朴，则无技巧奇之尚矣。”因此，“无为”、“无欲”必须从统治者开始才有效果。显然，魏源这一思想是对封建统治者好大喜功、贪官污吏穷奢极欲的尖锐抨击。魏源从社会政治层面阐述《老子》的学术重心不仅使“通经致用”扩展到“通子致用”，影响晚清学术风气的转变，而且对老学本身的发展也有意义。魏晋以来，研究者多视《老子》为修身养性之书，没有把它纳入治国安邦的范畴。魏源空前地挖掘和凸显了《老子》经世匡时的社会政治价值，从而启发人们重新认识道家学说。
在社会危机和儒学衰落之时，魏源等人重视老庄学说，主要从社会政治层面继承和发展了以“无为”、“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文化。这代表了晚清一些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倾向，也是近代道家思想演变的重要阶段。这种演变不仅具有明显的社会现实意义，而且推动了晚清学术文化格局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学东渐引发人们以西学阐释传统学说，发掘其现代意义。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以西学阐释老庄的学者逐渐增多。薛福成以西方科技附会《庄子》，王国维注重老子的哲学思想，一些学者阐述老庄的“进化论”，而谭嗣同、严复则重视或阐发了老庄的“自由”、“民主”思想。谭嗣同诠释庄子“在宥天下”的主张时认为：“在宥”盖“自由”之转音。“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仁学》）这种阐释体现了他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曾国藩“顺其自然之意”的解释具有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严复在这方面又更具代表性。严复评点老庄时对其自由、民主思想阐释无遗。对《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严复认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严复指出：“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严复集》）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一再以孟德斯鸠的民主学说阐发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他在批点《老子》三十七章时指出：“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言》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亦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亦于君主中求之。……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与民主本为近也。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国寡民之说”。在严复看来，老子主张的“道德之治”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因而，他认为小国寡民、安居乐俗的社会“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民主之真相也”。严复把老子思想转释为西方民主主义，既反映了他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又说明他把西方民主思想中国化了。
当然，老庄基于自然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与西方近代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利的民主、自由是不同的。但严复的见解代表了近代部分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色。清末及民国时期，阐发老庄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为学术文化领域的新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吴虞主要在伦理层面阐发老庄的自由、民主思想，把老庄看作反对封建专制和旧道德的“消极革命派”。民国时期，不少注释老庄的学者都重视其自由、民主思想。如陈柱认为：“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有的说：《庄子》“第一篇《逍遥游》描写绝对自由之状态；第二篇《齐物论》抒发绝对平等之见解。”乃至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也认为老庄“盖主自由，尚平等，任物各自适，而归于无政府”。尤其是“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风行之时，一些治老庄的学者如朱谦之、郎擎宵、陈柱等人均把老庄与西方无政府主义会通起来。而其重心仍然是“自由”“平等”思想。这种会通并非没有负面作用，但他们开掘道家自由、平等思想的主流仍具有正面意义。
清末以来，一些学者、思想家采纳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诠释老庄，这是历代老庄研究中未曾有过的。因而，这一时期的老庄研究较之前人对“无为而治”思想的阐述具有新的文化意义，可以说是近代道家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日新月异，开始了重建中国文化的过程。它既包含了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和重释，又包含了对西方文化的回应、选择和吸取。在此双重反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文化人关于道家思想的认识也有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开始从中国或世界文化的发展道路上提升道家思想的价值。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弱点。一些人对一味西化产生怀疑，试图发掘传统，从而走调和中西、新旧结合的文化途径。在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看来，中国文化应走自己的路，世界文化的希望在东方。他们主张心物调和，其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他主张跟着孔、老、墨的路子走。显然，他把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东方文化派关于西方物质、东方精神的文化两分法不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但是，他们试图通过道家等先秦诸子把偏重科学主义的西方文化和偏重人文主义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这种思想探索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二三十年代，进行类似探索的文化人很多。例如，自称“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认为道家的“道”既神秘又切合实际。他指出：道家思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仇恨与妒忌”、“恣意豪华”及“冷酷”等弊端。因而，他认为“我们惟有走广义的神秘主义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导的”（《我的信仰》）。在他们看来，道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具有价值，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助益。4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李约瑟和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卡普拉等人也试图发掘道家的现代意义，以此沟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探索世界文化的发展道路。
无庸讳言，上述思想者的探索还有不深入、不具体、甚至不准确之处。然而，他们的见解无疑表明了近代道家学术思想的层层演进。在历来独尊儒学的文化格局中，近代一些学者、思想家研究和阐发老庄的积极思想，挖掘其社会现实价值，这对于全面、准确地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均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