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外交政策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界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波动很大，经历了从全面肯定、不容批评到大加批评的过程。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认识存在不同意见①。本文尝试从斯大林、契切林的外交政策理论，以及他们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的角度对20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进行探讨。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理论
外交理论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认识、评价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苏维埃外交是革命外交，世界革命理论影响了苏维埃外交政策的制定。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苏维埃国家逐步放弃了世界革命思想，列宁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纲领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②。在实践上，列宁承认了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体地位，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列宁的探索意义重大，它为苏维埃和平共处外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非常可惜的是探索仅仅开始列宁就病倒了。
列宁病重及去世以后，苏联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两个人③：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和从1925年起就成为中央委员、被列宁誉为苏维埃外交领域“人才”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逐步形成的。20年代初期，斯大林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就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不多。但从他在联共（布）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不多的有关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问题的看法的。可以说，初掌国事时的斯大林不完全了解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列宁在外交方面多年来进行的理论探索，尤其是列宁外交思想在1920年前后发生的重大转变，斯大林还是坚持俄共（布）党内当时普遍信仰的世界革命理论。1923年，当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在德国因鲁尔占领出现政治危机、主张推动德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时，斯大林予以大力支持。起义失败后，俄共（布）党还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德国共产党犯了“萨克森”机会主义右倾错误，认为纠正了错误的德国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日子将“是不会太久的”④，没有意识到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俄共（布）本身对德国形势判断的失误。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欧洲局势趋于稳定，斯大林的世界革命思想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思想也逐步明确。概括起来，这个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斯大林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革命高潮时期已经结束，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已经到来，世界革命延缓了。1924年9月，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斯大林指出，目前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呈势均力敌的状态，“……无产阶级还不能推翻资产阶级”⑤，斯大林接受了列宁在1920年提出的观点。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最近时期欧洲“开始出现了某种平静现象……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开始了革命的退潮”。斯大林分析说：世界革命是一个“时代”，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有革命的退潮和来潮”⑥。斯大林认为这个退潮时期持续的时间将不是一个“短促的喘息时机”，而是“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⑦。世界革命时代究竟是多长时间呢？斯大林认为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具体“很难说”，那么“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自然也将是一个不短的时期。
第二，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上述判断，斯大林认为西欧暂时没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他认为俄共（布）党应该集中精力进行“一国社会主义”建设。1924年底，斯大林指出：“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像……以前所能想象的那样简单了。”⑧现在的情况是革命仅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今后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将是曲折漫长的。斯大林认为：“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⑨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既然当前还没有条件战胜国际资产阶级，那么就应该先在苏联一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⑩，建设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从追求多国共同胜利转变为致力于“一国”建设说明斯大林在外交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斯大林把“一国社会主义”作为了世界革命战略的起点，把“一国”作为了苏联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承认苏维埃国家必须以“一国”的身份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
第三，由于对战后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矛盾性，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基础薄弱。斯大林在理论上坚持列宁在一战期间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1924年4月，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的思想，即帝国主义国家内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集团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11)。1925年底，在帝国主义三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决定未来国际局势走向的当代世界五大基本矛盾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2)。这是斯大林对战后国际政治局势的一般的理论上的阐述。哪一对矛盾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呢？斯大林没有回答。斯大林在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下经常强调资本主义矛盾的某一方面。斯大林有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趋向缓和，资本主义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例如，他在1925年5月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不只是在目前局势下得到巩固。它还在前进和向前发展，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如果认为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理论似乎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不对的。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一书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而是预定和准备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13)斯大林有时又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日趋尖锐、危机日益加深。例如，1926年12月说：“可是现在，在目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能说整个资本主义现时还在向上发展吗？不，不能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走下坡路的。”(14)1927年7月斯大林又说：资本主义“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场、争夺通向这些市场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间、日美之间、英法之间、意法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15)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16)。斯大林谈论得最多、最经常的是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他从国际资产阶级“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17)角度论述苏联安全受到威胁的根源，斯大林经常强调苏联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武装干涉的现实危险。1927年下半年，当英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后，斯大林立即认为这是武装干涉苏联趋势加强的表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18)。而早在1921年底，列宁就已经看到国际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的现实，提出了国际资产阶级有“温和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暴虐的”、“侵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分的思想，并由此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矛盾缓和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他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但是对战后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全面的认识，又使他看不到存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
契切林的外交政策理论
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列宁认为的苏维埃外交“应当珍惜”的“人才”的契切林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具有很大影响。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从青年时代起即投身于反对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契切林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曾从事沙皇俄国外交政策研究多年。1904年流亡国外后，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考察了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工人运动，思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原因和俄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所以契切林具有比较深厚的革命理论修养。十月革命胜利后，契切林被苏维埃政府从英国监狱中解救出来并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在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初的那些艰难岁月，契切林协助列宁做了大量外交工作。列宁高度评价了契切林和他的工作，认为“他具有难得的素质”，他会成长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19)，列宁对前来告状的布尔什维克解释说他“是非常优秀的”“应当珍惜”的外交“人才”(20)。
契切林熟知并理解列宁的外交思想，尤其是列宁晚年外交思想发生的变化。列宁去世后，契切林撰写了《列宁与对外政策》等一系列文章，阐述列宁外交思想的发展，阐述列宁对无产阶级外交所进行的探索和所作的贡献。契切林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比起对内政策“更具特色”(21)。
在列宁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在多年的苏维埃外交实践中，契切林形成了自己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外交的认识。1923年初，契切林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生活》上撰文阐述了苏维埃外交的特征。契切林指出，苏维埃外交与旧式外交、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迥然不同，苏维埃外交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程分析的原则基础上的，苏维埃外交自觉顺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最深刻的潮流”，契切林认为苏维埃外交活动是与当今世界“事变的基本动力的前进运动相适应”(22)的。对于什么是现今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最深刻的潮流”，什么是“事变的基本动力”等问题，契切林在关于国际局势、关于苏维埃外交的任务的文章和讲话中也都进行了回答。
首先，在对世界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契切林认为在众多的矛盾中，“现代世界最突出的、以最大的能量发挥着作用的基本矛盾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斗争”。契切林指出：“按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所属国之间、被剥削国家和剥削他们的寡头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契切林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造成了深刻冲击，极大地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寡头上层集团对落后国家和受奴役国家的统治。战后东方各民族人民，尤其是亚洲各民族人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开展了反对殖民主义宗主国，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斗争，契切林认为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当前“这个时代最广泛的世界性对抗”(23)。契切林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和东方各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契切林对一战后世界基本矛盾的认识体现了他对列宁晚年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问题上，契切林没有简单地从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尖锐必然导致战争爆发的传统认识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一战后西方（契切林主要指的是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一战前的现象。契切林认为现代西方存在“两种最尖锐的对抗”，第一种对抗的动力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军事冒险政策和反动的军国主义灾难政策的推行者”，他们是“代表过去时代的、目前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力量”，契切林认为鲁尔危机等事件的制造者即属于此类人。第二种对抗的动力是“目前尚未充分发展但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它代表工业资本“超国家联合”的力量，具体表现是法国和德国的工业联合体，欧洲和美洲的工业联合组织等。契切林认为工业资本超国家联合力量这一“不可遏止”的力量的成长是“现代西方历史生活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24)。契切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特点。
第三，基于上述认识，契切林把社会主义的未来不是寄希望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而是寄希望于被压迫的东方各民族人民身上。1923年8月2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德国革命问题时，针对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应尽快发动革命的意见，契切林谨慎而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25)。契切林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东方，在正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东方各民族人民身上。契切林认为东方各民族人民的斗争追求的目标和苏维埃共和国是“相同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共同的”(26)。他认为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身上找到了历史性的基地”(27)。契切林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全力支持被压迫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但是他主张这种支持应该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28)，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在东方采取行动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她“在西方是怎样说和做的”，“西方看着我们在东方做些什么”(29)。契切林认为苏维埃外交在东方和西方应保有一致性，应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共处政策。
斯大林、契切林与20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
尽管契切林的对外政策理论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理论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有相同之处，即都主张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都主张首先追求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搞世界革命。所以，在制定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在对外政策的近期目标上，斯大林与契切林的观点基本一致。
契切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则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维护和保卫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切身利益”和“国际地位”；第二，奉行和平政策，主张裁军，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第三，和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友好联系，和世界各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和外国资本开展合作；第四，充分考虑东方各国和各民族现有条件，尽力协助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可能的最大限度上的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发展(30)。
前文已指出，斯大林在执掌国事之初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从1926年后半年起对国际问题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论述开始增多。在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用很大的篇幅阐述国际局势和苏联对外政策。斯大林把联共（布）党的对外政策分为两大部分，即国际革命运动方面和苏联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指出联共（布）党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的任务是：（甲）为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而斗争；（乙）为巩固革命工会和巩固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而斗争；（丙）为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间的友谊而斗争；（丁）为加强苏联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解放运动的结合而斗争。斯大林指出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甲）为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乙）反对英国的武装干涉趋向，加强苏联国防力量；（丙）奉行和平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丁）在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基础上扩大俄国与外国间的贸易；（戊）同那些受帝国主义统治国压迫和剥削的所谓“弱小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建立密切联系(31)。
由此可见，不论契切林还是斯大林都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们都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开展经济上的合作。可以说，尽管斯大林特别规定了俄共（布）党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但苏维埃国家利益优先是两人对外政策原则认识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在外交问题上斯大林愿意倾听契切林的意见。除了在讨论外交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契切林1925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从1923年起就开始参加讨论外交问题的政治局会议），斯大林还“经常给契切林写信，询问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契切林也“经常写很长的回信”(32)。
作为十月革命后一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富有外交工作经验的领导者，在2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权力过渡、政策制定过渡的特定背景下，契切林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非正常情况下可比的。
翻阅契切林的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论文集可以看到，在列宁病重及去世以后，契切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政府部门的讲话、在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反复地、深入地宣讲列宁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阐述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列宁关于苏维埃外交注重国家利益、注重经济在各国关系中作用的思想。契切林特别强调未来的苏维埃外交就是列宁的外交的观点，强调列宁为苏维埃外交指出的道路就是苏维埃外交“正在走的和将要走的道路”、“列宁遗言嘱咐”的政策就是苏维埃政府“将要继续实行的政策”的观点(33)。契切林的工作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一批苏联外交家的思想。近些年有不少俄罗斯学者研究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内存在“西方派”和“东方派”之争(3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列宁晚年外交思想的影响和契切林在外交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列宁领导、契切林主持下建立起来的。机构的设立、人员的配备、规章制度的制订等工作均在1921年上半年完成(35)，外交人民委员部是贯彻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组织保证。在列宁因病不能再继续特别关注外交工作后，1922年底，一个“代表斯大林”的所谓“三人小组”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助工作，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规定该小组只有权“决定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权代表处一般工作人员的问题和任命（不包括责任重大的职务）……”(36)。契切林对“三人小组”开展的整顿外交人民委员部基层组织的活动予以了抵制，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的委员会不可以用新的、未经训练的、不适合使用的人员代替优秀的、有知识有经验经过训练的人员。”(37)在契切林的保护下，一大批苏联早期杰出的外交家都得以留在外交工作的重要岗位上。
在实践上，由于贯彻执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20年代苏联同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系统人员的活动经常使苏联政府的正常外交活动受到干扰，并常遭到外交机构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契切林总能以他的极大的政治智慧巧妙地予以应对(38)。1925年12月，在回答法国记者关于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问题时，契切林回答说：“共产国际和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假如英国工党政府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担心遭到迫害，那么它就可能会搬到伦敦去，这样共产国际的活动也就会给英国政府带来麻烦。我们不可能拒绝共产国际把执行委员会设在我们国家。”(39)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这一辩白，但契切林的回答在理论上捍卫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立场，维护了苏联对外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20世纪20年代，维护和巩固苏德友好关系是苏联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基础。但是这一基础的稳定性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革命鼓动因素的作用经常受到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坚持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战后欧洲和平发展的需要。1923年德国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经过协调受到影响的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1924年5月，两国关系又因德国警方擅自闯入苏驻柏林商务代表处驻地搜捕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而受到冲击。经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彼此妥协，此事件得到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解决(40)。1925年10月，洛迦诺会议的召开使苏德两国多年的友好合作关系受到重大挑战。在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下，苏联有理由把洛迦诺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在无法阻止魏玛共和国加入国联的情况下，苏联施加外交压力，促使德国有条件地加入国联，使苏联的安全利益没有受到威胁，也满足了德国的要求，维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1925年10月12日，在《洛迦诺公约》草签的前四天，苏德两国在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签订了内容涉及广泛的经济贸易条约，它“远远超出了通常的贸易条约”(41)，该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扩大了两国的经济关系。1926年4月24日，苏德两国又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该条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在《拉巴洛条约》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42)。20年代苏德之间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建设，有利于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实现战后欧洲的和平。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契切林都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斯大林已经把世界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契切林已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契切林都把苏联国家利益放在外交政策考虑的优先地位。在实践上，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了对世界革命的追求，影响了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但契切林以其长期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丰富经验，以其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外交的理解，在20年代这个特定的时期影响了斯大林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整体上看，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对外政策把握住了列宁思想的方向，保持了外交政策的稳定，为苏联国内建设创造了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是另一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林军先生认为，我国对于苏俄对外政策的认识和评价长期处于一种近乎二律背反的状况，表现为在对苏联对外政策认识与评价上存在两种偏向（即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称颂赞扬和后来对苏联、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对外政策的批评），以及在对苏联对外政策评价上前褒后贬的两段论观点（即一点论地赞扬列宁时期和几乎全盘批判斯大林时期）。林军对20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持有肯定的评价。参见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94页。左凤荣先生在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和政策时，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存在很大问题。参见左凤荣：《致命的错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②左凤荣：《致命的错误》，第38-39页；姜长斌：《里加条约的历史意义》，《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第174-175页；李玉君：《对列宁外交思想的历史考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③虽然契切林在俄共（布）党内仅为中央委员（自1925年起），但资料显示他从1923年起便经常参加讨论外交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俄罗斯联邦档案处：《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Федералъная архив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Β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докуМенты），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④《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6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6页。
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
⑦《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8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4页。
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6页。
⑩《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9页。
(11)《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5-66页。
(12)《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8页。
(13)《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9页。
(14)《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9页。
(15)《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页。
(16)《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6页。
(17)《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页。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5页。
(19)尼古拉·茹可夫斯基著，张咏荃、刘承海译：《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20)《列宁全集》（В.И.Ленин，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нений，иэдание пятое）第50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页。
(21)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Г.В.Чичерин，Статъи и реч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莫斯科，社会经济文献出版社1961年版，第282页。
(22)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38页。
(23)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39页。
(24)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41-242页。
(25)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616页。
(26)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390页。
(27)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45页。
(28)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45页。
(29)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75页。
(30)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71-273、285、240页。
(31)《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7-248页。
(32)列昂尼德·姆列钦著，徐葵、张达楠等译：《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33)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285、287页。
(34)俄罗斯学者认为，“西方派”以争取西欧经济发达国家革命的尽快胜利为目标，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东方派”关注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参见瓦·索科洛夫：《格·瓦·契切林与外交人民委员部》（В.Соколов，“Г.В.Чичерин и НКИД”），《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энь）1998年第3期；瓦·阿·祖巴切夫斯基：《苏俄1923年在中欧东部的政策（根据档案文件）》（В.А.Эубачевский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ыв1923году（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акументам）”），《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5年第9期。
(35)瓦·索科洛夫：《格·瓦·契切林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际生活》1998年第3期。
(36)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27a，目录1，单独档案1，卷宗6，页码151，转引自《国际生活》1998年第3期。
(37)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目录12，单独档案74，卷宗55，页码88，转引自《国际生活》1998年第3期。
(38)列昂尼德·姆列钦著，徐葵、张达楠等译：《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第122页。
(39)格·瓦·契切林：《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第478页。
(40)吉莫吉·埃德瓦尔德·奥科诺尔：《格·瓦·契切林和苏联对外政策(1918-1930)》（Тимоти Здвард О’коннор，Георгий Чичерин и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1918-1930），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41)《1925年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внещ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ССР в1925г”），《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Министер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第9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4年版，第619-620页。
(42)《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9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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