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我国的竞技体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特定的阶段和时期需要特定的体制和政策，我国的竞技体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中完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到来，我国竞技体育不可避免地必须作出相应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变动、改革，以适应新时期、新时代的要求。历史证明，“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都是不可持续的经济，而知识经济无疑将是可持续的经济，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道路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否则人类自身的发展都将停止，甚至灭亡”。因此，我国的竞技体育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正常发展，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就必须走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基本含义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入新千年后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家卡逊。他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人类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发展模式而置环境、资源、生态等不断恶化于不顾的现实，促使人类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对生态和自然的影响甚至破坏下反思自身的生产、生活行为；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保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的星球；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人类社会“过去经历的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强调人类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应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 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92 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日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著名的《里约日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将先前提出的涉及地球和人类社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的理论付诸实施和行动，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全球人类社会跨世纪发展的共同任务；1994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履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原则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21世纪议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共分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等四个部分。毫无疑问，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属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整体战略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龙头，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融入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中后，我国的竞技体育才有出路，我国的竞技体育才能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可以预计，竞技体育为国家扩大影响的功能将会逐渐缩小，而丰富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功能将会逐渐增强，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力度也会逐渐减少，竞技体育对社会和市场的依赖度将会增加，因此，竞技体育自身的“造血功能”必须大大加强，竞技体育必须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
2 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长久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界的命题是竞技体育的如何“发展”，但往往使人容易忽视的是，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离于考虑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资数量递增因素以外的，是脱离了投入增长的背景而谈的。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相同，我国传统的竞技体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仅注重竞技体育总体的“产出量”，很少计算投入量；仅注重数量的增加，很少注重质量的提高，更少注重和考虑到传统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以这么说，我国过去的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投入较高的粗放型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尤其是职业竞技体育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与发达的“体育大国”相比较）。中国有着独有的国情和漫长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至今为止还是发展中国家。然而，不管中国的历史将如何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今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之路。
所谓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发展当代竞技体育的同时，还应考虑不影响今后我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和把我国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纳入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即我国竞技体育在筹划如何能夺取更多金牌的同时，还必须考虑体育发展的经济指标、社会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因素。
2.2 我国竞技体育存在的问题
运用可持续发展指标为参照系，比较国外发达国家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现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至少有下列问题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2.2.1 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金字塔”形状
稍作观察便可以发现，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金字塔”的比例失衡，塔基过宽，塔身过大，也就是说我国竞技体育的“成材率”极低（表1）
表1 我国竞技体育队伍人数情况
年份 体委人数 一线人数 二线人数 三线人数 合计 世界冠军
1994 12455813030 32268261500
431356 79
1995 12682913265 31867264769
436730 98
1996 13028613910 32241276041
447021 72
从表1可见，我国竞技体育队伍在1995年需要有5457.6 人数的投入才能产出一个世界冠军， 即使扣除体委系统非运动员人数， 也需要由3883.5人数的投入才能产出一个世界冠军；1995年需要有4456.4人，扣除体委系统非运动员人数，需要有3162.3 人才能产出一个世界冠军； 1996年，需要有6208.6人，扣除体委系统非运动员人数，需要有4399.1人才能产出一个世界冠军。从张发强等在1997年作的“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中可知，“1996年我国16岁以上城镇居民中的体育人口为15.5%，如把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等人口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4%。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体育人口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16岁以上人口有多少呢？15.5%又有多少呢？若包括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又会有多少呢？多少体育人口才能出一个世界冠军呢？“金字塔”的塔身和塔基规模不小。“金字塔”的基座越宽，意味着国家的投入越大，竞技体育的投入／产出比越大，产出效率越小。效率在可持续发展经济中十分重要，“效率指人类个体与群体发展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速度和速率，或可以解释为人类行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效率一般可分为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三类：经济效率指劳动者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或完成的工作量，经济效益就是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润；生态效率指生物或非生物个体的物质及能量的转换和利用的效率，生态效率高对生态和环境的污染小；社会效率主要指社会体制或社会制度的运作效率。如果整个社会体制表现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低效率，体制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竞技体育“金字塔”的基座过宽，整个竞技体育系统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都表现出低效率水平，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2.2.2 我国竞技体育队伍的后备力量
竞技体育“金字塔”的塔基过宽、塔身过大带来直接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后果，是潜在的竞技体育后备力量的短缺。众所周知，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采取“独生子女”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一般而言，“独生子女”政策对国家竞技体育队伍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储备是不利的。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家庭愿意让自己唯一的孩子从事体育事业，为数并不乐观，而且，在家庭中倍受宠爱的独生子女能经受竞技体育极其艰苦的训练生活的为数也不多，这无形中又使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挑选范围缩小。有一份在我国南方地区的调查报告表明，仅有不到20%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体育运动训练；连体育世家也仅有不到40%的家庭愿意自己的独生子女继承父母业，继续从事体育运动训练。如果告诉这些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的家庭，他们孩子能成为世界冠军的可能性仅大约为4000分之一，那么，愿意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的家庭数量能剩下多少呢？从经济角度而言，家庭的投入，包括孩子前途的巨大家庭投入，所能得到的回报如果仅可能为零，那么，世界上几乎不会有这样的家庭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投入的，因为，高投入，零产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竞技体育的主体是运动员，如果运动员的来源源头枯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竞技体育将何以为继？何以为立足之本呢？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又从何谈起呢？
从竞技体育近年的经费投入与获取世界冠军的数量来看，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产出之比可见一斑（表2），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和其他家庭由此会对竞技体育萌生何种心态不言自明。
表2 我国竞技体育经费收支情况千元
年份 财政拨款 社会赞助 经营收入 收入合计 支出总额
1994 1335154
81830 715576 2232460
2170485
1995 1539585
87630 839206 2466411
2642700
1996 2076529
10528010494743231283
3611089
我国竞技体育1994年的财政拨款为335154千元，1995年比1994年增加了204431千元，1996年比1994年增加了741375 千元； 我国竞技体育1996年的收入比1994年增加了998823千元， 1996 年竞技体育的支出比1994年增加了1440604千元， 但是， 我国取得的世界冠军1996 年却比1994年减少了7个。当然， 本文以世界冠军作为竞技体育的产出指标在此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国竞技体育目前投入／产出之比失衡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同样会使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的来源枯竭，后备人才的水源断流。
2.2.3 我国竞技体育队伍的“近亲繁殖”
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金字塔”塔基过宽、塔身过大和后备人才短缺等弊病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多年得不到遏制的竞技体育队伍的“近亲繁殖”问题。
近亲繁殖是生物学上的大忌，禁止近亲繁殖的目的是为了“优生”。因为具有共同祖先的家族中的每个个体，极易具有相同的基因。如果近亲繁殖，子代就有可能将其父母各自从共同祖先那儿获得的某种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集于己身，而导致这一遗传学上称之为“基因纯合”的机会明显增多，遗传病的发病率明显提高。“近亲繁殖”在生物学上和遗传病的发生、延续有着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后果和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使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明显增高，而且使一些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病率高于随机婚配约10倍；在智力方面，近亲繁殖的后代中智力障碍者比非近亲繁殖的后代高出约4倍，智力低下者约高3.8倍，其他体弱多病乳幼儿的死亡率也约高出非近亲繁殖后代1～2倍。另外近亲繁殖的后代，无论是生理构造还是生理功能，都是趋于逐渐退化的，因此，生物学讲究“杂交”，只有“杂交”，生物才能更好地进化，生物才会更具有生命力。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近亲不能通婚是为了理性地防止人类的退化和异化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然而，近亲繁殖在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危害性由于具有“隐性”特点，至今为止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或者说，虽然已有认识，但是由于体制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暂时无法或不愿改变。
群体遗传学是研究群体内基因的传递规律和基因频率变化的科学。研究生物世代之间遗传信息的传递规律，必须以同种生物的许多个体构成的群体来实现，需要在群体水平上分析遗传现象。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可以把教练员视为是一个“孟德尔式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教练员个体的“基因”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但群体中所有的“基因”总是一定的。遗传学认为，影响群体遗传平衡的因素有突变、选择、迁移、遗传漂变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打破生物原有的平衡，引起生物类型的演变，从而促进生物的进化。在我国现有的运动训练体制下，引起教练员这个生物群体的“演变”和促进这个生物群体“进化”的因素有哪些呢？似乎除了“选择”以外，别无他样。长期以来，“优秀运动员＝优秀教练员”的公式为我国竞技体育界所认同、所接受、所习以为常，全不知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竞技体育的“遗传病”，盖源于人们熟视无睹地“近亲繁殖”；也不知竞技体育圈子中的大量虽暂时不危及竞技体育生存的差劣特性，如不加控制，在整个群体中逐渐扩散，最终导致群体生物特性的衰退，以至于被淘汰；更不知在竞技体育圈子以外的科学昌明，人类已经有各种“优生”方法以保证各个人口群体素质的提高，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3 小结
我国竞技体育队伍的“金字塔”塔基过宽，塔身过大，“金字塔”塔型比例失衡，高投入、低产出造成的后备人才缺乏和教练员群体的“近亲繁殖”遗传等，是阻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群，必须予以改变。
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素群，除了本文所论述到的竞技体育队伍的“金字塔”、后备力量和“近亲繁殖”等问题，还有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科技贡献率、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人才素质、人才资源、环境保护等等，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分别阐述。
收稿日期：1999－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