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天真之思——庞德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庞德论文,诗人论文,天真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3-0043-12
对美国诗人庞德的研究，国内一般关注其诗歌创作及翻译，而对他的政治经济思想鲜有涉及。事实上，庞德的政治经济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庞德一生中大约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投入对经济学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入其诗歌和散文中，所以要研究庞德的创作，必须了解他的经济思想。同时，庞德的经济思想又是从属于其政治思想的，他对经济制度的理解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的梳理，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庞德研究同仁的注意。
诗人涉足政治经济领域，庞德并非个例，应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就是典型例子。华兹华斯在研究了英国社会现实之后撰写了经济学论文，讨论英国手工业的发展、工资收入和生活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等问题，他还建议采用更广泛更合理的物质财富分配方式，所议持之有据，论之有理。柯尔律治则根据当时棉花种植区十万名工人同时失业、依靠教区救济以及硬心肠的监工们的施舍的现实，指出救济和施舍只是权宜之计，解决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应该是建立一套合理的原则和制度。柯尔律治还不无忧虑地指出，权力不断渗入经济领域，不出几年英国要么将由贵族阶层来统治，要么将由可鄙的伶牙俐齿的经济学家、寡头政治集团来统治，而后者比前者更糟糕。
与前辈诗人相比，庞德自有一套政治经济思想，这套思想可以用“驳杂”二字来概括。在庞德创作早期《诗章》的同时，他开始试图把知识的各个不同方面整合在一起，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内。在《诗章》中，庞德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政治历史、美国建国历史及思想史、中国文字及思想史等都纳入其思想体系。他几乎很少孤立地谈论政治问题，而是将政治和其他题材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如教会法、柏拉图主义、音乐、亚里士多德经济理论等等。他研究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要“矫正”人类社会，而要“矫正”人类社会，首先要做的是金融货币改革。可见，庞德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是一体的，而这两者同时又混杂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难以剥离。
庞德试图将一切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就难免鱼龙混杂，也使得他的政治思想很难付诸实践，而他又追求“直接行动”，于是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无尽的矛盾。庞德的思想无法付诸行动，这一点比起那些“左派”知识分子来（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庞德向来喜欢攻击“左派”知识分子阶层，振振有词地称他们远离现实，理论完全与实践脱节，其实“左派”们的思想理论比庞德本人的更接近现实。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庞德的矛盾了：他自以为在国家现实政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实际上他甚至根本不懂政治，不懂得思想该如何付诸行动，因而他很少或几乎没有对现实政治产生什么影响（这恐怕也是后来美国政府迟迟难以给他定刑的原因之一吧）。需要指出的是，恐怕连庞德自己也难以相信，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论家，他所谓的“思想付诸实践”，至多不过是将理论进一步理论化而已，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很难对他的政治思想作出精当分析和公正对待。
庞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书生，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份对现实政治的敏感和对政治如何运作的判断。他很多时候发表的政治见解要么是根本无法付诸实践的政治口号，要么与他所生存的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常给他带来麻烦，而他几乎不知道这麻烦因何而起。
庞德很早就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早在侨居伦敦时期所写的论文，就多少让人感到他的政治敏感性。在那些早期文章中，他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人们最需要的是悠闲和宁静，但为了保持这份悠闲宁静不被干扰，人们必须采取一些直接行动，与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进行毫不妥协的抗争。这大抵就是青年庞德的政治姿态。
庞德在一战前后为《新时代》（New Age）所写的文章虽然大多是围绕文学艺术的话题，但也无不涉及政治。比如在1919年8月21日那一期上，庞德写道：
立法机关（众议院）试图制订有关煤炭的法律，而只有一个人知道煤须从石中采得。我们现在的“思想”中的主要观念很少关注某些特殊的、已知的物体，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他还写道：
西班牙失去了民主，在查理五世时期，西班牙议会失去了自由。轻而易举得到的自由已经轻而易举地失去了——总是因为贿赂或狂信。美国人为了苏打水和胡桃圣代而出卖了他们的自由；每个种族都以自我拯救为名出卖了自由。
在同年9月11日那期的《新时代》上，庞德写道：“善良的人们总觉得自己一会儿在这一边，一会儿又在那一边，左右为难；一会儿被集中到一起，一会儿又自由自在或不需要集中了。”庞德这里指的是受政府控制或管理的人游离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尴尬。庞德还在1920年1月8日的《新时代》上发表了对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看法：一个靠武力支持的国际联盟是危险的；其主要的危险在于每一场地区争端都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冲突。国际联盟的权力掌握在由每个国家内部集团任命的少数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手中，这同样也是危险的。（Davis：46—48）
庞德对于国际联盟的实质分析得相当透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庞德还对《凡尔赛和约》发表过评论，认为协约国和参战各国虽然都签订了对德国的和约，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和平，对德国的敌视、怀疑和恐惧几乎流露于和约的每一行，这充斥于字里行间的仇恨令和平难以真正实现，因为人们不可能将“公正的和平”建立在“仇恨的和平”之上，眼下的和平之柱肯定会朽坏、坍塌，世界还会发生一场大战。不出庞德所料，时隔二十年，又一场世界规模的大战爆发了。庞德所表现出的政治敏锐性还是令人钦佩的。
大约在1919年期间，庞德正在起草《诗章》“地狱篇”（即《诗章》十四、十五），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全是政治、经济、新闻和公共事务。“地狱”里的主角是形形色色的政客、大发战争财的吸血鬼，以及那些为得到工作而投机钻营的骗子。“地狱篇”是一幅当代英国的肖像画。虽然以但丁为叙述者，效仿《神曲》“地狱篇”的形式，但庞德所写的并非天主教堕落的地狱，而是20世纪政治、“大买卖”、文学和新闻等等各界人物的地狱。具体而言，庞德写的是“人间地狱”——战后英国伦敦的方方面面。当时许多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在《诗章》中都有所影射，都被描述成因腐败而堕落。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谁。其中有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庞德说他们“通过屁眼向大众讲话”，而时任“战时秘书”的丘吉尔，被形容为“隆起的胎儿”。这些侮辱性的语言，还有一些明显带有淫秽色彩的词语，如果指名道姓公开用在那些公众人物身上，庞德的这两首诗不可能公开发表，即使发表也会遭到“诽谤”起诉。但庞德并非有意哗众取宠，如当时《笨拙》杂志那样把英国的罪恶当作笑料，而是借此针砭当时的政局及政界人物。
庞德于1920年5、6月间发表在《小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诗人误入科学歧途》，提出了在他刚刚涉足的政治新领域和诗歌领域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的想法：
在我们这个伤风败德的时代，只有以往的伟大艺术才能令人相信人种还值得继续繁衍；希望听到“已灭亡王朝音乐”的考古学家和对野兽充满激情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争论……趾高气扬的高利贷、胆小啜泣的政治、令人讨厌的经济制度、基督教残忍的诅咒，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Stock：166）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庞德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大，其好友、雕塑家戈蒂埃-布热斯加在大战中阵亡，令庞德对战争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在为布热斯加撰写的传记《戈蒂埃-布热斯加》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可以此为道德箴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权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欧洲国家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发动战争，就像肯特郡向威塞克斯郡发动战争一样，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暴行……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明达到最高阶段的标志，就是威尼斯拒绝向米兰宣战。但丁认为：“买卖双方的战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Pound，1970：5）
庞德的反战思想或许也与他的“教友会”（Quaker; Society of Friends）宗教倾向有关。“教友会”是无条件反战的，人们不会忘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国会以388票对1票通过对日宣战，这惟一的反对票就来自教友会的议员，而反对理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一方和首先破坏世界和平的一方同样可鄙。”
庞德对战争的看法是睿智而谨慎的，他在1914年11月致《诗刊》杂志主编哈丽特·门罗的信中这样评论一战：
这场战争是两派同样令人憎恶的势力之间的冲突，是人类返祖现象和平庸精神的体现。人们都不知道；事情本身也很复杂。我不知道德国人被打败后，英国会不会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中。极有可能看到军队从英帝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将是很壮观的一幕。但是，但是，但是，文明，内战结束后帝国内人人都开始叫对方“贼”或“骗子”。人们不知道战争是否只是填补空白（因为十年左右布尔战争刚刚结束），只是疾病的征兆。（Stock：166）
四年后，庞德还在给好友约翰·奎因（John Quinn）的信中再次谈及战争，他认为，由于英国和美国都习惯像鸵鸟那样将自己的头埋进小沙洞，一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局势也越来越恶化。他在信中还谈到，战争中必须集中权力，这是为控制战争规模、赢得战争，不得已而为之。
庞德一生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组织，但他对于理想的政府形式自有其看法，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政党掌权，也不管政府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形式，只要结果是一个“好的”政府就行。那么怎样的政府才称得上“好”呢？首先，一个“好的”政府应该保证经济的繁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写的：“当所有东西的潜在生产（可能生产）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时，政府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和分配的顺利实现。”其次，“好的”政府应该尽量“少去侵犯公民的领域”，政府的职能是“使交通得以顺畅，使货物、空气、水、供暖、煤（无论是黑的还是白的）、权力、甚至思想都得以流通；并且防止公民之间互相侵犯”，（Mullins：221）譬如有公民通过控制或操纵手中的金钱来“侵犯”其他公民，那么政府就应该体现其功能，阻止这种“侵犯”。在庞德看来，这样的政府就是不管理或少管理的政府，才是真正关注和保护民众利益的政府。而组成这样的政府的，是一些“好”人：
很显然，没有最优秀的人物，甚至没有好人，统治阶级就可能显得优柔寡断，没有骨气；这也适用于行政管理阶层，或那些管理经济的人。“好”这个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包括“行动的能力”这层意思；包括行动与思维或语言之间关系的某种意思。（Pound，1933：12）
而生活在这样一个功能有限的政府下的人，所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也就是说，人应该自律。
有关庞德对政府形式的看法，一个有趣的话题可能就是：庞德究竟是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当然，人们可以举出庞德的许多旨在为法西斯主义张目的言行作为证据，譬如他在二战期间主动要求去意大利罗马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系列演说。那么这些演说是否表明了他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呢？
我们首先要弄清庞德为什么会主动要求发表电台演说。庞德坚信墨索里尼、希特勒是听信了谄媚者之言而被资本主义列强拖入战争的，这些谄媚者包括罗斯福和丘吉尔。庞德千方百计说服了意大利当局，于1940年在罗马作定时广播演说，以期将自己的信仰，特别是经济学观点灌输给广大听众。庞德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了发表广播演讲的目的。他自称多年来努力想阻止战争，最后却见到了意大利与美国交战的愚蠢行为。他说：
我当然不是煽动军队叛变。我以为自己奋斗的对象是立宪政体的内在问题。如果有哪一个人因为我在人种、教条或肤色方面的见解而受苦，请他站出来说个清楚。我的《文化导论》是献给朋亭和朱科夫斯基的——他们一个是基督教教友派信徒，一个是犹太人。（晓柳：49）
那么他的演讲效果如何呢？据那些听过他当时广播演讲的人以及读过演讲整理稿的人讲，庞德的广播演讲大部分内容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包含了歇斯底里大发作。看来，庞德的演讲口才实在不怎么样。不过，庞德的确在演讲中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文明完全受制于国际银行家们，即高利贷者们的阴谋。
战争的发生是国际银行家们大放高利贷的结果，高利贷者为了使国家陷入债务，为自己创造操纵货币的机会而发动战争。
最令人不堪的高利贷者是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掌握巨大财富的犹太人。
高利贷降低了艺术的价值，歪曲了历史，并使文学作品沦为说谎的新闻报道。
只要对货币进行改革，高利贷制度就可以被废除。
这样的改革应该由像墨索里尼和中国皇帝那样仁慈的君主来完成。
儒家思想为秩序井然的社会规定了原则。
美国文化在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时代是了不起的，1830年后开始衰微，南北战争期间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是由银行家造成的。
从以上列举可以发现，庞德的政治观点是与其经济观点密切相连的，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恐怕就是：高利贷的经济制度是政治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以及改革罪恶的经济制度需要依靠政治精英。
说庞德是法西斯主义者，这样的结论未免显得武断而片面。据庞德研究者指出，庞德不喜欢穿法西斯制服，也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任何问题，相反，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曾经嘲笑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他憎恨暴力行为，一生也从未为解决矛盾而诉诸暴力；他不相信建立第三个罗马帝国的梦想可以实现；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尽管他反对美国参加二战，等等。
毋庸讳言，庞德确实支持在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特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他至少在一些方面赞同法西斯主义，例如他一直寄希望于墨索里尼能在货币金融改革上有所作为，尽管他也知道当时的墨索里尼政府已经陷入僵局，对任何改革都有些勉为其难。可与此同时，庞德也坚定地支持其他一些与法西斯主义迥不想侔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在庞德写于1930年代的文章中俯拾皆是，例如庞德在《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Jefferson and / or Mussolini,1935）一书中，就反对在美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是一种合适的政府形式，而在美国却全不适用。他在1936年写的一篇题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文章中探讨了美国的制度：
我们自己的政府形式是我们自己的。在我看来，伍德罗·威尔逊比其他任何人对这一政府形式的破坏都要大。由一代建国者们创立的这一政府形式，不论它有多少优点或缺点，都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到底是什么，他们想要干什么。
总统之位首先应给予成熟的人、有判断力和经验的人，国家的立法机构是建立在一个代表性组织上的。一个议院反映民意乃至人民的情感，另一个议院则带来成熟的经验和熟悉的传统。
在下议院可以也应该发生一些思想上的骚乱。这就是设立下议院的目的。……
总统不参与立法。他行使的是成熟的判断力。……
英国的习惯法可以在任何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地方实施。（Stock：168—69）
上述言论足以说明庞德赞同美国的国父们决定采用“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政府形式。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早在庞德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发生浓厚兴趣之前，他已经充分肯定了美国自建国以来实行的政府形式；二、他想看到的在美国实行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就是那古老的美国式民主，并希望看到这一政府形式能够更好地实行，但他同时认为美国自1830年以后就已中断了这一政府形式。尤其是在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束手无策，令庞德失望，于是他把目光逐渐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如果再换一个角度，或许更能看清庞德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政权的原因。这可以从庞德发表在1914年4月23日《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题为《艾伦·厄普伍德伦理思想》的文章说起。厄普伍德（Allen Upward,1863—1920）是爱尔兰诗人、律师、政治家，其诗作曾入选庞德编订的《意象派》一书。文中说：
我要为他（厄普伍德）所代表的——或者说，在我看来是他所代表的——一些东西作一个不全面的总结；我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多多少少来自他的著作。
1.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就其认识而言，是以个体的特殊才能来衡量的，并且利用个体的特殊才能。你不能用检验员的秤来衡量煤的重量。
1.a.推论。工团主义。当一个社团认识到了一群人的特殊才能并利用了这些特殊才能时，社会秩序就得到了很好的平衡。
2.厄普伍德先生的理论是宣扬知识界，包括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团体精神的。
2.a.这样的行会是和工团主义的原则完全一致的。像其他行会一样，随着掌握娴熟技能的技师越来越多，它将拥有自己的地位。（Davie：95）
从上面引文不难看出，庞德赞成厄普伍德的工团主义思想，即强调个体的特殊才能，强调知识阶层的作用，也就是强调精英治国，这可以说是庞德一贯的重要思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庞德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或许更符合逻辑。庞德在《诗章三十一—四十一》中也同样主张政府应由杰出的人才，即有特殊才能的个体来统治；墨索里尼的工团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治国模式。
对于“精英治国”的提法，庞德还多次重申过，譬如他在1933年4月出版于伦敦的《经济学基础》一书中这样写道：
经济学也罢，经济制度也罢，都容易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尤其容易受到隐含于政治制度中的成见、偏见或倾向及态度的影响。
民主的偏见，譬如说最理想的民主思想，即存在于最优秀的人物如杰斐逊和范布伦头脑中的民主思想，这些最优秀的人物会不厌其烦地将其思想和政策展现在大众面前，他们说得如此清晰，如此具有说服力，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指导，认为他们说得“正确”。
再譬如说亚当斯们的偏见，或者说贵族式的民主党的偏见，那就是：特权，哪怕是一点点特权，都会产生责任感。
又譬如说，保王主义的偏见：最优秀的人物应该得到侍候。
实际上，据说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已不愿意或不能够再尽到他们该尽的努力了。
这似乎也已证明特权没有产生责任感。少数人，特权阶级里的极少数人还坚持这种责任感，而大多数人，即特权阶级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则认为特权的主要作用在于避免承担责任，避免承担每一种责任。
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都是如此。
显而易见的例外也许会在新的特权阶级产生之际出现，也就是说，新的经济阶级应该由一些例外之人构成，或至少是一些更有能力的人，因而比其他人更适合成为统治阶级。
知识界的渣滓们，缺乏统治才能，总是想让人相信他们是“最优秀的人物”。（Pound，1933：12）
以上关于“特权人物”的看法，是庞德政治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可以说，他对墨索里尼的支持，正可从中找到根据。庞德继续论述道：
民主，即由大多数人“做决定”的民主，一旦它学会了区分健全的和不健全的经济制度，大概就会选择健全的经济制度。独裁统治下的国民会服从并且继续服从他们的统治者所作出的经济决策，只要统治者的决策在经济上是健全的，而且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服从统治者的决策，直到这些决策不健全了。
关键在于，就其对国家经济的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无所不知的暴君的决策和聪明的民主政体的决策是十分相似的。无论是独立自主的民众、个体等，还是驮子驮畜，吃好喂饱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特殊的国家而言，应该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走，这条路从这个国家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始……
这里所谓的“统治者的健全的经济决策”、“无所不知的暴君”，或许就是他对墨索里尼的期望和嘉许。庞德在《经济学基础》的第三章第五部分中这样评价墨索里尼：
独裁者深受大众欢迎，看起来像路易二世一般的街头小贩，这说明他是普通人，他拥有意志力，他喜欢钱财。对我们来说，他所表现出的“睿智”更有意思。聪明人墨索里尼比权势者墨索里尼更有意思。“领袖”说过的格言警句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也可以研究研究。
综上所述，庞德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并非证明他就是法西斯分子。这完全是基于其政府形式的观点，即认为不同的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政府形式，譬如法西斯主义政府适合意大利，却不适合美国。
庞德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有太多的理由。庞德认为，1930年代初那些根本不了解意大利国情的外界人士肆意攻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这是很不公平的，于是他写了《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一书，公开为墨氏辩护。如果庞德先仔细留意一下国外反意大利的宣传攻势，并将这些宣传与他所知所觉的意大利国内的实际作一番比较，然后写一部旨在向美国人和英国人说明实情的态度友好的书，那么这部书或许会是一部合情合理的、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研究性著作，也许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使英美人相信自己得到的关于意大利的信息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庞德没有那样做。书中非但没有向世人传递出他所知道的实情，反而将法西斯主义用让人读来既有趣又觉古怪更感天真的文字写来，而且将它与杰斐逊的民主相比较，仿佛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民主政体。因此，这本书就在读者中，尤其在英美读者中起了误导作用。
其实，对于那些已然了解庞德书中所写的很多事的人而言，他们会认为这部书很有价值，他们理解庞德的信仰，欣赏庞德的才华；但对于那些对书中所写之事不甚了了的人而言，他们则觉得这部书毫无价值，他们不理解庞德，只觉得他写的纯属一派胡言，又怎能相信墨索里尼是一位“创造者兼艺术家”呢？
《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一书是庞德这位完全置身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外、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文人的天真之作。而这样的天真之作，庞德一生实在写了不少。庞德在《诗章》中虽然对当代文化和社会作了否定性的分析，但他坚持人类最终会走向“天堂”，这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他天真地认为墨索里尼及其政权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就像美国的那些建国者们一样。
且不说庞德对墨索里尼的看法是否正确，单就他的政治见解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无知。政治不像文学批评，不能如人所愿随心所欲地使用你自己的一套术语。在政治上，个人就像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一叶扁舟上的水手，当你学会了利用风向和波浪，才能够航行到你想去的地方，但你必须得耐心地把握风向、注意波浪，而不是逆风逆浪，否则只会葬身大海。
庞德基于自身对当时政治现实的看法，提出了一套经济思想，其中心观念就是高利贷是毁灭文明的腐蚀剂。现代社会的高利贷者就是银行家，他们通过手中掌握的金钱和权力来支配其他人。在庞德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斗争的双方就是：文明的核心力量——生产者与各种各样的高利贷者和垄断资本家。随着双方斗争的不断加剧，政治危机乃至战争就会爆发。无论是美国的南北战争还是拿破仑战争，或是西班牙内战，以及凡尔赛和约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制造战争是高利贷者的最终目的，因为战争可以产生债务。
1937年，庞德的挚友南希·卡纳德（Nancy Cunard）给他寄了一份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问卷调查表，内容涉及发动西班牙内战的独裁者、长枪党首领佛朗哥。这份问卷调查属反佛朗哥性质，分别寄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作家和诗人们”。庞德收到后给南希回了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想卷入关于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争论。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在虚假的对立双方之间选择自己的立场。”1938年，在伦敦的一个叫“西班牙民族之友”的支持佛朗哥的组织也写信给庞德，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庞德同样回信拒绝表明立场，并称“西班牙民族之友”必须正视处于斗争中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庞德之所以如此保持“中立”立场，是因为他相信：西班牙内战不是交战双方信仰不同导致的结果，而是由国际经济金融和兵器工业幕后操纵而造成的。
庞德的经济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社会信贷论”的创始人C.H.道格拉斯少校的影响。道格拉斯在一战前曾是一名工程师，还一度担任英国驻印度一家公司（the British Westinghouse Company）的经理。随后，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一项铁路建筑工程的负责人。一战期间，道格拉斯被派往Farnborough的皇家空军基地服役。庞德第一次在《新时代》的编辑A.R.奥瑞奇的办公室里见到道格拉斯，就对其货币和信贷理论产生了兴趣。他曾经说过：听了道格拉斯的一番有关信贷的理论，没有人会对此置之不理的。当时，庞德不仅是《新时代》的作者，也是它的忠实读者，尤其喜欢读奥瑞奇撰写的有关时事的评论和道格拉斯的《经济民主》一书的连载。他经常和道格拉斯、奥瑞奇在《新时代》编辑部聚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道格拉斯有关货币和社会信贷制度的思想也是在这些交谈中逐渐形成的。道格拉斯认为，应该控制银行和信贷，将工业利润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通过利润分配来弥补社会购买力不足，竭力反对高利贷制度。这些思想对庞德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格拉斯因反对高利贷制度而表现出较强烈的反犹倾向，这些对庞德也并非没有产生作用。
庞德自1918年与C.H.道格拉斯相识之后，越来越相信高利贷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各种艺术的罪魁祸首，国际银行家们利用金钱、信贷和高利贷来维持对其他人剥削的权力。人类必须受到保护，商品必须进行合理分配；而当英国和美国看来难以完成这些任务时，庞德开始将希望首先寄托于意大利，其次寄托于德国。所以当二战爆发后，美国人对德、意宣战，庞德自然就站在德、意一边而反对美国了。
庞德认为，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特别是银行家囤积居奇，聚拢大量货币后放高利贷，这种以钱生钱的方式不能创造任何社会物质财富，这是庞德所竭力反对的。他在其“毕生诗作”（life work in verse）《诗章》中不遗余力地反对银行的权力和做法，反对放高利贷的政府政策。
我们还是通过庞德的作品来了解一下他在不同时期对高利贷制度的看法。《诗章》中的“高利贷者”篇，即第三十一到三十五首是庞德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抨击了资本主义的信贷和货币金融政策，认为各国对金钱的重视，势必导致对艺术、道德和信仰的贬低，而现代出版制度对经济效益的过分注重、主管部门对作品的苛刻审查，均使一些优秀艺术家的优秀作品难以问世，或历经艰难才得以问世，这无疑也是对文艺、对人才的扼杀。这一“资本扼杀文艺”的思想大约也来自道格拉斯。随后的二十首《诗章》，即第五十二至七十一首则是对中国历史及约翰·亚当斯伟大成就的简要分析，这些分析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他的货币和信贷理论基础上的。
在《诗章》第四十五首中，庞德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强力的腐蚀剂，它腐蚀并毁掉了文明和美好生活。但他对高利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获取超额利润上，也不知道如何确定什么才算是超额。他认为放高利贷就是用钱做商业投机并根据盈亏按比例分成；如果投机成功，高利贷者分得利润，如果投机失败，他就拥有合作者其他财产的股份。庞德以“分红”为参照，对“高利贷”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分享一艘船的成本：我们分享船上货物的成本；我们按比例获取利润——这是不错的运动和不错的交易：分红（partaggio）。
但是，我们承担开支；如果盈利了我拿利润；但如果船沉了他就拿你的房子。
这就是不同的安排了：高利贷（usura）。（Davis：66）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庞德对高利贷的理解有了改变。他将“高利贷”和“生产”视为一对矛盾的概念。庞德在一篇文章中将“资本”定义为“生产性事业”（productive undertaking）或这种事业的债券，这种债券“以物质基础为前提，可以按期分红，支付利润（利润以货币形式支付）而不致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即指相对可用物品而言纸币流通过多”。这种“资本”和“利润”建立在绝对的物质产品基础之上，庞德认为是完全公正的，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两年之后，庞德的经济思想有了变化，他认为生产与放高利贷（以钱生钱，不事生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高利贷成了一种利率，它超过了人们所投入资金的事业的生产增长率。最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庞德又将高利贷定义为“对使用购买力而收取的费用，征收这项费用时不考虑生产，有时候甚至不考虑生产的可能性”。
庞德曾这样谈论通货膨胀：
你借一笔钱时，用这笔钱只能买到一普式耳谷物；当你要还同样数额的这笔钱时，它可以买到五普式耳甚至更多的谷物。对此，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贬值、通货膨胀、升值、通货收缩和恢复金本位制。通过恢复金本位制，丘吉尔先生强迫印度农民支付二普式耳谷物的税和利润，而不久前他只需支付一普式耳。（Stock：184）
庞德在第七十四首《诗章》中，这样写道：
而地方上放债的寄生虫借助外国银行
从印度农民身上榨取
以丘吉尔式辉煌上升的高利
如当他，尤其是当他
恢复腐败的金本位制时
如在1925年左右……
丘吉尔任英国财政大臣时，于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诗章》第七十七首中，庞德重提这一话题，不过说法略有不同：
“随着金本位制的恢复，”蒙塔古爵士写道，
“每个农民要用双倍的谷物支付税和利息。”
确实现在的利息在法律条文上是低了一些
可是银行贷款给高利贷者
这样后者可以贷更多款给他们的受害者……
诗中提到的蒙塔古爵士（sir MontaguWebb）是英国商人，曾在印度生活多年，著有《印度的困境》一书，书中写到金本位制给印度经济和印度人民造成的巨大影响。
只要高利贷制继续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庞德在《诗章》第七十七首中写道：
正义的和平并不一定
会消除未来的战争
以和约签署后对弗拉斯卡蒂的轰炸为证。
在《诗章》第七十八章中，庞德阐述了自己对货币的一番见解：
“不再需要，”老式的税收已不再
需要，如果它（货币）在一个制度里
以完成的工作为基础，以人们的需要为准绳
在一个国家或制度里
道
按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
定量消除
如在维戈尔。据说／他对此得／考虑一下
却被倒挂着吊死了，在他对此建议的想法
有效地付诸实施之前。
庞德认为，货币并无内在价值，只不过是在财富交换方面的一个更有效率的工具。如果发行的货币精确地衡量某个国家的总财富，而且不允许被囤积而是保持经常的流通，那么该国的财富在至少愿意干最低定额工作的大众之中的分配是差不多平等的。庞德把汉字“道”放在诗行的旁边，表明这样的经济情况才是自然的、公平的，与整个秩序的进程保持了和谐的关系（庞德：280）。这一节诗的最后几行暗示庞德在会见墨索里尼时劝他采取这个办法，而墨索里尼可能答应他会加以考虑。但是在庞德看来，墨索里尼还来不及将这个好主意付诸行动，就上了绞架。因此不难看出，庞德对法西斯主义寄予了希望，认为法西斯掌握了经济大权，严格限制了银行家的自由，如此确保了经济繁荣和分配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也将正常运转，这才是一个好的政府。
庞德认为，金钱（或货币）的“控制者”已经拥有巨大的权力，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所利用的是大多数人对金钱本质的误解。通常人们误以为金钱是商品，可以在“市场条件”下自由买卖。而实际上，金钱是或应该是：（1）一种交换方式；（2）衡量价格的标准；以及（3）未来交换的保证，即在你不想马上用钱时，它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购买力。但事实上，庞德的这一定义完全忽视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金钱具有创造力，它在物品的实际生产和服务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庞德认为这种观念是对金钱的误解。一艘轮船、一架飞机或一幢房子由自然提供的原材料制作而成，人的智能将这些原材料变成了产品。在庞德看来，“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难以建造起这幢房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金钱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它既不能敲一枚钉子，也不能设计出建造方案。庞德的这种金钱观显然是不符合货币从产生到使用的一些基本规律的。当然，庞德并没有否认货币的重要性，他只是觉得生活在一个过于重视金钱的社会里的人是难以逃脱物质至上的噩梦的。
反对高利贷制度，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庞德对犹太人的态度，因为在西方传统中，犹太人总是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在指责庞德“反犹”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些西方传统观念中对于犹太人的看法。早在天主教会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放高利贷就被认为是有罪过的、非法的（见《诗章》第四十五章），而不信仰天主教的犹太人却一直将高利贷作为自己重要的谋生手段。这部分地解释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的历史原因。犹太人自16世纪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恶棍典型，也常常被指责为了私利通过其手中掌握的金钱的力量操纵政府。
德国人就有一个憎恨犹太人的传统。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那些向耶路撒冷进发的武士们屠杀了莱茵河以西地区城市中的犹太人：既然身边就有杀害基督的人，就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了圣地才去杀那里的犹太人。在黑死病期间，斯特拉斯堡大约二千名犹太成年男女和儿女在1349年圣瓦伦廷节（即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被投进一个大坑活活烧死。在16世纪早期，柏林附近一个小犹太社团的成员被活活烧死。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在16世纪发表了一份对犹太人充满仇恨的檄文，痛斥犹太人，要求烧掉犹太人的会堂，摧毁他们的房屋，没收他们的财产，必要的话，还要把他们流放。1750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颁布了一部管制普鲁士犹太人生活和活动的法令，被时人称为“一部给食人者制定的法令”。到了19世纪晚期，德国人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反犹主义的种族理论：犹太人作为闪族人毫无可取之处，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位置。一个反犹太人的政党开始形成，一大批反犹太人的文献在欧洲大地上被炮制出来。这就是希特勒继承的传统。在1933年至1945年纳粹法西斯统治德国期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纳粹屠犹”（Holocaust）事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遭杀害。据学者和统计学家统计，有500万到600万犹太人被德国人以各种方式杀害；另有500万到600万非犹太人也被作为犹太人处决；到二战结束前，估计有3，500万犹太成人和儿童或死于战争或死于谋杀。（Katz：324）
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对希特勒的屠犹行为作出了什么反应呢？罗斯福总统完全了解在德国人控制的土地上犹太人的遭遇，但他和他的政府并没有帮助欧洲犹太人的打算。领事馆官员在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时卡得非常之严，甚至连允许发放的名额都没有满。1939年，当“圣路易斯号”船载着约900名犹太难民靠近美国海岸时，美国不允许他们登陆。直到1944年，总统才设立了一个战事难民委员会，拯救了一些犹太人。总之，美国人在对待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
什么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呢？这个术语的意义通常非常含糊。反犹主义是一种伪科学理论，它认为犹太人——他们在古代说闪米特语——在文化上和道德上不中用，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最终他们应当被彻底消灭。美国人其实也有一个反犹，确切地说是憎犹（Jew-hatred）和恐犹（Judeophobia）的传统。在美国人眼里，犹太人富有而强大，都是危险分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文学中也有反犹主义的反映，霍桑、麦尔维尔、德莱塞、H.L.门肯、庞德和艾略特都有过攻击犹太人的言论。
说庞德是反犹主义者，与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同样的不确切，因为按照上述反犹主义的定义，庞德只能算是憎犹主义者，他并没有要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想法。相反，不少犹太人还是他的好朋友，如犹太诗人路易斯·朱科夫斯基，就一直得到庞德的支持和提携。但是我们无须讳言，庞德部分地接受了西方（包括美国）的反犹思想和传统，譬如他坚信犹太人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私利从而违反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虽然庞德喜欢对经济制度发表议论，但事实上他的大多数经济学观念都没有立足现实，而是或得自书本或源于想象，常被评论家讥为滑稽可笑。他仅根据不完整的货币历史和货币原则的某些方面来立论，他的所有经济学知识也仅限于对货币历史和原则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也不像有些传记作家所说的是全面系统的，而是零碎随意的。他主要根据自己的偏见和一时的热情去研究经济学，以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学史是浪费时间。譬如，他认为货币改革是当务之急，那么证明他的观点正确且能为他所用的经济学历史和知识才是有用的。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候能碰巧让他找到丰富的矿脉，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失大于得，遗珠之憾是常有的事。
他首先试图通过对货币和银行史上一些特殊现象和片面事实的有限研究获得对经济学本质的认识，进而得出高利贷者和银行家是世界的万恶之源的结论。他对银行的研究，常常仅停留于对这些银行早期历史的研究，而对其发展史置之不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济史、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史以及对20世纪工业家经济史的研究，更是断章取义，以自己的偏见和一时的爱好而占有材料、使用材料，而且对掌握的材料也不加甄别，常常是学术界公认错误的、废弃不用的材料，他却如获至宝，信以为真，这样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是颇可怀疑的。
以他对意大利一家银行（Monte dei Paschi）的研究为例，他根本不是像一位历史学家那样去处理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的；最基本的一点，他没有对这些文献和材料的真伪作任何鉴别就全盘照用，也不参考相关文献和材料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他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他从杰斐逊书信集和范·布伦的自传中找到了想要的材料，根据他自己预先的设想，将这些材料不作任何鉴别就用来证明、阐述自己的观点。杰斐逊和范·布伦提供的材料正确与否，夸大其词与否，与同时代的历史资料吻合与否，庞德并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是，这些材料能为他所用，能证明高利贷和银行制度的腐败堕落。
庞德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解决了生产的问题，充足的资源至少保证每个人过上合理的最低标准的生活，因此物质享受的不平等问题必定出在分配上。庞德在分析时所使用的语言几乎与马克思（他同情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所使用的完全相同。可以说，庞德的经济思想部分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世界的文化、人类的健康和日常所遇到的各种麻烦都是由经济力量引起的；其次，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从劳动产品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劳动者受到了剥削，劳动者的报酬被克扣。庞德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他与马克思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希望能彻底消灭利润，这样经济才能保持持久繁荣；而庞德并不反对利润，他也不认为应该消灭利润。庞德也不认为占有生产资料是调节生产关系的关键。根据庞德的经济理论，只要通过合理控制货币就可以实现更公平的分配。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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