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莲花[1]2002年在《论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结构现实主义的创立者肯尼迪．沃尔兹，在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高度简明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摒弃了经典现实主义人性等难以用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秩序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的起点，坚持把国家看作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的行为体，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最终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因此，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相当的解释力，其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不容乐观。但我们在看到中美关系前景严峻性的同时，也不能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不可避免，追求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决心与信心，或做些不理智的举措，一味发起与美国的全面斗争，寻求在对抗中获得最终胜利。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不符合最大限度地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而要看到国际政治毕竟不是一幅平面画，而是呈现立体多变的复合结构，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范式，从体系结构的角度把握国际政治(包括中美关系)自然即有它的合理性和优势，又有其局限性和不足。 首先，结构现实主义的众多前提假设有其合理性，但又有片面性，故它即能部分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又不能展现其全貌。结构现实主义忽视或忽略了国际社会中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即在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它只看到事物竞争和冲突的一面，而没认识到合作和“共赢”，这样使其预示的中美关系似乎有道理，但又无法解释一些现实。产生于冷战年代的结 构现实主义自然对冷战后中美关系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影响因素把握不够，而无 法准确描述其真实状况。 其次，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观察国际社会的新视角，有助于把握国家和体 系的相互关系，但又陷人“结构决定论”的误区，不能全面把握国际政治的变 化，突显其霸权理论的实质。于是只能看到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而不能看到 影响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从表面看似结构现实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纯粹的国 际政治分析性理论，但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的烙印，是为美国维护特权 和霸权服务的。 再次，结构现实主义以行为主义的方式，通过提炼系统单元，在解析某一 时期内的宏观变化确有建树，但即缺乏历史感，又在解释国际政治上缺乏微观 分析。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看似真实科学地解读中美关系，实则充满不足。 最后，结构现实主义在预测国际系统量变上有一定的功效，但在解释和预 测其质变方面无能为力，尤其是在中美这样大国关系解释上存在着有效性和局 限性。 总之，通过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中美关系，就即能使我们认清其理论 的优势与不足，更能使我们清醒客观地解读历史和发展趋势，即看到发展中美 关系的困难性和严峻性，也看到有利的条件和启示，从而树立起适宜的总体外 交战略和策略，较平稳又快速地实现中华民族的成功崛起。
邱吉青[2]2015年在《国际社会视域中的女权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性别研究登不上国际政治研究的大雅之堂。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女性有关的议题被国际关系学界纳入“低级政治”范畴而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成为新的国际关系议题,现实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越来越多的边缘化理论学说被解放出来,一时间,流派纷呈,百舸争流,对于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新的解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也随之出现。女权主义既是一种实践又是一种理论:从实践角度而言,女权主义是一个为女性争取在社会各个方面权利以达到男女平等目标的过程,女权主义行动通常与妇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历史上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以及妇女和平反战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女权的崛起,并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从理论角度而言,女权主义理论寻求以女性的视角甚至是超越性别的视角来解读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它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不同流派,并指导女权主义实践运动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女权主义在当代国际社会视域中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女权主义的目标已从争取男女绝对的结果平等发展到争取男女机会平等与过程平等,从争取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发展到争取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从追求女性自身地位提高发展到追求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当代国际社会呈现出了明显的发展变化趋势: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在加强国际社会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严峻现状呼唤世界各国加强沟通与合作,也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有效介入。在一个相互依赖却充满分歧、快速发展却危机四起、渴望合作却仍需沟通的国际社会中,女权主义的崛起成为大势所趋。女权主义是国际社会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政坛上崛起的女性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女性外交官和第一夫人、在联合国中不断加强的妇女工作机构和日臻完善的妇女保护公约、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积极活跃的各类妇女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女高管等,构成了女权主义参与当代国际社会治理的主体。与全球治理的结构相对应,女权主义在国家、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叁个层面上影响着全球治理的成效。女权主义理论在指导女权主义实践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不仅参与解构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而且还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国际政治新兴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女权主义理论一直将“社会性别”这个社会学的概念作为解读国际政治的独特视角,并致力于使用社会学方法论来研究和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传统女权主义最关心的是国际社会中的医疗、卫生、教育、慈善、环保等社会性事务,女性具有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等性别特质使其最适合在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甚至是基层社区等社会性组织中发挥作用,女性最擅长运用沟通、妥协、斡旋、合作等社会化方式来化解矛盾与冲突,这些都为国际政治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提供了条件。总之,当今国际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沟通理性日益彰显、国际权力柔性发展、国际合作多维展开、全球治理多元推进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女权主义重新崛起的新时代。无论是研究变化中的国际社会,还是研究国际女权的新崛起,都需要认真梳理和预判女权主义对于当代国际政治的意义。
石冬明[3]2013年在《身份视角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文中指出从国际关系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会引起战争。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实力接近主导国时可能会引发战争。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主导国的美国能否避免对抗和战争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美都希望避免历史上大国对抗和战争的悲剧。中美之间需要建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政府层面上确认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但是在理论上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本论文希望在理论上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有所贡献。论文中引入角色身份视角,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理解为要建构一种新型身份。身份是通过互动建构的,恶性互动建构恶性身份,良性互动建构良性的新身份。温特提出叁种国家间的角色身份：敌人、竞争对手、朋友。此种角色身份是一种单一身份的划分。论文中提出了复合身份的概念,重点研究竞争者—合作者的复合身份。中美间在冷战前期是敌人身份,在冷战后期是准盟友身份。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失去单一身份的明确定位,两国关系在一段时期内起伏不定。进入21世纪后,中美间复合身份凸显,这种复合身份由竞争者和合作者身份构成。复合身份是中美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有利于避免建构单一的敌人身份。中美间在不同领域的身份差异比较大,影响着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效果。在合作者身份比较突出的领域,相对比较容易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竞争者身份比较突出的领域,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就比较大。当今国际体系的进步为中美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能否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关键就取决于中美如何互动。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利于良性互动。相互依存则把竞争与合作联系起来,使中美关系具有弹性,有利于良性互动。合作虽然是中美间理想的互动方式,但是由于双方对于相对收益的追求、缺乏互信等原因,既防范又合作的两面下注成了相当一段时间内双方互动的现实选择。中美需要通过良性互动来建构新型身份(即新型大国关系)。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要有创新思维。打破零和思维,避免冷战思维,抛弃霸权思维,探索价值观上的共识。——要控制互动的风险。根据“木桶原理”要防止某个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的敌人身份出现,这是中美互动的底线。——要完善互动的机制。中美关系机制化既是中美合作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中美合作。——要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扩大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在进行理论论证之后,分别选取两个领域的案案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以二十国集团中的中美关系作为研究案例。在亚太地区,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研究案例。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良性互动可以促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但是不同层面不领域的情况不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初见端倪。在亚太地区,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着诸多困难。
刘璐[4]2016年在《冷战后期中美军事关系研究（1972-1989）》文中指出军事关系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一直是衡量两国关系的“风向标”。冷战时期,中美军事关系的波动深受冷战总体格局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的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总体比较稳定,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第一章简要回顾了冷战后期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合作中断这一阶段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这一部分以冷战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为背景,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过程整体上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并且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军事关系为侧重点,从高层互访、功能性合作与交流、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等叁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力图全面阐述中美军事合作“黄金时期”的总体概况。第二章分析了冷战后期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军事关系深受政治波动的影响,虽整体平稳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出现,而在恢复关系的过程中高层之间的接触与了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两国之间的军事交往由于综合实力的差距与对安全理解的差异等原因而呈现出严重不对等的现象。美国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中国大多数时间只能被动接受,因此,中美军事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第叁、四两章运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结合冷战后期中美军事关系演变历程,从理论上探讨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规律。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中美之间是基于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才在军事上逐渐接近并展开合作,而美国为了防止中国成为其“现实威胁”的可能,仍然坚持对台军售,并且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而具备超越或与之抗衡的实力。
陈小鼎[5]2010年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评估及其发展》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导地位遭到了质疑。诸多学者指责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力匮乏,无力解释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单极体系下制衡缺失等重大国际现象。更有甚者,一些学者以理论评估的方式彻底否定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发展潜力,认为其终将遭到淘汰。而结构现实主义阵营对此不以为然,积极辩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如何正确对待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地位和发展前景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为了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理论评估,本文选取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理论评估的基本标准。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结构现实主义能否成为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当如何加以发展?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群集,包括硬核、保护带、正面启发法和负面启发法四个要素。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界定了理论进步的两个基本标准：其一,能够预测新颖性事实,实现理论上的进步；其二,能够验证其中部分新颖性事实,实现经验上的进步。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依据,本文全面评估了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进步性。沃尔兹开创了纲领的单一核心理论,界定了纲领的硬核、正面启发法、负面启发法,启迪了后续理论的生成,为纲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基于单一核心理论的重要性及与后续理论的先后顺序,本文称之为纲领的初始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出色地完成了作为初始理论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具备了强大的解释力,对均势、中美关系的演变等重大国际现象做出了独到解释,实现了国际政治的整体性解释；另一方面设置了灵活、有力的正面启发法和严谨、详尽的负面启发法,为后续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具备广博的启发力。在初始理论的启迪下,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相继跟进,引进新的辅助假设,分别构建了国际政治变革理论和大国政治理论,实现了进步的问题转化,推动了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发展。通过系统的理论评估,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具备强大的解释力并在演进过程中实现了进步的问题转化,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值得深入探究。在理论评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挖掘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探索其在经验领域的拓展和在理论领域的创新。通过深入剖析,我们发现结构现实主义能够对单极体系的运作机制和走向做出系统、合理的解释,从而增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同时,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能够提升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水平,推动外交政策的结构理论的构建,有助于解决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化难题,实现纲领的新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有叁个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系统评估了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理论价值和发展前景,有助于厘清相关争论,推动理论创新；其次,通过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应用,初步揭示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理论评估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再次,揭示了外交政策的结构理论的构建路径,有助于推动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
石冬明[6]2017年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认知》文中提出本文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为标准,分类梳理和分析了后冷战时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从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态度上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各自又可以分为积极论和消极论两类观点,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积极论、现实主义消极论、自由主义积极论、自由主义消极论四种观点。四种类型的观点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一定影响。四种类型的观点既有合理性又各有不足。一些西方研究者从西方的视角和利益出发难免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
赵涛[7]2015年在《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文中提出“西部”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包孕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想像”与“重构”,西部的荒蛮与神秘、质朴与瑰丽、亲和力和冲击力同时构成了西部民族文化影像记忆的一道复沓而重迭的风景。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西部电影嬗变研究以其电影标本和电影文化发展史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展现中国西部电影历经叁十余年时代风云诡谲,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场,考量基于时间链条中西部电影理论空间话语建构的特征和要素,凸显电影文本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从而开掘出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地,并提出未来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诸多前瞻性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对文化形态“微观层次”的考察,着重对花样纷呈、支离破碎的具体文化表象的体验,从而在对文化具像的“深描”(thick discription)中揭示出研究题材本身的宏大性。换言之,本课题不是单纯对于中国西部电影史的梳理和建构,而是对西部电影叁十余年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读解,并勾连起纷繁而芜杂的文化表象,以及一切由电影艺术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如电影插曲、主题歌、配乐、歌谣、流行音乐、服装、人物、空间造型、道具等都将被纳入研究的宏阔视野之中。本研究广泛借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美学、语义学、史学等研究手段,寻怿叁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轨迹,概括其审美文化流向,建立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演变的宏观理论框架,考察叁阶段的分期依据、创作规律、嬗变动因及特征等。第一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嬗变的经典阶段(1984—1989)。该时期经历了理论上的命名、创作上的实践、美学本体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牌和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型建构和话语体系。在审美文化发展上总体表现为：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原则、新影像叙事的美学追求。经典时期的西部电影在美术造型、音乐和音响、摄影美学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自觉,催生出了一系列深具艺术魅力和美学深度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摄影师、美术师、编剧、造型师身处一个激情火热的年代,喷薄而出的艺术才情在时代的巨浪中逶迤而去,并创造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艺术,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中摸索前行,奠定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整体格局与走向。第二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转折时期(1990—1999)。该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寻找电影革新的出路。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挤压,伴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解和启蒙理性的坍塌,创作者们开始自觉追随时代的步伐,或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或急流勇退、走向世俗,社会文化的裂变促使电影人开始重新思索电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开始逐步向类型化方向拓展：出现了西部主旋律、西部人文电影、西部武侠片、西部魔幻片、西部少数民族电影等类型。中国电影也出现症候性的电影创作倾向：主旋律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热潮,娱乐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意识而被自觉的重视,电影的类型意识开始深化。整个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经历了启蒙精神的离散、现实主义精神的放逐、多元价值的混乱与骚动等思想的震颤,在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文化之困境和突围之挣扎,审美形态的不断探索,类型化电影的初步尝试。第叁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发展时期(2000—2014)。随着技术理性的膨胀,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伴生着消费的拜物教,工具理性一跃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宠。在商品为主宰的社会中,艺术生产面临着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影视产品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走在文化消费的最前端并引领着社会消费和时尚风潮,推动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的兴盛与蔓延。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电影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共生与分离、本土与外来的共赢与博弈,中国西部电影也面临着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型和分化。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从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叙事风格的多样化、类型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泛喜剧和商业元素的放大、多元语境下影像语言的嬗变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中国西部电影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中国电影如何与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相称,讲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故事,以及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故事?除了需要对西部影视文化进行全面资源整合,进一步健全西部电影的产业链,拓宽市场渠道和发行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方式占领文化高地,更重要的是要重估中国经典西部电影的价值,传承和坚守其一以贯之的“西部精神”根只和“现实主义”关怀,在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之下,在当前“一路一带”的时代大潮中,重新开启一种中国西部电影与文化的叙事动力,以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与可能。
唐彦林[8]2008年在《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渐进转型之中,在全球国际体系转型尚未完成之际,领域性和区域性分体系成为当前转型的主要内容。本文在探讨东亚地区秩序变迁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在东亚秩序转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就中国如何出台相应的东亚地区战略提供理论视角和政策建议。这对于中国制定出台东亚战略、推动东亚合作的进展和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运用系统论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方法。把东亚秩序当作一个系统(体系),根据一般系统理论,以互动的政治行为体为基本单位,既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考察影响东亚秩序转型的各种因素,又对影响东亚秩序转型的国家层次(主要是中国)进行分析。正文共五章,以时间为线索,从地区秩序的视角对历史上东亚存在的地区秩序进行了系统分析,并重点探讨了当今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理论视角和现实情况,以及中国构建和谐东亚地区秩序的战略选择。全文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先秦—1895)。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在东亚地区存续的封建等级地区秩序。对这一秩序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本文主要从地缘政治和地区秩序的视角对东亚朝贡体制的起源、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进一步论述了对当今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第二章叁种东亚秩序的角力:中国角色的转变(1895——1945)。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化,并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重要影响的时期,变化的结果是,中国由“天朝上国”转变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因国内外的原因而备受欺压;在对外政策观念上,由朝贡体制下的天朝观念转变为主权国家观念。从秩序变迁动力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东亚地区秩序受中国固守朝贡体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观念和行动、日本妄图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和行动共同作用。第叁章两极秩序背景下的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角色的变化(1945—1979)。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与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深受“冷战”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一种“均势”秩序。中国在东亚均势秩序的产生和存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重建东亚国际秩序的努力(1979—1997)。在东亚国家中,中国率先走出了冷战思维,催生了全新的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试图通过改变自身的对外政策来推动东亚走出冷战秩序。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改变着冷战时期被分割的世界,区域集团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就东亚地区秩序而言,从总体上看,由冷战秩序开始向合作秩序转变。第五章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1997—)。对比欧洲和北美地区,东亚地区合作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但东亚地区合作自1997年开始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并逐步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1)危机促动下的自然反应,(2)合作机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3)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目标,(4)小国集团带动大国的独特运行机制,(5)美国在东亚秩序转型和重新构建中的独特作用。对上述特点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制定东亚地区合作政策,以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东亚构建和谐地区秩序的重要支点。就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的转型的关系而言,在这里有叁个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中国与未来东亚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相互关联会越来越强,它将对双方的利益、身份以及行为规则与规范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将直接影响着东亚未来地区秩序。
胡俊[9]2010年在《对接与缝合：新方法建构新美学》文中研究表明蔡仪的美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乃至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意义,蔡仪一生忠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学术工作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事业紧密相联,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长河中,蔡仪美学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蔡仪美学思想,正确对待和公正历史评价这些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事业而奉献终生的老一辈美学家,并从中总结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中国经验,在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资源中找寻真正有价值、有活力的因子,从而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未来发展有所启发和贡献。据此,论文分为叁个部分,即上中下叁编,内容共有九章。上编是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之叙述,有叁章的内容。主要是客观叙述和概括蔡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背景和内容,包括蔡仪的人生历程,学术发展道路,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理论依据及其主要内容体系。第一章是蔡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概观,分为四节。先介绍蔡仪的生平及学术生涯;接着叙述蔡仪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成就;然后概括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最后是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依据。第二章是蔡仪美学的方法论研究,分为叁节。第一节是蔡仪对叁大旧美学方法的批判。第二节是关于蔡仪新美学研究的新方法。第叁节是论述蔡仪美学新方法的哲学基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唯物辨证认识论。第叁章是蔡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分为现实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叁个部分。现实美论部分是蔡仪关于美的存在和本质的,包括蔡仪批判旧美学的“主观的美”和关“美本质”的看法。美感论就是关于“美的认识”,在批判旧美感说的基础上,有美的认识论、形象思维论、美的观念论、美感性质论和美感形态论。艺术论是关于“美的创造”内容的,包括艺术论的理论前提、艺术的根本性质、艺术的认识规律和艺术的典型形象理论。中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蔡仪美学思想之评判,内容共有叁章。本编把蔡仪美学思想放回历史场,从20世纪叁次美学论争来进行定位和批判,主要是弄清楚蔡仪美学思想在这叁次美学论争中具体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和确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公正、客观地评价蔡仪美学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乃至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位置。第四章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美学论争——双峰对峙中蔡仪美学的构建路径,共有叁节。第一节是20世纪第一次美学热潮及美学论争的概述。第二节是双峰对峙的两大美学构建路径,主要是研究朱光潜和蔡仪所代表的不同美学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以及两者不同的美本质观点和分析路向。第叁节是第一次美学论争中蔡仪美学的贡献,其《新美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着作,意味着中国形态、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启航,其在20世纪40年代的两本专着中彻底地批评了西方美学思想体系,开拓了哲学美学的新方向。第五章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美学论争——四大美学形态中唯物认识论的影响,共有叁节。第一节是第二次美学论争的概述,包括背景、过程和成就。第二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四大形态的论争焦点,主要有关于美本质、美感问题和自然美等的论争。第叁节是第二次美学论争中蔡仪美学的价值,蔡仪美学思想给建国后中国美学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和批评的初本,第二次美学论争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美学研究中哲学基础的地位,此外由于蔡仪美学思想的影响,第二次美学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新中国美学得到坚持和宣传。第六章是20世纪中国的第叁次美学论争——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体系确定,共有叁节。第一节是第叁次美学论争的概述。第二节是第二次美学论争围绕《手稿》展开的主要方面,有关于《手稿》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美学论争、“人化的自然”的美学论争、美的规律的论争、异化劳动和美的创造之论争、美和美感关系、自然美等的论争。第叁节是第叁次美学论争中蔡仪美学的意义,蔡仪在这次美学论争中批判了实践美学,同时坚持、丰富和完备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美学体系。下编是论述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之当代续承,从而认真挖掘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和学术生命力。有两章的内容。本编一方面把蔡仪思想放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美学发展中来观照,来重新认识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当代的学术价值和拓展空间,以及围绕蔡仪美学思想展开中西当代美学对话和沟通的可能;另一方面,还要把蔡仪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案,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经验和问题,给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以借鉴和启示,这也是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和生命力所在。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试图寻找出蔡仪美学思想中,对于中国美学的当代发展仍然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地方。这一章的内容既包括蔡仪美学带来美学学科知识增长的学术贡献部分,这一部分是从蔡仪美学的内部思想和特征进行挖掘的,论述了蔡仪美学还有哪些内在价值在当代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包括对于审美研究对象的重视、对于审美认知过程的科学探索、对于审美教育作用的续承等。此外本章还论述了蔡仪美学在当代的拓展空间和学术生命力的续接所在。蔡仪美学在新世纪是可以焕发新生命的,蔡仪美学的拓展应该直接对接当代美学的未来发展。一方面蔡仪认识论美学可以通往科学主义的认知美学;另一方面蔡仪的自然美论是可以和西方的当代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自然美学进行对话。蔡仪美学的内在价值和拓展空间,这两者都对当代美学发展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八章是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角度来研究蔡仪美学。因为蔡仪美学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所以本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蔡仪美学结合起来研究,把蔡仪的美学思想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建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第九章是结束语,是蔡仪美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未来展望,一方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道路、发展现状和未来愿景;另一方面是蔡仪美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推动和未来发展路向。上中下叁编之间关系和研究思路是这样的:上编是从蔡仪个人本位出发,围绕蔡仪自身,介绍他的生平、学术建树和美学思想体系;中编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把蔡仪与他同时代人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完整、真实还原他们的美学论争,从而理解蔡仪美学的独特贡献和价值;下编是从当代视野出发,把握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中,蔡仪美学可以提供的经验总结、学术因子和拓展空间,从而把蔡仪美学的生命力融入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中去。
王誉俊[10]2016年在《国际眼光：电影的内容分级之于华莱坞的可持续发展》文中认为本文是在内容分级视角下,对华莱坞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一个健全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的运营依托于资源、市场和文化等几大区块的协同合作;拥有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产业,不会以牺牲人类福祉为代价去挑战产业增长的极限。就电影产业而言,艺术发展、社会责任、价值观导向等与产业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时代中的商业发展、文化传播战略一样重要。从中国入世到华莱坞的产业化定性,崛起的华莱坞电影产业和充满生机与张力的华莱坞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电影舞台上的新聚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华莱坞电影产业的研究,主要是从对包括院线扩展、票房井喷等数字增长的畅想来抒发对华莱坞电影发展的期待,而相对较少的从这些正面的文本中分析其中可能存在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深层问题:电影内容分级制度的缺失对可持续化发展的影响。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华莱坞产业,从而论证电影的内容分级是提升电影产业竞争实力的必要条件。本文着眼于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化发展逻辑带出的四个方面影响进行分析:内容分级与电影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内容分级与电影的消费和使用、内容分级与消费市场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内容分级与电影产业的道德与政治职责。具体来说,本文围绕下述问题展开:为什么认为电影内容分级制度的施行才是华莱坞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的前提?华莱坞的内容分级之于华莱坞电影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例如六代导演)、物质资本(例如市场规避风险的生产举措)和意识形态的表述(例如动画类别的细分)等来推动华莱坞电影的"走出去"战略,从而有助于华莱坞文化的可持续化发展,建设更好的华莱坞国际形象。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文主要从对华莱坞和国际上的产业发展相关的文本进行分析,并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操作模式。这项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部分:第一,助力于华莱坞理论拼图的收集,理解当前电影产业环境对华莱坞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第二,本研究深度挖掘了内容分级与可持续发展电影产业之间的互利互惠表现及互相制约的因素,希望能够为今后相关部门的有关电影法律法规的决策制定提供参考性意见。
参考文献：
[1]. 论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D]. 元莲花. 延边大学. 2002
[2]. 国际社会视域中的女权主义研究[D]. 邱吉青.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3]. 身份视角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D]. 石冬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冷战后期中美军事关系研究（1972-1989）[D]. 刘璐.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评估及其发展[D]. 陈小鼎. 南开大学. 2010
[6].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认知[J]. 石冬明. 太平洋学报. 2017
[7]. 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D]. 赵涛. 西北大学. 2015
[8]. 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D]. 唐彦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9]. 对接与缝合：新方法建构新美学[D]. 胡俊.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
[10]. 国际眼光：电影的内容分级之于华莱坞的可持续发展[D]. 王誉俊.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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