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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不用想太多，只要你政策，执法到位，真正将市场机制引入环保工作，并确保投融资体系的畅通，中国的环保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在文一波（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的眼里，中国的环保问题与环保产业发展就是这么简单。
是什么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
变潜在需求为现实市场
自1993年底创建以来，桑德集团已在环保领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1个年头。从最初创业的5万元，到如今在全国拥有30多个分、子公司，企业总资产30多亿元的规模，科班出身的文一波和他的桑德集团绝对称得上成功，但在与记者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文一波对中国的环保及环保产业却充满了一言难尽的感慨。
“目前，中国的环保产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边缘产业。政府对于环保及环保产业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奥运经济热的时候，环保，环保经济被拿出来喊一喊，热过之后就没了下文。”其实文一波和众多的环保企业们要求的并不多，“我们要的只是环保领域的长效机制，要的是政策与行业规范。”
在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设基本同步。从1995年开始，随着环保法治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家环保投入的增加，中国的环保产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
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宝娟对《环球财经》记者提供的数据，预计2003年全国环保产业年产值（收入）超过2300亿元，相关产品实现销售产值1500亿元，实现利税约250亿元，产业年均增长率约15%-20%。2003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9%，达到1627.3亿元，比2002年增长19.4%。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投资直接拉动了环境产品生产与环境工程设计、施工等服务市场，带来700亿-900亿元的市场份额，比2000年增长约53%。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环保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产业，需要政策与资金的拉动。
环保长效机制的确立与否也直接影响着环保产业的发展。正因如此，多数环保企业也就成为了中国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律环境宽松与否最直接的反应。“环保风暴过后，过去不少态度模棱两可的企业也开始非常认真地和桑德谈环保问题和项目了，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决心与态度让不少产生污染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环保的潜在空间、市场很大，但是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需求？这就需要有关政府通过设立标准，严格执法，增加监督监测频次，形成外部压力。正如北京绿创环保集团主席姜鹏明所说，“在这方面，政府进步较大，但做的还远远不够”。
“发展经济是第一首要，这往往是不少官员忽视环保的主要理由。但解决环保的同时，也能解决经济问题。环保不光意味着投入，也意味着产出。如湖水改造就可带来附近地皮的升值，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北京经改造后的河湖周边地产价格在几年内成倍增长，土地价格升值量远大于环保投入量”文一波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长官的环保意识。”
市场化应加速解冻
如果说政策、法规的完善和实施是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最直接的方法，那么引入市场机制则是建立环保长效机制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70%以上的环境保护投资是政府和公共部门投入的，而在美国和英国等市场经济国家，60%的污染治理资金是来自私人部门。美国能一下子拿出500多亿美元来打伊拉克，中国能一下子拿出500多亿美元来治理环境吗？我国的环境问题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市场化。”文一波说得很肯定。
投资总量不足一直是我国环保领域长期面临的瓶颈。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环保投资的重点一直在工业污染防治领域，从“九五”中后期开始，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治逐渐成为新的投资重点。
在这一领域，我国处理设施严重滞后，2003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39.97%，其中二级处理率不超过20%；全国生活垃圾处理率60%左右，无害化处理率仅10%左右。严重的历史欠账和目前快速城市化形势对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形成了巨大的投资需求。
实现“十五”环保计划目标，全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需要上千亿元资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需投入450亿元。据预测，“十一五”期间，这两个领域的投资需求预计在1700亿元左右。按照目前的投资机制及能力看，满足这些需求有很大困难。对一些地方而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非常严重。
而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治是最有可能市场化的环保领域。
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中，政府发挥的是引导投资作用和监督管理作用，但设施的具体建设和管理运营，特别是诸如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等完全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政府只需具有提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的责任，但不一定要亲自生产这种设施和服务；相反，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收费机制，创建和规范市场，将生产环节交给企业，这样既筹集了社会资金又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只要政府给政策，能够进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中国的污水处理短期内就能解决。推行市场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还原环境治理的真实成本，既能弥补环保资金缺口，又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文一波说。
在国内，城市污水市场化最早就是由桑德提出的。2000年以前，我国城市的污水处理厂都是由政府来投资建设运营的，且污水处理率低下。1999年桑德集团将欧洲国家非常普遍采用的BOT模式引入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北京第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污水处理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已于2003年7月正式运营了。目前全国各级城市地区以BOT或BT模式兴建和签约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累计处理规模达到几百万吨。
但姜鹏明认为，“别看现在各个城市及地区都在提倡污水处理项目的BOT、垃圾处理的企业化运营，但实际上这两个领域并没有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市场化，大多还是由从政府原有环境治理体系中改制出来的国有企业把持。在这些领域，最早探索市场化的国内民营环保企业多少有些处于劣势。”
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环保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开始启动，但市场环境并不理想。目前由于价格提升难，产权不清晰、富余人员多、效率低下、政府干预严重等因素，无法形成良好的盈利模式，却形成了“环保门槛低，市场很乱，容量有限，做好很难”的尴尬局面。
以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市场化为例，污水和垃圾处理的收费价格是能否吸引民间资本的关键。然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城市污水垃圾收费体系尚未建立。初步估计，目前中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开征面在60%左右，收费标准基本在0.2元—1.2元／吨之间，且绝大部分收费低于相关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成本；垃圾处理费征收面仅约16%左右。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信息部副主任李宝娟指出，要想让企业进入环保市场，必须让企业有钱可赚，这至少有三个条件：企业有相关技术和研发能力；政府不要把环保当成公益事业；从而尽可能建立投入产出的市场运行机制，包括将治污变成企业行为、健全收费机制和项目公开招标，打破垄断行为。
中国环保领域的市场化冰河，只是在准入及少数政策层面上开了道小口，中国环保领域的市场化还严重缺乏诸如税费、投融资、管理等重要配套政策及机制。这些都制约着中国环保的市场化进程。
投融资机制之缺
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除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外，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投融资体制的创新。道理很简单，资金是政策实施、技术开发与应用和最终实现环保目标的基本保障。
“在国外，环保产业可以运用的融资渠道和手段实在是太多了，银团贷款、债券市场、股市、基金……，利用开放完善的投融资体系，他们能较快地融到资金，从而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环保企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但国内的资本市场并未真正的流通，资产体制的限制让我们很难做到如此灵活。”文一波说。
我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利用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环保投资不足是由巨大的实际需求和投融资供给能力较低共同造成的，前者是客观需要，后者是机制和政策问题。而目前环保投融资市场的情形是：相对滞后的政策、法规像一道篱笆把环保企业，特别是民营环保企业挡在了环保产业的门外。
中宜环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CECO)是中国最大的废弃物处理设备制造商。该公司的董事长张卿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在公司成立最初的1亿元注册资本中，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占了较大的比重。按张卿的话来说“那时候高科技的优惠政策比较好，现在想以此注册这么大的资本就比较难了。”所以从一开始，CECO就非常重视对技术的开发。
近来，CECO以技术参股的形式收购了台湾一家设在江苏宜兴的固体废弃物设备制造厂50%的股份，同时又在与上汽集团申联公司旗下的车辆改装厂进行合作。但无论是引进技术、推动技术的更新、保持技术优势，还是进行相关的企业收购，这些都离不开资金投入与支持。
对此，张卿的回答是，“我们拥有几个实力强大的股东，一部分资金来自股东的后续注入。”但依靠原有股东的追加投资能否满足企业的发展，记者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上市的环保企业我们屈指可数，且大多具有国字号的背景。中小环保企业利用银行贷款等渠道融资难度较大。而社会上闲散资金对环保领域的投资又多为战术性投入，讲求短期高回报，往往是做完一个项目就撒，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结果是环保融资在我国，从组织吸纳、项目利用、利润回报等方面，都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政府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环保项目的融资，更多的要靠企业的品牌、形象的影响力去赢得市场。
根据国际经验，环保的投资主体应多元化，包括政府、污染者和其他赢利性机构。可以选择的融资手段如：政府财政预算和专项资金；环境税费等经济手段；相关政策性融资手段，如“三同时”制度、税收优惠、贴息和补贴等；项目融资手段如BOT等；商业信贷；长期资本市场融资手段，如国债、债券、基金和彩票等。
在波兰，波兰环保银行是波兰环保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属商业银行，在波兰环保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波兰环保项目筹集资金并扩大其投资额，对环保现代化的项目进行贷款与投资，为波兰绿色环保项目提供投资咨询业务。波兰环保银行主要负责环保项目的贷款与投资，提供优惠贷款，贷款的利率比其他银行低，还款期长。
近年来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多元投资主体和多种渠道及手段组成的环保投融资格局，但从各投资主体和手段的作用与贡献看，传统模式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除了有限的政府财政资金、尚不健全的环境相关收费和企业自筹资金等渠道外，其他投资主体和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商业融资手段的作用严重不足或缺位。
（记者史斌对此文亦有贡献）
链接
循坏经济的国际比较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发达国家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资源短缺、减轻环境污染压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日本的循环经济
注重立法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目前已经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建设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项法律。
注重科学技术
日本非常注重依靠科学技术，如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等来开发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以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型社会体系。
注重政府职能
2001年1月，日本环境厅在机构改革中升格为环境省，将原来多部门执掌的废弃物管理职能统一划归环境省，由大臣官房下属的废弃物、回收利用对策部统一管理。此外，还设置了“环之国”会议机制，该机制由日本内阁成员与10位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组成。
注重市场调节
市场调手段主要是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如资金投入、税收政策等。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其中返还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日本环保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该政策的实施。
加快经济模式的转变
以循环经济3R原则为经济活动准则，建立资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模式，在资源生产和消费领域设计三种不同维度的循环模式：第一，通过企业内部的循环，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第二，通过企业之间的循环，组成生态工业链；第三，通过社会整体循环，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
德国的循环经济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要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环路，就要大力发展旧物调剂和资源回收产业。在这方面，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DSD(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DSD是一个专门组织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的非政府组织。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收运者对他们的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和分类，然后送至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用的包装废弃物则送返制造商。DSD系统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日德比较之中国借鉴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需建立四个支撑。
在技术层面上，利用先进的科技推动循环经济。一是建立研发中心，发挥技术开发的核心骨干作用，二是建立产学研基地，与高校、科研单位广泛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三是广泛开展对外合作，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我所用。四是建立科技投入保障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为支撑，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科研经费投入机制。
在政策层面上，我国目前采用的手段单一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措施，如可归还保证金法，资源回收奖励制度，对新鲜材料征税，以及征收填埋和焚烧税等，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采取经济激励措施，以期完善我国资源节约使用的市场化手段。
在法律层面上，健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在管理层面上，在国家指导下，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机构，或国家参股支持的股份公司，借鉴德国DSD系统的成功经验，在我国逐步建立循环经济产业——废品回收和循环利用企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商机。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调动公众的参与意识。
建立不同维度的互动循环模式
中国循环经济目标模式确定应借鉴日本在资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模式，依照循环经济理念，在资源生产和消费领域建立三种不同维度的循环模式，体现三个互动，即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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