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变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名氏论文,小说论文,人生哲学论文,现代主义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学术界迄今还有认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40年代不复存在的观点，笔者认为：现在已不仅是应当肯定它的存在，而且是应当对它在建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所作出的变新和贡献给予科学评价的时候了！本文拟着重就无名氏代表作在选择人生哲学命题上所显示的鲜明的现代主义属性及其意义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作为西方两大哲学流派的柏格森哲学和存在主义，不仅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支柱，而且已化作人生哲学命题喧嚣在文学作品中。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个体如何通过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达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获得完美的存在？以及生命、自由、孤独等对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这些内容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普遍主题，致使它成为衡量现代派属性的重要标志。
这里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华土的传播。应当说，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学说与中国人见面是同期的。钱修智于1914年5月在《东方杂志》10卷11号发表《梦之研究》，介绍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同年10月钱氏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布洛逊哲学之批评》（布洛逊即柏格森）。但就传播声势而言，柏氏却是捷足先登的。1921年12月《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刊文多达11篇，不仅对柏氏的哲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介，还对哲人的生平和研究书目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而评介弗洛伊德学说的，此间还只是些散篇。与具有科学招牌、内容别具刺激性和招徕效果的弗氏学说相比，柏氏哲学主调明朗、浪漫、乐观而富有鼓动性，两者自“五四”后，在中国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轰动和持久的热力。
关于存在主义，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年）、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1907年）等文，已将其先驱尼采、克尔凯郭尔介绍给中国并表现了非常的兴趣（如鲁迅由盛赞尼采和克氏对近代文化偏颇的批评与对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个体本位主义的张扬，从而提出自己的个体本体论和救国方略）。至于五四时期在中国所掀起的尼采热更是人们所熟知的。鉴于存在主义在西方正式诞生并真正引起广泛注意是本世纪20年代之后，加之它的个体本体论及其阴郁、虚无怀疑主义倾向和令人难懂的哲学语言，在集体主义风起云涌、时代急需唤起民众走向革命的中国，有点不合时宜，比不上柏氏哲学在华土的命运。但随着存在主义的正式诞生和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崛起于德国，声誉日隆，以及它在日本成为该国哲学的主流，从20年代中期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始终存在着，如扬人楩的《现象学概说》（1929年1月《民铎》10卷1号）不仅介绍与现代存在主义联系密切的现象学，还论及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刘崇谨翻译了日本存在主义先驱西田几多郎的论文《现代的哲学》（1928年3月《民铎》9卷3号）和代表论著《善的研究》（1929年1月开明书店版）；1933年《沉钟》第21期刊发克尔凯郭尔语录（冯至译）；1934年《清华周报》（第42卷第8期）推出“现代思潮特辑”，多文论及存在主义，视它为现代世界主要思潮之一；1939年萨特的长篇小说《厌恶》和短篇小说集《墙》，已通过来往于香港、巴黎之间的邮轮传到中国；二次大战结束后，风靡欧美的萨特存在主义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作为时髦思潮谈论……
谁也不应该要求人们去做历史尚未提供条件的事，但是，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先后在中国已传播影响达20多年，而且两者在西方已经共同构成一个人生哲学命题在现代派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中普遍存在着，而在40年代之前在中国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长达20多年间，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目光辐射始终没有真正超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范围。20年代作品的命题几乎是单一的表现“本我”和“自我”（或“超我”）之间的二重冲突。到了30年代，在继续这种表现的同时，有些作家可喜地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手法。应当说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所表现的命题开始要超出弗氏学说的范围，尤其是反映洋场社会都市之子的迷惘、孤独、忧郁、绝望和疯狂、堕落，已经涉及对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表现。但他们对新感觉派小说艺术的引进源于他们认为此种直觉艺术（无疑是现代派艺术的重要属性）适合反映现代都市社会和作家的心理情绪，而不是从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命题的角度和高度去引进，更没有在创作中达到构成命题的程度。所以这些作家（如穆时英、叶灵风、施蛰存等）一方面在汲取新感派艺术如何在表现都市之子中发挥效益，同时仍在主要写他们的弗洛伊德式的现代主义小说。况且在那些基本属于表现都市之子生活和精神“粘滞”状态的作品，只是一些短篇，或表现短时间状态，或表现一瞬间感觉，远没有把西方现代派作品所普遍表现的生命哲学放在创作命题的位置进行自觉的表现。对于这种理应将生命哲学作为主题表现的作品，直到40年代才问世。尽管投入的作家很少，但一问世，就以不凡的风韵和宏篇巨制的气魄震撼着读者。其中无名氏是特出的。对于这理应出现而又真的问世的作品，人们本应不仅给以首肯，而且应当科学地评价其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小说的贡献，但至今却还是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对新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二
对于内涵丰富和复杂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不可能用几句话将其全面概括。但是，它们在阐明人生哲学时，把“自我”、“自由”都强调到至高至尊的地位，在他们的著作中，喧嚣着“自我寻找”、“自我超越”、生命就是创造、存在就是自由的理论，这是共同的。这些理论对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他们思考创作的核心。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以“自我寻找”、“自我超越”为中心内容所构成的人生哲学命题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由于这种创作命题在现代派作家作品的突出位置，致使对这种创作命题的选择和确立，成为判认是否属于现代主义作品的重要标志。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40年代正是以引进这种人生哲学命题显示它的属性的。成就最大的是无名氏。
只要你一读无名氏的代表作《无名氏初稿》（作者计划写7个长篇，现只完成出版3部：《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那种燃烧着的人生哲学命题及其深刻的哲理浓彩和恢弘气势，就会令人战栗！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人公印蒂（印证生命的根蒂之意），终其一生以自己的整个生命为代价，竭其所能去寻找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作家通过这种审美形式，寻找人类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小说澎湃着自我寻找和超越的灵魂呼喊：
人啊！你为什么要奔走不停？……你为什么要这样痛苦的找？你在找什么？……啊，宇宙这样美……你为什么还要找？
我整个灵魂目前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去找、找、找……走遍天涯去找！找一个东西！……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甚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野兽·野兽·野兽》）
他必须追下去。不只他，这一代青年，这一代人，都得追逐下去，追寻一个新的太阳，新的宇宙。（《海艳》）
作家将印蒂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分为三个阶段：
1.改造。这是《野兽·野兽·野兽》向人们展示的，是主人公寻找生命的最初阶段。他信仰生命只是一种改造，即为失去自由的个人、国家、民族而反抗、斗争。一位年轻漂亮、品学兼优的学子，由于“生命”二字如雷电般在他血液里旋滚，如野兽般向他的灵魂呼唤，于是他抛却文凭和优裕的家庭，野兽般扑向寻找生命的路。他参加革命后，拼命工作，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和利诱而始终坚信自己的革命信仰。但他出狱后却被那些“左派革命者”绝情地视为托派而拒之门外。他愤而出走，在愤懑中反思：“暴力本身永远是否定的，永远是自由的异化物。”“过去10年，他那些挣扎和奔走，只是离人性越来越远。”于是10年的信仰全然崩溃。但他并不因精神危机而失望，他仍要野兽般扑向生命的未来！
2.爱情。“生命不只有暴风雨，也有美丽与和平”，印蒂在奔波了10年艰苦长路后，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一件应该做的事是“到园子里摘一朵玫瑰花”。因为他觉得“米开朗基罗的崩山裂岩的创世纪大浑沌，我凝望得太久。现在该看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唇边的微笑。”这就是说，他在勘破了被改造的生命形式后所要寻找生命中的梦和诗。这就是如梦如诗的爱情。通过爱情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去感悟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海艳》就是一幅表现印蒂在和表妹瞿萦奇迹般的燃烧着的爱情中寻找生命真蒂的震撼灵魂画面，是寻找和超越生命中最富诗意和艺术魅力的篇章。在这幅艺术画面中，有“海上邂逅”：印蒂带着倦怠以及梦和诗的寻找从南洋回国。在月夜的海船上，遇到一位艳丽得犹如一尊白玉雕塑精品，美得近于残酷的白衣少女，经过7个消魂之夜，奇迹般地相爱了；有“西子湖畔热恋”：岂料印蒂海上相爱的就是他幼年两小无猜别后10年不相认的姨表妹瞿萦。于是租华屋于西子湖畔的印蒂，以烈火般的感情，经过地狱炼火式的求爱，得到了瞿萦同样烈火般的爱。他们在春日的阳光花丛中享受着爱，在月夜的湖船上享受着爱，在云间峰巅上享受着爱，在法国公园中热恋着，在古典式的俄国咖啡馆里热恋着……他们发出一曲曲对爱情和生命的痴语、感悟、哲理。瞿萦对印蒂说：
人类是从欲望开始的，不是从数学开始的……康德和柏拉图算什么呢？一百本康德抵不上你的一个拥抱！一千个数学公式抵不上你的一个吻！只有这些拥抱和吻才是真光真热真香真色！生命是在光热香色中产生的，不是从一堆xy里产生的！
印蒂对瞿萦说：
你就是我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你里面含有宇宙最高和鸣，永恒时间的绵延，我在你身边听到原始生命真流的幽咽声，和永恒的节奏。
这不仅是爱的狂流倾泄，简直是柏格森和萨特生命哲学理论的直白！如果说“西子湖畔热恋”对他们的柔情蜜意表现得惊世骇俗，那么“海滨结合”所展示爱情的浪漫和疯狂真是到达了峰巅。瞿萦认为印蒂在邂逅的大海上摘过她最初的果子，也应该在大海边摘她最后最红透的那颗果子。两人瞒着父母、蔑视法律，来到了T岛（青岛）海滨搭起帐蓬度蜜月，享受着爱情实质性的幸福。洞房花烛夜的疯狂甜蜜自不必说（写得含蓄高雅），作品还描写了他们在月夜海游时的裸体拥抱、狂吻。印蒂在月夜海边享受瞿萦给他的三种“野宴”，更是令人颤栗。灵肉统一的爱情，是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生命。因为“灵肉缺一，生命只是一场残疾，灵肉的最高和谐，也正是美的最高和谐。”
按照存在主义的哲学，自由一旦获得，如不继续寻找、超越，“自我”就又要失去了！所以印蒂在获得的爱情满足达到峰巅后，很快感到空虚、疲倦而由此怀疑爱情的永恒美。他决心超越常态，去继续寻找生命中“那最终的、最后的、最圆全的、最坚固不拔的。”“必须找一幅永生的画，但不是她。”于是印蒂在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与正在做着爱情美梦的瞿萦近于残酷地不辞而别。然而这次去关外，不同于当初走向革命。他不是为了国家、民族、主义、正义、信仰，而是为了自己，为了再一次体验自我的寻找和超越的生命哲学。
3.宗教。作家给主人公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所安排的最终目标也是最圆全的境界是宗教。在作家笔下这皈依宗教的路是复杂而漫长的。作家计划用5个长篇描述皈依宗教所经历的5个阶段。第一是炼狱。印蒂因所参加的抗日义勇军的溃败从关外来到魔鬼之都S埠（上海）后，进入了黑社会团伙，走私、跑单帮、吃喝嫖赌，企图通过在苦海中和魔鬼打交道（主要是对最美最毒象征魔性的淫荡女子莎卡罗的获得）来超越“我”的原罪。这是已问世的《金色的蛇夜》所表现的。下面四个阶段是作家拟定而未推出的。一是宗教的孤独：主人公印蒂以修士身份出现（拟题名为《荒漠里的人》）；二是涅槃式的死亡：到达佛家返朴归真的境界（拟题名为《死的岩层》）；三是悟道：“写综合的东西方文化的境界及新世界的人生观”（拟题名为《开花在星云以外》）；四是境界：“写百年后的理想的新世界的人与人的关系”（拟题名为《创世纪大菩提》）。尽管我们无法用作家的未竟之作来具体表述主人公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具体内容，但却可以断定它们完全是属于宗教的。在作家看来，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宗教是永恒的存在和最高境界。
仅就《无名氏初稿》给我们展现出的以上画面，已经可以鲜明地看出，作家不仅把作为衡量现代派重要标志的“自我寻找”和“自我超越”的人生哲学命题表现得充分、集中、淋漓尽致，而且连寻找、超越的途径都是存在主义的。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在通向上帝的道路上要经历三个认识自己的存在阶段：一是审美阶段，其特点是人的生活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享受就是一切。这种生活到头来必然会因不能长久满足或满足后的空虚和倦怠而使人痛苦，痛苦使人失望，而失望促使人去追求另一种较高的生活方式。二是伦理阶段，其特点是人的生活为理性所支配，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和义务。而矛盾的是，伦理的人会因自己不能满足于道德的要求感到自己有罪。三是宗教阶段，生活为信仰所支配，人在此是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是上帝，上帝是信仰的对象，人只有在宗教境界中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主义走向上帝的三阶段，在《无名氏初稿》中得到了典型反映。只不过在存在主义所允许的情况下，将属于伦理的“改造”阶段提到属于审美的“爱情”阶段的前面。这是吸收外来艺术不可避免的民族化变新。这种民族化的变新，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传统言情小说具有曲折、委婉、生动故事性的继承上。这种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加上作品运用多而强烈的诗一般喷火式的浪漫主义抒情，致使人们在审视小说创作的基本属性时，误判为言情小说，或浪漫主义作品，持这种判断的在具体论析时不无一点道理，符合作品的局部表现。但却没有把握作家的真正意图和在作品中占主导位置内涵的突出表现，把规定作品属性的中心问题忽略了，以致得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40年代断裂和消失的不符实际的结论。这种误论，除了来自研究界所流行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轨迹要么皈依现实主义，要么从属浪漫主义定势的影响，还来自人们对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在华土传播、影响特别是本身内涵及其在文学上表现的陌生。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缺乏对作家在民族化和进行文化艺术综合变新探索的识力。
无名氏小说民族化的突出表现，除了具有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内容和韵味外，就是历史感和时代性。这不仅反映在作品清晰地画出了20-30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而且主人公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鲜明地打上了“五四”后一代青年追求、幻灭、再追求的印记，把哲学的追寻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象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抛出一只在峰巅上的干瘪而冻僵的豹子，没有人知道它在高处究竟寻找什么（海明威《乞力马札罗的雪》；也不是在等待中寻找和寻找本身就是等待（贝克特《等待戈多》）。与这种悲观、缥缈和扑朔迷离不同，无名氏作品的基调是乐观的，故事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至于小说的综合，主要是不仅将柏格森哲学和存在主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以“自我”的“寻找”和“超越”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的人生哲学命题，而且将两者又与宗教结合起来，推出了一个“无”化的人生之最高境界，即真正的自由是将“我”以外的万物“无”化，无视它的存在，“我在”即存在，抛却一切欲望而到达真正自由的境界。这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存在主义之所谓“自由”是“无”化的自由，中国禅宗主张以“无”化达到“圆寂”、“涅槃”。宗教，在无名氏的小说中，也具有综合的品格。它含有基督的虔诚，佛教的空灵，道家的虚无，也有儒家之进取。这一切创作意向及其在作品中的张扬，其实作家已经告诉读者了。无名氏1951年在给其兄卜少夫的信中明确说：“我主要野心是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此生夙愿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显然作家是在将不同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综合为一体，寻找人生和艺术发展的新路。可惜的是，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由此带来对其现代主义属性的漠视，以致得出否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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