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限制性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制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市场化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变同时推进的关键时期，在取得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经济表现出“增长显著但发展滞后”的情形，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味着应在速度和效益之间形成更为协调的关系。基于此，人们需要追问：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怎样的限制性条件？讨论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视角是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并由此引申出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及应对举措。宏观经济的目标通常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考虑到就业会通过收入效应而引致需求变动，因此充分就业可以从内部需求的角度进行阐释。据此，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物价稳定方面，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压力。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物价水平经历了数轮周期性波动，尽管这种波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收敛趋势，但2007年物价上涨再次成为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7年3月份之后始终保持高位运行，3月份到11月份的CPI分别为3.3％、3.0％、3.4％、4.4％、5.6％、6.5％、6.2％、6.5％和6.9％，这表明整个国民经济已面临比较显著的通货膨胀压力。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涨是本轮CPI持续攀高的主要推动力量，3月份到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指数分别为：7.7％、7.1％、8.3％、11.3％、1 5.4％、18.2％、16.9％、17.6％和18.2％，可见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在食品价格上涨中肉禽、蛋类、油类的价格上涨尤为突出，而肉禽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外粮食价格上涨所引致的。由此，可以判断当前我国经济体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这个判断的引申含义是：第一，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产品在产业体系中往往是一种处于上游的商品，其价格上涨很容易引致下游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在预期的作用下，农产品及关联商品的价格上涨很容易对整个价格体系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将结构性通胀压力演变为全面性的通货膨胀。因此，防止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是近期宏观政策的一个基点。第二，与以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不同，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在中央实施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农业供给能力增强、而需求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形下发生的，这表明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不是由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度导致的，而是由连接供求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存在缺陷导致的。第三，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已经产生了财富再分配效应，相对于市民而言，农民的总收入中固定收入的比重较高、且其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加上在购进生产资料时面临着“放大型”涨价压力，因此，其在通胀压力背景下的相对“受损”程度更高。数据显示：农村CPI和食品价格上涨率均大于城市。例如，2007年11月农村和城市的CPI分别为7.6％和6.6％，食品价格上涨率分别为17.7％和11.9％。
其次，在充分就业方面，我国面临着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低下而引致的内需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引擎”。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往往最大，这种贡献度也间接测度了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福利。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2000年之后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甚至呈现出下降趋势，2000-2005年此贡献率分别为63.8％、50.0％、43.6％、35.3％、38.7％和36.1％，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70％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显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推动的，在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内需不足、消费滞后的格局，而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低。2000-2005年农村居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63.78％、62.34％、60.91％、59.47％、58.24％和57.01％，但其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33.0％、32.1％、31.0％、28.7％、27.5％和26.8％，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分别为：3.7倍、3.6倍、3.6倍、3.8倍、3.8倍和3.7倍。这表明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是由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而引致的。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农业具有产业特殊性，与其他产业相比其劳动生产率通常较低，这表现在传统农业由于需要较长时期的自然作用，因此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且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同时，农业不能像工业和服务业那样采用有效的分工生产方式，结果是农业陷入剩余劳动力积聚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第二，当前我国工农或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从工资水平来看，2003-2005年社会职工工资是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的45.7倍、50.4倍和57.1倍，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22倍、3.21倍和3.22倍。第三，从消费理论来看，人们在进行消费和储蓄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到未来的收支状况，因此，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稳定预期和刺激消费的功能，然而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配置是不对称的。数据显示，当前占总人口约60％的农民仅享有20％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之比为22∶1，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之比为24∶1。
第三，在经济增长方面，我国依靠要素密集投入推动粗放型增长的方式没有明显改观。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投入程度；二是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以及决定这种效率水平的技术进步程度。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密集使用，要素组合效率或技术进步的作用极为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创新是提高要素组合效率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不高，能力不强。数据显示，2002-2006年我国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全部企业的比重分别为30.7％、29.9％、23.7％、24.1％和24.0％，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我研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10％开展研发活动。2002-2006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83％、0.75％、0.71％、0.76％和0.76％，而在国际范围内企业研发投入不应低于销售收入的3％，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甚至占到10％。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采取依靠“汗水”的粗放型方式，而不是依靠“灵感”的集约型方式。这种情形的一个解释是：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投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渐进式改革背景下，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定价“扭曲”问题，要素价格在一定意义上是被“低估”的，这诱发了企业采用要素密集(特别是劳动密集)的经营方式，而延迟了对技术、知识以及自主创新的重视。具体地说，第一，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而经过“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具有“财税联邦主义”的色彩，这诱发了地方政府通过以压低土地价格、损耗自然资源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而农民在土地征用中往往不具有明显的谈判优势，其土地收益的充分获取也受到较大制约。第二，资本为追求高回报率而表现出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态势，农村信用社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资本“虹吸效应”的职能，资本从原本稀缺的农村流转到相对充裕的城市，结果是加剧了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并导致企业资本使用价格相对较低。第三，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影子价格，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且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就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趋势，而流出的多数是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农村“优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城市大多从事“边缘性”行业且通常不能充分享用城市社会福利，就业范围有限和社会福利缺位导致企业劳动使用的成本是较低的。
最后，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我国存在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收支失衡状况。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与世界经济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注重域外经济态势并保持国际收支相对平衡，这是我国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针对中国因素形成理性判断的前置条件。从这个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正处在一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不平衡格局之中。从经常项目来看，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数据表明，2001-2005年我国进出口额均在大幅度上升，进出口差额也在不断增加，5个年份净出口额分别为225.5亿美元、304.7亿美元、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和1020.0亿美元。这表明我国的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工厂”之一。从资本项目来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渐趋成熟，我国已经成为对外部资本最有吸引力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当前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外商投资流入国。2001-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496.72亿美元、550.11亿美元、561.40亿美元、640.72亿美元和638.05亿美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攀升，2005年外汇储备为8188.72亿美元，2006年2月达到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对于上述双顺差格局，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第一，双顺差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显著绩效的一个体现，但双顺差所导致的客观效应是值得警惕的，例如，外汇储备规模剧增会对国内经济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过高在汇率变动背景下面临着资产缩水风险等等，这些暗示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国际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第二，如果分析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外资流入的行业特征，则可知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构建在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特别是农村提供了廉价且近乎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职工福利、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成本在产品价格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可见，我们主要是依靠要素密集使用才在国际经济中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主要是因为要素价格廉价、社会成本较低才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
概括起来，农产品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农村主导型的内需不足、要素密集使用的增长方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构成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图景。从这个图景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限制条件。从农产品推动型的通胀压力看，农产品供求之间的市场流通机制并未有效形成，农民是通胀压力下受损程度更大的群体，这不仅会影响城乡之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有序转化，而且也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农村主导型的内需不足看，农民的增收迟缓和社会保障滞后使经济增长失去一个重要“引擎”，经济增长将被迫继续“过度”依靠资本投入和对外贸易，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意味着这种方式的内外部风险将会增加，同时也表明农村居民并没有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要素密集使用的增长方式看，过度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不仅代价极为高昂，而且也不具有持续性。在要素供给约束以及“微笑曲线”的作用下，长期经济增长必须从过度使用要素的粗放型方式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的集约型方式。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来看，双顺差不仅增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国内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态势，而且由于其构建在要素密集投入、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基础上，因此也面临着要素刚性制约和边际报酬递减的挑战。综合上述分析，我国当前的高速增长并不具有可以自然延续的充分必要条件，在经济体中存在着对长期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的关键因素，对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处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通胀压力是农产品推动的，消费不足是农村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失衡具有类似的形成机理：主要依靠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而支撑。这暗示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影响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限制性条件。之所以说是关键的，是因为通胀压力、消费不足、粗放型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失衡均在本质上取决于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之所以说是长期的，是因为“三农”问题是资源性和制度性因素长期交叉作用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不稳固，农民在人口总量中占多数的情形仍未改变，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悬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仍未有效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宏观经济特征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的“衍生物”。由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从农业和农村的资源禀赋出发，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抓手，将促使农业发展和提升农民福利水平作为根本目标。在这方面，中央已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强调要立足于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着力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立足于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立足于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着力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立足于农业结构尚不合理，生产、加工、流通有所脱节的情况，着力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立足于农业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实际，着力完善农业市场机制；立足于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着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立足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着力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立足于农业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形势，着力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足于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着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支持保护体系。毋庸置疑，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精准把握，体现了对“三农”问题这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带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背景下，政策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但“三农”问题的解决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深化以及公共产品重新配置的问题，是一个农业、农民和农村如何依据市场信号谋求内生式发展的问题。从市场深化的角度讲，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重塑交易的市场主体，这意味着应通过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形成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同时应在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农民自发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二是重塑交易的市场载体，这意味着应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冲破供给和销售渠道中垄断因素对社会福利的侵蚀，同时疏通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的交易秩序，使要素市场具有能够精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的定价机制。从公共产品重新配置的角度讲，也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技术性公共产品的配置，要在城乡公共服务相对均匀配置的理念下，着力改变基础设施提供中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倾向，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通信、桥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制度性公共产品的配置，应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下，通过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要素流转、组织创新等举措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应将公共产品配置的基点放在培育“自生能力”，通过户籍、土地、金融、财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为农业的内生式发展提供条件。如果上述努力能够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那么农业经济就会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农民福利也会由低水平均衡过渡到高水平状态。更进一步，由于农产品供给充裕而市场流通顺畅，由农产品主导型的通胀压力将得到根本缓解；由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由农村主导性的内需不足会得到根本改变；而农业发展会使劳动、资本和土地在不同行业得到更有效配置，特别是劳动力报酬提高将会迫使企业采用技术创新以提升竞争能力，这可以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际收支回归到理想区间。据此，物价的相对平稳、内需的持续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将共同构成未来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