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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或理论体系，其中不乏思想深刻者。但是，像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宗旨，并把坚定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高度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却是绝无仅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精湛的经济分析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风采，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又持久的影响。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误解、曲解和挑战，各种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或理论体系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本文力图站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深刻反思、深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并为科学社会主义辩护。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按照波普尔等人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根据历史规律对未来的历史所作的预言，而历史不可预言，历史规律根本不存在，历史本身是没有本质、没有规律及其内在趋势的“事实”的堆积，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在波普尔等人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错”就是相信“历史规律”；只要“清除历史规律”，就能“摧毁科学社会主义”。波普尔等人的确看到了一个事实，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其客观依据和理论前提的。所以，他们力图釜底抽薪，以此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可是，波普尔等人是在否定一个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即社会发展的确有其内在规律。斜眼人眼中的世界是倾斜的，可眼前的世界并不倾斜。历史规律客观存在，不管你如何诅咒，也无法“清除”，这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从历史上看，尽管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反复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还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历史“事实”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等等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第32-33页。）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顺历史规律而行者是英雄，流芳百世；逆历史规律而动者是小丑，遗臭万年。
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同自然运动“相似”的过程，人类总体历史体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阶级对抗，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对抗。问题在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第33页。）。因此，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消除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任何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都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我们不能仅仅在哲学中去寻找现实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更重要的是，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这种终极原因。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哲学共产主义”，也不是仅仅基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推导，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是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壮丽日出，“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第22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284页。），而资本形成和增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很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相对贫困，从而造成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第388页。）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尔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第278页。）。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确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象征。它表明，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就像白昼跟随黑夜一样，非来不可。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目标，更不是“道德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122页。）
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文1版，下卷，第303页。）但他又“自我解嘲”，认为这种“证实”“并不是对科学预言的证明。它或许是宗教运动的结果——信仰人道主义、以及为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批判运用我们的理性的结果。”（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文1版，下卷，第305页。）撇开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宗教运动”这一荒谬的观点不说，波普尔在这里也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见与预报。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得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可能被预报，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预见发展趋势，即可以预见某一社会现象的最终结局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并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因而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并为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第760页。）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欧洲产生的，它并不适合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确，科学社会主义的故乡是欧洲，但科学社会主义又并非专属于欧洲，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世界性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或国家进入全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从时间上看，世界历史形成于19世纪，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114页。）。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迫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从属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着双重剥削，即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剥削“农民的民族”；不发达国家则遭受着双重苦难，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了，即外化为“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使不发达国家产生了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由此可见，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在欧洲又必然越出欧洲，“远在德国在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都找到了拥护者”，从而能够在不同的国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及其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批判资本主义，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征兆；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和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发现了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要素。正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及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
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这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测非常慎重，而且其理论在不断发展，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却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3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也多次阐述了这一思想。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按劳分配。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基本规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劳动成为人们占有生产资料和获得产品的唯一根据；同时，由于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劳动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劳动能力是个人“天赋”的权利，具有私人性质。所以，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在作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还必须以他们各自付出的劳动量为基础分配个人消费品，即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3页。），同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规定。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换言之，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逐步、彻底和全面实现民主原则。
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基本规定。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资本论》重申“自由个性”，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反对个人自由，相反，它的目标就是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广泛而真实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所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每一个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而制定的，这是一种科学的预见。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企图在这些基本规定之外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正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由于敏锐地观察到社会活动结构由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这一历史性变化，邓小平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实际上预示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积累为主要内驱力的新的经济时代的来临，它表明，当代社会主义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这样，在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中，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就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公有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否定公有制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根据现实的生产力选择公有制的内容、范围和实现形式，调整现实的所有制结构，而不能否定公有制。这才是认识问题的正确出发点。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生产力结构比较复杂，因此，应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但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中，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和共同富裕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正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111页。）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公有制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中的一分子，因此应把公有财产量化到每一个人，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在公有制经济中，虽然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中的一分子，但每个社会成员只有同其他社会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才能取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体的这种整体性、社会性决定了公共所有的财产权不能在个人之间任意分割、自由交易，任何试图把公共所有的财产权量化到个人身上的做法都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侵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就终结了。”（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130页。）就是说，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建立公有制是一致的，而与建立私有制风马牛不相及。
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它用劳动代替资本，使劳动成为占有产品和获得收入的唯一根据，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它用劳动的尺度代替需要的尺度，承认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利益的差别，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约束机制。所以，按劳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坚持而不能改变按劳分配这一基本原则。同时，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一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方式上就必然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更重要的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应随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经济的存在必然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以迂回曲折的形式间接地加以完成。这就要求我们寻找一种现实可行的，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体现按劳分配本质的劳动计量方式，从而使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所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立足的。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使其法制化，依法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我并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完善，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我们绝不能充当跪在牧师面前的罪人的角色，以宣扬抽象的民主为形式控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明白，并不是因为实行民主的原则才有社会主义，而是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逐步实现，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相反，它正是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即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一致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运用。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成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没有经过成熟、完整的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很不发达，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是如此。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化、现代化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有效配置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社会化的经济形式，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又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实践，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化浓缩在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它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标志着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的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只是制定了基本规定，而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和详细情况。有的人因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仍是“空想”。这是一种无知，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性”的无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断然否定历史不可知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并能为人们所认识的客观存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意识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拒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方案进行详细论证，提供“预定看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第643页。）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性”的无知。科学社会主义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它的个别论断或预言，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揭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定的预见及其科学方法论。我们只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第742-743页。），
三、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历史上的许多思潮流派、理论体系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死亡。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由于它自觉地植根于实践，并以科学精神对待自身，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仍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后继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从总体上看，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和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打引号的科学社会主义；反过来，如果认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才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终止于1883年或1895年。实际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性、开放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凝固不变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的矛盾，是一些人头脑中的虚构。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群众运动的教条”，“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体系”。
从理论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把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地统一在这个理论本身之中。这种革命性和科学性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更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它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学说，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不固步自封，自诩为绝对真理的思想体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科学社会主义不会重蹈这些思想体系的覆辙，其根本保证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之中，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而不断地超越和发展自身。封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决不能背对当代实践，而必须面向当代实践，积极回应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国家从经济活动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活动的调控者，市场经济由此从自由的市场经济转变为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有的人因此断言：科学社会主义“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距今已经150年了，已经“过时”。这是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它把真理与时间、变与不变对立起来，根本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据。
无疑，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时代与现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依然存在，作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在不断发生。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和致命弱点，与人们今天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和致命弱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以极其尖锐甚至可以说是急风暴雨的形式，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和重大动向集中起来，凸现出来了，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工业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这一原理，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还是要沉的。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科学社会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面临着新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计划引进市场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了，而且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着“看不见的手”。在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员工持股制和“工人参与管理”，甚至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了普遍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以此来抑制过高的收入和过低收入的持续继承性，缓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等等。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良和改善”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有些是资产阶级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而产生的，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有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有些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初见端倪，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详尽论证的，如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为“在股份制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明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第495页、497页。）（注：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
对于第一类现象，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看到，这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对于第二类现象，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基本观点。对于第三类现象，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应结合实际，深入探讨、充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的观点，使之上升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与原有的基本观点融为一体。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版本”，那么，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写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版本”。每一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如果忽视对自己时代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忽视对自己时代新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忽视对自己时代新的理论成果的批判继承，把自己同时代的实践活动和文化背景隔离开来，就会使科学社会主义由孤立而走向枯萎。
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产生，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注：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迎接挑战，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各国都积极走向世界市场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为各国之间的普遍交往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因此，我们只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64、78页。）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373页。）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首先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起来，并由它们主导的，因而一整套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基本上是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和模式制定的。所以，我们又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注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的“红利”；必须看到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注意经济全球化首先集中在金融全球化上，而几乎是完全脱离实物贸易的金融交易（年成交量达400-500亿美元）已使世界经济几乎成了一个“大赌场”，世界金融体系处在“崩溃的前夜”；必须看到“开放的世界”中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高度警惕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分化、“西化”。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建立能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以防止“自我”的丧失。就中国而言，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再造辉煌。一句话，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风景这边独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再次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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