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价值观与价值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思维论文,价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继新中国建立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指导这一变革的就是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可以说没有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来看，他是在不断地进行一种政策选择。他对外国客人说：“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1]符合怎样的标准才算是好的政策呢？这就涉及对政策的评价标准、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了。因为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在特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他进行政策选择的价值标准。
这样看来，邓小平的价值观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研究邓小平的价值观，就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的理论；不接受邓小平的价值观，就很难接受邓小平理论。
一
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左”的政策的贯彻。“左”的政策的贯彻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2]。
“左”的政策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也是在一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左”的价值观。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在对“左”的价值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了解“左”的价值观，就很难了解邓小平的价值观。
“左”的价值观包含多方面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其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叙述如下：
在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片面提高政治的地位，提出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口号。他们把政治泛化，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从所谓的政治的角度进行观察处理，结果把政治庸俗化了。空头政治盛行，空洞的，甚至是口是心非的政治表态，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政治运动成了中心工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政治成为中心之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事情了，甚至重视经济工作会被视为用经济压政治，这样重视经济就成有罪的事情了。这种气氛下，会喊空洞的政治口号的人很可能得到提拔重用，而扎扎实实抓经济、抓生产的人，很可能会受到批判。政治价值的提高，使党的八大确定的发展经济的政治路线被改变了。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左”的价值观重视生产关系的价值而无视生产力的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扩大公有化的范围，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的等级，生产力就可以获得提高。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搞“穷过渡”，即认为尽管生产力水平不高，集体与群众都很穷，但是生产关系也可以向高一级的等级过渡。这不仅仅是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而且给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失。“穷过渡”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左”的价值观重视生产关系的价值与重视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左”的观念中，只有生产关系才有社会属性、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区分；生产力没有社会属性，生产力的高与低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关系。所以生产关系比生产力重要。在左的思维方式中，生产关系只能提高，不能“倒退”；即使“倒退”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也是不能允许的。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搞起来的。
“左”的价值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把思想觉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高度；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一贬再贬，甚至认为重视物质利益会导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富裕的生活必定会滋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贫穷落后则能够激励人的革命精神。这样一来，富裕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根据这种逻辑，演绎出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追求富裕生活的合理需求，被扭曲了的理性所抑制，人们的理想中不能再有“富裕”二字。
“左”的价值观在鄙视经济工作、鄙视发展生产力、鄙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还特别鄙视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在“左”的观念中，一方面幼稚地认为突出了政治、有了进步的思想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另一方面则把掌握科学技术、学习文化知识与政治思想上的进步绝对对立起来，认为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文化知识就必然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思想上的进步。在那个时候，重视学习、钻研科学技术，会被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许多专家教授被看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被停止了，使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极“左”思潮的具体观点有很多，但是它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是两个观念：其一是“义重于利”，其二是“理高于利”。归结起来，是幻想“以义立义”。所谓以义立义，就是幻想以道义的力量来确立道义；幻想通过精神力量来确立社会主义。具体地说，他们是把进行思想革命、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把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道德，作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手段。以为只要依靠先进思想的力量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请回顾一下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改革开放开始这二十多年中我们所经历过的政治运动吧，那时人们在生活中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历次政治运动中核心性的问题是什么？是思想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问题。于是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几乎是每日每时都作用于人的头脑。而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形势下，每个人都感到政治上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治上自我保护的心理很强烈，每个人都在小心谨慎地对待思想政治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得到了一个经验，这就是少说话，要说话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根据，或是看一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如何讲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由此成为风气，思想禁锢由此而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理论或者说“理”，就成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了，人们在为坚持一种理论而生存，为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很少去想它。农民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革命是为了什么，好像人们都不关心。
其实，革命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人人心里都明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国人民过好日子。但是，按照极“左”的理论逻辑，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在理高于利、义重于利的价值观看来，穷是不要紧的，富则不行，富裕以后会变修。这种价值观把关心物质利益视为觉悟不高、缺乏革命精神的表现。既然如此，谁还会去提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呢？董仲舒讲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唯心主义价值观，在20世纪60年代被“左”的价值观复活了。
二
“左”的价值观导致的一系列价值追求的偏差，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长期停滞不前，国民经济的持续衰退，人民生活的长期困难，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加大，整个国力的下降。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因素的缺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左”的价值观、“左”的思维方法、“左”的政治路线，已经使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僵化，连续的政治运动使许多人胆小怕事，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对而犯了什么错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局面。邓小平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
发展经济与把人们从“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是邓小平面临的两项艰巨的任务。而在这两项工作中，解放思想的问题尤为当先。邓小平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
为了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更多的一方面是直接提出了一系列与“左”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政策。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在1974年、1975年第一次复出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他利用各种机会阐述他的主张，以此来启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解放。从1977年5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4]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5]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6]，“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7]。
必须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要向外国学习[8]，要吸收外资[9]，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0]。
要恢复奖金制度，“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11]。
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实行责任制[12]。
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3]。
明确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4]。
明确提出要重视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5]。
提出衡量党委工作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16]。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几乎包括了邓小平理论的整个框架，它表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已经酝酿了很长的时间了。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凡是经历过“左”的思潮泛滥时期的人都会知道，这些问题、这些提法，都是“左”的思潮所坚决反对的，二十多年来没有多少人敢讲这样的话。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从价值观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中都体现了邓小平的价值观。
三
邓小平很少从抽象的意义上论述价值观的问题，其价值观包含在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之中，存在于他对于事物的评价中，存在于决策过程中。
邓小平是如何考虑改革开放的问题呢？在他的头脑中什么是最重大、最有价值的问题呢？这就是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问题。邓小平想的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的贫穷问题。谈论与贫穷相关的话题，在《邓小平文选》第2、第3卷中随处可见。他多次直言不讳地对国外客人说：“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17]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三十多年之后，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有着几十个省的大陆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一个省多，这样的事实使他痛心疾首。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三十多年之后，为什么还没有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呢？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力为什么不发达呢？因为没有找到促进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途径，没有促进生产力迅速提高的政策。如果生产力继续停滞下去，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困苦。邓小平多次对外国朋友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18]关于改革是为了解决经济贫穷而被迫做出的选择的谈话，在《邓小平文选》中还有多处。可以说解决贫穷落后问题是促使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正是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今后长期的中心工作，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路线被纠正了。至此，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的价值和地位，才得到重视与肯定。
为了向人们说明经济工作、物质利益的重要性，邓小平在理论上清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对流行了二十多年的突出政治的口号予以澄清。他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9]“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0]他对人们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21]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中国在国际上是否有地位，关键不在于口头上标榜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在于能否事实上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提高生产力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能否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高。他反对空头政治，他说：“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22]，“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3]他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垮掉，“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24]。所以他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5]。
这里所说的“死”与“活”的主体是谁？是社会主义。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真正坚持下去，取决于它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利益，是否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强大的实力。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一个道义问题；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利益，是否能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强大的实力，是一个功利问题。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功利来确立道义，以功利来确立社会主义。即通过实现功利来实现道义、实现社会主义。或者说，他认为道义的生命力，是以它所追求的功利目的的实现而维持的。这种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利立义”的价值观。
这种“以利立义”的价值观认为，道义在形式上是一种观念，但是道义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作为价值追求，并不只是追求空洞的观念，道义的形式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终极价值，我们不是为追求道义的形式而追求道义，否则就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邓小平反复批判“四人帮”吹鼓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信条，一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26]如果名义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实际上长期不能使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那么这是有名无实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27]邓小平的这些谈话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他的“以利立义”的价值观念。
“以利立义”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这个“利”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人民之利，是国家、民族之利。邓小平的功利主义就是毛泽东多年前所倡导的革命功利主义。
四
“以利立义”的价值观在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往往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即以“好不好”来判断“对不对”。“好不好”指的是有利还是有害，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可以视为一种价值评价。“对不对”指的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可行还是不可行。以“好不好”为标准来判断“对不对”，就是以实际的功利为标准来确定可取与不可取，确定对某一事物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我们具体地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使用这一思想方法来分析问题的。他说：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8]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9]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0]
1992年邓小平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评价姓资姓社的争论，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1]
为什么这三个“是否有利于”可以作为判断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呢？其中的理论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中蕴涵着的价值思维方式是什么？
在邓小平看来，一事物不论其原来是否姓“社”，当我们把它拿过来放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之中，只要它能够发挥出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只要它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它就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判断一事物是否姓“社”的标准，不是其原来的“出身”，而是其现实的“表现”，是看它是否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否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利益。邓小平是以能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这个最终目的，来判定事物的社会属性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独特的价值思维方式。
这种独特的价值思维方式，把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邓小平说：“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32]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说：“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33]请大家注意，为了严格区分目的与方法，邓小平在遣词造句上是十分讲究的。他不仅在行文中说明了“把这当作方法”，而且在句中又用括号再一次指明“是当作方法来用的”。在他的价值思维中，目的价值所代表的是主体的需要，是主体追求的价值，实际上它就是主体的价值，就是主体的利益。主体的终极利益，才是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衡量行为对与错的最高标准。相对这个最高的目的而言，其余的一切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只起到了工具、方法、手段的作用。就目的与工具、目的与方法相比，目的的价值高于工具与方法的价值。因为工具、方法，只是实现目的的中介物，是为主体服务的。正因为如此，目的价值在确定事物的社会属性中，起着决定作用。相对目的而言，工具、方法本身都是中性的，只是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因而它不能赋予自己以社会属性。只有目的的社会属性、目的的价值意义，可以改变工具既有的社会属性。邓小平在论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非常注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目的与工具、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他曾经指着一台从外国引进的离子注入机问周围人：你们说这台设备是姓“社”还是姓“资”？人们一时不理解他问话的含义，无言以对。他对人们说，这台设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所以它原来姓“资”，现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它姓“社”。目的是主体追求的价值，目的的社会属性改变了工具的社会属性。
以严格区分主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思维方法来看待“姓‘资’姓‘社’的问题”，“姓‘资’姓‘社’”的对立就不是绝对的，本来是姓“资”的东西，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转而成为姓“社”的东西。日本侵略者的武器装备被缴获以后，就成为八路军的装备了。这样看来，姓“资”姓“社”的问题就不必看得过于严重。
五
在以“好不好”来判断“对不对”的思维模式中，还包含着循利求理、循利识理的认识原则与认识方法。
所谓循利求理，就是沿着主体的利益需求，去认识事物，寻找主体的利益所在，论证获得这一利益的合理性，寻找主体获得利益正确的途径、方法，阐述这一途径、方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谓循利识理，就是根据主体的利益需要来识别、辨别某种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在这种认识方法中，首先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邓小平在分析外资、外商投资企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说：“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34]所谓“权衡利弊、算清账”，就是要弄清我们的利益所在，然后来看引入外资、外企的事业可做还是不可做，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
改革为什么先从农村开始？这样做有何道理？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也是循着国家人民的利益所在找到的一个途径。邓小平对外国客人说：“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35]
其实，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必要性的探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都是围绕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展开的。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36]“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37]邓小平一直在反思“左”的政策与“左”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体现出来，是由于“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38]造成的。“左”的理论、“左”的政策推迟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实践证明这些政策、理论是错误的，现在要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政策彻底抛弃掉，要从革命的根本目的上来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循利求理、循利识理作为一种认识原则、认识方法，是否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呢？否。循利求理、循利识理并不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相反，它是这个原则在治国问题上的具体化。它告诉我们，寻求治国的理论、政策，是要围绕着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去认识问题，国家、民族和人民实际的利益状况以及利益需要，就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就是从实际出发。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死抱着某种理论不放，绝对不能把“理”看得高于利。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言，利高于“理”；利之所在，就是“理”之所在。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的理论逻辑中，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原则和价值思维方式。它是在强调：利益是社会生活的根本；真正的真理性认识，必然是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统一的理论。那种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的理论，绝对不是真理。循利求理、循利识理，是邓小平价值思维的重要原则，是邓小平独特的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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