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香港纪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纪事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0年9月14日 年仅16岁的邓小平第一次途经香港。三天前， 邓小平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蓬莱”号，欲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日，该邮船途径香港泊一日。
1929年7月至8月 第二次途径香港。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离开上海，乘船途径香港，赶赴广西，主持百色、龙州起义。
1929年12月中旬 第三次途径香港。是年12月上旬，邓小平从广西龙州出发，回上海汇报工作，中旬到达香港，参加了中央军委在香港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议，就广西起义准备工作作了汇报。
1930年1月至2月7日 第四次途径香港。 邓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大约于1月底离开上海，途径香港，取道越南，于2月7 日回到了广西。
1931年2月下旬 最后一次途径香港。是年的旧历新（公历2月17日）年过后，邓小平离开了他率领的转战在江西的红七军，从崇义到广州，经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74年5月25日下午 邓小平、 周恩来总理等参加毛泽东主席同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的会谈。在谈到香港未来时，毛泽东与希思两人均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晚，邓小平为希思举行了欢迎宴会。他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这是邓小平首次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
1979年3月29日 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勋爵， 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这次谈话表明邓小平已初步有了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
1980年5月12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现工党领袖卡拉汉。 邓小平强调，投资者可以放心在香港投资，将来不论采取何种处理方法，投资者必不会有所损失。
1980年8月4日 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布力克，同他讨论了香港问题，并提及香港政制改革及政治前途问题。邓小平对香港的未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坦率发言，使布力克深信香港1997年后，依然安稳无忧。
1981年7月6日 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
1981年7月18日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对查良镛说，六中全会后，中国还有三件事：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981年8月26日 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 并同他就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交换了看法。
1982年1月11日
会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首次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1981年9月30日， 中国政府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对此，邓小平对李耀基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
1982年4月6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向希思表明了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包括收回主权后在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继续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他还重申了叶剑英宣布的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也适用于香港，并建议英方研究这九条方针。最后，邓小平同意希思的看法，认为现在是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
1982年5月21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和夫人。
1982年6月15日 会见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 工商界人士王宪诚、汤秉达等12位知名人士，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前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同时要找出一个妥善办法，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24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同她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邓小平在向撒切尔夫人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时，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主权问题； 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三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问题。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1〕
1983年6月23日
会见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并表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 中国届时将公开宣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1983年6月25日
会见出席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并发表了谈话。邓小平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他再次强调了实现祖国的统一是80年代，也是90年代我们要办的三件大事之一。针对英方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而使谈判陷入僵局这一情况，邓小平说：“我们要给英国人下台阶，谈判可能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同时明确指出：“不做李鸿章第二，租约不予延长。”邓小平这一谈话，为中英双方打破僵局，重开谈判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3年9月10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 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 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
1984年2月22日
会见由高级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主席乔丹率领的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2〕
1984年4月18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邓小平对豪说：“我们已经多次宣布，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在谈到关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时，他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邓小平还与豪谈到了关于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豪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
1984年5月25日
会见出席全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和委员及前来采访这两个会议的港澳记者，并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他说，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他请代表们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邓小平还同代表和委员们谈了处理好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前13年过渡时期的一些问题。
1984年5月28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对环球航运集团同内地的合作表示欣赏；并说这种合作很好，要继续下去，还可以扩大。
1984年6月22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 香港总商会主席唐骥千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邓小平说，香港人要有志气、有信心把香港管理好。他表示相信，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一定能把香港管理好。他说，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
1984年6月23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 邓莲如、利国伟。邓小平向他们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 他还说，我们希望能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一个符合中英两国人民利益，同时也符合香港人利益的好协议。两年来，我们同香港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做法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实际情况的。我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中国人不是低能的。〔4〕
1984年7月31日 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同他就香港过渡时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对豪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希望英国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动摇港币地位，不要滥用卖地收入，不要增加未来特区的财政负担，不要自搞一套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他还说，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5〕
1984年9月8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科西加时说，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生效。我们也正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中国正在同英国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并且可以达成协议。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种新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1984年10月2日 会见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60 多名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在同他们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大陆10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一些地区搞特殊政策，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从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没有理由变，变没有好处。”
1984年10月3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并发表了谈话。邓小平表示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为1997年政权顺利移交做出贡献。〔6〕
1984年10月11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由他率领的公明党访华团。竹入义胜问道，今后中国制订关于香港问题基本法的程序如何？邓小平说：“有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基本法就容易产生了。它一定会体现联合声明的内容。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仅仅解决了香港问题，同时也可能对解决国际争端起到某种作用。”
1984年10月15日 当日出版的《瞭望》周刊第42 期发表了题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文章。该文是对邓小平一个时期来在会见外国客人和港澳同胞时对“一国两制”构想发表精辟论述的集中归纳，是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全面阐述。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1984年10月22日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其中就“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邓小平在讲话中论及了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因，回顾了两年前他与撒切尔夫人会谈的主要内容和经过，并分析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7〕
1984年10月31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1984年12月19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同日，会见应邀来京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接着，邓小平还就“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以及1997年后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根据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8〕
1984年12月20日 会见应邀来京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时说：“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他进而强调说：“香港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现实嘛。”
1985年1月19日
会见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指出，广东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这个核电站不仅在7年的建设过程中，甚至在1997 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都会发生影响。他还说，中国在同外资合作中，不会让外资吃亏，但是希望大家都过得去。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在同英国就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中国、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最后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邓小平还对嘉道理和他的公司在中英商谈解决香港问题时对中国采取的友好积极的态度，表示感谢。
1985年7月5日 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
1985年7月21日 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本村眭男时说， 人们曾担心“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是否行得通，我说可以。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1985年9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 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也将用这个构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提出这一构想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而且也考虑到是否对和平解决国际上悬而未决的历史纠葛有益处。
1986年4月19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来北京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宪诚、霍英东、李兆基等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1986年4月21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时说，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
1986年6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劳雷尔时说：国际上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反应是好的，中国政府也设想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为了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才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的解决也都涉及到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方式。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
1986年6月20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对李嘉诚这几年来为祖国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的爱国精神表示赞赏。
1986年10月14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时指出，随着香港问题成功的解决，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987年4月16日
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变的问题，既要讲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国以后50年政策不变，又要讲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主体不变；二是基本法的起草问题，邓小平指出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完全西化，实行民主必须循序渐进；三是香港高度自治与中央保持必要干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邓小平的讲话，对基本法起草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政治原则。〔9〕
1987年5月1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教授李远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秦惠
时强调，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50年不变。50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了。
1988年5月2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 同他谈到了中国的统一问题。邓小平说：“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1988年6月3日 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说，我们承诺了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是有根据的。“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10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50年，那么50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
在谈到香港要稳定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说：“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10〕
1988年9月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
1989年5月1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1990年2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邓小平对委员们说：“你们经过将近5年的辛苦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1992年1月19日至22日 在深圳视察期间，对香港1997 年回归祖国等问题极为关心。邓小平说，要告诉某些香港人，不要老想中国乱。中国乱了，首先遭殃的是香港。如果有20万人跑过去，香港就受不了。如果跑过去100万人，香港就被挤垮了。下午，在深圳市迎宾馆，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邓小平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
1993年1月
就香港总督彭定康在香港进行“政制改革”而引起中英对香港问题的争议向有关方面发表谈话。邓小平说，英国人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他又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你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他还说，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抗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
1993年9月17日
邓小平的女儿萧榕在香港三联书店展览厅参加她的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海外中文版的发行仪式，并对香港记者讲道：“我父亲说，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一定来香港，哪怕是坐着轮椅，他也一定要来。他跟我说过，到时可以推他一起来香港，哪怕只在这块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
1993年9月24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会见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重要讲话《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文。此次全文披露邓小平11年前的这篇谈话，尚属首次。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实践证明，这一谈话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994年10月22日 “邓小平大型图片展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展出。下午，主办机构在会展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广东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于幼军及主办机构的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约1000人出席开幕仪式，并参观了预展。此次展出的近400幅照片，有40 %从未公开发表过。
注释：
〔1〕《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
〔2〕《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3〕〔4〕《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58页。
〔5〕《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6〕《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页。
〔7〕《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8〕《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
〔9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页。
〔10〕《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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