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兼论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科学家论文,宗教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2—0114—07
通常，人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水火不容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和进步，宗教则代表着谬误和愚昧。然而，在西方科学发展史上，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情结，在他们身上对科学的献身与对宗教神圣的向往并存，对理性的推崇与对上帝的皈依合一。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宗教精神的契合，以及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内在的一致性、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等。西方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加以简单的否定和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种现象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草率和片面的。本文试图对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作深入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与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关系作简单的探讨。
一、何谓科学家的宗教情结
要考察和探讨科学家的宗教情结，首先要说明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是什么。所谓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是指科学家信仰宗教或者具有宗教情怀，对宗教信仰本身充满尊重和敬畏，对宗教信仰的意义和价值持肯定的态度。应当指出的是，有些科学家尽管也对宗教信仰这种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和事物表示尊重和理解，对其意义和价值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对宇宙世界却持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态度或者实证的态度，不承认超越性的存在。显然，这样的科学家并不能被视为具有宗教情结，他们和根本否认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一样，都属于无宗教信仰的科学家。
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科学家本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同时又信仰宗教，既是科学研究者又是宗教信徒。例如，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既是天文学家，也是教堂的牧师；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既是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虽遭罗马教会迫害却仍忠诚于教会；提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开普勒既是天文学家，又是基督教徒；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既是数学家，又是基督教徒，他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法则创造了世界；近代化学的奠基者、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在起草遗嘱时决定每年捐钱设立讲座供布道用，鼓励神学家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与伟大；遗传学的创始人孟德尔既是生物学家，又是基督教修道院院长；进化论的创始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动摇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但他本人却宣称自己是“一个有神论者”；量子论的创立者普朗克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又长期担任基督教会的教职，他认为人需要宗教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这是科学家宗教情结最典型的表现。另一种情况是，科学家本人虽然并不明确地信仰某种宗教，完全接受其教义，但却对宗教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追求表示赞同，承认超验的存在。
在西方科学发展史上，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宗教情结，他们或信仰基督教，或不信仰传统的基督教但却具有宗教情怀。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断言：“所有时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宗教无不抱着笃实虔诚的信仰。”[1](P30) 爱因斯坦也认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2](P283)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亚·沃尔夫在对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明确指出：“对自然现象抱世俗态度并不一定排斥对世界抱宗教态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事实上都是基督教的儿子。”[3](P8) 法国科学史家康德利的研究表明：法国巴黎科学院自1666年成立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共有92个外国人当选该院院士，他们几乎全部信仰宗教，其中16人是天主教徒，71人是基督教新教教徒，其余5人信仰犹太教或不确定[4](P162)。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有关宗教问题问卷调查的英国皇家学会200位会员中，大约70％的人的答案支持或者倾向于宗教。直到今天，许多西方科学家依然具有浓厚的宗教情结，不少科学家信仰宗教。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爱德华·拉尔森在1997年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大约40％的在职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纵观西方科学发展史，可以说，科学家具有宗教情结是一个典型而普遍的现象。
二、科学家宗教情结的主要表现
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构成了科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影响和支配着科学家的人生，从而间接地影响着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考察牛顿和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和科学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表现在科学家人生的诸多方面，在其科学活动方面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表现为科学家信仰宗教或者相信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具有宗教情结的科学家要么是宗教信徒，相信某种宗教，要么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但却相信宗教所说的超自然的存在，肯定宗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就西方科学家而言，作为宗教信徒主要就是信仰基督教。例如，牛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留下的手稿表明，他不仅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从事神学研究，对基督教神学问题作了大量的思考。牛顿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说：“上帝永远存在而且到处都有，并凭自己的永远和普遍存在构成时间和空间……[上帝]统驭万物，熟悉万物，并懂得一切可做的事。”[4](P190) 相对论的创立者、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不信仰传统的基督教，但却认为人需要宗教信仰。他说：“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联系到这个问题来说，任何生物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5](P34)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宇宙宗教”，认为科学与宗教在更高的层次上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协调的。他指出，在科学家的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信仰，构成了科学探索的动力和动机。他又说：“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5](P182) 他坦承自己“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情感的人”[5](P45)。
其次，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表现为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支配着科学家的人生。宗教的基本精神是扬善止恶，博爱世人，甘于奉献。一个人具有宗教精神，以宗教精神对待他人，就意味着他具有宗教情怀。一般说来，具有宗教情结的科学家的人生往往是受其所信仰的宗教教义或者宗教精神支配的，他们把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作为人生的根本指导，把实践这种宗教教义或者宗教精神作为人生的追求和目标。例如，大科学家牛顿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是以基督教信仰来指导自己的人生的，他一生致力于理解和证明上帝的存在。牛顿可以作为虔诚信仰宗教的科学家的代表。这些科学家在生活中往往是虔诚的宗教徒，以宗教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把人生的意义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把宗教的理想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不信仰基督教的爱因斯坦则在其人生中推崇“宇宙宗教情感”，把这种宗教情感作为其人生的价值追求。爱因斯坦可以作为那些肯定宗教情感或者宗教精神的科学家的代表。这些科学家通常并不信仰某种传统的宗教，但却认为人们需要某种宗教情感或者宗教精神。他们把宗教所提倡的献身精神、博爱精神等等高尚的精神和理想的美德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宗教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再次，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表现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带有明显的宗教取向。科学家具有宗教信仰或者宗教精神，通常也会体现在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它构成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追求或精神激励，从价值观的层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例如，牛顿认为其科学研究活动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也表明了上帝的存在。爱因斯坦则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对于科学具有价值指导和精神激励作用。他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5](P182)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宗教的态度。”[5](P290) 他明确表示：“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的工作中取得成就。”[2](P282)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也说：“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把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行教的上帝等同起来。”[1](P27) 显而易见，无论对于牛顿这样的宗教徒科学家还是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非传统宗教徒科学家来说，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还是某种宗教情感)都是其科学活动的重要动机，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科学研究活动。
最后，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还表现为科学家以造福人类为科学活动之目标。造福人类是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目的。导致科学家抱有这种目的的原因是多样的，具有宗教情结的科学家抱有这样的目的则与其宗教信仰或宗教情怀密切相关。宗教的基本精神是扬善止恶，它关注人类的现实苦难，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罪恶，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具有宗教情结，以宗教信仰或者宗教精神作为科学活动的根本动机，或者其科学活动受到宗教精神的激励，必然使得科学家把其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幸福联系起来，以造福人类作为其科学活动的重要目标，以人类的福祉为其科学活动的价值取向。例如，大科学家牛顿进行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不仅是宇宙秩序的制定者，而且还是人类幸福的影响者和赐予者，是仁慈、博爱、救赎的象征，所以牛顿的科学活动自然包含着造福人类的目标。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始终关注人类的福祉问题，并且认为科学的目的是造福人类。1931年初，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们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5](P73)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5](P271)
当然，科学家宗教情结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这里只是概括了其主要的表现。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与普通信徒的宗教信仰都表现为宗教信仰，体现在信仰者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两者的主要表现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普通信徒的生活中，宗教信仰不仅表现为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表现为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使得信仰者的生活成为“宗教的”生活。而在科学家的生活中，特别是科学活动中，宗教情结主要表现为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则遵循着科学自身的规律和行为模式。
三、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本质和产生根源
从科学家宗教情结的主要表现可以看出，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体现的是科学家对于宗教的信仰或对于宗教精神的肯定，它与普通宗教徒的宗教信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由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本质决定的。要理解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本质，必须对科学家宗教情结的产生根源进行考察。
导致科学家产生宗教情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宗教精神的契合，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内在的一致性、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科学家的文化传统和家庭环境也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宗教精神的契合是导致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根本原因。人类生活既有物质的需要也有精神的需要，人类生存既受理性的支配也受情感的驱动。比较而言，人类的精神需要更为根本，它高于人类的物质需要。就此而言，科学家不仅仅是科学活动的主体，推崇理性精神，而且还是具有精神生活需要、受情感驱动的人，也需要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科学活动所蕴涵和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探索自然万物之奥妙的崇高精神。它虽然能够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提供目标支撑，但并不能够为科学家的整个人生提供价值支撑，满足科学家的根本精神需要。原因在于，科学家对于科学精神的推崇或者说对于科学的信仰从根本上说依然处于形而下的层面，而科学家精神生活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需要。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部门和基本形式，其功能正是为人类提供精神安慰和终极价值。这样，科学家精神生活的终极需要和宗教能满足精神生活终极需要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可以说，以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为其活动标准的科学家的情感需要，构成了科学家宗教情结的天然基础。
其次，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是导致科学家宗教情结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科学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两个不同的部门和两种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乃至冲突。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从科学和宗教的存在根据和根本目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即无论科学还是宗教，其功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和造福人类，其终极取向都是人类的幸福。正是由于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这种内在的一致性，科学家才可能具有宗教情结，科学精神与宗教情怀才能够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宗教精神才可能体现在科学家的科学探索活动之中。在西方科学发展史上，许多科学家在其科学活动中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宗教使命感，把科学探索的终极动因归结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再次，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是导致科学家宗教情结的重要原因。科学无疑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也是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科学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之巨大、影响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予人类的福祉也是无与伦比的。然而，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科学最主要的局限性就是它不能提供价值观，不能回答“应当怎么办”的问题，或者说，它不能为人类生活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和根据。科学家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在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的这种局限性。大科学家牛顿在创立经典力学体系的同时沉思神学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认为经典力学的定理能够揭示宇宙秩序的和谐性，却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宇宙秩序和谐性的原因，能够回答宇宙秩序如何和谐的问题，却不能够从根本上回答宇宙秩序为什么和谐的问题。牛顿还说：“所有鸟、兽和人类的左右两侧(除内脏外)形状都相似；都在面部两边不多不少有两只眼睛……为了视觉而造得形状如此精巧、配合得如此巧妙，以致绝非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所能改善的东西，这些又是从何而来呢……诸如此类的考虑，已经并且将永远使人们相信，有一个创造万物并且主宰万物的上帝存在。”[6](P78—79) 爱因斯坦也明确指出：“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惟一目的是指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的问题……至于怎样决定这些道德目标的本身，就完全超出科学的范围了。”[2](P526) “科学方法所能告诉我们的，不过是各种事实是怎样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于‘是什么’这类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备的知识，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应当认为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加以论证的必要……弄清楚这些基本目的和基本价值，并且使它们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牢靠地建立起来，我以为这正是宗教在社会生活所必须履行的最重要的职能。”[5](P173—174)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则把科学与世界截然两分，他指出：“科学是同客观的物质世界打交道……宗教是同世界的价值观念打交道，它研究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科学所关心的，是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谬误。宗教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是善良或邪恶，什么是高贵或下贱。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宗教是伦理学的基础。”[7](P92)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罗素也指出：“科学确实不能解决各种价值问题。”[8](P130) 从根本上说，科学不能为人类提供价值观指导，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宗教却能够，并且这正是宗教的重要功能。
科学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初，人类对于科学充满了乐观主义。16世纪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弗兰西斯·培根豪迈地宣称：“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9](P345)，“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9](P345) 这就是近代以来最著名的论断“知识就是力量”。毫无疑问，科学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极大地造福了人类。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大，它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难题，如环境污染、核威胁、能源危机、技术冒险(如克隆人)、技术统治；它使得某些本已存在的问题加剧和恶化，如科技增大了战争的破坏性，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无疑与科学技术在武器方面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的各种直接效果也绝不是完全有益的。一方面，它们加剧了战争的毁灭性……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些弊病部分地是由于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因此归根结底是由于科学所造成的。”[8](P132) 更为严重的是，科学带给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往往是科学自身难以彻底消除的。可以说，正是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使得一些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宗教，试图通过宗教精神来解决科学带给人类的难题。
最后，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也是导致科学家宗教情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塑造和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主要发端于西方，而西方社会具有悠久的宗教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气息，因而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就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兴起和发展的。出生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中，长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浸润和熏陶，这使得西方科学家们自然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基督教徒，或者对宗教持敬畏和肯定的态度。例如，牛顿出生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其继父信奉英国国教，是一位虔诚的牧师，并且是教区长。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出生于基督教徒家庭，其许多亲属是高级和中级神职人员，其祖父是颇负盛名的神学教授。爱因斯坦虽然不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上帝，但也肯定宗教的价值，承认自己“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2](P243)，并且宣扬“宇宙宗教”。
从对其产生根源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主要产生于科学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为科学家的人生提供价值支撑，从而间接地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提供价值基础，实质上就是科学家的形而上追求或者说终极关怀。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形而上追求或者说终极关怀，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与普通宗教徒的宗教信仰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就普通宗教教徒而言，宗教信仰是人生的根本支柱，人生的全部意义都是由宗教信仰赋予的，信仰高于理性，教义是神圣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可以说，普通宗教徒的宗教信仰是“信仰在先的信仰”。对科学家来说，宗教情结并非对于宗教教义的当下直接的信仰，而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之上的终极信仰，或者说是理性反思之后的信仰。可以说，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是“理性在先的信仰”。科学家这种“理性在先的信仰”主要是对宗教的基本精神的肯定和信奉。例如，牛顿信仰宇宙秩序和谐性背后的上帝，爱因斯坦主张使人变得高尚的宇宙宗教，普朗克强调宗教的伦理功能，实质上都是在肯定宗教的基本精神，而非肯定宗教的具体教义。宗教的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至善，对人的价值和幸福的关注，从非信徒的立场看实质上就是人文精神。因此，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四、科学家宗教情结的影响和作用
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对科学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它不仅影响着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在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具有情感激励作用。众所周知，科学活动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其性质决定了它充满艰辛和困难，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常常是信教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科学家的人生。它赋予科学活动以神圣性，使科学家具有崇高感，从而激励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科学探索活动，献身于科学事业，为人类认识大自然的奥秘而呕心沥血。例如，在牛顿的科学活动中，对上帝的信仰、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明始终是其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又如，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其从事科学活动的主要原因。他说：“我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2](P282) 西方科学发展史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具有宗教情结，也从事实上证明了科学家宗教情结的情感激励作用。
其次，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具有精神慰藉作用。科学研究活动是寂寞的、清贫的活动，科学家投身于科学探索活动就意味着甘于世俗生活的平淡和默默无闻。科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寂寞是科学的伴侣，浮华是科学的敌人。使科学家能够安于科学活动的寂寞、枯燥、清贫的，对于具有宗教情结的科学家来说，就是其宗教情结。宗教情结使科学家意识到自己科学活动的神圣意义和高尚价值，从而能够摆脱世俗的种种诱惑，远离世俗物欲，痴迷于科学探索活动的崇高之中，与真理为伴。纵观历史，科学上的成就无一不是科学家通过安科学之“贫”、乐真理之“道”取得的。
再次，科学家的宗教情结具有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科学起源于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也应当最终服务于人类的福祉。一般说来，宗教的基本精神是扬善止恶，博爱世人，关心人类。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使得科学家遵循宗教的基本精神，具有博爱之心和人文情怀，关注科学成果的使用，致力于人类的福祉。可以说，宗教情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科学家摆脱个人、民族、种族的囿限，从更广的角度和更深的层面来关注人类生活，积极致力于人类幸福。例如，爱因斯坦特别关注人类和平问题，在其一生中，除了科学研究论文以外，发表最多的言论就是关于和平问题的，据说后人整理编辑的《爱因斯坦论和平》长达百万言。爱因斯坦曾是对美国制造原子弹起到重要影响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然而原子弹在日本投放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又让他感到无限痛苦和矛盾，为人类的和平而担忧，并致力于人类和平事业。
当然，科学家宗教情结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和作用。它容易使科学家从科学领域走入神学领域，从而使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走入迷途，失去科学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根本精神。例如，牛顿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使得他后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基督教神学问题的研究，大大影响了他在科学上取得更多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家的宗教情结不仅在主要表现和本质不同于普通信徒的宗教信仰，而且在影响和作用上也与普通信徒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不同。对于普通宗教徒来说，宗教教义是绝对真理，宗教戒律构成其生活的具体规范和准则，宗教信仰直接影响着他全部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支配着他全部的生活，他对于宗教教义和戒律则是完全彻底地信奉、亦步亦趋地遵行的。例如，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普通信徒就相信自然万物和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圣经》说上帝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十诫就被普通信徒奉为神圣不可违背的生活规范。对于科学家而言，宗教情结构成其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为其人生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和终极关怀，从整体上对其人生产生影响和作用，从而间接地对其科学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但宗教教义和戒律并不构成其生活和科学活动的具体规范。科学史的发展表明，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是建立在理性审视基础之上的，科学家往往肯定宗教所包含的基本精神，推崇宗教所提倡的伦理美德，承认宗教所具有的精神激励和慰藉作用，但却并不相信宗教关于自然万物起源的说法，更不用宗教教义来指导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例如，自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以来，几乎没有科学家相信基督教上帝造人的教义，医学科学家也不会以上帝造人的教义来指导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以可以说，宗教信仰对于普通信徒之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全面的，宗教情结对于科学家之生活特别是科学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是间接的、有限度的；普通信徒的宗教信仰是作为信仰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科学家的宗教情结是作为人文精神产生信仰和作用的。
结语
科学家的宗教情结表明，科学与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之间并不只是存在冲突，而是还存在和谐的一面。爱因斯坦的名言“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5](P182—183)，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信仰常常是激励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活动的重要因素，科学则常常因为坚持严格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态度而促进信仰的合理建构。科学与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实质上反映的是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互补性。从根本上讲，非人文不足以促科学，非科学不足补人文；科学缺乏人文精神是非人的，人文缺乏科学精神是苍白的。因此，把科学与信仰特别是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两者相互冲突和对立是片面的，应当从更广阔的角度、更深刻的层面来认识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收稿日期]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