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文学中的同人刊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刊物论文,同人论文,年代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同人刊物，学界普遍以为，1949年后，国家的出版政策禁止同人办刊出版，同人刊物因此不复存在。如陈平原认为，“50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同人刊物没有存在的可能，知识分子也没有集资办文化事业的经济能力”。①这种判断大致不错，但细较事实，仍有不少出入。
一、建国初年的同人刊物
私人募资、独立编辑的同人办刊方式，在新文学时代是正常的。《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八字方针，颇能代表同人刊物的普遍理念。建国后，情况则发生明显变化。但变化主要不表现在经济能力的削弱上。50年代，由于采取苏式稿酬制度，作家所得稿酬要高于新文学时期。郭沫若、茅盾、巴金、杨沫、曲波等，都是高稿酬大户。茅盾先生去世时曾捐献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此笔款项，如折算为上世纪90年代币值，当在500万元以上。若用作刊物启动资金，绰绰有余。陈平原只注意到当时作家的工资仅一两百元，没有注意到部分作家的巨额稿酬，更未注意当时的物价。50年代，《诗刊》有两种零售价格，道林纸本为0.40元，报纸本为0.30元。60年代皆采取报纸本，价格降为0.25元。《人民文学》50年代售价0.45元，60年代降为0.35元。《文艺报》自始至终维持在0.20元。按照这种低成本，茅盾的25万元足以同时启动20份文艺刊物。“没有”经济能力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此外，陈先生说“同人刊物没有存在的可能”，也不符合事实。建国初期，同人刊物无论明暗，事实上都是存在的。但是，关于同人办刊的政策，倒确实不太说得清楚。
（一）暧昧的刊物政策。不过，国家的实际态度，从1949年的接管措施，不难见出端倪。194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批复的《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称，所有报刊皆必须申请登记，申请书填写内容包括,“甲、报纸、杂志或通讯社的名称；乙、负责人的姓名、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丙、社会组织；丁、主要编辑与经理人员的姓名、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戊、刊期（日刊或周刊月刊等），每期字数，发行的数量与范围；己、经济来源与经济状况、重要股东的情况；庚、兼营事业；辛、印刷所及发行所的名称和所在地”。并要求呈缴过去一年的全部出版物，获批准方可营业，“未经本会允许登记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不得在本市出版或营业”。③其中，审查苛刻，不难想象。对事关意识形态的文艺刊物尤其如此。1949年至1950年，全国向军管会登记并获批准营业的刊物达二百多种，但大多是科技刊物，与文学有关者仅十余种。较之1949年前的数量，可谓十去其九。显然，对于同人文艺刊物，国家实际上倾向于严厉限制。1951年底，在北京文艺界的整风会议上，丁玲指出：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的一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起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够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喜欢办刊物，但我们却缺乏勇气，缺乏责任感，把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刊物当成是一个旁观者的刊物。④
同人刊物所宣传的某一伙人的思想，自然成为新的同质话语空间中的杂质。作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副部级），丁玲宣布了同人刊物的“死刑”。同年，一篇“全国文联”署名指导办刊方向的文章，也尖酸嘲讽同人办刊，“有的为出刊物而出刊物，没有群众的支持，结果形成不伦不类的‘同人刊物’的样子”⑤。这些信息，都明白无误地暗示了同人办刊“不合时宜”。
（二）同人刊物的凋零。在这种暧昧的情况下，1949-1952年间，尚有十余种，譬如，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沙鸥主编的《大众诗歌》、柯蓝主编的《群众文艺》，以及《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三家私营报纸的文艺副刊。解放后，这些刊物都颇有新的计划。《文艺生活》自香港迁回广州后（该刊内战期间转移到香港），司马文森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建设新华南文艺”。⑥商务印书馆也计划重新延聘茅盾，不但希望通过茅盾主编《小说》月刊重现20年代《小说月报》的辉煌，而且希望茅盾出任商务总编辑一职。遗憾的是，这些新计划都无从展开。原因不在于这些刊物与党的刊物“唱反调”，挑战新中国的文化生产规划。事实上，《文艺生活》、《大众诗歌》都积极以《人民文学》为模仿对象，大幅调整其编辑风格。《文艺生活》甚至刊出一份以解放区作家为主的特约撰稿人名单，对新的文学秩序与话语规范显示了足够殷勤。事实表明，司马文森“建设新华南文艺”的计划很快碰壁。“同人”出身成为司马文森难以化解的心结。为此，《文艺生活》数次辩白，称“我们这个杂志并非同人杂志，而是属于全体读者的”，⑦“我们不是一份专刊作家稿件的刊物，也不是同人性质的刊物，是一份希望大家来办，大家来写的刊物。”⑧但半年后，司马文森还是以停刊告终。《大众诗歌》的前身是1948年创刊的《诗号角》，编辑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三院诗号角社”，是一份学生刊物。1949年12月适应形势，更名《大众诗歌》，并改由党员诗人沙鸥主编。但这种举动，同样不能消除其出身嫌疑。1950年，《文艺报》接连三次借故点名批评《大众诗歌》，令沙鸥大为紧张。《大众诗歌》于当年自动停刊。《小说》月刊因有茅盾、周而复等先后编辑，坚持到1952年才告终刊。其它数种刊物，在1952年后，或告停刊，或改国营。三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倒是大致存在（《文汇报》一度停刊），但在1952年后，也是非常收敛。
《文学评论》周刊创办于1950年2月，主编王淑明出身延安，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据他后来的检讨，创办此刊乃因为“进城”后不得志，亦不满于其时“文艺批评的空气太沉寂”，所以，周刊一开始“就具有同人的性质”⑨。周刊创刊后，锋芒毕露，频频批评两位解放区重量级作家赵树理、丁玲。尤其是刊文讽刺“李定中”（冯雪峰化名）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读者来信”作风武断。这一系列批评，不但构成了革命文学内部的文化异议，亦公开挑战丁玲势力在文坛的权威。这埋下了该周刊不能“善终”的种子。自1951年起，陈企霞（与丁玲并为《文艺报》主编）便与周刊屡起冲突。王、陈双方在各自刊物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结果到1951年11月，“文学评论”周刊出到第44期，未作任何解释，突然停刊。停刊具体缘由，至今尚未见任何相关材料说明。唯可见的是当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文艺整风会议发言记录。在公开发表的记录中，丁玲直接点名批评“文学评论”周刊“编辑态度不严肃”。不难推测，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丁玲，对她的下属王淑明构成了压力。这种压力最终取消了王的同人办刊的努力。《文艺月报》系华东文联机关刊物，1953年1月创刊，但由于主持人刘雪苇的独立诉求，《文艺月刊》创刊伊始便具有同人色彩。遗憾的是，由于刘雪苇与胡风、彭柏山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时任华东宣传部副部长的夏衍的排挤。不到一年，雪苇即被夏衍清理出了《文艺月报》编委会，它的同人性也迅速夭折。
1949年至1953年，虽然共产党并未明文禁止同人刊物，但新政权寻求统一话语的文化规划、文学势力争夺话语资源的利益冲动，都不能给同人刊物提供合适环境。无论异端于党，还是异己于党的权势人物，只要是野花棘草，必然要被早早地刈除掉。随着1953年的结束，正式出版、公开销行的同人刊物不复存在。⑩
二、“办19世纪的诗刊或21世纪的诗刊”
（一）同人办刊的激情与需要。同人刊物“不合时宜”，是理智之认识。但从事业的激情来讲，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私人办刊跃跃欲试。绿原回忆，建国后胡风应召入京，思想问题迟迟不能打通，就“想办个刊物”，如同过去编辑《七月》、《希望》一样，“不仅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开展他的评论工作，更想借此培养一批文学‘闯将’出来，这是当年《文艺报》怎么也办不到的。”(11)出于对政治形势与个人处境的敏感，胡风终究未将此想法付诸实践。事实上，随着《文艺生活》、《大众诗歌》、《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周刊、《小说》等刊物纷纷停刊，类似胡风的“跃跃欲试”的办刊之念，多半胎死腹中。在1953-1955年，同人刊物彻底地退出了公开文坛，公共话语空间呈现高度同质状态。
但是，强力压制，尤其是同质化话语空间对文化差异的排斥，也在知识分子和作家中积累了不满情绪。1955年后，资历较深的作家中，开始产生回归同人传统的想法，甚至出现募资办刊的企图。这种新变化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独立思想诉求的知识分子，在整齐划一的话语秩序中深感压抑，渴望获得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反右”期间，《诗刊》主编臧克家对冯雪峰的一段踊跃揭发，可从反面看出冯的苦闷，以及他对刊物同人化抱有的殷切希望，他（按：指臧克家）和徐迟同志曾到冯雪峰家里向这位理论家请教。雪峰一本正经地说：“我劝你们办19世纪的诗刊或21世纪的诗刊。”听的人一直莫名其妙。臧克家同志说：“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说，诗不要太挨近政治，诗不要紧密结合现实。如果太接近，太结合了，就不会有好诗了。同志们，请想，活在20世纪，却要办19世纪或21世纪的诗刊；在一种什么思想下说出这样的话？”(12)
臧克家的“单纯”毋须多论。但冯雪峰那种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式的决绝姿态，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冯雪峰的“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
二是随着延安文人内部的势力斗争日益激烈，渐处劣势的文学势力逐渐被排挤出现有出版阵地，言论机会与空间大受压缩，形势被动。这些文学势力也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的”刊物，以申述自身观念与利益，挽回被动局面。事实上，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坛，一种势力，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直接掌控的刊物。否则，即有坐以待毙之虞。这种“常识”，导致了建国后各派势力在各种名义下，对于文学刊物的激烈争夺（尤其是《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权威刊物）。但是，有斗争就有失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失败者无奈之下，不得已也会想起“不合时宜”的同人刊物。不过，令人诧异的是，最先筹划同人刊物的，竟是宣布过同人办刊“死刑”的丁玲。1951年，丁玲发表前番讲话时自居为《讲话》的阐释者，且直接掌控着权威理论刊物《文艺报》（两个月后又入主《人民文学》），但此身份到1955年已难以为继，甚至恰成讽刺。该年，胡风前脚入狱，周扬、刘白羽后脚就开始整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材料，准备借“反胡风”余威，将丁玲势力一并清理出文坛。此时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可谓形势尴尬。他们不但失去了“老阵地”《人民文学》和《文艺报》，而且，在周扬的掌控下，这两份刊物反而成为打击丁、陈的舆论阵地。对此，丁玲深感愤懑，遂有意冒险创办同人刊物，对抗《文艺报》。关于此事，“反右”期间有几种传说“版本”。一言丁玲主使，一言冯雪峰主使，一言是《文艺报》编辑部的陈涌、唐因、唐达成、杨犁等亲丁青年编辑所为。最后一说较为详尽。1957年揭露材料称，“（他们）背着党图谋出版一个以文学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同人刊物’。这个组织‘同人刊物’的秘密计划也得到了冯雪峰的支持。陈涌也是这个刊物的密谋者之一。他准备辞去《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他认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他们还准备要丁玲、刘宾雁等参加。他们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文汇报》的梅朵，却相约向党隐瞒。唐因、唐达成等人还准备同人刊物办不成，就退出《文艺报》”，据说，陈涌等还开出了包括丁玲、王若望、刘宾雁、李蕤在内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以及三个月拟题计划，“要从左联开始一直清算到今天的‘教条主义’统治。”(13)这类揭露，不乏捕风捉影的成分，但基本事实应该是存在的。
（二）刊物政策之调整。冯雪峰、丁玲等资深作家的不满与挑战，未能改变党的“政策”与同人刊物荒芜的局面。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56年。该年11月，在“双百”气氛中，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召开。同人办刊问题，亦被正式摊到桌面上讨论。陈椿年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他回忆：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办刊中贯彻执行那年初夏提出的“双百”方针，我们这批学员都去列席旁听。现在我已记忆不清，冯雪峰和周扬在会上究竟为了什么问题而争论起来，总之在他俩争论以后，由周扬做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14)
可见，冯雪峰关于同人办刊的“思想”通过周扬得到了体现。周扬尽管对“双百”方针的可信度不无犹疑，但仍对同人办刊作出了明确肯定。同样与会的黎之回忆，“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与会代表们也都很活跃，大都拥护会议精神”，“但也有不同意见。《萌芽》主编哈华同我谈过他的意见。（1948年南下时我同他在一个班）他说，这样搞下去，没人坚持党的文艺路线了。我们办个《萌芽》，就是想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会后，以群兴致勃勃地撰文传讲周扬的讲话精神，称“周扬同志曾经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要害怕片面’。并且说：编辑的本领就在既来了这个片面，再去找另一个片面来对抗，两个片面可以合成一个全面”，“刊物编辑确实应该有‘不怕片面’的勇气，并且敢于不要求篇篇文章都有全面观点。”(16)
或许是因为在“双百”期间，中共中央确实有开放言路的考虑。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艺界代表时说，“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毛还明确肯定了苏联的同人刊物，“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17)当然，毛并不喜欢周扬关于“片面性”的提法。
在此形势下，关于同人刊物的批评意见与建设性见解纷纷出现。废名批评说，“现在所出的刊物，好像是一副面目，好像是穿了制服似的”，“过去的《语丝》每周出一次，都给人一种新鲜的生气”，“现在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刊物，生动、活泼、有力量”，“可以由几个风格相同的人来办”。(18)丁力则认为审查制度“不是办法，应该让编辑部独立思考。”(19)李汗希望改变“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状况，支持创办同人刊物，以增加竞争的刺激素。”(20)舒芜认为，文艺刊物“百花齐放”，不应该是每个刊物都办成“百花园”，而应是每个刊物专门培养一种花，全国刊物合成一个“百花园”，即每个刊物“有意识地只放某一种花，有意识地提倡某一文学流派，不合于刊物宗旨的作品，就是不登”，“这样才能期望‘一个刊物办得好，形成一个文学流派’。”黄药眠赞成舒芜，并认为可以“试办一二种同人性质的文艺综合刊物，让大家比较自由的发言。这种刊物，水准可能低些，批评的权威也没有这样大，但正因为它的影响不像机关杂志一样，因此写作的人胆子可以大一些，而被批评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抬不起头来。”(21)《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在同人刊物之外，还提出办“同人剧团”与“同人出版社”。
这些倡议，反映出知识分子与体制政策在刊物问题上的潜在矛盾的公开与和解，也为同人刊物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契机。
三、同人刊物的回潮
在1957年初的宽松环境中，同人刊物大规模回潮，出现两种形式。
（一）改造党刊。其情形，恰如“反右”期间樊宇的指责：“右派”分子“用最大的努力，并且不惜任何代价来夺取这个阵地。他们声称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争夺战’，有些党内的右派分子在这斗争中甚至‘压上自己的党籍’。他们从贩运毒草开始，直到篡改文学期刊的政治方向，夺取刊物的领导权。这一斗争到了今年5、6月间已经激化到白刃战、进行肉搏了。右派分子们也确实攻破了一些阵地，占领了一些阵地。但是为时不久，他们立脚未稳、喘息未定，我们就发动了全面反击，又将阵地夺回了。”(22)若不计其中的道德表述，樊宇的叙述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知识分子对党的刊物的挑战、改造与挪用。1957年，《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文艺学习》、《热风》、《新苗》、《芒种》、《江淮文学》、《长江文艺》、《东海》、《蜜蜂》、《红岩》、《草地》等刊物，都出现了“同人化”问题。
这表现在四个方面。1、调整刊物的预设对象。建国初期，刊物多被要求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设定对象。费孝通则建议《新观察》杂志，“办成一个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刊物”，费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最缺东西看，哪怕只发行万八千份也就行了。”(23)2、争夺主编权。挑战者反对由文联和上级党委派定的编委会，坚持认为“编辑部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干部大会”，这个“机关”可“罢免编委”，可“修改刊物的编辑方针”，“编辑应由编辑部自由招聘”，“编辑人员自由结合”；《热风》主编陈中，拟将刊物迁至厦门，避开省委宣传部；《新苗》主编魏猛克，拒绝副主编党员傅紫荻、编委黄起衰等参与审稿，“将党员和进步的编委拒之门外”；《芒种》主编郭墟和副主编吴山，认为领导“对文艺的特性缺乏研究，对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缺乏知识”，“不能领导内行”。(24)3、大幅改版，明确精英化。建国初年，地方刊物通俗化作为中央指示，一度得到落实。全国除少数国家级刊物外，其它刊物皆以刊登说唱材料为主。但到1957年，则纷纷改版，恢复知识分子风格。其中尤引人注目者，是鲁迅式的杂文栏目爆发式出现。各刊物都把杂文作为主打栏目。《东海》杂志自1957年4月号辟出了“海上风云录”专栏，专门刊登各种“文艺杂谈”。5月号此栏目刊登文高达20篇，占刊物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江淮文学》开辟了“自由谈”、“玫瑰园”杂文专栏。4、大量违禁视角出现。1956年底至1957年7月，各刊物都发表了大量触犯禁区的作品（后来被称为“毒草”）。《草地》希望“办得象解放前的《民主》、《展望》那样”“言人之不敢言，做人之不敢做”。(25)《新观察》则刊出《“六亲不认”与“墙”》、《给“罗立正”的信》、《八股文领导》、《重访江村》、《蓓蕾满园乍开时》、《为什么放得不够》、《风雨小集》等文章，《江淮文学》发表《在干旱的日子里》、《不敢见太阳的人》等小说。
在这些刊物中，最感到意外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1957年，《文艺报》由张光年等周扬亲信掌握，但由于摸不清上级“底牌”，张光年自远避祸，《文艺报》遂在萧乾及唐因等人的主持下，刊发了大量尖锐文章。“反右”后，萧乾等被指责为“利用职权，想把《文艺报》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走《文汇报》的道路”。(26)《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带来的“革新”更大。李频回忆，“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他在编辑室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俄国19世纪《祖国纪事》、《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27)在秦兆阳的锐意更新下，《人民文学》刊发大量“干预小说”，直接引导了“百花”潮流。秦兆阳还打破了稿件必须送交党委审查的惯例，直接由自己做最后决定。
（二）另创新刊。《诗刊》和《收获》皆在1957年创刊。中国作协将两刊明确作为同人刊物来办。两刊主编臧克家、靳以及主要编辑皆非中共党员，《收获》编辑部甚至是由靳以本人组织的。党组织未作介入。不过两刊性质有所区别。《诗刊》由于臧克家的保守，其实并无同人品质。《收获》则无论是编辑方式还是作品风格，皆有同人之风。此外，还有一批自发酝酿的同人刊物。但他们要么不能实现，要么中途夭折。樊宇在批评文章中还说，“他们在不得逞或是预感到困难很多的时候，就改变战术或双管齐下，同时另外筹组同人刊物，企图在文艺阵地上割据，与党领导的刊物分庭抗礼，以积聚实力，扩大影响”。(28)这一说法有事实根据。《文艺报》青年编辑1955年即有办刊之念。1957年，周扬作了提倡同人刊物的讲话之后，这种想法即转变为具体筹备。敏泽时任《文艺报》理论组组长。他回忆说，“当时，唐因、唐达成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办一个文学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人刊物，希望我能跟陈涌讲一下。陈涌表示，如果雪峰参加他可以参加。当时，为了避免被人抓把柄，决定群众一个都不吸收，唐因是党员，唐达成和我是共青团员，这样做是免得别人说搞非党的活动。我们只是口头上简单地商量过，雪峰和我都问过（郭）小川，周扬的话算不算数，如果算数，时机成熟就办。”(29)而郭小川自己，也与杨犁、李兴华、杨志等意趣相投，“冲动之下想办个杂文刊物。”(30)青海的韩秋夫“改造”《青海湖》失败后，拟创办《夜莺之友》。贵州的杨守达、钱革，则计划创办《文学青年》。拟议中的《文学青年》以《小春秋》为范，“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词句干脆不要”，“不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少数民族生活”，用批评者讥讽的话说，拟“东放一炮，西放一炮，今天攻这个，明天攻那个，把他们打下去，才能树立威信。”(31)甚至来自前国统区的吴祖光与“二流堂”诸人，亦鼓起了筹办同人报刊的勇气。遗憾的是，这些想法尚未见诸实践，“反右”风暴即突然开始。而付诸实施的“探求者”月刊社和《星星》诗刊，横遭摧折。在“反右”中，大部分同人编辑部被“清洗”。《文艺报》、《星星》、《江淮文学》、“探求者文学社”的成员多数被划为“右派”。《人民文学》重新改组。《文艺学习》停刊，主编韦君宜虽然受到胡乔木的保护未划“右派”，但也下放农村劳动，以示“惩罚”。这种严厉的镇压行动，彻底打消作家对于同人办刊的勇气。此后，有矛盾的文坛势力，放弃了“五四”以来的以另办刊物纾解冲突的传统方式，而是更集中力量加入“内斗”，以争夺体制内的现有出版资源。这种斗争压缩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大幅劣化了文学生态。
余论
1958年后，同人办刊作为一项冒险，甚至作为一个话题，都退出了文艺界。但直至此时，中共仍未宣布禁止同人刊物。“反右”期间，批评者仍假作超然地说，“办同人刊物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多几个有特色的同人刊物是没有害处的。”(32)但是，毕竟没有实行。甚至60年代初期的调整，也不能唤起知识分子的勇气。直至今日，同人刊物仍难以恢复。由今观之，50年代同人刊物问题的发生和结束，包含两点意味。1、建国后，被制度所压制的“五四”文学传统，经过50年代中期最有力的一次反弹后，再也无力对延安文学传统发起新的挑战，而转向彻底屈从并仿效革命话语。后者获得了对文学秩序与话语空间的全面整饬。2、革命文学虽然通过出版控制整合了纷乱的话语秩序，但未必能有效整合各种矛盾的、对立的文学利益。围绕着利益再分配的斗争仍然不断地发生。不过，较之同人刊物的文化异议，新的对抗发生在同质性话语内部。在形式“统一”背后，包裹着激烈的势力纷争。同人刊物的消失，加剧了革命文学的内部斗争及其瓦解命运。
注释：
①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②《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卷。
③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④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4期。
⑤全国文联研究室整理：《关于地方文艺刊物改进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1年，4卷6期。
⑥⑦《复刊词》，《文艺生活》，1950年，新1号。
⑧《编后》、《文艺生活》，1950年版。
⑨王淑明：《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文艺报》，1952年版。
⑩但据我掌握的材料，内部发行的同人刊物仍然存在。《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7日刊出的一则消息称，“《乐天诗讯》是上海乐天诗社的刊物。乐天诗社是由许多诗人自由组织的社团，参加的成员大都是中央和各地文史馆的老先生，以及文教界和艺术界人士。这个诗社从1950年1月1日成立到现在，每月出版一本《乐天诗讯》。各地诗人在诗讯上发表旧作，相互传观……乐天诗社的组成，志在抒写社会生活，反对那种超然独特的，为少数人玩赏的诗词歌赋。以新、雅、醇为诗坛之诗品。同时，发扬民族遗产，做到‘百花齐放’”。（《“乐天诗讯”》）不过，这似乎也只是孤例。
(11)绿原：《试叩命运之门》，《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12)青草：《19世纪的遗老》，《文艺报》，1957年版。
(13)《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文艺报》，1957年版。
(14)陈椿年：《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兼评梅汝凯〈忆方之〉》，《书屋》，2002(11)。
(15)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
(16)以群：《从“不怕片面”说起》，《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17)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卷7。
(18)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19)《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20)李汗：《文艺刊物需要个性解放》，《文艺报》，1957年，第9期。
(21)黄药眠：《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文艺报》，1957年，第9期。
(22)樊宇：《他们“探求”些什么？》，《文艺报》，1957年，第27期。
(23)穆林镇：《让刊物为社会主义而战斗》，《文艺报》，1957年，第18期。
(24)朱树鑫：《决不容许右派分子篡夺文艺刊物》，《文艺报》，1957年，第14期。
(25)本刊编辑部：《彻底清除右派分子对刊物造成的毒害》，《草地》，1957年，第10期。
(26)《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文艺报》，1957年，第19期。
(27)李频：《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
(28)樊宇：《他们“探求”些什么？》，《文艺报》，1957年，第27期。
(29)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30)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31)上面引述的材料，均参朱树鑫《决不允许右派分子篡夺文艺刊物》一文，《文艺报》，1957年，第24期。
(32)樊宇：《他们“探求”些什么？——驳〈探求者〉启事》，《文艺报》1957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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