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形态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宗教
葡萄牙人在澳门输入的西方文化，较早的是宗教。葡萄牙是个信奉耶稣天主教的国家，澳门是在华天主教的策源地，也是天主教在远东的跳板。自1552年圣方济·沙勿略首先到达广东省上川岛后，1556年，耶稣会传教士公泽勒（Gregorio Gonzalez）又被派到澳门， 开始建立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因此，澳门便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教士的集散地，甚至被人称为“东方的罗马”。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澳门，开始了基督教来华的历史，但是由于新旧教派的互相排斥，新教在澳门的影响不大。
清雍正元年禁教前，在澳门，大小教堂林立，且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圣母小堂”。据说，它建于1565年。“1565年11月21日，培莱思神父赴广州，申请入中国不果。返回澳门之后，……获中国官员准许，得建一座小屋，作为临时会所，并附设一座小堂，名叫‘圣母小堂’。”（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湾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不久，澳门又成为发展远东教务的中心，建立了吸收东方人进教和培养传教士的“玛尔定堂”。方豪教授在他的《方豪六十自定稿》里说：“1580年，澳门山上又建立一玛尔定小教堂，专收有志入教之人。阅二年，玛尔定教堂遂为中国及日本教中心，……此堂且为最初赴罗马之日本使节学习拉丁文及其他欧洲文字之所”。文德泉神父在他的《三巴牌坊》一文里也说：“1579年6月，罗明坚神父到达澳门，于次年， 即1580年，建一小屋在山丘上，作为中国人学习教理之所。罗氏又在此屋侧，附设一所教堂，定名‘玛尔定’小堂。从此之后，著名的‘天主之母堂’（按：即三巴寺）也开始兴建了”。（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湾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据成书于1751年、由两位曾任澳门同知的清朝官员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澳门记略》所载，当时较大的教堂便有“大庙”（澳门最早的主教座堂）、“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望其归，祈风信于此）、“葛斯兰庙”、“龙松庙”、“发疯寺”（内居疯蕃，外卫以兵，月有廪）、“板樟庙”、“唐人庙”（专为华人进教之所）、“三巴寺”、“小三巴寺”、“花王庙”（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医人庙”（凡夷人鳏寡孤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等等。西方传教士起劲地向当地的中国人传教。16世纪晚期，澳门华人加入天主教的数以千计。明崇祯七年，即1634年，澳门建立了华人教堂——“唐人庙”（此为葡史所记，《澳门记略》记为清康熙十八年），用华语传教。入教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与外国人关系密切的人，一种是从广东各县到澳门进教的人。其中有经商来往的商贩，也有通事、仆役、雇工等。澳门人入教，有的取了葡萄牙姓名，改穿西式服装，娶葡萄牙女子为妻，按照葡萄牙的风俗习惯生活。
乾隆年间广东官方报告，澳门著名的华人教徒和教士有林先生和周世廉等19人。其他信徒无法统计。
清明节前后的复活节和冬至前后的圣诞节，大批中国信徒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等县到澳门“唐人庙”持斋礼拜，成为一时盛典。
入教的澳门人，因与西方人接触较多，习染很深，语言习惯渐化为夷，引起清政府的惊恐，于1746年查封“唐人庙”禁止中国人信天主教遭封禁后，“望德堂”又成为华人进教之所，此后，附近信教的人大增。虽然清政府的禁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但禁令时松时紧，到了1818年，仍有华人信徒98户。 据《中国丛报》1834 年11月的统计数字，1830年澳门有中国教徒6000多人。其中有7名中国神父。
在澳门的大部分中国居民，仍信奉佛教和道教。澳门的中国寺庙有著名的“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望厦村的“观音堂”等。另外还有不少中国寺庙。
一年四季，各种宗教节日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每逢礼拜日，教堂内便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唱诗班的歌声、教徒的祈祷声。每逢“复活节”，又会有供奉着“圣体”的盛大游行出现在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的游人。而中国寺庙也是香火鼎盛，举行着各种佛教和道教的盛典。
二、风俗习惯
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还有一些西班牙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士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等等，他们按照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明、清政府基本上不加干涉。所以，澳门交织着多姿多采的欧洲、亚洲的风土人情。
到澳门来的葡萄牙人大多是经营商业的，他们有“祈风”之俗。每年商船出海，家家的生命财产系于此。出洋的时候是冬天，多北风，回来已是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风，所以一到商船将返，妇女儿童便“绕舍呼号以祈南风”。如果出洋的人不回，则“相率行乞于市”，乞者常千人。
葡萄牙人行西历，无中国的所谓“节令”。春天和秋天也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婚丧大事也无“宾醴币帛之仪”。“燕饮不修宾主揖让之礼，饮酣则掷玻璃盏以为乐”。每天下午起床，晚上活动，上午睡觉。崇尚奢侈，稍有些钱，便花在居室的装饰和服装的华靡上面。出门“张盖乘舆”，相见以脱帽为礼。
葡萄牙人重女轻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业。男子则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诉之法王，立诛死，或许悔过，则以铁钩钩其手足，血流被体而后免。女则不禁。得一唐人为婿，皆相贺。婚姻不由媒妁，男妇相悦则相耦”。婚礼在教堂举行。
丧礼也与中国不同，“尤薄于送死，家有丧，号哭不过七日，不炊，亲友馈之食”。
这些在中国人眼中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奇风异俗。
1839年，林则徐巡阅澳门时，在他的日记中亦描写了澳门的西洋风俗：“甫出关闸，则有夷目领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装戎服，列队披执于舆前，奏夷乐，导引入澳。……入三巴门，自北向南，至娘妈阁天后前行香，小坐。复历南环街，由南而北，凡澳内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门绿窗，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女，皆倚窗望街而观，昔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混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须本多髯，乃或剃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么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服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张钦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
而澳门的中国人，依然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他们过春节，祭祖先，扒龙舟，行中国农历的节令。男子读中国经书，参加科举考试。女子年青守寡的，不肯改嫁，被褒扬为节妇。两种反差很大的生活和观念，和平共处，两不相扰。
三、建筑、音乐、绘画
近代西洋建筑传入中国，是从澳门开始的。澳门西洋建筑甚多，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教堂具有当时罗马盛行的“巴罗克”风格外，民居也别有情趣。民房一般都是三层的楼建在山坡和山顶上，形状有方、圆、三角、六角、八角等，还有的造成像花、果等形状，屋顶俱为螺旋形，争奇斗丽。房子四面窗户很多很大，窗饰讲究，楼门都设在两旁，门前有数十级楼梯，主人居楼上，黑奴居楼下。
澳门的中国式建筑，有中国官署议事亭，在平地上建起的中国平房民居，还有就是雕梁飞檐、富有民族特色的妈阁庙、关帝庙等。
西洋音乐和绘画是通过宗教仪式而传入中国的。澳门的三巴寺有风琴。除风琴外，还有铜弦琴、西洋军乐等传入澳门。
教堂里有不少西洋画，《澳门记略》载：“三巴寺有《海洋全图》。有纸画、有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其楼台、官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珐琅人物山水画、织成各种故事画、绣花画”。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几个著名的西方画家曾在澳门从事绘画创作，出现了用西洋技法描绘澳门风物的杰出的作品。
英国画家威廉·亚力山大和马生，随英使马戛尔尼到澳门，在居留期间，把中国景物用写生画法描绘后带回英国。英国人描画中国事物，是以澳门的历史名胜为开端。继之，则有约翰·韦伯及柏黎二人，后又有孔夫顿（他的作品年代在1815—1819年间）、罗拔·义律（作品年代在1824年）、比成（作品年代在1826年）。最有成就的是长期旅居澳门的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他于1825 年来到澳门并成为一个普遍受到人们欢迎的人，1852年在澳门去世。他在澳门侨居26年，用炭笔、水彩等创作了大批描绘澳门风土人情的作品，他的写实画《濠江渔娘》图在英国展出，大获好评。他还在澳门广交画友，传授画艺，培养中外画家，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他的高足中有一个叫庭呱（关联昌）的中国人，后来从事外销画的制作，用西洋画法描绘岭南风物，大量出口到西方，并成立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庭哌画室”。
另一个热心描绘岭南风物的画家是法国波塞尔（Auguste Borget），他在1838年8月至1839年6月在澳门、香港和广州作画。回国以后出版了名为《中国与中国人素描集》，他的画风以客观、真实、细致著称，展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岭南风貌。
四、科学技术
葡萄牙的枪炮，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统”。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州时， 佛郎机统随即传入中国。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在澳门建筑了炮台，带进了洋枪洋炮，更加加快了西洋枪炮在中国的推广使用。葡萄牙人早期在澳门修筑的炮台，自半岛的东南至西北沿岸的各山头都布满了。较大的有“三巴炮台”，位于半岛的中央山顶上，建于1619年，成于1626年。炮台成多边形，“列炮廿八，上宿蕃兵”。另外还有“东望洋炮台”、“西望洋炮台”、“加斯兰炮台”、“南湾炮台”、“娘妈阁炮台”、“沙梨头炮台”、“烧灰炉炮台”、“仁伯爵炮台”、“圣约翰城堡”等。各个炮台上安置的炮位，约有200余个。最大的炮， 重3000斤，长2丈，炮口能容3人蛇行而入。烧灰炉炮台所在地，是曾经扬名于世界的铸炮窟，即澳门兵工厂，也是澳门葡人支援明廷抗拒满人入侵而制造军火的地方。它也曾经铸造过一些教堂用品，如铜钟和十字架等。
至于洋枪，则有长枪、手枪、自来火枪。《澳门记略》记载：“其小者可藏于衣衫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惊叹手枪是多么小巧神奇。
兵器之外，葡人带进澳门的西方器用还有天文器、钟表、光学仪器等。
玻璃已传入中国，以玻璃做成的镜子、灯、壶、杯和屏风等在澳门已很普遍。镜子有照身大镜、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多宝镜（合众小镜为之，远照一人作千百人），有千里镜（可见数十里外）、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蝇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有火字镜、照字镜、眼镜等等。时人也有玻璃镜诗、眼镜诗咏之。这些西洋奇器，令当时中国人赞叹不已。
五、语言文字
中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流是从广东民间开始的。先是葡萄牙人来中国贸易，不通中国语言，依靠简单语言和辅助的手势开始了交流。逐渐出现了一些能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上的语言沟通的岭南人，叫通事。他们并不真懂葡萄牙语，但能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葡萄牙语的意思，正如美国人亨特在他的著作《广州番鬼录》里说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通事’，是因为他们只通中文，并不懂外文”。由通事们掌握的这种早期中西语言交流的工具，被称为“广东葡语”。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后来居上，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伙伴，中英贸易额占全部中外贸易额的80%，美国也有不少贸易额。这样，两个英语国家的强有力的加入，使英语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为了适应中外贸易的需要，岭南地区又出现了由通事们创造的“广东英语”。“广东英语”就是后来在上海滩风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
通事、买办们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受过外语的正规培训，他们只是在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领会到外国语言的意思而进行交流的，而且他们所懂得的仅仅是局限于商业活动方面的语言和口头上的语言，并不懂书面语言。
这两种语言前者在明末流行于澳门，清朝开关后，逐渐流行于整个广州口岸。后者在清朝乾隆中叶以后，开始在澳门与广州流行。
中外语言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不可能永远是单向的。外国商人可以依靠中国通事，但外国传教士就不能依靠他们，而必须自己学会用中文宣讲教义，所以也有外国人学习中文。早期天主教为了要在中国发展教务，开始鼓励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1579年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达澳门，按照教会的指示，学习中文。1582年，另一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也到了澳门学习中文。以后，更多的传教士在澳门修习中文。据说，自罗明坚起到明朝末年，起码有数十名耶稣会士学会了中文并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是由于清政府在雍正元年（1723）开始禁天主教，朝隆二十四年（1756）又颁发《防范外夷规条》，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成为犯法的事，只能偷偷地学，懂中文的人便越来越少。据说，到鸦片战争前夕，懂中文的外国人便只有马礼逊、德庇时、裨治文、郭实腊、伯驾、亨特等几名。
关于“广东葡语”的特点，《澳门记略》一书篇末，附有一个“广东葡语”的单词表（澳译）可供研究。而关于“广东英语”的特点，美国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提到当时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可以为证。
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只有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词汇表，里头只包含了几百个外语单词。中国人在使用它们时不是遵循它们本身的语法和句子结构，而是依照中文文法和句子结构来排列，发音方法也是中国式的。
而外国人学习中文，也常在中国字旁附以拉丁文拼音，以便记育，逐渐编成字典。1584—1588年间，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了一本《葡华字典》，这是第一部葡华字典，用拉丁文注音。1625年比利时籍天主教士金尼阁编写了一本更加完善的用拉丁文注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把汉字分为29个音素，以拉丁字母符号，编成韵母、声母、叠韵母等几类，与其相对应。比如韵母有5个：A（丫）、E（额）、I（衣）、O（阿）、U（午），叠韵母有50个：AI（爱）、AO（澳）、AN（安）等。这种注音法，与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十分相近，可见它对中国字注音的影响之大。
1817—182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出版了《华英字典》，这是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共收入汉字4万多个， 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中西文字交流大典，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正规的西方语言教育也在澳门首先兴办。1800年，由澳门当局提供经费，开办了王家学院，兼收中、葡学生，教授葡语、拉丁语、算术、修辞、哲学、神学等课程。1834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的寓所内开办一所女塾， 后又附设男塾，招收当地贫苦人家的孩子入学读英语和基督教义。1839年初，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除教授英语外，还教授一些西方科学知识。
本文1998年2月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