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批评论文,电视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作带动理论与批评的发展，理论批评反过来影响创作”这一老生常谈为人们所熟悉。然而考察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会发现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可能更加直接，当下围绕热门电视剧的评论随处可见，一剧一议成为批评话语的常态形式。此时，“理论是对创作的反映”这一判断似乎是站得住脚的。然而，理论与创作之间乃至理论史与创作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就没那么简单了，理论发展滞后于创作为人们所熟悉，但这种滞后性也并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或慢半拍的相互对应关系。①
从根本上看，任何门类艺术的理论与批评的出现和发展最终可能都要归结于该门类艺术创作的推动。但在理论批评发展流变的具体语境中，创作并不是影响理论批评发展和走向的唯一要素。文化语境、文艺政策与批评氛围、学科自身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内部发展及相互影响乃至全球化的理论潮流都构成了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因。
一、文化语境、文艺政策与批评氛围
文化语境与批评氛围：电视剧理论批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流变中直接受到特定阶段文化语境与文艺政策的影响。新时期之初的“八十年代气息”最为浓郁，受改革开放大时代潮流的影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此时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文艺批评十分活跃。在理论批评文字中，尽管对“文革”的反思还无法做到彻底且深入，但对历史文化和时代社会的反思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电视剧创作因其形象化表达总是比较婉曲感性，那么理论批评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感受和阐释，其历史反思则更加直接和理性。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政策明显收缩，这一变化自然会以各种形式沉积在理论批评文字之中，成为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
19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蔚然成风，理论家批评家不断分化，“思想家退隐、专家学者突显”，理论批评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路径取代了理论批评一度担当的反思与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它虽促使理论批评逐渐走向成熟和学科化，但也部分丧失了那种单纯热情的“八十年代气息”，批评锐气大不如前。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电视剧产业化发展趋向成熟，规模经营直接影响着创作制作的类型化趋向，在类型化基础上，进而产生了一批高水准的精品电视剧，这一情形为电视剧理论批评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叙事学研究、类型研究、传播—产业研究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市场竞争的负面性也日渐显现，体现在理论批评层面，虽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囿限于艺术思维的狭窄和简单，在方法论上进一步走向跨学科视野，逐渐加强对电视剧产业—传播特性的研究。但是，过于注重电视剧的产业特性可能会忽略电视剧的艺术性和人文精神。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日益强大的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力量的作用，使理论批评原本自然带有的精英反思意识大打折扣，人文情怀部分流失，而代之以更加实际、实用的研究理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其实正是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力量更为强大，精英文化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围中不断萎缩的显现。
文艺政策等对理论批评面貌的影响：领导讲话与文艺政策对理论批评的面貌和格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讲话中体现其精神实质的往往有一些高度概括的时政性术语，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色，这些时政色彩更为鲜明的术语随后会高频率地出现在主流报刊的权威文艺批评中，这一特色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谓的“写社会主义新人”“写十三年”，“文革”时期的“斗资批修”“高大全”等都是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集中反映。1980年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个代表”“三性统一”“三贴近”“科学发展观”“走转改”等亦属此类。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中国国情特色，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规定着中国特定时期文艺创作的大政方针，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提供着关键词和基本原则。它们可以通过政策导向、管理办法、学术总结等多种形式加以表现，会议的领导讲话、主流报纸的权威评论文章、管理政策与办法等都构成了其具体形式。林林总总的电视剧研讨会常常出现文艺主管领导的身影，会议的总结发言往往出自他们，这也是对一个时期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总体精神的传达。这些讲话和发言看似面面俱到，但实际上往往有所侧重。
领导讲话有时是对一个时期文艺政策的总体把握，有时则体现为比较具体的理论批评立场和观点。比如对名著改编创作经验的总结，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荧屏上的“红色经典”亮了红牌，在《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②此后，中国文联为此召开了“经典作品改编创作研讨会”，中国文联机关党总书记杨志今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在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中，应该尊重原著，这就是要完整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情节和意境，当然，完整再现不等于要求达到‘习字描红’的程度，但是，整个创作基调和主要人物的塑造要在改编原著应该遵守的创作‘法度’之中，这才能体现原著的文学创作成就，因为重视对经过艺术实践证明了的文学名著改编，是提高影视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毕竟改编不是创作，不应该强塞给许多不属于原著的内容，更不能打着‘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解读’的旗号，颠覆原著深刻的精神意蕴”。③这一基调最终渗透在与会代表对“忠实于原著”问题上的具体阐释，同时也是对改编创作经验的理论提升和深化细化。
研讨会机制：除了领导讲话等政策层面的推动，广电总局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行政单位或民间团体主持召开的热播电视剧研讨会也是及时发出电视剧批评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并具体地造就了一个个电视剧理论批评的语境和气氛。从研讨会机制存在的问题来看，一是官方色彩太浓，缺乏民间立场，这造成理论批评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声音，难以突显自身的学术立场；二是受商业资本的力量左右太过明显，如由影视机构为宣传目的所召开的各种“捧场式”研讨会层出不穷，这也必然影响着理论批评的独立精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存在过度受制于政治影响的问题。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力量日益崛起，当下电视剧理论与批评又存在着过度依附资本的症结，这同样阻碍着学术的独立自由的思考。这一状况的改变，在制度层面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推进；在实践操作层面可能需要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基金会的机制与理念⑤，以获得理论批评长足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及可持续发展的财力物力。中国视协于2010年初一度组织和启动了“中国视协艺术基金”，并积极开展“第三方”(既非创作方也非政府部门——作者注)主持的电视剧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由于视协本身并非纯粹的民间团体，而难以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如何建设和促进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公共性和民间性，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话题。
无论是主管文艺领导的讲话还是文艺政策的制定，抑或不断举行的电视剧高端研讨会，都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电视剧的国情特色及其地位，如此重视程度和重要地位恐怕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甚至是无法想像的，它也决定了电视剧必须为主导意识形态代言的身份和使命。
二、教育体制与学科建设
1990年代电视剧的繁盛发展还直接促发着高等院校相关学科体制的建立，广播电视艺术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从1993年—1999年，短短六七年间，该学科具备了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标志着“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最终形成。从学科建制来看，广播电视艺术学曾经是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电视剧则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艺术学升格为独立学科门类，⑥广播电视艺术学也随之升级为一级学科。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该学科体系日益发展壮大。2002年，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⑦，2003北京师范大学也获准建立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点，而同年北京广播学院又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短短几年间，以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为创建主体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势头和表现、其成果和研究，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⑧其后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各层级学位，依凭当代影视发展的潮流和优势，贯彻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学科建设方针和办学思想，都有各自的建树。目前，全国已有近600所高校增设了相关学科、开设了影视课程，广播电视艺术学也在短时间内成长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这样，由电视剧创作实践的带动，通过教育体制化的途径，电视剧确立了自身的学科合法性地位，跻身于艺术学领域。
学科建设对电视剧理论批评的推动是直接而明显的。这首先体现在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与成熟是以高校研究队伍的形成、壮大为前提的，学院派是当下电视剧理论批评的主体力量，这一特征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而不断突显。1980年代的电视剧研究专著比较稀缺，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如高鑫的《电视剧创作概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版)和路海波的《电视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版)均出自学院派。中国传媒大学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丛书形式出版了多套电视剧理论研究系列专著。如1996年—1997年之间，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推出了建系以后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的第一批专著，如曾庆瑞的《电视剧原理·本质论》(1997)、周靖波的《电视剧作艺术》(1997)、吴素玲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1997)等。此后，成立于2002年的影视艺术学院陆续和出版社合作，先后出版了多套有影响的电视剧理论研究丛书，如2004年推出的“影视艺术理论与创作丛书”⑨、2006年推出的“影视艺术创作与应用理论书系”⑩。同时，新世纪以来，财政部拨款支持的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二期、三期的研究成果最终也凝结为规模庞大的丛书。(11)以传统文史哲书籍出版为其特色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来也陆续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12)
学科建设对电视剧理论批评的促进日益显示出其他任何因素包括创作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下，学术书籍的出版时常存在经费困难，丛书的出版无疑为科研成果的社会化找到了出路，对学科建设、教师的学术进步和职称晋升等都有很大帮助；同时，丛书的规模效应也更容易产生学术影响。但也需要看到，丛书可能因出版时间的统一步调、科研人员学术功力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学术整体质量，策划的粗疏、上马的仓促等问题的出现也在所难免。
近年来，科研项目申报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学项目基金，教育部、广电总局等省部级以上项目的申报对电视剧理论批评研究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动力和评价依据，关系着高校教师个人的职业前途。新世纪以来，科研项目的作用日趋重要，但随之而来也有很多问题。诸如行政化力量过于强大，官学一体，重大项目的获得一般总是伴随着行政权力的发挥，当然其表现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再如科研体制整齐划一，人文艺术科研的个体创造性模式日益趋向理工科的集体作业模式，科研梯队的金字塔形式使“领衔者”与“干活儿的”逐渐分离，科研工作也逐渐带有包工队特色，既不利于人文艺术学科研究创造力的个体发挥，也极大地约束了年轻科研人才的整体发展。因此，在科研管理中向中青年科研骨干倾斜、以鼓励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等管理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个热门的新兴学科虽然仍处于传统学科边缘位置，但通过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使广播电视艺术学正在不断向学科主流地位努力，也为学科建设不断输入了新鲜血液，硕博论文中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理论研究不断开掘着学术深度和广度。但也需要指出，电视剧的发展历史和成熟学科如文学、戏剧相比，仍然很短，即使是和电影的百年历史相比，其学术积淀也显得单薄。同时，近年来伴随电视作为强势媒介的崛起，电视剧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其制作周期短、生产效率高、产量丰富等都使研究者应接不暇，加之篇幅长(受利益驱动大有越来越长之势)等因素都给电视剧的理论批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该领域研究层次不高、科研不够规范等现状。电视剧理论批评工作的积累和发展，不仅仅需要获得政府、业界的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还特别依赖于学术界的接纳和认同，也是任何一个新兴学科不断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电视剧理论批评以自身沉甸甸的学术成果来不断展示自己，证明自身的成长，而不可因研究对象重实践、重功利而使研究本身也蒙上太多实用主义的色彩，丧失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规范等宝贵品质。
三、姊妹艺术理论的影响与互动
电视剧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到改革开放的恢复发展，一直迫切需要确认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在对艺术特征的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努力寻求和辨析电视剧与电影、戏剧以及文学(主要表现在名著改编中)的区别也就构成了电视剧本体研究的题中必有之义。同时，这也是电视剧作为一门新兴艺术，赢得自身独立地位的重要依据。在这种不断求“异”、努力确立自我的过程中，因学术根基薄弱，电视剧研究的理论模式与方法又总是在借鉴姊妹艺术理论的经验范式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毕竟，这些姊妹艺术理论批评有着相近的人文背景和理论根基。事实上，门类艺术理论批评的发展不只存在某种相近似，还存在着明显的平行迁移特征。其迁移规律一是体现在门类艺术应用理论与批评对艺术基础理论的借鉴；二是新兴门类艺术理论批评对成熟门类艺术理论及经验的模仿，电视剧对电影、戏剧、文学的学习和模仿是其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之上，新兴门类艺术理论与批评必须选择和创新，以寻求符合门类艺术特征的学术个性，建立独属自己的理论根基，由此建构门类艺术的独特学术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本体研究中的求“异”、还是方法论上的趋“同”，看似矛盾，却都是一门新兴艺术确立自身质的规定性的重要内容，从“异”到“同”再到最终的“个性”也显示了电视剧艺术及理论批评成为独立艺术及独立学科研究的历程。
纵观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很多时候，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行影响往往超过了创作的反映。这是因为，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更为直接，同时受一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伤痕”“反思”“寻根”等时代文化语境和文学流派的更迭，电视剧理论批评也在共用和分享着这一特殊阶段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该批评话语和方法所时常采用的“主题阐释”与“形象论评”也成为最普遍的批评形态。除此方法论外，一些当时看来十分新潮的西方文艺理论也悄然登场，如系统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尼采的哲性诗学都在其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在这里，即可发现上文中所说的“选择”机制，电视剧作为大众通俗艺术，理论批评研究中更多地选择了社会历史批评而不是其他那些更为时髦的方法论，恰恰是理论批评寻求与研究对象之间恰切性的结果。
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成为显学，在文艺学、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的接受与应用研究蔚然成风，平行移植到电视剧领域也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研究不再像传统文学、美学那样仅仅局限于精英文本，而是把目光地更多地投向大众艺术。这也是伴随电视剧在中国的强势崛起，对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内在呼唤。作为典型的大众艺术文本，显然与文化研究理论存在着天然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在此，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显示出相互造就和相互选择的特性。同时，电视剧阐释对文化研究理论的运用与借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理论接受的选择性与改造特征，其选择性表现在对理论的重视和运用程度上不是等量齐观的，意识形态理论、霸权理论、西马文化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即总体上带有广义意识形态印记与研究道路的批评方法显然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及更广的应用。而文化研究中带有更多技术性因素的如民族志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等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只在某些学术领域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应用。
其次，在接受中还表现出接受者鲜明的改造意识及特征，这就是以三元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本土化接受和改造。三元文化——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其实正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文化理论，尽管三元文化的区分是建立在文化立场上的，而不像纯粹的意识形态理论那样完全地聚焦阶级及地位，但其内涵仍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处的大众文化，也悄然兑换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显示出其植根本土的文化意识和理念。
新世纪以后电视剧的叙事研究，其理论滥觞显然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领域风靡的文学叙事学，以及在电影领域中由第五代导演所带动的对造型、色彩等形式美学的尊崇，戏剧领域中小剧场的戏剧实验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对“怎么说”的痴迷和膜拜气息。只是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慢了整整一拍，因为这里还必须将前文分析的教育体制与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考虑进去，形式美学研究的立场从根本上是更为专业化的研究理路，也必然要依托在学科建设等体制性发展之中，由此其慢一拍的发展节奏就不可完全归因于电视剧作为新兴艺术、学术传统薄弱这个唯一因素了。
近年来的传播——产业研究是对电视剧发展外部环境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对电视剧特性的认识角度更加拓宽的表现。由此，对电视剧的研究不再单单局限在曾经的内部艺术视野，也不只局限于外部的文化语境阐释，而是更多地将电视剧看做一种产品，电视剧产业则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传媒经济有着与传统经济形式十分不同的经济形态及特征。由此对电视剧的研究也就进入到对其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和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研究与把握之中。在这一领域中，国外有着比较成熟的传播学理论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对受众的定性研究如“沉默的陀螺”理论、“编码解码”理论，还是定量分析如收视率调查、受众研究以及从经济学角度切入传媒产业等，都有着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理论方法。
理论的平行移植和接受中的选择与改造是并行不悖的，也是发展动因中较为复杂的一个因素。但最终，全球化的理论潮流、姊妹艺术理论对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注释：
①以1988年—1994年之间电视剧理论的发展来看，此时，《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在电视剧史上可大书特书的作品已问世，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但这一阶段的批评话语却主要是以剧评形式出现，学术著述明显跟不上创作发展的步伐，如果说在一两年里，理论著述的出现会相对滞后，但六七年之久著作类学术书籍的稀少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滞后所能够解释的了。
②《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引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网站。
③高小立：《经典作品改编创作研讨会发言摘要》，《文艺报》，2007年11月26日。
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的阐述明确规定了艺术从属于政治的附庸地位，这一精神在建国后十七年文艺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体现。到了“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及那一时期的电影、长篇小说等创作已成为政治激进美学的集中代表。
⑤以美国为例，各种类型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NGO)大量存在，发挥着真正的民间团体的巨大作用，有利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建立，也有力地支持了学术的独立性。
⑥仲呈样：《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艺术教育》，2011年第12期。
⑦张凤铸、肖庆：《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思考》，(《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中结合广播电视艺术学科体系的发展实践，对其存在问题、特征及构建该学科体系应遵循的原则，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⑧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和张国涛博士于2004年总结了十年来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在《两种路径 多元格局——十年来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科建设回眸》(《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一文中，该文以“两种路径，多元格局”来概括当前广播电视艺术学科建设的现状，两种路径分别以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为代表，由于学术背景、学术理念、学术风格的差异，广播电视艺术学科建设和专业研究呈现出两种典型思路和模式。
⑨丛书包括《影视艺术哲学》(周月亮，2004)、《电视剧叙事情节》(李胜利，2006)、《电视剧叙事话语》(张育华，2006)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⑩倪学礼主编，包括《影像叙事》(刘婷)、《电视艺术时空美学》(卢蓉)、《影视接受心理》(秦俊香)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
(11)李兴国主编，包括《电视剧原理·文本论》(曾庆瑞，2007)、《电视剧艺术文化学》(周月亮、韩骏伟，2006)、《电视剧策划艺术论》(王伟国，2006)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12)丛书包括《电视传播艺术学》(胡智锋，2004)、《电视剧艺术论》(刘晔原，2005)、《电视剧制片管理：从项目策划到市场营销》(陈晓春、张宏，2005)等，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