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发展论文,本质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巡视南方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一简明而重要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至当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的意义，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澄清了长期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而且在实践上开拓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
一、总结历史，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内涵及其整体联系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如果以《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时算起，已经历了近150年的历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其杰出的贡献，无疑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最终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也找到了通往这一理想社会的具体道路，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他们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变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并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都未能取得如愿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遗留下许多重大问题待后人去继续研究和探索，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本质”又是什么等等，都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个艰巨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我国第二代核心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理论才华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探索，最终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实践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思考当然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沉重反思，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她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发育、成长的，期间充满着各种挫折，出现迂回，甚至蒙上耻辱。如果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已由一种科学理论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现实，并相继地从一国发展到十五国，形成了一个足以同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相抗衡的强大阵容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期的话，那末到本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则随着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而进入了一个低谷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在过去的20年期间却同样出现了三波九折的局面，“社会主义”这一神圣的名称一时间被蒙上了阴影。
然而，社会主义毕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型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在其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根本原因不是出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非科学的认识，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长期来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理论上的无知，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盲目，在这种情况下失误和挫折乃至失败也就难免不发生了。邓小平同志对此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之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已成了燃眉之急的大事。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③]上述这两个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说明了深入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什么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仍把握不准呢？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去深入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战斗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仅炼好了致自身于死命的武器；它同时还产生了将运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它自身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④]19世纪40年代前后，无产阶级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要创立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促成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以便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他们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上都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推进到科学，“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⑤]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自身仍未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对未来社会主义该如何发展，他们一直保持着极审慎的科学态度，“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争论”，[⑥]更没有把自己的学说视为终极真理而去封杀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性问题，他们则公开声明：“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⑦]正是出于这种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后人深入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索便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问题。
第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严重威胁，激烈的阶级斗争延误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淹没了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论探索
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结成反革命联盟，共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政权，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对的严峻现实。帝国主义政治上的敌视，思想上的渗透，经济上的“制裁”、封锁，贸易禁运和军事颠复，使原先经济就很落后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极端困境，战争、贫穷、疾病、饥饿、死亡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国家安全已成了燃眉之急的大事，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粉碎反革命颠复阴谋已成了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而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后也还需要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期”，诚如列宁在1921年时所说：“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承受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种极端疲惫状态，已经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现在需要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期。”[⑧]遗憾的是这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期”尚未结束，列宁便溘然逝世了。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生前的列宁也同样“不知道，也无法说”。他坦然地表白：“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瓦现在还没有烧好。”[⑨]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当时的列宁也同样留下了空白的一页。而在中国，1958年之后却进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左”倾时期，“革命”压倒了生产，狂热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建设，说明那时的毛泽东同志仍未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很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仍缺乏必要条件和足够的“炉温”。前人留下的理论“空白”依然还是“空白”。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长期的理论分歧发展到70年代激化成严重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不仅耗散了人们的精力，同时也使社会主义蒙上了阴影，产生了理论危机
发生于本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人们耳熟能详，无需赘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前人谁也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展开的，论战双方尽管频繁地引经注典，唇枪舌战不休，但却始终弄不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以至把某些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具体发展道路的探索看作是“离经叛道”，把马克思等人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预测当作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加以固守，因而将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改革体制，提倡专家治厂，实行经理责任制等等都视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是“倒退”、“复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等等，这怎能不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也许出于这种消极影响，直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有人旧调新弹，怀疑我国的改革是搞“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唱起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挽歌。而“贫穷的社会主义”倒被人们接受了。显然，大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无益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探讨，反倒把问题推向复杂化。以“反修防修”为启动力，旨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发生了；东欧的骚动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最终走向了国家间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国际气氛又聚然紧张了起来，中国依然无法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具备条件让人们去冷静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当大家都从这场对抗斗争中惊醒之后，东欧苏联已是危机四伏，剧变的发生已势在必然。而文化浩劫后的中国则算幸运，还有一批象邓小平同志那样大难不死的老革命家幸存，他们力挽狂澜，及时总结经济教训，开拓了光明的未来。
第四，思想领域中的三大“公害”不除，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所谓“三大公害”，即思想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造成的各种危害。它们各有特点及表现形式，但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扼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的。教条主义完全脱离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几十年前以至百年前的每一句话，甚至鼓吹“两个凡是”，窒息了人的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实用主义则肢解马克思主义体系，为我所用；虚无主义却推倒一切，既无科学理论凭借，又无革命实践的依托，最终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中，教条主义对我国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延续时间也最长，“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多与教条主义有关。邓小平同志最痛恨教条主义，最深刻认识到思想僵化的危害，他曾多次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⑩]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总结我国二十年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重要原则，即“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12)]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也为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1980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新概念。他说：“社会主义是个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3)]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问题时又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4)]1990年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5)]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高度的科学概括，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系统性的概括，前后经历了十二年时间，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理论探索过程中实事求是精神和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
从邓小平上述几段论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只有把握好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才能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之一，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却终于解决了，说它是理论上的突破，并不过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方向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置于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首位，视为根本任务；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看作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根本方向，从而体现了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差别；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根本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在这里表述得既深刻而又清晰。
二、从发展战略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预设的第一个方案进行，即在经济发达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恰恰相反，倒率先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取得了成功。他们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种现象的产生带来了一个普遍性问题：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现实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去解决，但它却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结论。列宁后来补充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16)]然而，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却缺乏了这种“主要的物质基础”。这将怎么办？对此，人们产生了三种构想：一是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即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或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需要再殖民化100年”；二是继续停滞在落后状态下，鼓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胡诌“越穷就越革命，富则修”；三是面对现实，大胆探索，开拓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途径。第一种办法绝对用不得行不通，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7)]“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8)]这是时代的结论。第二种办法，也是“死路一条”，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0)]只有第三种办法，才是我们唯一的科学选择。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主要物质基础”先天不足的问题，才能使社会主义名符其实优越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从战略上审视这些问题，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置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首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21)]遵循这一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从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入手，抓住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个主要矛盾，[(22)]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3)]并以中国具体国情为依据，阐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其主要点可概述如下：（1）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涵，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2）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是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重要客观依据，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通过“逐步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的生产力”来体现；（4）“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我们判断一切是非及得失的首要标准；（5）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6）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第二次革命”；（7）发展生产力必须走科教兴国之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坚持“独立自主”方针，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9）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0）“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1）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2）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此等等具有创造性的见解，都远远超越了前人，为解决当代“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开拓了新道路。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24)]他们最终搞不下去了，以至走向“解体”。概而言之，“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5)]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最重要的真理，是共产党人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所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科学结论，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涛中驾驭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非凡革命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卓越理论才华。
三、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共同致富论，开拓了一条在落后大国中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途径
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历史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为之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国有句古谚曰：“一人之富祸多，一家之富怨多，一国之富福多。”也许是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构想，而农民起义领袖，如北宋的王小波，南宋的钟相，近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都力倡“均贫富”以号召天下；18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提出了“消灭私人发财制度”，主张“财产共有”的合理见解。然而，历史上的这种种良好愿望和理想追求，却因为找不到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革命力量和具体途径而最终成了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社会主义从空想推进到科学，为人们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大方向，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致富论。
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而在于他从理论与实践上首次把“实现共同富裕”纳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范畴来加以研究和解决，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规定性，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根本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因此“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致富，不是两极分化”；“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26)]在理论上澄清了人们认识的同时，邓小平更多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共同致富的道路和具体办法，并转化成方针政策上的指导，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共同致富论变成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性实践，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
综观邓小平同志对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整体构想，我们可以概括成以下六句话二十四个字：方向要准；基础要深；主体要牢；步骤要明；政策要稳；方法要妥。
方向要准 就是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问题。”[(27)]“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28)]这个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否则其余一切都不足以论了。
基础要深 是指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9)]为此，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和力戒“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倾向，[(30)]“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31)]
主体要牢 是强调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动摇。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32)]上述两个根本原则的逻辑严密关系是不喻而明的，只有“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然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33)]私有制只能导致两极分化。
步骤要明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分步实施，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要一起富，一步富是不可能的。应该从实际出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个人富裕也是这样。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也有一个追综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实力相协调，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即第一个目标，解决温饱问题；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同志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35)]
政策要稳 即强调政策的相对稳定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在充分肯定“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前提下，曾十分严肃地指出：“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36)]只要政策稳定了，“中国就大有希望”。基于这种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要急于解决一些私人雇工剥削的问题，也不要去动安徽的“傻子瓜子”，至于“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可见邓小平同志对政策稳定性的高度重视。
方法要妥 引导全国人民走共同致富道路，必须讲究方法，邓小平同志在方法上给我们的启导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点：（1）“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邓小平同志深有体验地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因此，“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③⑦]以鼓励一部人率先勤劳致富。（2）提倡勤劳致富，科技致富。邓小平同志认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是大家拥护的新办法。”[(38)]而对农民学技术，拜科技人员为师，称他们是“亲兄弟”，是致富的“财神爷”，邓小平同志看作是一件新生事物，应予大力提倡、支持和鼓励。（3）实行“扶贫”。“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有责任带动和扶助落后地区走上富裕的道路，“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4）提倡、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办公益事业，让他们“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5）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是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实现。办法也来自于群众，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是农民的创造。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只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9)]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帷幕，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审稿 马世品
注释：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三）：P373.P116.P63.
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⑤《列宁全集》第2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
⑥⑦《列宁全集》第3卷《国家与革命》一文
⑧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75年版。
⑨《列宁全集》第34卷P60——61.
⑩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P132.P133.
(12) (14) (15) (17) (18) (19)《邓小平文选》（三）P118.P135.P364.P206.P207.P64.
(20) (22) (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P176.P163.P215.
(13) (15)《邓小平文选》（二）P313.
(16)《列宁全集》第31卷《卡尔·马克思》
(21) (23) (25) (26) (27) (28) (31) (32)《邓小平文选》（三）P116.P63.P370.P172.P111.P155.P64.P29.P213.
(29) (30)《邓小平文选》（1975——1982）P14.P140.
(33) (34) (35) (36) ③⑦ (38)《邓小平文选》（三）P172.P373.P256.P371.P155.P23.
(39)《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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