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与华莱士使华——兼析赫尔利与华莱士使华政策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尔论文,罗斯福论文,华莱士论文,联合政府论文,国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3年底，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共关系的政策作了较大调整。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关于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制订了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路线。华莱士使华揭开了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第一页，赫尔利使华以调处国共谈判的失败而告终。史学界对此已作了不少研究。但是，罗斯福路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罗斯福路线提出后，美国怎样调处国共矛盾？赫尔利使华通常被称之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否背离了罗斯福的路线？对这些尚有争论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抗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实质。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远东政策即包含了两个目标，一是彻底打败法西斯，二是确立美国在战后远东地区的领导地位。服从于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维持中国战场”，使中国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有力帮手，二是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亚洲的主要稳定力量”。罗斯福预计，战后日本因战败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英法殖民帝国也将逐渐衰落，这时两股力量可能会赶忙来填补势力的真空，首先是在战争中崛起的苏联可能从东北亚向外扩张，其次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蓬勃兴起。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限制苏联扩张和控制与影响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唯一的一个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考虑，美国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之际的1943年初，提出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大国”。其含义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参与国际事务。〔1〕这一政策的直接意义在于以最廉价的方式鼓励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其长远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的台柱子。罗斯福说：“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2〕这就是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企图。
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1943年1月，美国宣布取消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3月，罗斯福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将与美英苏三国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10月，美国迫使苏英同意中国成为“四国宣言”的签字国，从而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11月，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共署开罗宣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罗斯福终于在国际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
但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却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1943年，国民党政权已变得十分虚弱，军事上屡屡失利，战斗力急剧衰减，经济上通货膨胀，政治上一党专政。1943年夏，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西北地区两军对峙，剑拔弩张。7月初，国民党政府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又一次处于危机状态。
这次国共危机严重冲击了盟军在缅甸进攻日军的计划。史迪威指出，蒋介石会借口与中共军队作战而不参加缅甸战役。这场危机还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苏联报刊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挑起武装冲突，企图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国共合作。苏联驻华官员还向美驻华官员指出，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认为，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苏联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支持中共的文章，是苏联使馆第一次直率地表示对中共前途的关心。这表明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有可能直接影响美苏之间的关系。这场危机促使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内部的问题。
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驻华外交官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1943年夏季的形势，认为国共势力的对垒将引起内战，国民党很可能失败，苏联有可能插手，从而造成美苏冲突。因此，美国必须调整无条件片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否则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努力”将付之东流。他们提出，最现实的途径是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必要的联系，以便控制中国的政治局势。他们的报告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症结，不能不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注意。
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谈话时表示了对中国状况的不满和担忧。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担心在打败日本后，“在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而美苏各支持一方，那时就会出现“西班牙内战时所见到的形势”，因此“战后的中国是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3〕那末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结局呢？直接用军事或经济的手段来加强和保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优势，对美国来说已力不从心，而且，如果没有国民党的配合，美援也不可能自行产生效果。于是罗斯福想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协定，并促使中苏和解。〔4〕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从罗斯福同他儿子的如下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个构想的基本轮廓。罗斯福说：国民党政府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府”，“蒋的军队根本没有打仗”。“他说他的军队缺乏训练，没有装备……可是却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拒绝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他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西北红军驻地的边境上”。罗斯福对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但是他认为“此时此刻，在中国谁能取代蒋的位置呢？就是没有其他领袖人物”，尽管蒋氏夫妇“有许多缺点”，美国“却不得不依靠他们”。关于中国共产党，罗斯福说，蒋介石指责中共不抗日，事实“与他说的完全不同”，“大部分海岸”控制在中共手中。为了解决国共纠纷，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必须设法同共产党合作”，“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5〕罗斯福基于对国共两党的这种分析和认识，确定了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路线：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促成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罗斯福的构想和路线虽然是粗线条的，不具体的，但是其中包含的两项基本原则却是明确的。这两项基本原则，一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二是促成某种形式的国共“联合政府”作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途径”。
罗斯福的路线，原则两条，达到一个目的，即促成一个既统一又亲美的中国，使它在战时和战后能够按美国的需要在远东发挥作用。从罗斯福的这种主观愿望来看，这两条原则是互相协调的。但是从中国的客观现实来看，它却是互相矛盾的。它把中国的政治统一局限在“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这个框架内，这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说来是不现实的。而罗斯福提出政治统一的途径是国共两党民主联合，而不是国民党的武力统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共的力量，这就使美国的政策的某些方面带有现实性。这条路线的矛盾性造成了它的两重性。
二
要实现国共联合政府，在逻辑上应该说得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促使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并对中共作必要的让步，否则联合就是一句空话；二是美国要实际上承认中共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并同中共建立必要的联系，不然就无法进行调处活动。开罗会议后，美国就以这种所谓“压蒋与联共”的方式介入国共斗争。
开罗会议后，美国政府即着手与中共建立联系。早在1943年谢伟思和戴维斯就建议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派军事代表团去中共控制区。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再次建议美国政府“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人的情报”，“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报告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行动”。〔6〕戴维斯还建议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罗斯福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2月9日致电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立刻向西北地区派遣代表团。蒋在回电中表示愿意“提供方便”，但代表团的活动仅限于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或驻地”。罗斯福碰了软钉子，3月17日再次提出向延安派美军观察团的要求，这回蒋介石索性置之不理。这时候罗斯福就已经考虑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去打破僵局。与此同时，国民党战场的军事危机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又推动了华莱士的访华之行。
1944年4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行动。在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月22日郑州沦陷，接着河南全线崩溃，6月初日军攻入湖南，6月18日长沙陷落。国民党政府面临危机，却拒绝调动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向日军发动进攻。如果日军继续推进，占领了美国在华东和华南的空军基地，打通了中国大陆运输线，必然要打乱美军3月间制订的曾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同时给美军在太平洋作战带来更大的压力。形势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主动措施，压蒋联共，一起抗日。
1944年春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是推动美国政府派华莱士访华，加快调处步伐的又一重要动因。30年代，盛世才背靠苏联，借助外力抵抗国民党的压力，在新疆割据称雄。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利用苏联迫于西线压力而无暇东顾之机，对盛世才威逼利透。盛世才投机转靠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乘机进驻新疆，并迫使苏联撤回驻新疆部队。1943年秋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酋长率部袭击国民党新疆守军。1944年3月，中国守军发动反攻和追击。苏联声称，中国守军越过了外蒙古边界，动用飞机对中国守军轰炸和扫射。这就是所谓“新疆事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担忧。一是苏联已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和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作出了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可能对苏联参战的承诺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二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新疆事件后，驻苏大使哈里曼会见斯大林，希望苏联支持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在支持蒋介石这一点上，苏联与美国没有异议，但是蒋介石同日本人“战斗不力”，他周围有一群“无赖甚至是卖国贼”，“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与中共交恶，这是“愚蠢的”。斯大林建议美国应起“主导作用”，甚至“更加完全”地影响蒋介石。〔7〕斯大林有条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表态，使美国政府感到必须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联共抗日，国民党政府才能得到苏联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条件。
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出使中国，去敦促蒋介石同中共联合，允许把美军观察组派往延安，以及妥善处理中苏关系。
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同蒋介石进行了三天会谈。从会谈内容看，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国共矛盾。会谈一开始，华莱士首先说明，罗斯福总统曾表示，如果国共双方不能够一致，可以“请一个朋友来斡旋”，总统表示，他愿当那个朋友。在会谈中，华莱士告诫蒋介石，“中国政府必须具有远见并且加紧努力以避免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命运”，告诉他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的合理建议，允许中共参加政府。蒋介石则称，国民党的方案是：第一，把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把中共控制区变为国民党政府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共产党答应了这两条，就能得到政治大赦，就能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而存在。按这个方案解决国共问题后再搞民主改革。他还抱怨美国政府已经使用了不少压力要他与中共达成协议，而却不对共产党施加压力。
华莱士看到，国共在政治上无法达成协议，就建议在“较低的程度”上达成谅解，“好让北方的力量发挥充分用途”。蒋介石说，美国军方希望利用中共军队抗日，但是却不了解他们对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并且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民主改革和联共抗日的要求，但仍表示，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他愿以“政治方式”求得解决，并同意美国“调处”国共矛盾，愿意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协助，不认为总统的协助是干涉中国内政。
关于中苏关系。华莱士表示，一切可能导致中苏不和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蒋介石表示愿意与苏联取得友好谅解。但是他在谈话中老是把中共与苏联扯在一起，说中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指使企图夺取政权和赤化中国。华莱士说，这种看法会使中苏关系受到威胁，“假如正如蒋主席所说中共与苏联联系，那末更有必要把问题求得解决”。蒋介石表示愿意早日与苏联进行会谈，请罗斯福总统担任中苏之间的“仲裁人”，并要求把调解中苏关系与调处国共矛盾“同时进行”，“同时解决”。蒋介石的意图是借助美国的帮助先调整中苏关系，然后借助苏联迫使中共妥协。美国当时的方针则与此相反。美国看到中国内部的纠纷会使国民党与苏联打交道时必落下风，只有先实现内部统一，才能使蒋在调整中苏关系时处于有力的地位。因此，华莱士表示，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说他要当中苏之间的“仲裁人”。美国拒绝当中苏之间的“仲裁人”，意在促使蒋首先解决国共争端，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条件。
关于派遣美军观察组问题。当美方提出这一要求时，蒋介石表示，只有共产党答应了他提出的那两个条件，美国军官才能进入西北地区。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美方的要求。第二天上午，华莱士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强调派军事观察组是为了搜集日军情报，对日作战，减少美军牺牲，要求把派观察组与国共协议问题分开处理。蒋介石表示，“可以这样做”，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即观察组必须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支配”，而不受驻华美军指挥部支配，而且中国军官要一同前往。当天中午，华莱士接到罗斯福的电报，让他要求蒋介石允许派出美军观察组。下午会谈时，华莱士宣读了罗斯福的电报，蒋介石终于让步，同意派出美军观察组，观察组可以同驻华美军指挥部直接联系，并有行动自由。〔8〕
华莱士回国后，于7月10日向总统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中国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美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促使他……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9〕
华莱士使华，虽然在国共联合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但迫使蒋介石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军观察组和由美国政府出面斡旋国共矛盾的要求，这就增强了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力，也扩大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
三
华莱士访华一个月后，7月至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由此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直接联系。观察组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关于敌后战场情况的介绍和对时局的看法，并深入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认为中共是“强大的和成功的”。他们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不仅介绍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而且提出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意见。他们建议采取不偏袒地支持国共双方的对华政策，以促进国民党改革，防止内战；要给中共以军事援助，加强双方在战时的军事合作。他们的报告对美国决策人曾产生一定的影响。据总统顾问霍普金斯讲，七八月间总统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在内，对共产党发生了兴趣，就是由于总统读了观察组生动的报告所致。〔10〕按罗斯福原来的设想，派观察组既有军事考虑，也有政治意图。但是派出观察组后初始的良好势头没有持续下去，赫尔利来华后观察组逐渐被撇在一边。结果，观察组提供的报告尽管真知灼见，却未能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际，驻华美军也迅速与中共军队建立起联系。他们派出人员到华中新四军五师驻地、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华南东江纵队，在中共军队配合下，搜集日军情报、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地、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分布情况、营救落难的美国飞行员等等。双方的合作卓有成效。他们还多次提出援助中国军队的计划，但后来由于赫尔利的阻挠，计划未能实现。
继华莱士访华之后，驻华大使高斯继续进行促蒋改革与联共的工作。他一再向国民党官员说明，美国目前最关心的是“实现所有各党派和人才的统一战线”，希望蒋介石采取“有政治家风度的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他建议总统采取主动，以引起蒋介石的注意。罗斯福于7月14日，即在他首次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中国一切军队一周之后，又要求蒋介石努力设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能解决重大问题的协议，以加强对日军的作战。〔11〕但蒋介石认为，美国坚持要他与中共达成协议，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使中共变得“狂妄起来”。他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再向他施加压力，而应迫使中共“顺从”国民党政府。8月30日，高斯向蒋介石提出，如果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解决国共矛盾，可谋求一个“有限”的解决，即成立一个有各党派参加的“负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国务卿赫尔9月9日电示高斯，转告蒋介石，总统和国务院都认为，高斯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建议是“适时的，合乎实际的”。〔13〕9月15日，高斯再次去劝蒋介石接受这个建议。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但实际上反对。他说，只有一切党派都服从他的命令，他才组织这个委员会。〔14〕高斯绝望地报告美国政府，蒋介石缺乏民主概念，对中共的态度没什么基本变化。这时赫尔利特使已到达重庆，促成中国政治统一的任务留给了赫尔利。
四
赫尔利于1944年9月奉命使华，开始直接介入国共争端，到1945年4月，参与两次国共谈判。赫尔利的政策同前一个时期，即华莱士访华和高斯促蒋改革时期的政策有没有继承性？在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赫尔利的政策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转变，从赞成国共联合的现实主义路线转到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非现实主义路线。按照这种观点，赫尔利的政策就属于路线性质的转变。
笔者认为，赫尔利的政策同华莱士、高斯的调处政策都属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所确定的那条路线范围内的政策。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关键是要对罗斯福构想的国共联合政府及其路线要作全面理解，其基本原则是两条而不是一条；从华莱士到赫尔利的政策，其内容也都有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从华莱士使华到赫尔利来华前，是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初始阶段。美国压蒋改革，强调国共联合，并与中共建立联系，这一阶段的政策确有较大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但是，无论是华莱士的建议还是高斯提出的联合军事委员会，都有“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就是美国同中共建立官方关系，罗斯福也“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核心”。〔15〕赫尔利的政策向扶蒋一侧倾斜，但是也不能否认它有通过某种形式促成中国政治统一的内容。赫尔利到重庆的第二天，即敦促国民党与中共谈判。9月12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交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十点建议，其中提出中美合作的宗旨是实现蒋介石指挥下统一中国军队和“在民主基础之上”支持国民党的政治统一。〔16〕10月中下旬赫尔利在与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多次会见中，一方面强调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日领袖，同时也承认中共军队“力量强大”，中共应参加军事领导机关。11月10日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共同签署了五点协议。其核心内容是由一切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赫尔利之所以同意这个协议，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签署这个协议时，表示组成联合政府后，仍然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这使他感到放心。〔17〕而且他认为，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不仅不会损害蒋介石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加强他的地位。可以看出，赫尔利调处初期的政策是，通过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的方式，解决国共矛盾。
当五点协议遭到蒋介石的反对时，赫尔利批评蒋介石不愿中国团结，对谈判缺乏诚意，并按罗斯福的指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接受五点协议。但当蒋介石坚决拒绝时，赫尔利又基于支持蒋介石这一原则，转而要求中共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以中共交出军队换取某种象征性政治代表权为中心内容的三点反建议。从此赫尔利的调处转向以扶蒋为重心。
三点反建议被中共拒绝后，赫尔利为重开谈判，又同国民党一起制订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以中共把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换取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内阁”。这只不过是一种粉饰性的让步。这个方案被中共所拒绝。赫尔利的调处以失败告终。
1945年3月，赫尔利了解到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并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于是试图借助苏联的压力解决国共矛盾。4月2日，他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美国公众宣布美国对华政策。史学界把他的“四·二”讲话称之为扶蒋反共声明。这个讲话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上了“扶蒋压共”的轨道。但是并不是说美国从此支持国民党用武力反对共产党，也不是说美国要放弃以政治外交手段来调解国共矛盾，而是改变策略，压共妥协，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综观赫尔利使华政策的全貌可以说没有越出罗斯福界定的政策路线的轨道。由于罗斯福路线中的两项原则本身具有现实性和不现实性两种成分，因此从华莱士使华到赫尔利使华这两个阶段的政策都具有这两种成分。这两种成分属于同一路线的两种属性，而不是分别代表两条不同的路线。因此，把华莱士使华和赫尔利使华分别划入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路线乃是一种误解，是把属于同一路线的两种成分当成了两条路线。
强调从华莱士使华到赫尔利使华政策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两个阶段政策的差异。由于这两个阶段美国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因而这两个阶段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赫尔利来华后，对前一个阶段的政策作了调整。主要表现在：他把前一阶段有条件支持蒋介石变为无条件支持，不再压蒋采取有实际内容的改革措施；他把国共民主联合的政策变成由国民党在某些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实现国民党统一中国；在处理国共关系与中苏关系的先后顺序上，他改变了以往优先解决国共争端的原则，把争取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合作与妥协作为解决国共矛盾的先决条件；在策略上，他改变了前一阶段美国压力的方向，把压蒋联共变成扶蒋压共。这种调整变化，使赫尔利政策的不现实性更加突出。可悲的是，美国政府沿着扶蒋压共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结果不可避免地走上支持和怂恿国民党反共内战的道路，以致“陷在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18〕最终不仅没能保住国民党政权，反而严重恶化了美国政府同中国人民的关系，而且从长远说来也违背了美国的利益。今天的美国政府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难道还不应该吸取50年前这个沉痛教训吗？
注释：
〔1〕考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1583页。
〔2〕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87页。
〔3〕〔4〕萨姆纳·韦尔斯：《影响历史进程的七项决定》，纽约1950年版，第151页，152页。
〔5〕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版，第142、162-164、249-250页。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8年版，第135页、146页。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辑第587页。
〔7〕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2-582页。《中国的纠葛》第166-171、181-182页。
〔9〕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140页。《中国的纠葛》第175页。
〔1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6页。
〔11〕〔12〕〔13〕〔14〕《中国的纠葛》第195页，196页，197页，211页。
〔15〕裘克安：《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1-172页。
〔16〕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版，第424-426页。
〔17〕《中国的纠葛》第242页。
〔18〕《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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